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学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兼论其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奖论文,关系论文,获诺贝尔论文,在日本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莫言作品在全世界已有近40种语言的译本印行①。在日本，莫言亦属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当代作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即已出现与莫言相关的数篇文章，且在1989年便出现将莫言文学定位为“魔幻现实主义”之文稿。莫言作品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于1988年在日本首次上映，自次年该作品日译版发行以来，莫言作品不断有日译本上市，且翻译出版的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时至今日，其作品在日本已约有30册出版，直接反映莫言文学思想的莫言海外演讲集亦于今年在东京发行②。 《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览·近现代文学1978-2008》③(以下略称为《文献要览》)是收录在日本出版刊行的中国文学作品、研究专著和论文最新最全的文献目录。通过《文献要览》，可检索出与莫言相关的条目87条，与残雪相关条目72条，与王安忆相关条目58条。超过莫言的中国当代作家只有曾任文化部长的王蒙，与其相关的条目共104条。但通过检索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书目录，王蒙相关的条目则仅有4条，而莫言有25条④。通过检索日本学术论文网CINII，题目中言及王蒙的论文为39篇，而言及莫言的共计56篇，其中莫言获奖后的有23篇⑤。《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这三份报刊的发行数量分别位居2014年日本报刊发行量的第一、第二、第三位⑥，世界报刊发行量的一、二、四位⑦。其中有关王蒙的新闻报道，自1985年至今，《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分别刊载43篇和38篇，莫言相关报道则分别有90篇和94篇之多。《每日新闻》关于莫言的报道则为王蒙19次的五倍有余，共计101次⑧。 如果对中国当代作家在《文献要览》、国会图书馆藏书以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三大报纸的条目进行归纳统计，莫言以453个条目位居首位，遥遥领先于以247个条目居次的王蒙。由此可见，莫言在日本的呼声之高及影响之大。 不可否认，如无翻译，莫言文学无法走向世界，而其通向诺贝尔奖的道路则更是曲折坎坷。一般而论，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取决于作品在西方文化界的翻译与研究。然而，若深溯莫言的获诺贝尔奖历程，可发现日本对莫言的译介和研究在海外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本文基于多年来在日本收集的莫言全部相关资料，对莫言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进行全面细致的归纳分析，着重考察日本文化界对莫言文学的接受、评价的变迁过程，以时间为轴将该过程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对莫言接受与传播近3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概括，并拟阐释其与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关联。 管见所及，在日本首次对莫言小说予以介绍的应为1986年4月出版的汉语学习杂志《中国语》，此月刊杂志由日本著名出版社大修馆刊行。当时主持该杂志每期一页《文艺短信》栏目的学者为近藤直子⑨，她在杂志第316期该栏目上发表了题为《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随笔，高度评价了莫言作品摒弃历史的立场和充满幻想的艺术表达：“少年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否定了过去的生长环境，否定了被命名被定性了的所有的一切，从而神奇地获得了那一双清澈如初的双目”，“倘若将拥有一双摒弃了过去且没有目的性之双目比作是幻想的话，那么《透明的红萝卜》确实是一部幻想型作品。然而，正是那一双具有幻想力的透明清澈的双目，现在正要再一次穿透深藏于每个人内心世界本来的幻想性。在文革后，重新探究‘看’意味的多部作品中，莫言这无形的‘窥视的眼镜’给人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可以说这是次充满热情的尝试”⑩。 紧接近藤之后，1986年7月，井口晃(11)在东方书店发行的中国研究专业杂志《东方》上《莫言的中篇小说〈金发婴儿〉》一文中对莫言进行了介绍(12)。东方书店是一家专门从事中国图书出版和销售的著名书店兼出版社。