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文书人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文书论文,人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书人员是太平天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不但是太平天国信息的制作者和加工者，而且是太平天国信息的传递者，对于太平天国各类信息的上传下达和平级交流负有直接的责任。因此，深入探讨和研究太平天国的文书人员对于进一步理解其胜败存亡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一、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来源
太平天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支文书人员队伍，如按其官制和军政编制推算，文书人员队伍的规模尚称可观，几近8万人，它说明了太平天国对文书人员的大量需求。实际上，太平天国的文书人员是相当缺乏的，这可从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来源问题得到印证。
在初期，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匮乏是勿庸置疑的。那时并无所谓的专职文书人员，一些重要的领导人都曾不同程度地做过文书工作，特别是南王冯云山为太平天国军政教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做了大量的文书工作，据载：“冯云山，……稍读书，……造伪书惑众，……倡乱以来用兵诡谲，几于不测，所有伪谕悉出主裁。”〔1 〕又有史料载：“冯云山，年三十余岁，颇通文义，幼年曾入县学，假造妖书，有散劫真言、归元宝诰等名目，又创为天律十六条款、太平制诏军书，各处传习，晨夕跪诵，……”〔2〕有时天王洪秀全还和南王一起从事文书工作， 反映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太平天日》在提及洪秀全返回紫荆山根据地的情况时，记载道：“主（指洪秀全）命觐王黄维正（即王为正）转回桂县。主每天同南王写书送人，时将此情教导世人，多有信从真道焉。幸得曾云正四处代传此情，大有功力，故人多明
也。主居月余，主与南王冯云山、曾云正、曾玉景、曾观澜等写奏章，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3〕北王韦昌辉也曾从事过文书工作， 《天父天兄圣旨》记载他曾对天兄说：“天兄，小弟既写成本章，欲差人到平山，奏知二兄（指洪秀全）。”〔4〕
由于文书人员的缺乏，初期太平天国领导人在亲自从事文书工作的同时，很重视吸收和培养广西乡村小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文书人员，这些人以黄玉崑、卢贤拔、曾水源、曾钊扬、黄再兴、罗秘芬、何震川、刘承芳、黄启芳、李寿晖、李寿春、侯谦芳、赖汉英、陈宗扬、曾云正、曾玉景、曾观澜等人为代表。其中曾水源、曾钊扬、黄再兴等人自始就被吸收进去从事文书工作，据史料载：“庚戌年（即1850年）冯云山在胡以晃村内，传天帝教，写字无人，邀水源入伙。”〔5 〕“庚戌年冯云山等传天帝教惑众，钊扬走从之，得司笔札，为糊口计。及洪贼等倡乱，其一切伪文檄，皆钊扬与之合计。”〔6 〕黄再兴也是因为1851年2月“洪贼知其能写字，令人诏书衙编纂伪诏书”的〔7〕。黄启芳则是在金田起义时被“韦贼挟以入伙”的〔8〕，而曾云正、 曾玉景和曾观澜也是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与天王、南王等领导人一起从事文书工作的。总体说来，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较高者如曾水源和曾钊扬是童蒙师，“颇知文义”或“颇通文墨”，何震川则为广西诸生，“颇有笔气”，还有赖汉英“颇通文墨，兼知医理。”余者如卢贤拔、黄再兴、罗秘芳、黄启芳、李寿晖、李寿春等都是“粗通文墨”。但他们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准备和发展过程中，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太平天国前期文书人员队伍的骨干力量，诸王府的重要文书官职大多由他们担任，如卢贤拔曾任东殿簿书（东王、北王和翼王都曾设有簿书的文书官职，后设尚书，始废簿书）、春官丞相等职；曾水源曾任东殿簿书、天官正丞相等职；曾钊扬曾任右史、东殿右丞相、天官又副丞相等职；黄再兴曾任左史、地官副丞相等职；刘承芳曾任翼殿簿书等职；黄启芳曾任北殿簿书、右二殿簿书、北殿吏部尚书等职；李寿晖曾任正典镌刻、东殿簿书、吏部一尚书等职；侯谦芳曾任天朝总宣诏书、东殿吏部二尚书等职；赖汉英曾任夏官副丞相、东殿尚书等职；陈宗扬曾任秋官又正丞相、东殿丞相等职。〔9 〕这些广西乡村小知识分子使得太平天国有了初步的专职文书人员。