中国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模式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0年以后，中国已经成为工业生产大国，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占主体地位。随着经济的连续增长，中国也面临着不断加剧的经济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为了避免给自己以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阻碍，必须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即要走中国政府所提出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胡锦涛，2005)。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并且各地区之间工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与不平衡，决定了中国新型工业的发展不可能在全国范围采取统一的模式。这需要学习借鉴国内外的先进方法，根据中国各地区工业化的实际情况进行战略分析，寻找各自的突破口与侧重点，做出各地区新型工业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与战略实施，以提高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总体发展水平。本文是关于这方面的探索。
一、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已有大量的研究。例如，有关于新型工业化的特点及重要性，如简新华和向琳(2003)；有关于中国新型工业化整体进程的研究，如郭克莎(2000)，吕政、郭克莎和张其仔(2003)，陈佳贵和黄群慧(2005)；有关于新型工业化与其他要素(诸如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与具体应用，如黄范章(2003)，简新华和向琳(2003)，朱继民(2006)；有关于新型工业化水平的定量研究，如陈佳贵、黄群慧和钟宏武(2006)同时利用层次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对1995-2004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李美洲和韩兆洲(2007)使用功效系数法对中国30个省级区域(西藏除外)2003年的新型工业化进程进行了评价。
效率是组织的产出(如财富创造)与投入(如资源消耗)的比率。它通过“产出/投入”的分析可反映出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竞争能力。提高效率可简单地理解为做大产出分子与做小投入分母。关于效率的综合评价方法与在经济及生态经济中的应用在国内外已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包络分析(DEA)是其中的一种非参数评价方法。不同于其他的综合评价方法，DEA方法无需提供先验的指标权重信息，适合于多投入、多产出情况下对组织的投入产出活动进行效率分析。Charnes、Cooper和Rhodes于1978年提出使用DEA方法评价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的组织的相对效率。该方法被进一步扩展以研究当组织同时具有“好”和“坏”产出(如污染物)时的效率，如F
re、Grosskopf、Lovell和Pasurka(1989)、Golany、Roll和Rybak(1994)、Korhonen和Luptacik(2004)、Zhong(2007)使用DEA方法研究了具有高污染的造纸企业、火电站的生态经济效率，另外Scheel(2001)、Eik等(2002)、Seiford(2002)、Sarkis和Talluri(2004)等也做了很好的工作。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应用DEA方法从生态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研究中国31个省级区域新型工业发展模式的问题。
下面，本文将基于生态经济效率的视角，选取2005-2006年的数据，应用DEA方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新型工业发展模式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建议。
二、生态经济效率与地区新型工业发展模式
1.生态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
生态经济效率(Eco-efficiency，简记为E)的概念是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1992年在其向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交的报告《改变航向：一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全球商业观点》中首次提出。它要求通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竞争性定价产品与服务，同时使整个寿命周期的生态影响与资源强度逐渐降低到一个至少与地球的估计承载能力一致的水平来实现。1999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生态经济效率是生态资源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它被看作是一种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其中“产出”是指一个企业、行业或整个经济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投入”是指由企业、行业或经济体造成的环境影响，其概念模型为：
2.对生态经济效率评价的投入产出系统
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要求将该地区的工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功能的工业生态经济投入产出系统。本文基于Korhonen和Luptacik(2004)的研究，将地区工业生产所消耗的各种经济资源与各种工业污染物排放共同作为地区工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投入要素，将各种“工业产品的价值”作为这个系统的产出要素。生态经济效率表示工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投入产出效率。最大化生态经济效率表示以最少的经济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污染实现最大化的工业产品价值。
3.生态经济效率二维结构与地区新型工业发展模式
由(2)式和(3)式可知，生态经济效率E可认为是由经济效率
与生态效率
所构成。为了探讨地区工业发展的生态经济效率与地区新型工业发展模式的关系，本文将生态经济效率分解为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两个维度，构建了在二维平面，)中的“经济效率—生态效率”矩阵，试图反映出生态经济效率的二维结构。根据这两个效率维度的取值高低可划分出的4种组合，每一种，)组合代表了在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该地区新型工业发展模式的一种类型，见图1。
图1 生态经济效率二维结构与地区新型工业发展模式
(1)发展模式A——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均高。相对于其他地区，这种发展模式的地区通过使用先进的管理方法与科学技术，既着重提高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采与科学使用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又能在工业生产过程中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注重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这使该类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前端，是一种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低消耗、低污染的工业发展模式，是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最好的一种模式。