当时这本杂志每期都会有3页的《现代文学鉴赏》专栏，该专栏由原早稻田大学教授杉本达夫、现日本大学教授山口守等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轮流执笔。井口列出莫言从1985年到1986年初发表的《透明的红萝卜》等5篇中篇小说、10篇短篇小说的作品目录，并评论道：“仅从量方面来看，确实已经很庞大”、“在这些作品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莫言希望能让平民大众读懂自己的意图。莫言的作品中处处充满着新奇的想法，也没有在中国一部分年轻作家作品中常常看到的浮华”(13)。井口在对莫言短篇小说的朴实无华表示肯定后，倾诉了对作家莫言深感兴趣的缘由：“通过短篇小说《枯河》可以看出，既不是对文革时期的凄惨和权力的残酷进行告发，也不是揭露中国农村残存的‘黑暗面’。文章通过一名最终离世的少年的所看所想，描写了人生中无可避免的阴郁和无法估量、难以理解的黑暗——作者莫言的意图正在于此”(14)。 井口对莫言作品中没有告发和揭露社会阴暗面这一做法予以充分肯定，他针对莫言短篇小说的“幻想性”做出以下评价：“莫言所描写的现实，无一例外都是被作家进行了‘意识上的夸张、变形’、‘带上神秘和幻想的色调’，被封锁在难以捉摸、暧昧中的那些现实分别在每一部作品的最终结局里，作为唯一的‘真相’呈现在读者面前。就《金发婴儿》而言，可以说事实正是婴儿的死和天球的错乱意识中呈现出的那种‘美’吧。可是，即使读者觉得自己捕捉到了‘真相’，有可能那只不过是根据作者巧妙设计、用人为净化法而创作出来的幻想罢了。”(15)莫言的短篇中存在着一种“无前提”地描绘着仿佛既是“真实”、又是“幻想”的虚实参半之“美”。井口在文章最后对此表达了赞许之意。 如是，中国文学的学者们在中文学习、研究的专业杂志上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随笔专栏中率先介绍了莫言，这点可以称为日本接受莫言文学第一阶段的特色。 此后不久，1987年9月由萩野修二撰写的《向绿色的挑战：从张洁到阿城再向莫言》在《季刊中国研究》上发表(16)。次年，中国电影研究者白井启介在内山书店刊行的杂志《乌其山季刊》(17)第21号(1988年9月号)发表了《野生横溢——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到电影〈红高粱〉》。这两篇文章刊登在中国研究专刊上，即已表明莫言此时已进入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们的研究视野。 莫言作品最早的日译本被认为是井口晃分别于1989年4月和1990年10月译成的《红高粱》正、续两卷。然而笔者发现，早在1988年4月，井口已于同仁翻译杂志上发表《枯河》(18)，这篇应定位为莫言最早的日译作品。因此，井口晃在莫言的早期介绍和翻译方面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但是，对于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井口却充分表达了不满之意。首先，他在《红高粱》正卷的第一、二章的后记中针对莫言对“麻风病”者使用的“歧视言辞”进行了批判：“在《红高粱》这部小说中，莫言对‘麻风病人’使用的带有歧视倾向的粗暴言辞十分明显。虽然说‘歧视’应该不存在可允许的范围，但是在这部作品中莫言对于‘麻风病人’的态度确实过度了。虽说源于年轻作家急于出名，但却不应对其置之不理吧”、“为什么莫言要如此刻意地描写‘麻风病人’的异样、异状呢。麻风病人绝不会散发腐臭恶臭，胎儿在母体内也不会感染，也不会出现脸部和头部变形及所谓的‘长头症’。这种程度的知识，即使不查专业资料，仅翻看手边的‘家庭医学书’等启蒙书籍就应知道”。其后井口对莫言创作的出发点及思想加以概括并进行了严厉批判，“高贵、美丽、温柔等等，对在此前被视为神圣之物的价值意识表示异议，与之相反的卑贱、丑陋、残酷等被既存文化中视为‘卑贱’，尝试为这样‘卑贱’的文学复权——是这位作家创作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思想基础。可是，就《红高粱》来看，很难说莫言的尝试是成功的。我认为，岂止是不成功，作家莫言恐怕都丧失了初衷。因为莫言对‘神圣之物’的反叛是为了现在要创造出另一个神圣的权威，甚至到了有可能助长对新‘卑贱之物’的谬见和偏见的地步”(19)。 并且，井口在《红高粱》续卷“译者后记”中，还将“寻根文学”派和莫言的作品风格作为批判对象，阐述道：“以拉丁美洲文学为原型的‘寻根文学’，只是以‘先祖回归’和粗暴见长，它以无‘根’的小技巧告终。形式上看起来相似，但还是认为‘寻根文学’和为其原型的拉丁美洲文学是完全相异的为好吧”；“例如，将《红高粱》的作者莫言称为‘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者将其称之为超越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流行的‘中国的高尔基’、‘中国的契诃夫’等诸如此类，根本就是非文学的类比，大肆泛滥的这一‘现实’让我不禁感到震惊。我认为，这样陈旧、无意义的类比难道停止不是更好吗”(20)。 不仅如此，井口先生进一步批评道，“只不过是贩卖粗俗罢了，这正是没有根基的小聪明”。他引用当时在日本人气最高的中国女作家残雪的一段话作为论据。井口首先介绍了残雪在日本的文艺杂志《Eureka》(中译文为《我发现了》)登载的批判性评论：“对我们民族而言，无异于麻醉剂。这没什么新颖之处，不过是鲁迅几十年前描写的阿Q精神的延伸罢了”(21)。