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太平天国对文书人员的需求愈益增加，愈益感到文书人员的缺乏。因此，在从广西到南京的一路战斗中以及在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一直注意着文书人员的发展工作，非常重视培养和壮大文书人员队伍，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把招收文书人员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去做。招收文书人员的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举行科举考试。科举题名者有一部分人从事文书工作，如湖北人傅少阶和胡仁魁就是在通过科举考试后充当殿前诏书的，〔10〕而太平天国著名的女状元金陵人傅善祥还掌握了东王府的文书批判权。
第二种是发布求贤榜，是谓太平天国的招贤制度。关于太平天国的招贤制度，有记载说：“贼于科举外，又有招贤之制。窃据郡县，暨剧盗行兵所至之地，皆署榜于所居门墙及伪官衙前，曰：‘招贤’而悬示于榜。”张贴招贤榜意在招徕包括充当文书人员在内的各种人才。实际上就有大量的小知识分子响应了太平天国的召唤而加入到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队伍中来，《贼情汇纂》反映这一情况时载：“然所至之地，惟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狷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赴其招为一时衣食计，既至江宁，皆使入诏书衙，任以佣书之役，……”〔11〕
第三种是从黎民百姓中发掘文书人员，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黎民百姓中读书识字者加入太平天国文书人员队伍，有记载说：“贼不识字，传伪令：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否则斩，搜出匿者同罪，乃得数百人，使为诗及对，又试以伪示，合贼式者，分入各贼馆为书使，亦不打仗。”〔12〕
第四种是直接从俘虏中发掘文书人员，这是一种使用得最为普遍的方法。太平军每当抓获俘虏，都一一询问他们有何特长，操何职业，能否读书，是否识字。一旦发现俘虏中有读书识字之人即招为文书人员，礼遇优加。如有记载说：“贼掳我官吏绅衿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生，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兵册、家册等事……”〔13〕有很多具体生动的例子反映了太平天国在各地从俘虏中发掘文书人员的情况，兹不详举。
由于太平天国重视发展文书人员队伍，千方百计地发掘文书人员，太平天国文书人员队伍逐渐壮大起来，出现了大量的非广西籍的文书人员，他们成为太平天国文书人员队伍的主体力量。但总体来说，太平天国一直没有招够足敷使用的文书人员，这种情况直到后期仍然存在着。为此，太平天国还有一些补救措施：一是雇用一些不愿归顺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代办文书，如叶吟舟就是这种情况，他为太平天国从事文书工作，但没有接受太平天国的官职，只是领取代办文书的薪水银。有记载说：“叶吟舟者，苏州人，足微跛，本在县署就幕，素熟公事。自咸丰十年五月起至同治二年九月止，凡王永义申嘉兴贼文书及一切军务禀报，及与各处贼营伪官文移往来，悉出吟舟之手，做就后即送至王永义家阅看，钤用伪印，然后发递。吟舟居住九埭头王氏庄屋内，系王永义聘请幕友办理贼中文报，每月薪水银四十两，始终未授伪职。”〔14〕二是太平军各基层组织之间相互调剂，如有资料载：（太平天国肖天侯曹茂盛）“举酒谓何（何亦为太平军中一将领）曰：‘成败不足论，人少难以集事，君现有两文案，盍以其李归我，当以牌尾数人相易。’……何颔之，时予（指该资料作者）兄弟在座，相视不敢言。席散后，何从容言曹处情形，并言其旧文案某姓，曾保举文军政司，现随营江皖未归，命予往曹处代司文案。予兄弟再三辞，何不许，曰：‘我与曹同盟兄弟，曹处即我处也，何惮焉？’翌晨，何亲导予往，出门迤东行半里许，曰谢衙前，巷内第宅颇广，值曹早餐，即命举酒，酒数巡，何叮咛别去。”〔15〕
综上所述，可将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来源概括如下：
1、从地区来说， 太平天国文书人员处于高层的大多是广西首义前后参加进来的广西籍乡村小知识分子，一般的或处于基层的则大多是太平军在进军过程中发展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的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或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社会阶层。
