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商关系的公司价值鉴证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鉴证论文,效应论文,供应商论文,价值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跨地域、跨行业的信息和技术实时传递与交换的必要性不断增加，企业越来越重视与供应商联合开发新产品以提升核心能力，开拓核心业务。因此，企业发展与维系良好的供应商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研究表明，紧密的供应商关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刃剑”特征(Kalwani和Narayandas，1995；唐跃军，2009；郑军等，2013)。但在转型经济环境中，由于缺乏良好的价格体系和完善的法律保护机制，市场交易成本高昂，利用关系网络中相对狭小的私人关系来维系交易活动，已经且将持续成为企业间交易的主要模式。而关系交易的履行不仅取决于保持关系的未来价值，也取决于企业如何设计和甄选更为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提升关系资产的价值创造效应。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长期定向交易具有较强的专用性，使得潜在的利益冲突难以依靠法律等正式的治理机制来化解，而更多地需要依赖双边关系来确保契约的执行(Williamson，1985)。那么，外部审计能否作为一种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黏合剂来提升企业与供应商间的互信程度?现有的经验证据基于不同的资本市场得出了相互补充和相互替代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Yao，2008；陈运森等，2010；王少飞等，2010；林钟高等，2014)，尽管这些研究结论为我们认识外部审计在关系专用性投资中的作用机理提供了一定的认识，但总的来看仍没有提供外部审计师的鉴证服务与内部关系治理在供应商关系的价值创造效应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直接经验证据。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价值还在于，外部审计鉴证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Jensen和Meckling，1976)，对公司价值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而在关系型交易更为盛行的转型经济环境下，关系型契约需要依据所处的特定情境来匹配有针对性的治理机制，而不同的治理机制在运行成本、治理效应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因交易主体身处情境的不同而变化(Li，2003)。那么，外部审计的信息鉴证和内部关系治理这两种治理机制在关系网络价值创造过程中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联合治理效应是否以及如何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厘清这些问题不仅对于公司探索、甄选和匹配不同的治理机制极富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完善转型经济环境下的独立审计制度也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文思考和检验的问题是：在企业与供应商间相对狭小的关系网络体系中，关系的价值创造作用机制究竟是怎样变化的?外部审计的信息鉴证和内部关系治理机制在供应商关系价值创造过程中是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在外部制度环境不同的地区，上述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以中国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考察了外部审计师的信息鉴证服务是否可以替代内部关系治理来提升供应商关系的价值创造效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为：首次直接从外部审计鉴证和内部关系治理如何联合影响供应商关系的价值创造视角，拓展了关系网络和外部审计如何影响公司价值的研究，为转型经济环境下企业如何培育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供应商关系以及匹配有效的外部审计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具体而言，本文发现供应商关系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更少依赖于外部审计鉴证质量的优劣，关系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鉴证效应，但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上述替代效应会减弱。这不仅有助于揭示供应商关系的价值所在及其实现途径，为认识和理解转型经济环境下外部审计鉴证和内部关系治理在促进企业间合作和价值创造活动中的微观作用机理提供了增量信息，为构建与价值创造和关系交易情境相匹配的审计治理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帮助企业进一步寻求和拓展“关系”影响公司价值的途径，也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的审计监管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检验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启示和不足。