井口不仅引用残雪对于莫言“适当地捏造”这样的批判，也对“莫言的底子里的浅薄”作了总结。对残雪所作评论深表同感之余，还苦言道：“在阅读莫言的《红高粱》时，文中虽然体现着强壮，但其实存在着软弱。在翻译时，对于这部作品中四处洋溢的无聊的‘民族精神’礼赞，及遇到对‘原始’社会的赞美时，我都只能停笔苦笑。不得不让人认为，正是由于莫言这种底子里的浅薄，才如我在前卷《后记》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顾及麻风病人，才会出现粗暴的表现。各位读者在阅读此作过程中，和我同样持有这种情感的人难道不多吗？”(22) 笔者认为，其实文学作品对某种事物或人物的描述和评价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作家本人的真实想法和观点，此处的描写恰好应该是作家莫言试图对本世纪初中国农村一部分缺少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们对于麻风病的想象和恐惧心理进行的认真描述。对在近代卫生概念普及前人们的这种恐惧心理进行生动描写的莫言，竟然被如此简单而彻底地定罪为差别主义者(歧视残疾人)，这是否值得商榷？作为本应最理解原作、原作者的译者，不仅在“译者后记”里对原作以及原作者发出“苦笑”，甚至对读者提出“和我同样持有这种情感的人难道不多吗”的疑问，即试图从读者一方寻求批判莫言的同盟者。日本民众阅读完这样的译者后记，对小说的阅读价值产生怀疑自是不言而喻。而这对莫言文学尚未在国外广泛传播的初期而言，如此“定罪”无疑会给莫言文学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红高粱》(正和续)出版后，不但《朝日》、《读卖》两家报社没有登载该书的书评，其他媒体亦无刊载介绍或书评。此时，正值日本刚经历对汉森病患者歧视风气进行反省及批判的时期，日本文化界呈现出一片沉默之态。而唯一打破这一局面的便是身为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藤井省三。他毅然投稿共同通信社文化栏，发表了对译者井口解说的批评文稿，详细说明并指出“麻风病”在小说里的涵义深刻、意味深长，而且故事里的“麻风病”未必是西医里的汉森病(23)。这是出现在日本主流媒体上的第一篇有关莫言小说的书评，也是唯一一篇对莫言《红高粱》(正和续)的书评。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出当时媒体大众的态度。 莫言一系列生动描写中国农民感情的中短篇小说集，与以华丽的倒叙手法或以紧密的故事构造为特色的长篇小说风格迥异。井口晃怀抱矛盾的情感翻译了《红高粱》(正和续)，在译者后记中批判了莫言的原作。至此，原作小说《红高粱》的价值在日本文化界未得到承认，该译文版本也基本绝版。而《红高粱》再次受到关注已是2003年12月。在岩波出版社发行的版本中井口先生虽然重新提及“麻风病”一事，但与德间版相比，对莫言的质疑程度有所缓和。岩波译本发行时特地附上明治大学教授张競对莫言作品细致入微、格调甚高的长篇解说文。 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井口翻译的《红高粱》(正和续)发行前，早在1989年藤井省三就曾在日本的文艺杂志《Eureka》3月号上发表了名为《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的文稿。对莫言的作品加以介绍之后，藤井列举出在《红高粱家族》中运用倒叙手法描写的插曲，并作出如下评价： 高密平原的男女老幼的体内奔腾着如红高粱果实一般鲜红的热血，这腔热血不时喷涌而出。莫言描绘了他们不屈服、果敢的生活方式。这个异想天开、拍案惊奇的世界比起马尔克斯的杰作《百年孤独》中描写的马孔多小镇和布恩迪亚一族的兴亡故事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或许《红高粱家族》被理解成是一部充满着迷信、流血、暴力、性等众多荒诞轶事的作品，但是对于从1920年代到文革时期历经了半世纪动荡的中国人来说，均具有现实性。(24) 现在看来，藤井的这篇论稿是第一篇将中国作家莫言与世界潮流直接接轨，极富有预见性的评论。正如卢茂君所述，“尽管井口晃是日本第一位翻译莫言作品的译者，但在莫言众多作品中选取《红高粱家族》翻译，可见多少受到电影《红高粱》的影响，因而藤井省三应该算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翻译介绍莫言文学作品的日本第一人，并从一开始就对莫言的文学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卢茂君还进一步指出：“日本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莫言文学作品的译介与研究活动，却是始于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实际上，日本读者也正是通过藤井省三的翻译开始认识莫言的文学作品”(25)。 藤井省三在发表这篇文稿后，立即选择翻译莫言作品短篇小说《秋水》，编入由蒲松龄、鲁迅、巴金等名作家作品构成的《中国幻想小说集》(26)并撰写了解说文，该书由竹田晃负责古典，藤井负责现代，而莫言是入选该文集仅有的一位当代作家。自此，年轻的莫言作为名家进入了日本文化界的视野。