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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世纪。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叠起,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每一事件都震撼了全世界。在这一系列巨大变革中,苏东剧变和邓小平理论创立无疑是本世纪社会主义留给人类的两笔最伟大的历史遗产。它集中反映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特征,不仅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总结,而且昭示了新世纪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一、苏东剧变的历史启示
苏东剧变曾使西方政要欣喜若狂,以为资本主义就要“不战而胜”,社会主义就要“走向坟墓”了。十年过去了,社会主义在地域范围缩小的同时,却实现着内在的更新与拓展。苏东剧变的痛苦带给我们的是深邃的启示。
启示之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具有历史合理性,而且具有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在英、美、法、德各“文明国家”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完全改变了他们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的俄国、东欧,乃至更落后的中国等亚洲国家取得胜利。于是,围绕落后国家能否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争论终于划上了句号。但是苏东剧变后,落后国家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再次被怀疑,甚至被认为是导致苏东剧变的根源。对此,我们认为:其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之后,把绝大多数落后国家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渗透下,许多落后国家形成了现代工业和现代无产阶级,从而给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与阶级基础。其二,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使许多落后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世界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形成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其内部生产方式的变革就可能先于发达国家提上日程。其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20世纪前半叶不仅承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而且面临着国内封建势力的深重压迫,人民陷于水深火热,无产阶级队伍成熟较快,加之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壮大,加快了革命形势的成熟。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革命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中,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决不是经济决定论。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因此,苏东剧变,非但不应归罪于它的“先天不足”,倒是应该责备这些国家没有象列宁说的那样在几十年的建设中努力“赶上别国人民”。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还具有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其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革命,多数发生在20世纪前半叶。这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之中。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化大生产逼迫下进行的一次自我调整。由于这种调整的被动性、无序性,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种急剧动荡的形势。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统治阶级自顾不暇,从而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提供了可趁之机。其二,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使得战争成为必然的选择。两次世界大战,就成了落后国家革命的契机。其三,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本身存在着明显的“先天不足”,所以当这些国家革命胜利后,也必然走出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20世纪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那种“理论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经济上它面临着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压力和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与现代化的任务。在政治上它不得不面对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对落后国家先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没有足够认识,是造成苏东各国社会主义受挫的重要原因。
启示之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先行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短期时效性,但又构成落后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机制。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人们往往强调这一模式形成的特殊历史环境,但却忽视了以下几个更重要的因素。其一,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落后,小农占人口的大多数。俄国在一战前尽管工业产值已占到国民总值的41%,但广大农村仍是分散的小生产,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其实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其二,从政治上看,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前尚处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前资本主义阶段,没有经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主义遗毒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生活之中。封建主义对社会主义肌体的渗透是传统模式高度集权、家长制、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个人迷信等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其三,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面临的又一个难题是文化落后,文盲充斥。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文化落后结出的苦果。这一切才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必然性。固然,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具有短期时效性。比如,当年苏联仅用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迅速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战争,终于赢得了胜利;战后初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欧亚各国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中都得益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集权体制。但是,随着与其适应的社会历史环境的消失,这种短期时效性就告结束,之后便成为社会主义各国继续发展的障碍机制。它在50年代以后突出地表现为越来越严重的三大不适应。
其一,传统模式与各国实际严重不适应。落后分散的小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整齐划一的公有制经济;大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却必须严格服从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严重匮乏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加上浓厚的小农意识,必然使按劳分配变成平均主义;公民普遍的文化素质低下,缺少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就极容易变成党包揽一切,指挥一切。这是教条主义的理论与落后国家的实际脱节。
其二,传统模式与发展变化了的时代和时代主题不适应。传统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军事的战备体制,在专政与民主的关系上,它强化专政;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更强调集中。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里,传统模式有特殊的优势。但是,六、七十年代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新的主题,在步入和平发展的年代后,那种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注重人的积极性的发挥的旧体制就必然制约本国经济的发展。
其三,传统模式与迅猛发展的现代科技革命浪潮不适应。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发达国家出现了战后20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80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更加迅猛,推动世界进入了一个信息网络的新时代。其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受其益,而社会主义国家却被远远甩在后面,新科技革命需要的是开放的、开拓的、创新的体制,而传统模式却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僵化的体制。不尊重人、不注重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强调服从、统一,打击标新立异,扼杀创造精神和批判精神,这种旧体制难以克服的弊端是造成社会主义国家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启示之三,改革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获得新生的希望,但也可能断送现实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认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障碍机制,并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先河。中经几度曲折反复,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已成为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选择。尤其是中苏两大国在义无反顾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之后,“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但是,实践证明,改革并非现实社会主义走出困境的一条坦途。而是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甚至布满陷井的道路,需要人们谨慎地探索。这对于改革的领导者来讲,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它不仅需要对社会主义通过改革获得新生的坚定信仰,更需要高超的驾驭全局的才能与智慧,党的成熟,领导人的成熟、理论的成熟,是成功的改革必备的条件。反之,改革失控或改革不力,都会断送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前途。苏东剧变是极具说服力的。
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新
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了许多难解的理论问题。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为回答这些问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不倦的思考。独树一帜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实践。在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第一,邓小平理论冲破了笼罩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上半个世纪之久的教条主义的迷雾,以鲜明的务实风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现有的事实出发,用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成败得失的重要原因,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冲破关于落后国家革命的许多清规戒律,分析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规律后,大胆提出并实践了“一国胜利”理论的结果。中国革命的胜利则应归功于毛泽东同志敢于挣脱教条主义束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反之,二三十年代苏联模式的形成;四、五十年代苏联模式的泛化;八十年代苏东改革的失败,无不与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相联系。惟有邓小平理论,它的务实主义精神使其具有一种先天的对教条主义的挑战与批判。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所在。只有与中国国情结合的社会主义理论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才是真正有用的理论。
第二,邓小平理论打破了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所共同信奉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主义理念,理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关系,找到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不仅给邓小平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而且深刻揭示了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的“先天不足”必然造成后天的残缺。面对这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却硬要套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理论社会主义”模式,是造成20世纪社会主义悲剧的重要原因。唯有邓小平理论,划清了现实社会主义与理论社会主义的界限,指出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之后,才能说“我们真的搞了社会主义”。这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个警示。
第三,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的理论问题,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搞不了社会主义,从而突破了假、大、空社会主义的虚幻理念与追求,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崭新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人”,“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权利。在邓小平理论中,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姓“社”姓“资”的标准,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人民利益”标准上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是小平同志经常思考的问题。这种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完成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一大二公三纯”以及“穷革命,富变修”的价值判断,邓小平创立的这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实践中的一次理论飞跃。
第四,邓小平从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各国经验教训,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革得失成败的缘由,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否定,就是冲破计划体制,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打破封闭,走向繁荣,走向世界。这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创新的、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发展机制。与传统社会主义封闭、守旧、僵化、停滞相比,邓小平同志创立了一种以市场经济为依据的,能够与世界文明沟通的,不断开拓创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尽管这个体制尚不健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难以摆脱权力的左右,也难免因权力进入市场而带来社会的腐败,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必然要求的自由竞争、社会平等等新鲜理念却已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萌生,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大的收获,它给现实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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