2、从发展文书人员的方式来说，有3种情况：第一种是初期高层领导人亲自从事文书工作；如南王冯云山等，他们还注意吸收和培养广西籍乡村小知识分子从事文书工作；第二种是通过科举制度和招贤制度吸收一部分知识分子充实文书人员队伍；第三种则是从一般黎民百姓和俘虏中发掘文书人员，这是一种使用得最为普遍的方法。
3、从文书人员的文化水平来说，较低水平的是稍知文字、 能读书会写字或粗通文义笔墨的三教九流；中等水平的是乡村塾师和童蒙师等；较高水平的则是清朝政府的诸生、童生、附生和官吏绅衿及太平天国的科举中人。
二、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地位
太平天国由于需要大量的文书人员而深感文书人员的缺乏。为了能够招到足够的文书人员，吸引众多的知识分子和能读书会写字的社会阶层加入到文书人员队伍中来，太平天国赋予了文书人员以崇隆的地位和比较优裕的待遇。
首先，太平天国文书人员都是品级不同的同职官（佐天侯与六官丞相除外），文书人员的同职官品比其所属的正职官官品次一至四级。将军以上正职官的文书人员在职同检点到职同监军之间，天王、东王的文书人员职同检点，北王、翼王的文书人员职同指挥，燕王、豫王和国宗的文书人员职同总制，侯相检指的文书人员职同监军；自将军至监军的文书人员一律职同军帅；自监军至卒长的文书人员同职官品都较正职官次一级。每军的宣诏书和疏附同职官品还超过军帅书理，为职同监军。至于其他同职官的文书人员，地位也较高，“视长官同何职，属官亦同所属何职，如军中各典官职同监军，其书使亦同监军书理所同之职。”为职同军帅。太平天国规定：凡一切同职官均配备书使和尉伺。两司马书理为流外官，“至卑本无伪职，然散卒奉之如官长，倘该管长官知其能，即下札谕调取，……有朝为两司马书理，暮为将军书理者。 ”〔16〕由此可知，即使是两司马书理，在太平军中亦具有较高的地位。
其次，从前期一开始无论是处于高层的或是一般的文书人员都具有较高的地位，特别是那些在诸王府里从事文书工作的文书人员如曾水源、黄再兴、罗秘芬、李寿春和侯谦芳等，其地位更是非同寻常。曾水源“与洪杨二贼不离跬步”〔17〕，是“凡东贼事代批代行，每晨见东贼议事者。”黄再兴是“凡翼贼事代批代行，每日见翼贼议事者。”而罗秘芬则是“凡北贼事代批代行，每晨见北贼议事者。”〔18〕至于李寿春和侯谦芳的地位更是不同一般，他们的权势简直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有史料载：“杨贼有机密事，皆与寿春与侯谦芳秘计。”“杨贼信任之（这里指侯谦芳），同恶相济，凡有机密事，皆引谦芳与李寿春计议，权势在韦石二贼之上，伪侯相之侧目。”〔19〕这些处于高层的文书人员与太平天国诸王关系密切，为他们献计献策，对太平天国的军政决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一般的文书人员地位也较高，太平天国在初建男馆女馆时就规定：“各馆择能书者为书手，高于听使与圣兵。”〔20〕男馆女馆制度废除后，文书人员的地位和待遇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记载说：“识文字人贼掳为先生，供给丰厚，与伪职埒……”〔21〕又说：“及其派充先生，贼目优待之，群贼尊崇之……”〔22〕这些情况都说明了在前期太平天国由于迫切需要文书人员而给他们以较高的地位和较好的待遇。
最后，即使到后期，太平天国文书人员仍享有较高的地位。由于圣库制度不再得到严格的执行，一般士兵俘获物品就不上缴圣库，只是将贵重物品先献给本营官，而“次等衣物亦必先提数事献于充先生者，其余方敢自有。”〔23〕这反映了文书人员在一般士兵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后期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将领也非常重视和推重文书人员，给予他们以很高的地位，有些文书人员还有升为正职官的可能，这一点已为当时的一些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所稔知，他们的记载说：“闻贼中亦重读书人，而各魁帅于读书人尤为敬礼，凡被掳即收入贼巢司笔墨，或尊为上宾，参与帏幄，……”〔24〕1857年3 月太平军在福建长汀有殿左九十七指挥张姓者出示说：“掳人多者即计所掳之数升官，若掳得识字通文者，倍加推重。”那么，对于这些被掳的识字通文者如何推重呢？曹大观的《寇汀纪略》回答了这些问题：“于是贼中掳得其人，珍若拱壁，呼为先生，鐍之密室，不令足迹外出一步；凡监军总制之官，非三品以上先生不得任，以理民词、办军务，非晓畅文义不能也。”〔25〕
由于文书人员在太平天国政权和军队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受到非常的重视和优裕的待遇，因此，连一些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也对在太平天国政权中从事文书工作感到满意，一个名叫李圭的南京人被太平军俘虏后被迫做了文书人员，他当时的感觉是：“况已做写字人，又不辛苦，从此安心在此间……”〔26〕那些在基层从事文书工作的，由于基层公务文书往来较少，甚至感到非常轻松，有记载说：“……居贼中闲甚，日惟往来文书一二封。暇则枯坐，或翻阅残书，时从兄处往来，贼亦不问。”〔27〕