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9年日本文化界既已赋予了莫言与日后获诺贝尔奖时同样的评价，并称其为“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藤井的这一评价为此后莫言在日本更为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奠定了基础，为日后成为世界文学名家的莫言传播定下了基本的调性(27)。 1991-1999年前后可视为莫言在日文学接受的第二阶段。日本文化界开始通过藤井省三等人的译作《从中国的村里来》(28)阅读莫言、热烈讨论莫言，评述多集中于“中国魔幻现实主义”这一焦点。在此阶段，在日本文化界莫言的文学地位得到认可。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莫言约两年未发表新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藤井在1991年4月和1992年10月分别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从中国的村里来》、《怀抱鲜花的女人》(29)，其中前者是与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祐造共译。藤井还特地为译作《从中国的村里来》撰写了近两万字的导读，介绍并数次引用张志忠的《莫言论》(30)，肯定了作者对莫言持有的赞赏态度。认为该专著在评论莫言的创作方面“达到了作家论、作品论的高度水准”(31)，藤井最后还引用了张志忠的“莫言的作品，是写生命的，但是，只要展现生命在时空环境和时代背景中运动的过程，就不能不带上历史的意味”(32)。藤井本人也对莫言的创作发表了见解，“莫言的时空感在紧密地与主体结合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非凡的感觉”，“上中农家庭出生的莫言是能够体会农民遭受的贫困和歧视之苦的”；在引用了一段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讲话后藤井阐述了“如果要真实描写中国农村的话，不得不用魔幻写实主义”的结论(33)。 此后，《从中国的村里来》获得日本文化界的广泛注目，一改此前一段时间对莫言文学消极评价的局面。日各大报纸《朝日新闻》(署名为水)、《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诗人财部鸟子)和共同通信社(无署名)以及综合杂志《中央公论》、《现代》、《朝日周刊》、《Sunday每日》(诗人荒川洋治)、《朝日专刊》(无署名)等具代表性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书评。《日本经济新闻》所载书评由著名文化人类学者西泽治彦执笔。他指出：“我认为能打动人心的力量根源是被描绘的中国农民自身的坚强和强大。中国的农民原本就是如此生存着的。莫言轻而易举地将其再现在读者眼前，可见其过人之处。这也只有农民出身的作家才能做到”(34)。在卷末，他亦将莫言比作“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综合杂志《现代》月刊的书评栏目则发表了文艺评论家胜又浩的评论文章：“《秋水》描述的村庄是垦荒时代祖父的故事，犹如西部剧与《聊斋志异》合体，均为传说色彩与现代现实要素相互交杂强而力的小说”，“有评论者称作者为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现在，对显露颓势的现代小说而言，拉丁美洲文学凭借着深远的意味，过人的智慧，已成为令人期待的新星，这种看法并非无法理解”(35)。 长野县报纸《信浓每日新闻》因其独立的书评专栏而广为人知，其执笔者之一的南木佳士(芥川奖获得者、作家兼医生)评价道：“在莫言的小说中，生命力旺盛的中国农民们悉数登场，淡然地生活，平静地死去。仅凭阅读其作品，就问莫言是位怎样的作家的话，我觉得自己一定会回答说，他具有深泽七郎和立松和平两人相加除以二的风格，这种说法应该不会错吧。”(36) 著名评论家、小说家、翻译家龙谷才一(1925-2012)在《朝日周刊》书评栏中高度评价莫言为“改变现代中国文学具有前途的新人”、“向那些喜欢《水浒传》、《西游记》此类中国古代小说、却不怎么喜欢现今中国小说的人推荐这本书。说实话，我自己就有这种倾向。诸如鲁迅的小说等等，就是无法领悟好在何处，但对莫言书中收纳的两篇短篇小说深感敬佩。首先是《秋水》。这本书不是那种比人生还要无聊的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相反，这里有在富饶的大自然中奔放华丽的冒险故事，且皆让人感同身受”，“以这种手法，在传统的故事世界中最终构筑了以数十年前为背景的舞台。中国的评论家将这归为是拉丁美洲魔术般的现实主义，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在文末龙谷强调：“莫言是很有希望的新人。或许因他，中国文学将发生巨大改变”(37)。 此后，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电影史学家四方田犬彦在《中央公论》读书栏目中评价莫言在《秋水》中描绘“创世神话般的生活”之奇异笔致时，直接称呼莫言为“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文学正发生着不同寻常之事，同时也让我期待这种现象会不会飞跃汉语圈，与哥伦比亚的西班牙语和阿布哈兹共和国的俄语产生共鸣”(38)。 此外，《东方》发表了作家爱泽革的书评《挣扎的大众像——藤井省三·长堀祐造译〈从中国的村里来〉》(39)，文学杂志《新日本文学》也发表了作家爱泽革、薄井清及中国政治学者加加美光行与《从中国的村里来》的另一译者长堀祐造的座谈会纪要《莫言与当代农民群像》(40)。 