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社会捐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校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校社会捐赠，是指高校获得社会各方包括法人实体、自然人等给予的捐赠，属于公益捐赠。也就是说高校社会捐赠，是指捐赠人为了资助教育事业，自愿将其所拥有的财产赠予高校处分或管理使用的行为。在世界各国普通面临高教财政危机的背景下， 人们对高校社会捐赠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
一、国外研究概况
高校社会捐赠在美英发达国家已有多年历史。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捐赠者行为和捐赠经济学研究两个方面：
（一）对捐赠者行为的研究
国外学者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格雷尼格的情景因素理论以及弗史本和阿曾的人际关系因素理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建立了许多有关消费者行为的模型。
1.EBM模型。[1]
EBM模型是由恩格尔等人建立的消费者决策行为模型，它是第一个大规模集成模型和宏观综合性模型。根据EBM模型的设计，该模型包含了影响决策过程的变量，而这些变量反过来又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支出。研究者借助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揭开消费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EBM模型的不足是：一不能解释所使用的变量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二不能解释影响是怎样发生的，三无法测量影响的强度。另外，EBM模型由于过于复杂而不能预测人的行为。
2.三因素及多表征消费者行为理论模型。
塞福曼和克努克1997年提出：在许多情况下，消费决策部分建立在个人的认知、意念和情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2] 阿珍和弗史本1980年提出认知、意念和情感三个过程，并第一次纳入三因素及多表征消费者行为理论模型。[3] 之后，塞福曼和克努克又将其提炼并归入合理行为理论（TRA）。[2]
3.合理行为理论（TRA）。
合理行为理论（TRA）是在黑德的平衡理论、卢森伯格的期望值理论和弗史本多表征态度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合理行为理论（TRA）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说明特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和为什么人们将要或将不作出某种行为。
合理行为理论（TRA）涵盖了社会影响、信念、态度和意向（识）等十分重要的关键因素，而且已在各种研究中对人的行为和消费者决策的全过程进行过验证，它用相对较少的变量揭示了许多种行为。合理行为理论见图1。这一理论模型对一般的变化因素进行了表述， 并且通过确认和测度这些因素的变化来对诸如捐赠等一般行为进行预测。图中虚线变量之间有间接联系，而实线则表明变量之间是直接相关。所有变量被分成外在变量、内在变量和行为变量三种，目的是有利于研究者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分析解释。
附图
图1 合理行为理论模型
图1表明了影响消费者行为诸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阿曾和弗史本还指出：距离一个人作出某种行为的时间越近，对完成该种行为意向的预测就越准确。[3] 相反，一个人作出预测行为的时间越远，对完成该种行为意向的预测准确性就越差。所以，对行为意向预测的准确性与行为的时间相关。
合理行为理论（TRA）的不足是由于它没有将感情作为影响决策的因素加以考虑，所以在预测人们的行为时不能做到完全准确。
在弗史本和阿曾所提出的合理行为理论（TRA）的基础上，伊拉特克在研究美国私立高校校友捐赠行为时又将过去的捐赠表现、与组织关系的密切程度、对特定组织的捐赠意向和下一次捐赠等因素考虑在内，形成了修正的合理行为理论模型。[4]
另外，吉曼、毛瑟、欧格斯贝、斯尔伯格等人分别对与母校的身份关系、在校时的成就、联系的密切程度、对高校的满意度、学院间的体育运动、从该校获得的学位数量和进入该校的亲属、被研究者的个性统计、学术和社会特性、宗教环境、捐赠史等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5—7]
（二）对捐赠经济学的研究
1.对理性慈善行为的研究。
根据经济学观点，捐赠不会是主观随意的，肯定有其特定的原因。正如鲍丁所指出的，在某些方面，慈善行为可以用一般效用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说，捐赠者通过向受预算限制的组织捐赠使其效用最大化。[8] 根据边际效用理论，当消费最后1元的边际效用等于总效用的增量时，将实现效用最大化。可用方程表示为：
MU[，x]/MU[，y]＝P[，x]/P[，y] （1）
其中，x、y分别表示两种不同的商品或物品，MU[，x]是商品x的边际效用，MU[，y]是商品y的边际效用，P[，x]是商品x的期望价格，P[，y]是商品y的期望价格。
效用理论可以用于分析捐赠者的行为，但在使用一般效用理论解释慈善行为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正如苏格登所述：对无私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能够对此类行为中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已发现的规律作出解释，许多作者提出了一些颇具前景的观点，但仅此而已。[8]
