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首位度的经济发展效应—基于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分析视角
张 瑶 1郭晓平2（1、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石河子 832000 2、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广东珠海 519000）
内容摘要： 本文利用2001-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口首位和经济首位分别作为城市首位度的衡量指标，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市首位度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论得出：以人口规模作为首位城市的发展目标时，无论有无空间假设，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并不显著；而以经济作为首位城市的发展目标时，城市首位度的提升对本地及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均有显著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地，分解效应结果表明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城市首位度每提升1%，将直接导致本地经济增长0．2802%，间接导致经济效应增长0．04965%，总的经济效应增长0．3298%。因此，在均衡地区发展的战略举措中，地方政府应积极发挥首位城市的经济驱动力，促进省际之间的互动交流，实现经济共同发展。
关键词： 城市首位度 经济增长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
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城市首位度作为人口要素空间集聚的重要衡量指标，侧面反映了区域内首位城市在吸引优质资源、提升产品产出效率以及资本集聚等方面的竞争力水平，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空间地理与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中。1939年，Jefferson首次明确定义了城市首位度，即以人口规模最大的首位城市人口数量与第二位城市人口规模的比值表示。从其定义上来看，城市首位度的高低主要受制于区域内社会环境包容力、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发展潜力等，但是尚无明确理论研究及事实证据证明城市首位度的提升能够有效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由于集聚效应或者产业辐射效应等的存在，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可能不同。一方面，城市首位度将会通过集聚优质资源对其他城市产生掠夺效应，不利于地区整体经济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城市首位度也能通过溢出效应，实现产业、劳动力资源等的跨区域转移，推动周围城市经济发展。此外，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全面覆盖及交通运输业的日渐成熟，城市经济发展已然脱离个体存在，有效实现了经济的跨省区转移，即本地城市首位度的提升不仅会对本省内各个城市间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进而也会对周围省区或商业对接城市产生间接影响。因而，基于空间视角研究城市经济发展必不可少。
在现实经济中，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各大城市群经济、山东的“一体两翼”战略、湖北的“1+8”城市群规划等都是政府试图用首位城市先富带动后富、弥补短板、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值得深思的是，以首位城市的率先发展带动区域内整体经济增长的战略举措能否实现有效预期，首位城市该不该做经济老大等“首位度迷思”有待时间及学者们的进一步验证。笔者在梳理相关文献中发现，“首位度”已然成为当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词汇，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激发了广大学者的研究兴趣。如王家庭（2012）等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东、中、西部等分区域实证检验得出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城市首位度的提升并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进一步地，周志鹏、徐长生（2014）等人首次引入地理空间模型，从空间视角得出两者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城市首位度的提升可能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经济发展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此外，李宝礼、胡雪萍（2018）等基于2005-2014年我国23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得出，由于受到初始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地区面积、基尼系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发展趋势。其他学者的研究可进一步参考陈文喆（2017）、方大春、张凡（2017）、李兵、郭冬梅、刘思勤（2019）等。
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并做如下改进：其一，对城市首位度的定义进行延伸。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大多基于Jefferson对城市首位度的定义作为衡量指标，忽略了在社会发展中人口红利逐渐削弱的事实，而以人口首位作为城市首位度的测度方法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验证。本文将基于现实经济发展要素，分别以经济首位和人口首位作为城市首位度的测度指标，并进行对比研究。其二，引入空间模型，基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再次分析两者关系。本文将对不同测度下城市首位度的经济增长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分析，明确首位城市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影响机制，以期通过上述实证研究，论证最优城市首位度假设的可行性和破解首位城市该不该做经济老大以及如何做好经济老大等首位度发展难题。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描述
（一）计量模型
信息化的全面覆盖及普及，使得产业及资源的跨界转移已经较为普遍，经济发展脱离个体存在，逐步形成地区经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由于普通面板数据模型忽略了样本的空间作用效应，而空间计量模型将样本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考虑在内，有效弥补了普通面板模型的短板，解决了传统回归模型的偏误。故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模型选择过程如下：
首先从广义嵌套空间模型（GNS）出发：