藤井省三在《从中国的村里来》出版一年半后又翻译出版了莫言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其中，短篇《怀抱鲜花的女人》发表在文学杂志《海燕》1992年4月刊上。同时亦刊出藤井对莫言长达13页的采访，名为《现在的世界文学与莫言：中国农村与军队出来的魔幻现实主义》。对于该书，日本的主流报纸《读卖新闻》、首都报纸《东京新闻》(松井博光)、共同通信社均发表了相关评论。《日本经济新闻》中的《Peach》刊登了该书的内容简介。 在日本作家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最初便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寄予深切关注。大江密切注视着同时代的中国文学(41)，在阅读了同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后辈藤井省三的翻译后，于1992年5月26日《朝日》的《文艺时评/土地场所的力量》一文中作出如下表述：“说起有着不和谐、异样感的翻译文章，即不直接创作新文体，但却表现出能破坏旧文体的潜在力量的文章，(我)想起了JICC出版局出版的《发现与冒险的中国文学》系列中郑义与莫言的小说翻译”(42)。 此后，著名文学评论家川西政明在《读卖新闻》中表明，“读了这本书，我相信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同步性。莫言被指出受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影响，正如中上健次一样，并非受到影响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让人联想到石川淳和安部公房那般既奔放又缜密的构造力、想象力和描写力。怀抱鲜花的女人，是如物体本身一般存在的自由的幻影”(43)。 从上述一系列评论中不难看出，日本学界在接受莫言时，苦于无法直接用既有的语言、既有的某一位作家进行类比，往往是将两种风格的作家合并在一起形容。莫言对日本文坛带来的冲击力呈现出难以言喻、无可比拟的景象。共同通信社的评论亦具有典型意义：“书中描写的世界，不是古诗的超俗风雅的世界，不是孔孟的伦理世界，也不是鲁迅所说的作为消极的典型农民形象的提示，而是野蛮卑下的宽厚和难以把握的混沌幻影世界”，“可以看出莫言对‘异’世界更加精益求精，甚至让人联想到《聊斋志异》”(44)。 1996年10月，《怀抱鲜花的女人》译本出版四年后，藤井省三将《酒国》加上推理小说似的副标题《特别搜查检事丁钩儿的冒险》(45)由岩波书店出版。《读卖新闻》(川西政明)、《日本经济新闻》(宫尾正树)、共同通信社(无署名)，刊登了《酒国》译本的书评。另有《周刊信箱》(井波律子)、《书的杂志》(黑田信一)等周刊杂志和《昴》(茅野裕城子)、《Eureka》(加藤三由纪)、《文学界》(风间贤二)等文艺杂志，刊登了该书书评。 继评论《怀抱鲜花的女人》后，川西政明又于《读卖新闻》发表关于《酒国》的书评，指出《酒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应引起关注的作品。日本的小说在《酒国》面前只能低头不语(46)。 共同通信社书评则直接从对比莫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视点出发评介：“虽然莫言在书的封带上被称为‘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但与以日本侵华战争为题材著作的《红高粱》不同，这篇聚焦于中国现代的作品充满着讽刺意味，与背负历史的马尔克斯相比，政治色彩很薄弱”；“暂时不提马尔克斯风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也触及了欧洲的故事构造论，他采用故事里有故事，或者是故事里的故事里有故事等方法，描绘出现代中国的迷宫”(47)。 《酒国》频繁地出现于书评、随笔以及读书特辑之中。时任《每日新闻》“文艺时评”专栏编辑的川村凑，就在1996年11月的“本月3部推荐作品”中，同时推荐了村上春树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和莫言的《酒国》，并写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国家竟产生了这样的‘魔法术’，让我震撼与感动。”(48) 著名电影导演篠田正浩曾发出“我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莫言的《酒国》中所构筑的残酷且奇特的世界所惊倒”的感慨，他将莫言的风格等同于已经被拍成电影的《红高粱》，认为《酒国》描绘出扎根于广袤土地的农村的现实主义与泛灵论相缠绕的混沌的世界(49)。 京都大学的意大利文学研究者若岛正(50)与西班牙语文学研究者、《百年孤独》的日语译者鼓直同样多次在《朝日新闻》、《图书新闻》上发表了对《酒国》的评论，人气颇高的鼓直直接表达出对莫言“魔幻现实主义”的认同(51)。拉美文学研究权威东京大学教授野谷文昭在《读卖新闻》上连载的随笔《百年的拉美文学》中评价道：“莫言、目取真俊等人的作品与马尔克斯是不能分割的”(52)。 