2.捐赠的几种理论模型。
（1）把捐赠看成一种单向转让。该模型认为，没有任何有形回报的捐赠是一种单向转让。但这是违背经济学消费者理论的。所以，多数分析家都强调，捐赠者通过给予而获得一定满足，捐赠者的效用是通过了解受赠者已收到效用而获得。所以，鲍丁又指出：出于对慈善捐赠（一种单向转让）接受者财富的关心所给予的馈赠与出于虚荣心、自我满足欲或赶时髦（一种双向交换）所给予的馈赠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在单向转让情形下，关键问题是捐赠者因捐赠而得到效用，他们因获知帮助了别人而得到满足。[9]
（2）把捐赠看成一种双向交换。该模型认为，慈善捐赠可以描述为一种双向交换，在交换中，双方能够收到具体有形的东西，而不是上述模型所提到的心愿或满足感。具体一点讲，有些校友因为在大学接受教育或训练而得到了很多，有些校友因为在校时的名誉等而在未来得到回报。也就是说，人们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而捐赠。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有哈瑞森、克侯和麦克勒等。
（3）从成本角度考察捐赠。这种模型特别强调高校捐赠成本敏感度的重要性，税务借贷和抵扣对捐赠者行为有着强烈的影响。持此观点的有奥昆纳德、罗伯茨和克臣与道尔顿等。[10] 另外格兰特与林道尔等人对此模型也有所研究。[11] 他们认为，捐赠者的年龄和边际收入税率非常重要，对二者的预期可以使捐赠量和捐赠人数有所增加。
（4）把捐赠看成学位专业及相关因素的函数。该模型指出，拥有商科或经济学科学位的人比其他学位专业的人提供大额捐赠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具有商科和经济学科背景的人在一生中有较高的收入。该模型还强调了捐赠者在校修业年限的重要性，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校友捐赠。由于校友的忠诚被分散在几所学校，没有拿到学位的毕业生与已经拿到学位的毕业生相比向母校的捐赠要少。也就是说，在同一所学校获得多个学位与向母校捐赠呈正相关。奥昆纳德、哈瑞森、米歇尔和皮特森等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12]
（5）效用最大化模型。这是研究慈善捐赠和捐赠者行为的基本模型。一般表示为：
U＝f（q[，1]，q[，2]）（2）
其中，q[，1]，q[，2]为可使效用最大的商品Q[，1]和Q[，2]的量。同时，一个人的消费是受预算约束的，可用预算限制函数表示：
y[，0]＝p[，1]q[，1]＋p[，2]q[，2]
（3）
其中，y[，0]为消费者固定收入，p[，1]，p[，2]为商品Q[，1]Q[，2]的期望价格。由式（2）、（3）建立拉格朗日方程（Lagrangian function）：
V＝f（q[，1]，q[，2]）－L（y[，0]－p[，1]q[，1]－p[，2]q[，2]）
（4）
L为未定系数可推得f[，1]/f[，2]＝p[，1]/p[，2]（5）
亦即MU[，1]/MU[，2]＝p[，1]/p[，2] （6）
式（6）表明，两种物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其价格之比时总效用最大。亨德森和奎德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13]
（6）效用最大化模型的变异模型。安德内在效用最大化基本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14] 他提出了三个基本模型：第一，纯粹无私模型：
u[，t]＝u[，t]（x[，t]，G）
（7）
其中，u[，t]为总效用，x[，t]为纯粹私人物品消费，G为在公共物品上的消费总量。意思是：个人并不关心他（她）本身的捐赠量，只关心每个人为慈善捐赠的总量。第二，纯粹自私模型：
u[，t]＝u[，t]（x[，t]，g[，t]） （8）
其中，u[，t]为总效用，x[，t]为纯粹私人物品消费，g[，t]为个人为慈善捐赠的量，这一模型类似于鲍丁的双向交换模型，捐赠者并不关心捐赠的总量，只注重个人的捐赠与回报。第三，非纯粹无私模型：
u[，t]＝u[，t]（x[，t]，g[，t]，G）
（9）
他考虑了上述两个模型的所有变量和捐赠人的收入分布因素，能够较好地表示捐赠者的行为。
（7）效用相互依赖模型。为了解决消费者行为基本模型存在的问题，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捐赠产生的影响，贝克提出了效用相互依赖模型：第i个人的效用函数：
u[，i]＝u[，i]（z[，i]……z[，j]）
（10）
其中，z[，j]为基本物品；每个人的生产函数
z[，j]＝f（x[，j]，t[，j]，E[，i]，R[，iJ]……R[，rj]） （11）
其中，x[，j]为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量，t[，j]为捐赠者的时间，E[，i]为捐赠者受教育情况、经验、环境等变量，R[，1j]为其他人的性格因素，函数中的R变量并不完全是外因，一个人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影响变量R，社会环境并不是给定的。[15] 贝克的效用最大化模型可简单表示为：
u[，i]＝u[，i]（x，R）
（12）
其中，x为家庭消费商品的水平，R为社会关系变量，i为第i个捐赠者，R＝D[，i]＋h（13）
其中，D[，i]为没有捐赠时变量R的水平，h为第i个人的捐赠水平；预算函数为：
I＝p[，x]x＋P[，r]h（14）