(2)发展模式B——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低但生态效率高。这种发展模式的地区注重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进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如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废气处理厂，减少“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工业经济发展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发展模式经济资源消耗偏高，经济效率偏低，需要提高对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该类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新型工业化发展较好的水平。
(3)发展模式C——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高但生态效率低。这种发展模式的地区着力于提高工业经济系统的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利用效率，能够以较少的经济资源投入保持较高的工业经济发展水平。但这种发展模式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三废”的排放量较高，生态环境受到污染与破坏。这是一种低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发展模式，该地区处于新型工业化发展较好的水平。
(4)发展模式D——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均低。相对于其他地区，这种发展模式的地区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利用率低，经济效率偏低，同时对污染物排放量的控制水平差，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效果不好。相对于前三种工业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发展模式，该类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新型工业化发展差的水平。
三、研究方法
1.效率分析的DEA模型
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生态效率与生态经济效率分别衡量了地区工业的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与生态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对于这三种投入产出效率的衡量，本文应用DEA方法进行实证分析。DEA模型可分为“投入导向”与“产出导向”两种类型。Lovell(1993)建议，如果决策者从投入的角度来探讨效率，宜采用“投入导向”的类型。本文使用“投入导向”的DEA模型进行效率分析。假设具有同质可比性的n个决策单位DMUs，m种投入和s种产出。
这里，
表示为投入导向的距离函数，其DEA表达式详见Fre,Grosskopf,Lindgren和Roos(1992)，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若PME＝1，表示决策单位的Malmquist生产率水平不变；若PME＞1，表示Malmquist生产率增长；若PME＜1，表示Malmquist生产率减少。从式(5)中可看出，Malmquist指数等于效率变化指数(CE)与技术变化指数(CT)的乘积(PME＝CE×CT)，用来分析不同时期各决策单位的相对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变动情况，以反映各决策单位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由于DEA模型要求决策单位即选择样本要具有同质可比性。而陈佳贵、黄群慧和钟宏武(2006)在研究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进程时发现，截至2004年仅西藏尚未进入工业化的前期；李美洲和韩兆洲(2007)在探讨中国2003年各省级区域的工业化进程时，没有对西藏进行讨论。所以，本文研究新型工业发展模式拟选择的样本应该是除西藏以外的中国30个省级区域。但是，为了保证中国大陆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等研究对象的完整性，本文最终选取的样本包含了西藏在内的中国31个省级区域作为31个决策单位，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得的关于西藏的计算结果仅作为参考。最后，本文所用的全部数据均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与《中国统计年鉴(2007)》。
2.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
在使用DEA方法进行中国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生态效率以及生态经济效率研究时，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应力图满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这一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
(1)经济效率()模型的投入产出指标。关于投入指标的选择，Verfaillie和Bidwell(2000)在研究企业的效率时，将能源、水和原材料(如矿藏资源、林木资源等)作为资源投入要素。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地区工业经济系统，故采取“工业中间投入”(单位：亿元；工业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应交增值税)作为(3)式中的一个投入指标；同时，由于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考虑人力资源的因素，因此本文选择工业“从业人员”(单位：万人)作为衡量的第二个投入指标。关于产出指标的选择，Eik等(2002)针对塑料包装企业，把产品的生产总量和净销售额作为产品的价值度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地区工业经济发展，而工业总产值是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工业最终产品或提供工业性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工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故本文采用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单位：亿元)作为(3)式中的“工业产品的价值”产出指标。
(2)生态效率()模型的投入产出指标。投入指标的选择，关于地区工业的生态系统，本文借鉴Korhonen和Luptacik(2004)的研究，将“坏的产出”视为该系统的投入要素，即设(3)式中关于的三种投入指标为：①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万吨)；②工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含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单位：万吨)；③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万吨)。产出指标的选择，本文仍采用“工业总产值”(单位：亿元)作为的产出指标。