其中，当β、θ为零时，GNS退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当ρ、θ为零时，GNS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EM）；当θ为零时，GNS模型退化为带空间自回归误差项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即广义空间自回归模型（SAC）；当λ为零时，GNS退化为空间杜宾模型（SDM）。为检验SDM是否退化为SAR或SEM模型，对SDM进行LM检验，结果表明似然比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SDM模型为最优选择，具体模型如下：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1-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级单位（不含西藏）作为样本，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及统计局网站。此外，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1。
以经济首位作为指标核算时，由SDM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出：短期看，本省城市经济首位度的提升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且其作用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基于空间矩阵下相邻地区的城市首位度提升对本地区经济的影响效应也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其作用系数的绝对值远低于其他解释变量。即基于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城市首位度的提升均能够带动本省区和邻近地区经济增长，且本地经济增长效应远高于邻近地区。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本省城市首位度的不断提升将为地区内发展提供更多契机，通过吸引外资及周边优质资源流入、有效配合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将不断提升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带动更多的就业链和低能产业的有效转型，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城市首位度发展战略目标。其次，本地区城市首位度的提升，有助于区域内科技软实力的强化，进而发挥更强的经济溢出效应。由于信息传输方便、交流成本相对较低等原因，本省城市首位度的提升将会促进更多邻近省区及商业互通城市的发展，有效实现了经济跨界交流。最后，首位城市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带来掠夺效应，转移临近地区的优质资源，相邻地区的经济收益被其资源损益削弱，经济驱动效应相对低下。但由于首位城市对临近省区的经济驱动效益远高于其资源损益，因而，首位城市的发展仍有利于临近省区经济增长，各个省区经济逐渐形成空间地理上高高集聚的“俱乐部”行为。
初步判别城市首位度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存在跨界影响的重要方法是对经济发展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空间依赖性）检验。因而，本文将选择最为流行的莫兰指数I（Moran's I）对被解释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加以检验，其计算公式如下：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 2001-2017年我国各省市经济发展全局Moran's I指数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其中，Lngdpit表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Xit为自变量，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等。W为地理邻接权重矩阵（0-1矩阵，若样本之间相互邻接，则权重为1，否则为0），IN为单位向量，ρ表示空间滞后系数，μi、λi、εit分别为空间、时间和随机扰动项。
实证结果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第3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130 5，贡献率为11.31%，单株荚数特征向量值为最大，特征值0.489 2，其次为产量，特征值为0.417 3，可以把该主成分称为产量因子。单荚粒数的特征向量值为负数但最高，说明红小豆变异品系选择中单纯追求单株荚数可能引起单荚粒数的降低，但对产量影响不明显。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对本地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地区经济影响显著为负；政府力量、固定资产及人力资本的增强也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同时也对邻近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友好；人口规模的过度增长对本地经济影响显著为负，且削弱了邻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上述空间自相关检验证明被解释变量在空间地理上存在显著的经济相连及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公式（1）、（2），本文先后进行了OLS、空间自回归、空间误差、广义空间自回归、空间面板杜宾等模型估计，对城市首位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以人口首位作为衡量指标时，无论有无空间假设，城市首位度的提升对地区经济存在负向影响效应，且变量系数尚不显著。说明人口红利已然逐渐消失，过于密集的人口集聚将会带来更多的城市污染、交通拥挤等发展难题，阻碍首位城市有效发挥其经济驱动潜力。以经济首位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时，基于普通和空间面板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城市首位度的提升将对地区经济产生引领作用，且在无空间效应下，城市经济首位度的二次项系数较为显著，表明在忽略经济跨界交流的基础上，最优城市首位度假说得以成立。但在现实经济体系中，信息化的发展使得区域间经济脱离了独立个体的存在，并且常常受制于相邻或者其他利益相关的商业对接城市。因而，理论及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最优经济首位度的假说在空间效应下并不存在。考虑到不同时空条件下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Wald检验表明空间杜宾模型优于空间自回归、空间误差等模型，因而本文选择空间杜宾模型作为分析基准。限于篇幅，文章主要展示以经济首位作为衡量指标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在考虑空间因素的计量模型中，对于经济事实分析不能只看解释变量估计结果，而应该综合考察空间效应下城市首位度对整体经济发展的长期回响效应。根据刘小勇（2013）的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影响效应可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因而，本文改写公式（2），并对总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解分析，以期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长期影响关系，公式改写如下：
为了观察空间上是否满足最优城市首位度的假说，在上述面板模型的X变量中加入城市首位度的平方项，检验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具体模型表达形式保持不变。