三、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作用和影响
太平天国文书人员之所以享有较高的地位，不仅是由于文书人员非常缺乏，而且是由于他们在太平天国政权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作用除前已提及的高层文书人员对太平天国诸王的军政决策起重要作用外，还在于文书人员既是太平天国各类信息的制作者和加工者，又是太平天国各类信息的传递者。各种发文的撰稿、誊抄或印刷、钤印和传递以及各种来文的登记、批复和处理都是由他们配合完成的，兹以前期诰谕为例说明：由于诰谕是东王杨秀清发布的下行文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因此，诰谕草稿的撰拟显得相当慎重，均由侯和丞相商议，经翼王石达开同意方能定稿，然后才能以东王的名义缮写诰谕，缮好的诰谕要进行登记并加盖印章：先送到东王府头门，交值日尚书登记挂号，然后击鼓传进里面，少顷便已盖印发出门来。盖印后的诰谕仍须由东王府的参护送至北王府登记注册，再送至翼王府与其他文书汇齐，最后交由佐天侯陈承镕发交疏附分递各处。〔28〕由此可见，诰谕由草拟文稿到分送各处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而这些程序的顺利完成必须有各级文书机构和人员的密切配合才成为可能。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工作效率在前期是相当高的，有记载说：“虽层层转达，而毫无窒碍，曾于一日之内发谕至三百件之多，缘军务中又杂以喜庆诸事也。”〔29〕这些都反映了文书人员在太平天国信息的上传下达和平级交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基层，文书人员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每当太平军攻克城邑或逢节日喜庆、首领出行以及启用新的官印等重大事件，基层文书人员都将有文书工作：或向上级汇报战绩，或向上级恭贺新喜，或为首领出行、启用新印做些备用的特殊文书，等等。可以说，如果没有文书人员的工作，太平天国就将政令不畅，军令不达，言路堵塞，信息滞流，整个政权和军队的大厦将很快土崩瓦解，太平天国运动也就不可能坚持达14年之久。不仅如此，文书人员在教育人民群众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进行宗教思想宣传，加强对统辖区人民和士兵的管理，太平天国规定了礼拜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 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30〕文书人员在礼拜制度方面的作用未有明文规定，兹以具体史料记载说明：在前期，据张德坚的记载反映：“逮至七日礼拜之期，……其贼目及充先生者令新掳之人诵习赞美天条书及一切伪书，并极言天父天兄天王东王诸神异……”〔31〕礼拜的“主席台”上还专门设了文书人员的座席，礼拜时，“贼目及充先生者即坐于正中所设数座上，群贼两旁杂坐，齐诵赞美毕，充先生者缮成黄表奏章，尽列一馆贼名，此时手执奏章，跪地朗诵，群贼长跪，读讫焚化，则以所供肴馔共享，此七日礼拜之仪也。”〔32〕到后期，也有具体的史料反映文书人员在礼拜过程中的活动：“殿正中设一桌，桌后南向设一椅，若公案然，曰‘天父堂’，殿东壁一桌堆纸笔，为贼之掌书记处，……李贼出坐殿中椅上，……面白身矮瘦贼曰：‘掌书大人，要备表文敬天父。’贼随去。少顷，握黄纸一通置桌上，又一贼传人曰：‘俱来拜上帝。’随见长发贼大小十三四人至，分两边挨次立，李贼立正中，面向外，复谓一贼曰：‘可令新家伙们立廊前观听。’余众至，则李贼首唱，群贼和之，似系四字一句不了了，约二十余句。唱毕，所谓掌书大人者趋至桌前，北向捧黄纸，不知喃喃作何语，读罢就火焚之。闻七日一礼拜，届期必若是，是即贼剿袭西洋天主教以惑众者也。”〔33〕由此可知，无论是前期，还是到后期，文书人员不但要在举行礼拜前准备好礼拜用的表文，又称礼拜奏章或祈祷文，而且还在礼拜过程中部分主持礼拜的仪式。
文书人员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对太平天国的胜败存亡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文书人员的缺乏，一部分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被迫加入太平天国文书人员队伍；由于文书人员的优裕待遇，一部分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为暂保性命而主动混入太平天国文书人员队伍。因此，在太平天国文书人员队伍中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不少，这给太平天国文书工作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一是，他们人在曹营心在汉，故意破坏太平天国文书工作，这种情况在前期就已存在，张德坚的《贼情汇纂》就反映说：“文弱之士苟且偷生者暂图目前温饱，亦断不肯为设一谋，且有故意写字讹别者。