(3)生态经济效率(E)模型的投入产出指标。投入指标的选择，借鉴Korhonen和Luptacik(2004)的研究，关于地区工业的生态经济系统，经济效率模型的投入要素与生态效率模型的投入要素共同构成了(2)式中关于生态经济效率E的五种投入指标：①工业中间投入；②从业人员；③工业废水排放量；④工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⑤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产出指标的选择仍然采用“工业总产值”(单位：亿元)作为E的产出指标。
(4)DEA方法要求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满足等幅扩张性，即随着投入的增加产出不减少。这可以通过对投入产出指标的相关性分析，检验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是否满足等幅扩张性。对2005-2006年31个省级区域的投入与产出指标的相关性分析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关于经济效率、生态效率、生态经济效率的投入与产出指标均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本文为这三种效率模型所选取的投入与产出指标均满足等幅扩张性，因此反映了地区工业中相应的投入产出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没有使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作为投入指标，是因为2005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不满足等幅扩张性，且2006年天津市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数据缺失。
3.各地区生态经济效率组合与发展模式的实证分析
同时，根据表2，可得到各地区在2005-2006年工业发展的生态经济效率E在三维空间(E，，)的散点分布，见图2a、图2b。下面，仅对2006年的效率进行分析，2005年的分析与此类似不再赘述。
(1)生态经济效率E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PME_E。从表2中
列可以看出，在2006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中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上海、广东、西藏和新疆8个地区工业的＝1，这说明除西藏①外，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实现了相对的生态经济效率，即在注重工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地兼顾了生态环境的建设。基于2006年全国各地区工业的E平均值(＝0.9211)，在0.93＜＜1的地区有江苏、山东、海南和青海。说明这4个地区工业的生态经济效率较高，平均值为0.9468。全国其余的19个地区工业的生态经济效率≤0.93，其平均值为0.8824，这说明全国仍有19/31≈61％的地区工业的生态经济效率不高，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同时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对污染物排放控制、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较差，从横向上反映出这19个地区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工业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相对较弱。由表2、表3，全国各地区工业发展平均的生态经济效率变化指数CE_E＝0.996＜1，技术变化指数CT_E＝1.061＞1，Malmquist生产率指数PME_E＝1.056＞1(仅山西的PME_E＝0.98＜1)。这从纵向表明在2005-2006年期间，虽然全国平均各地区生态经济效率略有降低，但工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综合技术水平(如管理水平、劳动者素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学技术等)有所提高，从而使Malmquist生产率增长了5.6％，增强了各地区工业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经济效率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PME_。从表2中列可以看出，在2006年，全国31个省级区域仅有天津、黑龙江、新疆和西藏等4个地区工业的＝1。说明除西藏外，全国有3个地区实现了相对经济效率，即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实现了以较少的经济资源投入获得较大的工业总产值。经济效率在0.89＜＜1区间的地区有北京、内蒙古、上海、云南、陕西和青海。说明这6个地区工业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率，平均经济效率值为0.9450。全国其余21个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0.89，其平均值仅为0.8385，说明全国有21/31≈68％的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不高，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这反映出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与浪费，没有实现资源节约型的工业经济增长等，从横向上反映出这21个地区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关于工业经济发展能力相对较弱。由表2、表3，全国各地区工业发展平均的经济效率变化指数CE_=0.993＜1，技术变化指数CT_＝1.056＞1，Malmquist生产率指数PME_=1.048＞1。这从纵向表明了在2005-2006年期间，虽然全国平均各地区经济效率略有降低，但关于工业经济发展的综合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从而使Malmquist生产率增长了4.8％，增强了各地区关于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生态效率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PME_。从表2中
列可以看出，在2006年，全国31个省级区域仅北京、上海和广东3个地区工业的＝1，即实现了相对生态效率。说明这3个地区注重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对污染物减排的控制取得了成效。生态效率在0.34＜＜1区间的地区有天津、江苏、浙江、山东、海南和西藏，其平均生态效率值为0.5778，这说明除西藏外，这5个地区工业取得了较高的生态效率。全国其余的22个地区工业的生态效率均≤0.34，其平均值仅为0.1721。这说明全国仍有22/31≈71％的地区工业的生态效率较低，污染物的生产与排放量过大，没有实现环境友好型的工业经济增长，从横向上反映了这22个地区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能力较弱。由表2、表3，全国平均各地区的生态效率变化指数CE_＝0.97＜1，技术变化指数CT_＝1.258＞1，Malmquist生产率指数PME_＝1.211＞1(仅山西的PME_＝0.886＜1)。这从纵向表明了在2005-2006年期间，虽然全国平均各地区生态效率略有降低，但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综合技术含量提高很快，从而使Malmquist生产率增长了21.1％，增强了各地区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4)地区新型工业发展模式。由表2中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的组合，)，即从生态经济效率E的二维结构来分析地区新型工业的发展模式。在2006年，北京、天津、上海和西藏其工业的经济效率值与生态效率值都相对很高：＞0.88，同时
