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红军长征若干问题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红军长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述
自1990年初至1995年底，关于红军长征问题的研究又大有进展，发表的有关红军长征论文170余篇，专著十多部，对于红军长征若干问题研究有所突破和创新。现将研究较为集中的几个问题择要作一概述。
一、关于长征中红军战略问题
（1）战略方针演变情况 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红军在长征途中不断调整或改变战略方针。杨牧认为红军在长征时期的战略方针历过八次演变：到湘西；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赤化四川；赤化云贵川，建立云、贵、川根据地；建立川甘陕根据地；建立陕甘根据地；在苏联边界创建一个根据地；建立陕北根据地，最终确定落脚陕北[①]。
（2）最后落脚点选定过程 前几年，学术界对于红军何时把长征最后落脚点选定在陕北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在哈达铺会议，有的认为是在榜罗镇会议上。近年来，对于此问题看法趋向于后一种（在榜罗镇会议上）。关于落脚陕北这一战略决策是如何确定的？张宏义撰文认为：陕北大本营的战略选定并不是一次会议就能确定的，是有一个历史过程，该过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告结束[②]。
（3）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战略意图 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中国南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相继进行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红军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不得不被迫进行长征，与北上抗日无关。王荣光则认为，早在长征前，中共临时中央已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并设想了几种实施方案；长征开始时，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不是北上抗日，而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直到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才逐步把北上抗日作为红军长征的行动方针[③]。
（4）长征初期战略上“避战”评价 对于长征初期红军“避战”问题评价，有二种相反看法：一种认为初期长征是“胜利了”，“是指挥有素”旋风般行动；另一种说，初期长征进行了消极避战。何友良则认为：初期长征虽有重大的失误和损兵，但总体上仍是一次基本成功的战略退却行动[④]。
二、关于长征中几个重大战役研究
（1）湘江之战 ①“折损过半”质疑 湘江之战是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关于损失人数，以前一般都认为经过此战后，红军折损过半，仅剩下了3万多人。王锦侠对此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湘江一战，红军损失当在2万人左右。其根据是：敌人的统计数，何键、白崇禧在讲话中均说，红军战死的连带打散数量将近2万；对红军战前、战后实力的分析，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后，全军由8.7万减至5.7万人，1935年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兵力为3.7万人，正好与“损失2万人”相吻合[⑤]。②红军最终还是通过湘江的原因 红军在过湘江时损失惨重，但最终还是通过了湘江。对于此问题，徐景成、周春华作了深层的探讨，认为：虽然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士气不高，内部各自为政，矛盾重重，行动上不能协调一致，有的甚至给红军让出一条道路，因此，中央红军在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后，突破了湘江封锁线[⑥]。
（2）四渡赤水 ①四渡赤水历史评价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个决定性战役。目前，史学界对其历史意义大都给予了很高评价，但是，赵晓石认为：对于四渡赤水战役的意义应给予客观的、一分为二的评价；四渡赤水的胜利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确能挽救危急中的红军；同时，四渡赤水的部分失利也说明：新的中央领导同样是人，而并非后人所说的是“如神”[⑦]。②四渡赤水失误及原因探析 元江撰文指出，四渡赤水战役中，我军有四个失误：战略行动上，不适当地强调进攻；渡江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一开头就遇到了麻烦；一次关键性战斗受挫（土城之战），使红军一度丧失主动权；以己之短，击彼之长如鲁班场战斗。作者还分析了失败的原因，认为：对战略退却的现实缺乏足够的理解；未能始终如一地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对困难认识不足[⑧]。③“四渡赤水”能否称得上是“战役”，传统观点一直称为“四渡赤水”战役。元江对此提出异议，他依据战役应具备的五个条件：（一）有一定的战略目的；（二）有统一的作战计划；（三）有一定方向上的行动；（四）在一定时间内行动；（五）包括若干次战斗。以此来分析“四渡赤水”，认为，四渡赤水只符合第5个条件，故“四渡赤水”只能说是长征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不能称为战役[⑨]。④“四渡赤水”具体战略目标研究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战略战术，已被视为世界军事战略思想的典范之一。以往，学术界主要观点是：为了跳出敌军围追堵截或是入川建立新的根据地。张家德、李仲卿对四渡赤水的战略目标进行了具体的区分：一渡赤水战略目标是渡过长江，建立川西根据地，争取四川赤化；后三次渡水战略，转为“立足赤化黔北”和“赤化全贵州”；“四渡赤水”的总体战略目标应为“创造云、贵、川新苏区”[⑩]。陈集忍撰文认为：其战略目标是争取创建川、滇、黔新根据地[①①]。 ⑤四渡赤水与军事大转折问题 党史、革命史研究者把“四渡赤水战役”笼统当作1935年红军取得军事大转折的开始。徐波对此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土城战斗和一渡赤水并非红军军事转折的组成部分，而是“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在军事上的一种“惯性表现”；1935年红军在军事上摆脱危机并重新走向主动的军事转折开始于二渡赤水，初成于渡过金沙江[①②]。 ⑥四渡赤水中的通信保障研究 席杰撰文认为，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与出色的通信保障是分不开的。通信保障工作的作用表现为：以无线电通信为主，确保中革军委对各军团的不间断指挥；使用有线电通信，结合对敌侦听，全面提高了保障能力[①③]。