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水平，i、j表示不同省份，n是省份个数，W表示邻接权重矩阵。Moran's I指数取值范围为[-1，1]，位于（0，1]、[-1，0）区间分别表示呈现正的空间依赖性和负的空间依赖性，等于0则表明不具有空间依赖性。研究发现，Moran's I指数在研究样本的时间段内显著为正，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俱乐部”行为，各地区经济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班级采用人人轮流当值日班长，让每一位学生都成为班干部竞选的考察对象。在改选之前，原班委与每日班长负责班级管理，新班主任深入展开多渠道的调查与研究，要有“顺风耳”“千里眼”的本领，明察暗访，察人于微，如：干事能力强但脾气暴躁；尽职尽责性格温和但又缺乏大胆工作的精神；与同学关系好，做老好人；办事能力强，但学习态度差；对他人是非对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针对以上情况，与学生进行一对一面谈，并真诚指出不足之处并提出希望，鼓励这些学生在班干部评选中毛遂自荐，争当班级好干部。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表4 效应分解结果
（三）效应分解
当代艺术家需要不断重新审视周围世界，以保持感觉与思维的敏锐。对综合材料艺术创作而言，材料物性的重新审视就显得十分重要。各种材料的选择和应用，不是孤芳自赏的伎俩和自以为是的技法，而是源自对自然的敬畏、对历史的关注和对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深刻体验的智慧。
HPLC法同时测定温经汤中10种活性成分的含量…………………………………………………… 邵长森等（19）：2640
进一步地，对模型进行偏导数处理，将总效应进行分解。其中，直接效应表现为矩阵对角线元素之和的均值，而间接效应则表现为非对角线元素之和的均值水平。
由表4得出，长期来看，城市经济首位度对本省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正。城市经济首位度每提升1%，会直接导致地区经济增长0.2802%，间接导致经济增长0.0496%，从而整体使区域经济增长0.3298%。进一步地，在城市首位度经济效应的对比分析中得出，直接效应的正向作用力远强于间接效应。对于上述实证结果的原因解释如下：在长期发展中，本地城市首位度的提高会通过产业转移、城市间优势互补等契机，增强地区综合竞争力，进而直接提高地区经济水平。此外，本地经济增长在长期内也会促进邻近地区发展，并间接扩张本土企业经济市场规模，在实现经济跨界交流的同时拉动地区GDP总量增长。因此，以经济集聚作为首位城市的发展目标时，长期内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驱动效应，且对邻近地区发展也较为友好。
在其他解释变量中，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财政投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都会直接、间接地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且直接经济效应高于间接经济增长效应。而对于地区人口规模而言，人口规模每提高1%，直接导致经济下降0.5466%，间接导致经济下降0.0956%，总体使得经济下降0.6442%，表明城市人口红利已然逐渐削弱。因而，在首位城市发展过程中，应注重人口质量的提升，使得人力资本能够有效发挥其经济价值。
据勘查，昌乐境内蓝宝石富矿区450平方公里，储量数十亿克拉，占全国蓝宝石总储量的90%以上，是继泰国、澳大利亚、斯里兰卡蓝宝石矿之后世界上发现的第四大蓝宝石矿床。昌乐蓝宝石化学成分和矿物成分与缅甸、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生产的蓝宝石并无大的不同，“其化学成分主要是三氧化二铝，就是金属铝的氧化物，因为含有微量元素钛和铁而呈现蓝色，并且具有颗粒大、颜色纯、质量好、双色性、易开采、奇异宝石多等特点。尤其是昌乐蓝宝石独有的双色性，即表面呈现蓝色，侧面则是神奇的绿色，颇受国内外珠宝界青睐，昌乐也因此被誉为“蓝宝石之都”。
结论
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讨论在以人口首位和经济首位分别作为衡量指标时，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得出：以人口作为首位城市的发展目标时，无论有无空间假设，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并不显著；而以经济作为首位城市的发展目标时，城市首位度对本地及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均有显著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地，分解效应结果表明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城市首位度每提升1%，将直接导致本地经济增长0.2802%，间接导致经济效应增长0.04965%，总的经济效应增长0.3298%。
以上结论表明，以人口集聚规模作为首位城市的发展重点已然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红利，各地区应该集中精力发展首位城市的经济聚集战略，且这一战略影响不管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均有利于本省和临近地区发展。因此，一方面，地区政府应该合理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有效发挥龙头城市对本地经济的带动效应。如继续对首位城市进行区域内财政补贴，建立健全交通运输网和局部信息网，确保经济跨界交流，构建人才流动培训基地，鼓励更多高素质人才扶助本地经济薄弱城市等。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联合各地区政府着手加强城市群或者连片经济区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构建合作平台中的建设性作用，增强中心城市跨区域交流与合作，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如对于已经日渐成熟的京津冀、环渤海以及丝路经济带等城市圈发展，我国政府应该继续强化其基础设施建设，给予经济、生态环境及人力资本基础性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此外，根据我国国情及经济需求，政府应积极开辟新的城市群发展规划，提高城市圈首富带动后富的正向溢出效应。
由条件知:N1(a)关于变量强单调和Lipschitz连续[3，4，9]，常数分别为 α，β，A(u)是 Lipschitz 连续，常数为，则有λA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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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志鹏，徐长生．龙头带动还是均衡发展—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J]．经济经纬，2014，31（5）
3．李宝礼，胡雪萍．区域经济增长与最优城市首位度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8，34（7）
4．陈文
．城市首位度最优规模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17（5）
5．方大春，张凡．城市化、人口集中度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7，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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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小勇．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检验和分解—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3（1）
中图分类号： F293
文献标识码： A
标签：城市首位度论文; 经济增长效应论文; 空间溢出效应论文;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