＞0.34。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来说，除西藏外，这3个地区的工业属于发展模式A，低消耗同时低污染，是一种经济资源节约、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处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较高水平。对比前面关于2006年生态经济效率的计算结果，除西藏外，仅有北京、天津和上海的＝1，既实现了相对的生态经济效率，同时又属于新型工业发展模式A。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和海南等5个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低但生态效率高：≤0.88，同时＞0.34，属于发展模式B。这5个地区注重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对污染物排放的“减量化”工作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着经济效率低、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内蒙古、黑龙江、云南、陕西、青海和新疆6个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高但生态效率低：＞0.88，同时≤0.34，属于发展模式C。这种发展模式经济资源利用率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浪费，但忽略了对污染的治理，是一种资源节约但非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发展模式。除此以外，全国其余16个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都相对低下：≤0.88，同时≤0.34，属于发展模式D，占全国地区的16/31≈52％。这些地区同时存在着经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能耗偏高，对生态环境保护及污染物治理较差，从横向反映了这些地区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工业经济发展的能力与生态环境建设的能力较弱，使这些地区相对处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低端水平。
本文给出的地区新型工业发展模式具有动态特征。由于4种发展模式的划分是依据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大小的分类组合，)，各地区各年的发展模式可能发生改变，如2005年江苏是发展模式A，2006年却变为发展模式B，见表2。实际上，一个地区发展模式的改变是由于该地区工业发展相对的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发生了改变。这既从横向反映出一个地区在同一时间(2005年或2006年)上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在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竞争能力的高低，又从纵向反映出该地区在一段时期(2005-2006年)内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相对变化。
4.生态经济效率结构与地区新型工业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
陈佳贵、黄群慧和钟宏武(2006)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1995-2004年的10年中，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但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工业化差距在不断拉大。本文从生态经济效率的角度发现在2005-2006年，中国工业化进程在不同地区间差异仍然很大，不同地区工业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但都可以具体地、动态地被纳入到图1的4种发展模式之中。本文认为，全国各地区应根据所处的位置与自身的特点，使用国内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学技术，研发与采用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能源，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工业发展路径，在努力提高作为分子的工业总产值的同时，尽量减少作为分母的经济资源消耗与工业污染物排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以技术进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特征的区域竞争优势，以提前进入到与长久保持好低消耗、低污染的发展模式A。基于图1，本文提出了5条可尽快达到新型工业发展模式A的发展路径，见图3。
图3 地区新型工业发展路径
(1)B→A。当某地区为发展模式B时，为了尽快到达发展模式A，该地区的新型工业发展应当在继续提高生态效率的前提下注重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高效使用，在努力降低经济资源的消耗的同时提高工业产品价值，通过提高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达到提高生态经济效率，促进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从而提高该地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2)C→A。当某地区为发展模式C时，为了尽快到达发展模式A，由于该地区工业的经济资源利用效率已经较高，故新型工业化发展应当注重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加强对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提高废物再生资源化水平。通过提高生态效率达到提高生态经济效率的目的，从而提高该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
当某地区为发展模式D时，为了尽快达到发展模式A，有以下3条发展路径可供选择。
(3)D→C→A。这条发展路径是前期注重经济资源的合理、高效使用，后期注重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前期注重工业生产的节能、减少资源消耗以提高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率，后期再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生态效率的提高上，即先“减量化”再“无害化”。
(4)D→B→A。这条发展路径是前期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后期注重经济资源的合理使用。前期注重对污染加以控制和处理，提高废物再生资源化水平以提高生态效率，后期再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效率的提高上。
(5)D→A。这条发展路径是同时注重经济资源的合理高效使用和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通过同时提高地区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最终达到提高生态经济效率，实现工业发展的低消耗、低污染，这是一条最快的、跨越式的发展路径。
