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通学”的历史思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学论文,思辨论文,国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学，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称谓。说它古老，以其指称从西周到明清国家在京城设立的最高学府，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说它年轻，用来指称中国学术文化才有一百余年。至今对于国学范围的认识，还是见仁见智。对于国学特点的认识更是大相径庭，有人说“国学是整体之学”；“国学的特色，就是综合性的通学”；“国学是通学，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①等等。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本文从历史的角度略述管窥之见，以请教于大方。
有人说“国学是通学”，其具体含义是什么，未见系统论述，从有关叙述看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国学是通学，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学科之学。现代学术是分科的，分科破坏了“国学是通学”的整体性，使“经学的传统彻底中断了，五经被肢解，分到了不同的学科，经之为经的价值、意义也被否定了。本来经学在历史上是最有影响的学问，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对社会发生着重要的教化功能，但这个传统完全被破坏了”②。其实，经学是由统治者与儒家多次整合才形成的。刘恕认为，“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皆史也；《诗》、《易》者，先王所传之言；《礼》者，先王所立之法，皆史也”③。由此可知，《尚书》、《春秋》等原本皆是史书④，经书是后来才形成的。《庄子·天运》篇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此时的六经，并非归儒家专有，是诸子各家共同分享的学术资源。汉文帝、景帝时设《诗》、《尚书》、《春秋》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形成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和研究对象的官方经学。这时的五经也不是什么“整体之学”或“通学”，每一经都分成不同的派别，汉武帝时设五经七博士。儒家宗师又有为官与在野之分，经典传授有今古文之别，并且儒家经典并没有以五经数量为止，而是逐渐增加。东汉有七经之称，唐朝有九经之名，太和七年(833年)，镌刻《石壁九经》与《孝经》、《论语》、《尔雅》，后人称为十二经⑤。宋朝理学家又增加《孟子》为经书，至此十三经形成，前后历时千余年。试问以哪个时期的经学算是“整体之学”？元朝郝经具体论述“六经皆史”⑥，这是不是“肢解”五经？这是不是“经史分家”？由此可知，把国学说成“整体之学”不符合历史事实。
至于把学术分科与“经学的传统彻底中断了，五经被肢解”牵连在一起就更为离奇。分科与价值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且不说古人的分科，就是现代学术分科以来，不是仍有人坚守儒家的价值观吗？
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史哲不能涵盖传统文化所有内容。比如说《史记》，只靠文史哲的专家学者分科研究《史记》的话，宝贵的资源会被浪费掉许多。“作为总体的传统文化也被分割了、肢解了、断裂了”⑦。文史哲的确不能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内容，现在有些人主张的国学就一定能够涵盖吗？分科研究“分割了、肢解了、断裂了”国学的整体性，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源吗？以《史记》为例，对《史记》进行分科或专题研究，早在现代学术分科之前就开始了，从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起，直至当代持续不断。汉魏隋唐学者在音韵训诂、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奠定了研究的基础。清朝在司马迁思想、成就、《史记》版本校勘、史实考证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年来，学术界又开拓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涉及史学、文学、经学、美学、医学、农学、天文学、民族学、法律学、经济学、军事学、地理学、人才学、伦理学、档案学、文献学、宗教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由此可知，《史记》研究并没有只靠文史哲学者，课题也没有局限于文史哲领域，与古人相比，今人的研究方法、视野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今天研究先秦、秦汉史与《史记》的学者，除了看《史记》之外，还要学习前贤的研究成果，阅读殷周甲骨文，参考青铜器铭文，运用战国秦汉简牍帛书、考古新发现的资料等，传世文献与考古文献相结合，以便印证考古文献与《史记》的记载，校证《史记》的谬误，补充《史记》的不足。由此可知，国学是通学的说法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
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的学科划分是以西学为体例建立的，它与国学的路向恰好是相反的。西学的路向是分，我们的路向是合。”⑧现在的学科划分的确是参照西学体系建立的，受西学的影响，但也有中国本身学科划分发展的因素。
从中国学术史看，学术有分析专精，亦有综合博通，分析与综合是同时并存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分析有利于钻研的细致深入，综合有利于知识的系统完善。分析的弊端是视野狭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综合的毛病是笼统庞杂而浅薄模糊，两者优劣并存。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又是分析的起点，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实则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学术在不断分析中深入展开，又在不断综合中系统完善。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周王室的衰落，诸子之学蜂起。诸子“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⑨。诸子各具特色，如“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⑩，他们都以独特的学术理念著称于世。诸子之学从现代学科分类来看，一家往往包含了诸多学科。荀子“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11)。同时，诸子也在不断地分化，“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12)。这是当时社会变革、新旧时代更替的产物，也就有了《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吕氏春秋》等批评融会诸子各家的集成之作。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3)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欲统一思想于法家。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博采道、墨、法、名、阴阳等诸家学说，提出了适合汉代统治者需要的学说，使儒家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