三、关于长征中重大会议
（1）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党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我党历史上地位十分重要。近几年来，学术界对遵义会议研究热情越来越高。 ①历史意义研究 王淇撰文着重从两个方面阐述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第一，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使红军获得新的活力，由被动转为主动；第二，遵义会议及其《决议》体现了一切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中共独立自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找到并正确地把握住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是我党历史上的光辉里程碑[①④]。 ②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三人军事领导机构研究 关于这个机构名称，有人称为“三人小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有人称为“军事领导小组”。曾景忠经考证认定：“三人团”是当时军事领导机构的名称，但与遵义会议前的那个“三人团”区别开来，称“新三人团”为宜。且“新三人团”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但实际上毛泽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关于“新三人团”性质，一些论著说是“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在当时处理党政军务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曾景忠则认为“新三人团”是党中央授权负责军事指挥的机构，是代表党中央领导机构指挥军队的[①⑤]。 ③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标志的表述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近年来有人指出，这一表述不甚确切。董世明这样表述：“毛泽东虽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核心，但未确立最高领导地位。其确立是有一个过程的，直到瓦窑堡会议才算正式为全党所公认。”[①⑥] ④遵义会议是否标志党的成熟 迄今为止，史学界的观点不尽相同，有人认为“标志着中共从幼年达到成熟”，有论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成熟说不符合中共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事实”。刘金禅、孟庆春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成熟力量在遵义会议过程中，不折不扣地实践着我们党坚持马列主义同本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结出丰硕成果；但遵义会议并非标志着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而只是刚摆脱教条主义影响，进一步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①⑦]。
（2）扎西会议 ①历史地位 扎西会议是我党在长征途中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重大会议。对于扎西会议历史地位人们历来都给了较高的评价。程中原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评价：第一，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彻底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第二，为全党、全军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挥和具体的部署；第三，是张闻天同毛泽东联合合作，成为新的中央领导核心，正式领导全党全军的良好开端[①⑧]。 ②“扎西会议”提法质疑 张家德对“扎西会议”提法提出疑问。他认为“扎西会议”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地域召开的会议，它仅仅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境内召开的系列会议之一。应该把威信县地域召开的系列会议统称为威信会议而不应以扎西会议统称在威信召开的系列会议。考其原因，他举出二条理由：首先，这是在地域称法上出现了历史的误会；其次，当时云南省的任何文字记载，均无扎西称县之说，有的只是威信县属[①⑨]。
（3）关于扎西会议具体内容争论。 ①关于“博洛交接”时间 目前，学术界有“2月5日”左右、“2月3日下午至5日10时以前”、“2月5日”几种说法，程中原、张家德都认为应是“2月5日”。②关于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方针是怎样作出的 程中原认为这个方针是2月5日深夜的“鸡鸣三省会议”提出的。而张家德则认为形成这一方针的全过程不仅要追溯到“鸡鸣三省会议”上，还要联系到2月3日至4日深夜石箱子会议。 ③关于何时提出“回兵黔北” 程中原认为应是在2月5日“酝酿之中”，也未在石坎子、大问滩正式讨论。张家德则认为应起于2月10日13时半的朱、周复林彪电中“在扎西附近之伏击已无可能，现军委正决定转移地区”。这正是2月10日晚在扎西作出的正式讨论的结果。