基于全国各地区2006年的情况与前文的分析，本文对全国各地区新型工业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给出建议。从表2与图3可以看出，2006年发展模式为A的有北京、天津和上海。北京、天津和上海还应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继续加强节能减耗和环境保护工作，对全国其他地区继续起好标杆带头作用。同时，还要积极地向世界上经济发达与生态文明的国家和地区学习，结合中国与当地实际，以自主创新为动力，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现代制造业向高端化、集约化、轻型化方向发展，提升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新型工业化程度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对于2006年发展模式为B的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和海南等5个地区，应选择B→A的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这些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工业经济效率较低但生态效率较高，要在继续提高生态效率的同时，提高工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水平，注重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使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通过提高地区工业的经济效率达到提高生态经济效率的目的。
对于2006年发展模式为C的内蒙古、黑龙江、云南、陕西、青海和新疆等6个地区，应选择C→A的新型工业发展路径。这些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工业经济效率较高但生态效率较低。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关系到当地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类地区要在继续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下保护好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的科技水平，大力推广环保生产、实施污染控制管理，通过提高生态效率达到提高生态经济效率的目的。
对于2006年发展模式为D的全国其余16个地区，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工业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均较低。有三条发展路径可供选择：D→B→A、D→C→A和跨跃式的D→A。对比这三条路径，发展路径D→A使发展模式为D的地区能最快地但也是难度最大地跨跃式地进入到发展模式A，这对该地区工业经济在资源合理配置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地区要积极向标杆地区与先进地区学习，提高工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的科技水平，摒弃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增长方式，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寻找出提高新型工业化水平的突破口与侧重点，以提升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竞争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里产生了如下有意义的问题：是否能定量验证通过提高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可以提高生态经济效率E呢？进一步地，如果与的提高均能提高E，与哪一个能更有效地影响E呢？针对这些问题，下面将展开讨论。
对(2)式展开具体分析。建立被解释变量E与解释变量和的面板数据模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比于全国其他地区，关于西藏工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数据(绝对量)都非常小。由于DEA方法研究的是“产出/投入”的效率(相对量)问题。所以，本文关于西藏的计算结果不能反映出2005-2006年西藏工业发展的真实水平，仅能作为参考。虽然西藏的第二产业发展滞后，但在政府的关怀与新兴工业化的指引下，西藏在教育投入与人力资源开发、自然资源的使用与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成效，对提高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作出了贡献。例如，在2005-2006年，西藏的工业从业人员分别为1.99、2.16万人；工业中间投入分别为11.98、17.59亿元；工业总产值分别为27.29、33.33亿元；废水排放分别为991、790万吨；废气排放分别为0.5、0.3万吨；固体废物产生分别为8、9万吨。西藏还需要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农牧业现代化，提高经济发展的总量和质量。要强调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好碧水蓝天的雪域高原，推动西藏经济跨跃式发展。
图4 生态经济效率超平面与地区新型工业发展模式
五、结束语
本文基于生态经济效率的视角，选取2005-2006年的数据，应用DEA方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的新型工业发展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认为，生态经济效率是由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共同构成，提出了新型工业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应符合生态经济效率的二维结构特征，为中国地区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提出了建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自然资源种类繁多但人均占有量偏低，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的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一定要站在战略发展的高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用国内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注重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采与科学使用，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努力实现以最少的经济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污染达到最大的工业总产出，形成以技术进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特征的竞争优势，促进各地区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尽快把中国从工业大国建设成为工业强国，为中国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注释：
①关于西藏的计算结果仅作为参考，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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