董仲舒等人完成了从分化到综合的建构，此后进入经学时代，同时又开始了新的分化。经学传授有今古文经之分，传授者身份有官方、民间之别。官方的今文经分为五经，民间的古文经有《毛诗》、《左传》、《周礼》等。西汉时，仅《诗经》一部经典就有四家十二氏之学。东汉时代，经学研究、传授也有不同的类型。专攻一经与博通五经者不乏其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共生于世。后来分工逐步细化，深化了研究成果，推动着经学向前发展。唐人《五经正义》成为汉魏以来经学研究从专精到综合的集大成者。
不仅经学如此，史学也是专精与博通并存。西汉以来，有司马迁的《史记》为纪传体通史之祖，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编年体通史，有杜佑的《通典》等典制体通史，有刘知幾的《史通》等史学通论。上述鸿篇巨著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从西汉以来“通人达才”(14)、“大才通儒”(15)、“博闻通学之士”(16)与“专门之学”(17)、“专家之学”(18)并存于世，因为“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19)。专精以博通为基础，博通有助于专精，专精也借助于博通而系统深化，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说明中国古代的学术，不仅有综合博通，也有分别专精，两者并存。具体到一个门类，既有博通的综合，更有专精的分析，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物身上各有侧重。笼统地说“国学是通学”片面而不准确，与中国秦汉以来的学术史不相符合。
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古罗马的卢克莱修、普林尼等，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从学术史角度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学术的分别与综合是由社会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水平、社会需要等因素所决定的，“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家之学’逐渐占上风，这点中西同例；只不过当20世纪中西学术交汇时，由于各自社会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学界显得更为注重‘专家之学’罢了”(20)。再则，“进行中外历史的对比，还必须注意历史阶段的选择是否合适”(21)。“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拿来作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以互相比较”(22)。比较中国与西方，必须以相同或者相当的历史阶段相比较，如果拿西方的工业社会与中国的农业社会相比较，所梳理出来的差异，表面上看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而实际上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别，因此不能据此说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发展路向。笔者认为，应当用钱锺书所讲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3)的精神来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动辄说“西学的路向是分，我们的路向是合”，不仅比较的时代、对象不同，所归纳的特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而且有失笼统、片面。因此，分不是西学的专利，合也不是国学的特点，二者的划分是由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不能以分与合作为国学与西学的不同路向。
对于国学的范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整体。有人认为，国学就是所有发端于中国的学问，可称为广义国学。有人认为，国学是国故之学，可称为狭义国学。
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图书分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略。六艺略著录儒家经典及有关著作，分为易、书、小学等九种。诸子略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诸家典籍，分为十种。诗赋略著录赋、歌诗等文学作品，分为屈赋之属、杂赋、歌诗等五种。兵书略著录军事著述，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术数略著录天文、地理等著述，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方技略著录巫术、技法等著述，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四种。六略分为三十八种。每一种下面再根据不同情况分为若干家，如六艺略春秋有春秋古经、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邹氏传、张氏微等二十三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九卷(篇)，分门别类著录，略、种、家层次分明。
唐朝魏徵的《隋书·经籍志》，分设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十类；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法、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类；子部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法、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附录道经、佛经。四分法为后世所沿用，并在实践中发展完善，清朝纪晓岚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成为四分法的集大成之作，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