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随着日本汽车制造商依靠与其主要供应商间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取得了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关注和探索这种新型的供应商关系。一系列研究发现，与供应商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提高存货管理效率、降低成本费用(Kalwani和Narayandas，1995)，而且有助于促进共同设计产品、共同研发、共同计划和决策以及合作努力和市场进入等多个方面的合作(Jap和Anderson，2007)。当然，失衡的供应商关系也会产生负面效应。根据资源依赖观，如果企业严重依赖于少数的关键供应商，前期的专用性投资会提高供应商的谈判能力，而占据优势的供应商可能以此相要挟来攫取更多的可占有准租，因为一旦交易中断，企业的生产可能被迫中断，进而面临较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财务危机(Banerjee等，2008)，临时寻找新的供应商也面临高昂的转换成本(Williamson，1985)。一旦理性的公司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专用性投资的实际水平会低于理想状态，进而导致未来交易关系的中断(Raman和Shahrur，2008)，可能出现双输的局面。上述研究表明，供应商关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关系”本位社会，一切信任和商业关系是建立在“圈内”成员的个人“关系”上的，这种私人“关系”是社会的核心特质，组织间关系的形成和维系也主要是通过私人关系所形成的长期互惠性交流，这其中隐含着相互之间的义务、保证、互助和理解(Park和Luo，2001)。另外，在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阶段，政府对资源配置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市场化欠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获取资源的渠道较少，造成企业选择交易伙伴时必须以本地企业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使得企业不是通过市场来获取资源或开展战略联盟，而是利用“圈内”相对狭小的私人关系来维系合作和交易。如果交易主体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失去面子和声誉，不仅会受到关系圈内的谴责，而且可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失去关系网络及其中的社会资源，因此这种声誉机制能有效保障交易的实施。基于转型经济体的研究也表明，由于法律保护的乏力，企业更少冒险从陌生供应商采购，而更愿意与熟悉供应商交易。这是因为陌生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可能更不可靠(Johnson等，1999)，并且长期交易形成的“关系”不但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风险抵御能力(Kong，2011)，还可以通过获取供应商的商业信用来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陈运森等，2010)，而这些都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郑军等，2013)。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中国当前的转型经济环境下，供应商关系对公司价值的总体影响应表现为强化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Baiman和Rajan(2002)指出，企业与供应商关系的建立和紧密程度需要以所有权信息分享为前提，在财务信息方面，向供应商提供与未来决策相关的高质量会计信息(Dou等，2013)，能有效传递自我约束的履约信号，增强互信关系，满足长期契约治理的需要(Williamson，1985)。在非财务信息方面，与供应商交换更多的关于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以及需求预测等方面的信息，有助于企业及时合理地安排生产运营以更好适应市场和科技革新(Baiman和Rajan，2002)。但是信息分享以及专有化投资又会引发合作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与投资中的道德风险，可能威胁关系契约的延续和增加经营风险(Raman和Shahrur，2008)，进而产生了对外部监督与约束机制的内在需求。在外部监督与约束机制中，外部审计是一种有效的现实选择。 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独立审计的信息鉴证和传递作用取决于自愿性需求产生的制度背景和外部环境。基于发达资本市场的研究表明，为了更好地向关键供应商传递有利信息，企业更偏好聘请“四大”进行审计(Yao，2008)。Johnstone等(2014)也指出，在供应链方面具有专有知识的审计师能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这种高附加值的信息鉴证能在企业和客户间有效传递信息，进而增进互信程度，这表明高质量审计师能有效发挥信号传递功能。已有研究也表明，在转型经济环境中，即使外部法律制度不健全或执行效果有缺陷，高质量的审计鉴证服务仍能帮助公司改善其治理机制，并有效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信号，使投资者对公司有信心，从而提升公司价值(Fan和Wong，2005)。