（3）苟坝会议 以前学术界对苟坝会议研究不多。朱存福撰文对苟坝会议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提出苟坝会议议题主要有：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之敌，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争论；讨论并成立了三人小组这一重要领导机构；会议还讨论了在黔北的战略方针问题。通过分析，他给苟坝会议这样的评价：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整个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再一次挽救了红军，成立三人小组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与指挥权，并为以后三渡、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战役胜利创造了条件[②⑩]。
四、关于长征前的准备工作
（1）长征的准备工作 近年来对于红军长征前准备工作研究随着有关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基本扬弃了过去沿袭多年的“行动上无计划”、“军事上无准备”，是“没有必要的准备工作”的“仓促的出动”等等观点。渐趋认为红军长征是有所准备的。顾大全在此基础上，对长征准备工作作了详细归类并分析了准备工作中的失误。他认为“长征，曾经历了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红军进行了六个方面的准备：扩大红军，建立新兵团；筹粮集款；赶造武器、弹药；组织上准备；军事上的策应行动；舆论宣传。由此得出“10月份红军的转移是成功的，是一次有计划的战略行动”[②①]。
（2）毛泽东与长征的准备 以前史学界由于资料有限，忽视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所做的重大贡献这一历史事实。谢一彪认为毛泽东对长征准备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1934年初，毛就提出了红军致力进行战略转移的正确建议和正确方向；在毛、周等领导下，何长工与陈济棠订立了协定，为后来红军顺利突破敌人的前三道封锁线创造条件；具体指导了赣南红军扩红筹粮工作；在战略转移时，毛作了大量的政治动员工作[②②]。
五、关于我党在长征途中处理民族问题研究
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是长征史研究中又一个重要课题。1990年底在贵阳举行了“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学术讨论会”。会议着重就长征前党的民族纲领，长征中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近几年来，在此基础上，长征中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又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
（1）关于民族工作特点 殷子贤、井家卓对长征中党和红军有关民族政策的文献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作的特点为：冲破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注意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制定与实践民族政策[②③]。
（2）我党民族政策主要内容 王廷举认为我党在长征中的民族政策包括：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尊重与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②④]。
（3）历史经验 马贤伦认为“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工作取得多方面的巨大成就，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军民团结，是长征胜利的有力保证，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吴启权也指出，“正确实行党的民族政策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②⑤]。
（4）“彝海结盟”与我党民族政策关系 1935年5月23日，中央红军路过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红军指挥员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饮鸡血酒结成兄弟，使红军能顺利通过彝区。冯祖贻认为“彝海结盟”与我党民族政策制定有很大联系，指出“红军进入彝区后，深刻体会到反动统治下民族压迫的深重和争取民族头人的重要性。这就为以后我党从理论认识与提高，从而制定更系统全面的民族政策作了准备”[②⑥]。
六、关于国民党与长征研究
（1）陈济棠为何给红军长征让道 1934年10月，陈济棠曾派出代表与红军代表秘密谈判，达成就地停战等五项协议。10月下旬，中央红军开始突围长征，陈济棠在湘粤边境划定道路，使红军顺利迅速地通过广东边境。其中原因何在？刘学民发表文章指出：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和对抗是他与红军订秘密协议为红军让道主要原因；陈部在与红军多次交锋中遭到重大损失，为保存实力遂采取此种做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周恩来、朱德对陈及其部下大力争取的结果[②⑦]。
（2）军阀间矛盾与红军长征 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张国星取得的成就最大。在五年间，张国星先后撰文：《蒋滇矛盾与红军巧渡金沙江》、《军阀间的争斗与红军由川入甘》、《军阀间的矛盾与红军长征初期的突围》、《刘文辉的消极避战与红军抢渡大渡河》[②⑧]等文章，系统论述了国民党蒋介石与各地方军阀之间矛盾和斗争，以及各地方军阀之间的争斗与我中央红军如何利用这一矛盾的斗争，创造有利于我的条件。