英美文学翻译家、幻想文学研究者风间贤二在日本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综合刊物《文学界》(1997年3月)上写下赞美之词：“早听闻莫言被称为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凭借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开创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新篇章。长篇小说《红高粱》(电影《红高粱》原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因其日译版并未受到好评，一直没能拜读。虽说有些遗憾”；风间将从《酒国》开始阅读莫言称为一大幸事，他认为此作品可看做巴赫金所说的“对话式”，或是“复调式”文学作品的范本，“本书由侦探推理小说，书信体小说，以及其他各式短篇小说组成，简直可以说成是‘故事的交响曲’、‘故事盛宴/酣畅淋漓’。无需虚礼的小说=狂欢。它颠覆了传统价值观，超越了文学作品的边界性”、“表现出对现实=真理的这一小说自身关系的重视，是一部能反映对照自身的长篇作品”(53)。此般评论可谓是对莫言“魔幻现实主义”的高度提炼与总结。 由此可见，莫言自《酒国》之后更是得到日本著名欧美文学研究、翻译界权威人士的一致高度评价。而这些外国文学专家的评价集中于莫言文学接受第一期中藤井省三于1989年指出的“中国魔幻的现实主义”这一焦点。在第一阶段初期，身为翻译家的井口虽注意到将莫言视为“中国的马尔克斯”这一观点，却直接予以否定。受其观点影响，文化界对《红高粱》译本呈现出不予置评的窘况。直至20世纪90年代《从中国的村里来》、《怀抱鲜花的女人》两部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酒国》的日语译本出版后，莫言才得到日本文化界的正面评价。这与藤井正确选择真正代表莫言文学成就的佳作《秋水》、《酒国》(54)，并对其进行精心翻译和倾情介绍密切相关。 此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时，在获奖演说中提及莫言与郑义，表达了内心共鸣及赞赏之意。这对于莫言文学走出中国颇有裨益。 日本文化界确定莫言为“中国的马尔克斯”之后，对莫言的评价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经过第一期井口晃、第二期藤井省三、长堀祐造对其多部作品的译介，佛教大学教授吉田富夫成为第三阶段的主要译者。此间，吉田富夫承担了5部长篇及两本中短篇集的翻译工作。 1996年《酒国》的新译本在日本文化界掀起热潮后，1998年3月，藤井省三编译的《现代中国短篇集》又收录了莫言的作品《良医》，由平凡社出版。2001年8月朝日新闻社出版了藤井省三负责编辑的《世界文学》，同时收录鲁迅的《阿Q正传》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1996年1月，莫言新作《丰乳肥臀》在北京出版发行。三个月后，藤井省三即已在《每日新闻》海外文学专栏中以《莫言的东北乡系列总结》为标题，特地撰写表明推荐意义的介绍(55)。三年后，吉田富夫翻译的《丰乳肥臀》(上、下)于1999年9月由平凡社出版。 或许主要因作品本身的厚重感令读者望而却步，与上一阶段媒体对莫言大量的评论、报道截然不同，对《丰乳肥臀》日语版的出版，日本主要媒体几乎未发表书评，而是采用了采访、对谈形式，对莫言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通过一直活跃于文坛的神户国际大学教授毛丹青尽心尽力的安排，莫言终于实现了初次访日，而后数度发表了精彩演讲。 在此简述一下《丰乳肥臀》管见所及的唯一一篇书评。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的岸阳子在《东京新闻》读书栏中围绕该书描写的“母性与爱欲”作如下评论：“即便如此，以母亲上官鲁氏为首，不同生父的八个女儿们激烈的生与死征服了读者。母亲与不同男性发生关系并生下孩子的事实，既是作为倍受欺凌的媳妇向命运的妥协与报复，也是聊以抚慰的方式。槐树下，陶醉于与马洛亚牧师之爱的母亲，同时也是饥饿年代中用吞下豌豆的方式从磨坊里偷出食物、再将食物洗干净来喂养饥饿的孩子而不惜使自己的胃伤痕累累的母亲。母性与爱欲本被割裂，我想将这本小说作为集两者于一身的‘民众’对于母亲的赞歌来解读。”(56) 虽然《丰乳肥臀》的书评仅此一篇，但1999年莫言访日却掀起不小热潮，大量采访与对谈见诸媒体。首先，1999年11月2日《读卖新闻》大阪版晚报刊登了《日译作〈丰乳肥臀〉的中国作家莫言先生》，它围绕着该书遭遇被“禁止发行”问题及莫言的言论进行了记录和解说。关于这次造访，莫言“摇晃着大大的身体”，充满幽默风趣地说，“很珍惜与日本学者之间的交流，但是我最期待的还是日式饭菜。因为我对于国家的评价，是由食物的好吃与否来决定的”(57)。《读卖》亦登载了在东京对莫言的采访。当被问及东京印象之际，莫言幽默地回答道：“棕发黑肤的小狐狸在街上蹦蹦跳跳，在鸟笼(高尔夫练习场)里，乌鸦们在扔球。非常激发灵感”，“重要的是在所见所闻中添加上自己的印象。在我的小说里，展开想象力的空间是高密，东京的狐狸姑娘和乌鸦少年们将要出现在下一部作品里了吧”(58)。此外，朝日新闻社的周刊杂志《AERA》也刊登了简短的采访(59)，几篇杂志上的数篇采访由吉田富夫和藤井省三完成(60)。在接受采访席间，莫言一反过去中国名作家严谨、严肃的风格，幽默亲民的谈吐给日本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莫言还专程前往东京大学参加藤井省三为其准备的欢迎会，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当时研究室里挤进60多人，足见莫言在日本的人气之高。 