在这种条件下，供应商关系的价值创造效应可以通过企业选聘高质量的审计师得到进一步扩大，因此外部审计的信息鉴证和传递作用就取决于企业的内生性需求。我们认为，在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供应商关系价值中的审计鉴证效应可能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关系合约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其他的潜在进入者和竞争者不能自由地进入这个“关系圈”，因此关系合约不仅会创造一种联合的、跨期的“租金”，而且为圈内“关系户”之间提供了一种私有信息的沟通机制，并且交易双方的声誉作为一种重要的抵押品能有效维持交易关系，降低交易双方对会计信息的需求(Ball等，2000)，从而弱化对高质量审计鉴证的特定需求，如更少聘请鉴证服务质量高的大所。第二，紧密的供应商关系会增强企业操纵盈余的动机，进而也降低对高质量信息鉴证服务的需求。随着企业与供应商关系紧密程度的加深，其资产的专用性会进一步增强，企业高管更可能会采取相关的机会主义行为来降低供应商对未来交易不确定性的担忧，如更倾向通过盈余管理手段来满足供应商对企业的经营预期，以缓解其对高管施加的压力，或者改善交易关系和交易条款(Graham等，2005)，以及诱使其在未来对企业进行更高程度的专用性投资(Raman和Shahrur，2008)，而这无疑会减弱其利用高质量审计师来传递有利信号的动机。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小所，大所的信息鉴证质量更高，更可能发现并报告审计客户的潜在风险。存在“特殊”需求的公司为了掩盖自身风险，依赖大所进行信息鉴证和信号传递的需求会更弱(杜兴强等，2011)，而更倾向于选聘鉴证质量相对较低的本地所甚至是本地小所进行审计(Wang等，2008；林钟高等，2014)。 如果与供应商关系更紧密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鉴证服务质量相对较低的本地小所进行审计，那么本地小所是否会削弱供应商关系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呢?第一，审计行为的“监管性”异化。由于交易双方不需要依赖企业的财务报告对未来的交易活动进行预测和评估，审计鉴证变成仅仅是为了满足证券监管机构的程序性需求。一旦独立审计鉴证服务的信号显示机制被异化为一种行政程序而非内生的自愿性需求，供应商关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会因为聘请本地小所而有所变化。第二，本地小所的“生存”需要。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本地小所对单一客户的经济依赖性较大，更可能被本地上市公司成功“公关”。由于本地小所和本地上市公司原本就有相对交叉的共同的社会圈子，这种相对封闭和稳固的人际关系网络使交流和沟通更为“润滑”(杜兴强等，2011)，因此本着与本地审计客户建立或维持良好关系的原则，按照客户的要求出具审计意见，不仅能有效节约审计成本(包括交通成本、沟通成本等)，也能更好地维护市场份额，避免客户资源流失。第三，审计市场的不完全性。从审计服务的市场竞争看，审计业务的地域性过强，形成条块分割，外地事务所很难进入；或者事务所与公司双向选择的动机不强，公司寻求质量不高的审计鉴证服务可能仅仅是为了应付行政监管程序，其根源可能在于市场的不完善，不同质量审计服务产生的市场效益难以体现(刘峰等，2007)。第四，审计失败的“风险损失”小。从“深口袋”理论看，投资者遭受损失后更倾向于向大所发起诉讼，因此本地小所被诉讼的概率和成本相对较低、声誉损失较少，从而提供高质量鉴证服务的动机不强；同时，在当前过度竞争的审计市场上，本地小所难以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鉴证服务来建立品牌和声誉，进而难以获得来自品牌和声誉方面的准租金并稳固地保持持续增长，使得“错误”的审计报告也不会失去更多的客户，这会进一步削弱其提高鉴证服务质量的动机。在这样的条件下，出于“沟通”便利或者通过盈余管理来掩盖经营业绩不佳，与供应商关系紧密的企业需要本地小所“密切配合”时，本地小所也更可能会出于利益考虑而“心照不宣”。尤其在本地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本地小所“配合”的意愿可能更强。综上可以推断，与供应商关系紧密的企业通过选择鉴证服务质量相对较低的本地小所进行审计，不会降低供应商关系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随着供应商关系紧密程度的增加，公司价值会得到有效提升，供应商关系存在价值创造效应。 假说2：供应商关系的价值创造效应不会因企业选聘本地小所审计而弱化，关系治理与高质量审计鉴证存在替代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基于2007～2013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手工收集了公司向供应商采购的数据，剔除了实际控制人和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的有效观测值为4398个。财务数据源于CSMAR数据库，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的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说，我们设定了以下模型：
标签：替代效应论文; 外部审计论文; 公司价值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审计计划论文; 会计与审计论文; 审计质量论文; 审计方法论文; 供应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