如伪示动称天王、列王下理天下人民，下理理字有意写作埋字。逆贼惨虐不堪，下埋人民，诚不诬也。”〔34〕这种故意篡改太平天国文书文字的做法，必定使太平天国的文书效力受到一定的影响。有些主动混进文书人员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甚至直接进行颠覆太平天国政权的破坏活动，他们“亦知一日得生，暂饱两餐，未尝不欲谋通消息，顾力或不逮，不免曲意逢迎，渐谋亲信，庶可得当以报我军（指清军），或游说渠魁翻然来归……”〔35〕因此，张继庚叛乱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二是，他们深受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薰染，在为太平天国政权和军队从事文书工作的过程中常沿用以前的封建文体、虚浮娇艳的文风和华藻艳丽的语言，有的甚至故意破坏太平天国文书工作，在文书中“挑唆反间”，故作令人惊奇危惧之笔，使太平天国文书浮文巧言连篇累牍，艰涩难懂，从而导致太平天国文书的效力下降，这种情况即使在前期也可从太平天国女状元傅善祥身上见其端绪。有记载说：“傅善祥者，金陵人。二十余岁，自恃其才。东贼闻之，选入伪府，凡贼文书，皆归批判，颇当贼意。由是贼伪官均尚文，有不合善祥式者，辄批骂，恃宠骄傲。屡言老长毛狗屁不通。”〔36〕这种情况到后期越来越严重，引起了干王洪仁玕的高度重视，他于1861年发布諠谕，敏锐地分析了浮文巧言来源于所谓的文墨之士、气盛少年和新进之人（这些人大多是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出身），睿智地识破了某些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的阴谋，指出：“况现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之笔。”要求“嗣后本章禀奏以及文移书启，总须彻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37〕洪仁玕的这则諠谕在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太平天国文书人员队伍中存在着大量的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他没有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的文风及太平天国文书日益下降的实际效力。文书效力的下降必然导致太平天国军政信息的流动不畅、军政决策的迟缓失误以及政策措施的执行不力，从而导致太平天国的全面失败。
注释：
〔1〕〔2〕〔12〕〔18〕〔20〕〔24〕〔26〕〔3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4册，第669、354、654、672～673、696、472、485～486、478页。
〔3〕〔37〕 《太平天国》，第2册，第648、616～617页。
〔4〕 王庆成编著：《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29页。
〔5〕〔6〕〔7〕〔8〕 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56～58页。
〔9〕 参见朱从兵、崔德田著：《太平天国文书制度》，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9～20、22～25页。
〔10〕 参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677页。
〔11〕〔13〕〔16〕〔17〕〔19〕〔21〕〔22〕〔23〕〔29 〕〔31〕〔32〕〔34〕〔35〕 《太平天国》，第3册，第114、314、96～97、57、67～68、294、304、271、192、302、262、314、295页。
〔14〕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册，第202页。
〔15〕〔27〕 《太平天国》，第5册，第314、315页。
〔25〕 《太平天国》，第6册，第812页。
〔28〕 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192页。
〔30〕 《太平天国》，第1册，第322页。
〔36〕 转引自钟文典著：《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本文于1997年8月26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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