莫言在1999年10月23日的关西中日关系研究会及10月24日京都大学会馆里所进行的数次演讲，演讲稿均由月刊杂志登载。在京都大学的讲演中，他提及阅读川端康成《雪国》对自己的影响，并称其成为自己文学的起点：“十五年左右前的某个冬夜，我阅读了川端康成的《雪国》。然后，在读以下一节的时候，一幅生动的光景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般，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黑色健壮的秋田犬上了那里的垫脚石，没完没了地舔着温泉水’”。莫言接着兴奋地阐述到读了这行的感受： 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知道了我应该写什么，也知道了该怎样写。在此之前，我为写什么和怎样写一直发愁，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故事，更不要谈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怎么也不能如愿。川端康成小说中的这一行话，如同暗夜中的灯塔，给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当时我没等读完《雪国》，放下他的书，就抓起自己的笔，写出了这样一行：“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只纯种。”这在我的小说中是第一次让“高密东北乡”登场，也是第一次让关于“纯种”的概念出现。(61) 1985年4月莫言执笔的短篇佳作《白狗秋千架》，被认为是莫言通过阅读《雪国》悟出小说为何物从而得以完成的佳作。有关此内容虽曾通过藤井省三的翻译及采访发表在《世界》上，但由本人生动的讲解则更富亲近感，此时日本文化界对莫言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此后，莫言亦多次赴日，其中包括2003年10月《檀香刑》与2011年7月《蛙》的日语版发行会，2006年9月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颁奖典礼，以及2007年12月、2010年12月出席其他会议等。莫言多次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并进行多场精彩的演讲。 期间，日本作家也曾访问中国与莫言进行直接交流。英文学者的南条竹则亦是凭借小说《酒仙》于1993年获得日本幻想小说文学奖优秀奖的小说家。1997年，南条竹则在踏上中国美食之旅之际，通过藤井省三的介绍在北京与莫言会面。在描写第一次聚餐的随笔《雪碧与黑醋——在北京拜访莫言先生》中撰写了对《酒国》以及作家莫言的介绍(62)。在南条与莫言会餐的随笔中，《骆驼的脚——沈阳的满汉全席》(《别册文艺春秋》224号、1998年夏、第19—22页)、《与莫言先生同品尝满汉全席/对于酒饭的兴趣与作品本身》(《读卖新闻》1998年8月27日东京版晚报)，《莫言先生与烫荞面糕》(《月刊百科》447号，2000年1月，第63—66页)发表在主流媒体上，亦给日本民众留下了印象。 1995年以中篇小说《韩素音的月亮》获得文艺杂志《昴》新人奖的茅野裕城子通过北京的作家及评论家朋友结识莫言，在其作品集《韩素音的月亮》文库版发行之际，莫言将作家的友情寄于序文《一只美丽的蝴蝶》(63)。茅野裕城子则在文艺杂志《本月人物》栏中，使用五页笔墨特地书写了莫言与自己的对话，讲述了“美丽的蝴蝶”才有的《丰乳肥臀》的观点(64)。 在日美国作家、日本文化研究者法政大学李比英雄(Ian Hideo Levy)，自1993年至2006年期间18次访问中国，撰写了中国旅行游记及以中国为舞台背景的小说。在2007年访问中国之际与莫言进行了对谈。李比感叹道：“在同时代的作品中，第一次感到了极大震撼与感动”；“《师傅越来越幽默》虽是小型作品，但不单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还植入了古代的元素。作为同时代的文学，我有不知如何言说的感触”；“在这之后阅读《红高粱》，才知晓了描写都市劳动者的作家实则在书写农民文学，而且还是以与都市写作方式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来书写”；“至今为止，对于日本文学来说，同时代的作家大多是西方作家，例如同时代评论基本是由法国或者从法国传入美国的内容。亚洲、虽说是亚洲，日本读者真的有在阅读同时代的作品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65)。 在此期间，日本理论界对莫言的评价不如第二期那般热烈，而更多地体现在莫言与日本文化界的交流与演讲方面。大江健三郎在2000年9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在北京的演讲中作出表述：“年轻一代的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郑义的《古井》使我甚为感动。这种感动是因为，展现了他们作为中国人，将今日之现实与过去的深刻相连重叠，意欲建设他们自己想象中的共和国的意志”；同时大江自省道，“日本文学，特别是这三十年间，并没有像如今展现出来的莫言与郑义那般野心勃勃的、如实扎根于他们土地与民众的表达。(日本文学)没能创作出达到与现实国家相对峙规模的想象共和国”(66)。