综上所述，图书分类越来越细致，当然不是说班固《汉书·艺文志》撰成，当时的学术就分为六类，四部分类法形成，学术就分为经、史、子、集四类，而是说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图书分类法是在学术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反映了学术发展的趋势，折射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情况，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成为学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24)的途径之一。根据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的著录，固然可以把其所著录的所有著述视为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不是混沌难以区分的整体，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不同门类、种类、具体著述组合起来的整体。作为学者个人不可能精通所有的知识，更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由此不难看出“国学是通学”，“国学是整体之学”，“不建议国学学科内部再做分化，若再分就没意义了”的说法，不仅与现代的学科分类精神相悖，而且与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方法大相径庭。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对于博通与专精结合的要求越来越高。章学诚指出：“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恥譬于货殖，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也。……夫学必有所专。”(25)“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26)他主张“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27)。现代学术向专精方向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致，且不说学科层次，就是研究一部书都能成为专门之学，如研究《史记》有“史记学”，探究《水经注》有“郦学”，考察《红楼梦》有“红学”，等等，新学科层出不穷，研究领域日益精细。这不仅是中国学术受西学影响使然，也是学术本身发展的需要。
当然，主张“国学是通学”者，他们看到了现代专业化分科所带来的弊端，导致有些学者视野狭窄，犹如坐井观天，不可能观测到整个苍穹；又如瞎子摸象，只能够摸到局部，的确不利于出大师、出大家。正像胡如雷先生所说：“研究生物学如果只把眼光局限于一科一目，甚至一种植物或动物，那就永远也出现不了进化论。达尔文之所以成为达尔文，就因为他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如是研究历史仅仅局限于考证历史人物的生年、卒年和某些史籍的成书年代，那就必然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永远也解决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正如同青蛙博士、蜻蜓院士永远也不能成为达尔文一样。”(28)
时代不断地向前发展，分工日趋精细。对于博通与专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在博通基础上向专精发展，还是在专精基础上向博通开拓，都需要博通与专精的结合。
注释：
①《国学是一门学科》，《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2日。
②《国学是一门学科》，《光明日报》2009年10月12日。
③袁枚：《随园随笔》卷二四《古有史无经》引刘道原语，载《袁枚全集》第5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
④《礼记·玉藻》载：帝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⑤周复俊编《全蜀艺文志》卷三六载：“唐太和中,复刊十二经，立石国学。”(《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38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61页)。
⑥郝经《陵川集》卷一九日：“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至司马迁父子为《史记》,而经史始分矣。其后遂有经学、有史学，学者始二矣”(《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301～302页)。
⑦《该不该为国学上户口》，《光明日报》2009年12月21日。
⑧《该不该为国学上户口》，《光明日报》2009年12月21日。
⑨《汉书·艺文志》。
⑩《吕氏春秋·不二》。
(11)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0页。
(12)《韩非子·显学》。
(13)《史记·秦始皇本纪》。
(14)《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5)《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注引《彧别传》。
(16)《魏书·乐志》。
(17)《南齐书·陆澄传》。
(18)《北齐书·杜弼传》。
(19)王国维：《观堂别集》卷四《国学丛刊序》，载《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20)陈平原：《在专家与通人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中国文化》1991年第2期。
(21)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序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页。
(22)《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
(23)钱锺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24)《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6页。
(25)《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博约上》，叶瑛校注，第157页。
(26)《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博约中》，叶瑛校注，第161页。
(27)《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博约下》，叶瑛校注，第166～167页。
(28)《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光明日报》1982年2月l日。
标签：国学论文; 博通论文; 文化论文; 春秋论文; 读书论文; 光明日报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史记论文; 尚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