其中，I为消费者i的现金收入，P[，r]为单位R的价格，P[，x]为单位消费物品的价格，x为被i消费的私人物品的量，h为由i提供的R的量；将式（13）代入式（14）可得P[，x]x－p[，r]R＝I－p[，r]D，该式右边表示i的现金收入和社会物品价值，二者之和代表了其社会收入；该式左边表示个人；i花在消费品和其它物品（如慈善）上的收入。当U[，x]/u[，R]＝P[，x]/P[，R]（6）时，达到消费者均衡。
即当花在消费品或社会物品（如慈善）的1美元带来相同的总效用增加时，消费者即实现了平衡。
3.对组成模型基本要素的研究。
在研究和建立慈善捐赠经济学模型的同时，许多学者对组成模型的重要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包括：收入弹性、年龄、价格、联谊活动、受赠者收入学校体育运动等。
二、国内研究现状
捐赠现象在我国虽有多年历史，但国内对高校社会捐赠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与国外有着很大的差距。
（一）对高校捐赠必要性的研究
针对国内人们对高校捐赠认识不足的现实，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高校捐赠存在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孟东军根据D·约翰斯通提出的高教成本分担理论分析了高教成本分担的主体：政府、学生及其家长、学校和社会捐赠，强调了社会捐赠在高教成本分担中的重要作用。[16] 曲恒昌用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利益获得原则与能力支付原则分析了我国高校经费筹集的原则与途径，提出在国人逐步富裕的今天，积极争取各项捐赠意义重大。[17] 吴玉林、潘云鹤、李未提出大力发展社会捐赠，对于缓解高校经费危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8]
（二）对高校捐赠的策略研究
我国学者对高校捐赠的策略研究多数集中在对发达国家情况的介绍，只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一定的对策和建议，部分学者对非营利组织的募款策略进行了研究。李珍刚、王三秀、台湾大同商专校长王士峰对非营利组织的筹资策略进行了研究，提出一套筹款措施和操作方案。[19] 仲伟周对非营利机构募款出现的各种扭曲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矫正的对策。左成慈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实践，对高校捐赠的对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套募捐战略。[20]
（三）对捐赠的法律分析
社会捐赠不仅仅是一种道义行为，更是一种道德和法律共同认可的行为。张展为撰文，对捐赠的法律性质进行了认定，并提出了我国捐赠法律调整的重要任务。[21] 陈恩美分析了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缺陷，对涉及捐赠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成立形式及撤销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张琪则对发生在捐赠过程中的各种纠纷进行了法律思考，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四）对捐赠者行为和捐赠经济学的研究
国内目前很少有人对捐赠者消费行为、捐赠经济学问题进行研究，只有个别人有所涉及：一是杨团等人组成的课题组对上海企业捐赠社会公益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不同企业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行为，分析了上海地区企业捐赠的特点、类型等，提出企业捐赠是市场交换、互惠交换、再分配交换三种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并为规范、激励企业捐赠行为提出了相应对策。[22] 二是台湾的黄国良运用消费者行为理论、社会判断理论（SJT），对高雄发展文教基金会进行了个案研究，通过收集相关募款资料，对非营利组织捐助者的认知行为倾向进行了分析，得出了非营利组织募款的三点建议。三是仲伟周对赞助现象进行了经济学研究，他认为，赞助是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是国民收入的市场性再分配。[23] 四是农贵新、何静对捐赠进行了理性分析。[24] 他们认为捐赠是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必将引进社会经济效益的变动，这种变动可用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曲线进行分析，影响捐赠理性的因素有时间空间、组织建设、政府行为、捐赠物自身和捐赠数量等。
未来对高校社会捐赠问题的研究重心，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将集中在对捐赠者行为和捐赠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一是期望捐赠者行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或突破；二是期望以经济学原理更为准确地揭示捐赠问题，并能建立涵盖各种因素的综合经济学模型。 而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建立高校社会捐赠理论研究框架，用以指导高校社会捐赠的实践是我国学者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