（3）蒋介石是否调滇军“保驾”以往党史、军史界有一种传统说法，四渡赤水后，红军南下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急调滇军救援，为红军突破围堵创造了条件。元江提出质疑：红军南渡乌江后，离贵阳城最近处约有50公里，贵阳并非危在旦夕，滇军当时距贵阳约300公里，蒋介石下令滇军南下并非救援贵阳，而是担任侧翼堵截，防止红军从黔西或清镇突出包围圈[②⑨]。
（4）红军长征与“两广事变”关系 在长征途中，曾发生了著名的“两广事变”。那么，这一事变与长征有何关系？李安葆认为：“因两广事变南调的胡宗南等部终因错失时机而未能实现蒋介石阻截红军会师的反革命企图，我红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两广事变客观上便利了红军北上抗日和胜利结束长征”[③⑩]。
近年来有关红军长征几个重点问题的研究的确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但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仍较重视宏观研究，忽视微观研究。第二，局限于重点热门问题的研究，缺少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例如在对长征途中重大会议的研究，发表的论文70%以上是研究遵义会议的，研究其它会议的则很少。第三，研究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不足，表现在论文所引史料大都是些回忆类的文章或专著，因而可信度、准确性就不高，文章的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注释：
① 杨牧：《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与落脚的改变》。《河南党史月刊》1990年第4期。
② 张宏义：《陕北大本营战略选定是个历史过程》。《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③ 王荣光：《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方针的实现》。《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④ 何友良：《论红军长征初期的“避战”问题》。《争鸣》1990年第6期。
⑤ 王锦侠：《湘江之战红军“折损过半”辨》。《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4期。
⑥ 徐景成、周春华：《对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管见》。《历史教学》1990年第10期。
⑦ 赵晓石：《生机与危机同在，希望与考验并存：再探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南政学报》1991年第5期。
⑧ 元江：《试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的失误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⑨ 元江：《“四渡赤水”不宜称作“战役”》。《南开学报》1991年第5期。
⑩ 张家德、李仲卿：《论四渡赤水战略目标的区分》。《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①① 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①② 徐波：《对四渡赤水前后红军军事转折问题的再研究》。《军事历史》1994年第4期。
①③ 席杰：《四渡赤水战役中的通信保障》。《军事历史》1994年第16期。
①④ 王淇；《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求是》1991年第16期。
①⑤ 曾景忠：《遵义会议中央三人军事领导机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①⑥ 董世明：《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①⑦ 刘金祥、孟庆春：《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①⑧ 程中原：《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①⑨ 张家德：《扎西会议新考》。《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②⑩ 朱存福：《浅析苟坝会议的议题和历史地位》。《中共党史通讯》1991年第9期。
②① 顾大全：《试论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准备工作及其失误》。《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
②② 谢一彪：《论毛泽东与长征的准备》。《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4期。
②③ 殷子贤、井家卓：《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文献辑要》。《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②④ 王廷举：《红军长征前后的我党民族改革》。《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②⑤ 吴启权：《红军长征过四川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
②⑥ 冯祖贻：《“彝海结盟”与长征中我党的民族政策》。《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②⑦ 刘学民：《陈济棠为何给红军让道》。《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②⑧ 分见《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2、5、11期。
②⑨ 元江：《关于中央红军南渡乌江转战云南几件史实的订正》。《南开学报》1990年第5期。
③⑩ 李安葆：《红军长征与两广事变》。《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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