这两位通过作品精神交流已久的作家初次会面，便开始有关文学价值观的探讨。大江在与其交往颇多的许金龙及王中忱的陪同下参观现代文学馆之时即已表示，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莫言先生能够早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67)。 2002年2月，大江访问了莫言的故乡高密。二人交谈的情形，由“日本放送协会(NHK)”的纪录片节目组制作播放。莫言也于2006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大江健三郎国际专题讨论会召开之际，发表了“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的精彩演讲，将大江比作鲁迅：“大江先生不是那种能够躲进小楼自得其乐的书生，他有一颗像鲁迅那样的疾恶如仇的灵魂。他的创作，可以看成是那个不断地把巨石推到山上去的西绪福斯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不合时宜的浪漫骑士唐吉诃德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夫子的努力，他所寻求的是‘绝望中的希望’，是那线‘透进铁屋的光明’。这样一种悲壮的努力和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更强化为一种不得不说的责任。”(68)大江于2000年访问北京时便已表达希望莫言获奖的心愿，2002年在正式场合发表预言：十年后莫言将会获奖。2012年预言果成真。 如此，莫言在日本被接受传播第三时期的特点表现为莫言访日、大量被访以及与大江等的亲切交流。1999年后吉田富夫翻译的莫言作品亦对其在日接受发挥重要作用。2002年9月平凡社出版《至福时刻莫言中短篇集》；2003年7月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的《檀香刑》(上、下)(该书于2010年9月再版)；2003年10月日本放送出版协会出版《白狗秋千架莫言自选短篇集》；2006年3月中央公论新社出版《四十一炮》(上、下)；2008年2月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生死疲劳》(上、下)、2011年5月中央公论新社出版《蛙》。此外莫言获奖前另有以下翻译作品：研究者立松升一翻译的3篇发表在《季刊中国现代小说》(《石磨》(1997)、《拇指铐》(2001)、《扫帚星》(2005))，2篇刊登在《中国现代小说》(《月光斩》(2009年6月)、《普通话》(2012年4月))。另有《狗文三篇》在2010年出版；菱沼彬晁翻译，饭塜容解说的《牛筑路》由岩波出版社2011年出版。 在初期阶段，对吉田翻译版也颇存争议。例如，大江健三郎在2009年1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名誉研究员访问北京之际，与莫言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面对面交谈，所述如下：“我借助法文、英文和日文阅读了莫言先生被翻译为这些文种的所有作品，在这过程中，曾数度给译者寄去信函，写的也是匿名信。莫言先生的日译本有两位主要译者，一位叫藤井省三，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另一位叫吉田富夫，还是藤井先生翻译得比较好。另一位译者翻译了莫言先生的很多作品，他是大阪那边的人，我对他的翻译存有疑问。每当莫言先生新的日译本出版时，我就进行调查，最终还是认为藤井先生的翻译‘真好呀’。莫言先生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对译者不怎么说起这个问题吧。”(69) 同为莫言译者的长堀佑造针对莫言的文体指出，“文体拥有着意向唤起力，使读者衷心地感受到幻想与强烈吸引力，并为之所魅，初期莫言文学的精髓在于有意识地蕴含这种敏锐而纤细的文体之妙，不应忘记”(70)。藤井省三在2013年出版的《天堂狂想歌》(天堂蒜薹之歌)的书评中指出，“译者用方言风格翻译，将普通年轻人间的谈话译成了‘俺不喜欢那个姑娘’，但原文是基本标准的中文，吉田译本与莫言原文风格有相悖之处”(71)。吉田主张描写农村的谈话就应该以方言为译，而藤井和长堀认为仅凭这种想象来翻译莫言作品这一点有待商榷，将尊重莫言中文原文的“文体之妙”作为前提来进行翻译尤为重要。此处也明确地表现出日本学者之间翻译风格的区别。 藤井曾提到1995年在曼哈顿的巴顿书店里，看到莫言两部作品的译本。一部为《Red Sorghum》(1993年出版)《红高粱家族》；另一部是《The Garlic Ballads》(Viking by the Penguin Group)(1995年出版)即《天堂蒜薹之歌》。在《The Garlic Ballads》封面折回的内页左上方，醒目地印有大江健三郎的推荐词。关于大江究竟是否直接说过颁给莫言诺贝尔奖这样的话，藤井在对《酒国》的解说一书中写道：“对此我几个月后在北京试着向莫言求证，莫言笑着回答说：‘估计那是出版社编的话吧’”(72)。无论怎样，出版社使用“If I were to choose a Nobel laureate,it would be Mo Yan.”—Kenzabur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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