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与湖北近代工商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商业论文,湖北论文,宁波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5124（2004）06-0001-05
湖北武汉是近代宁波帮商人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借助武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精明的商业头脑，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活跃在湖北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在取得丰厚回报的同时，也为湖北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活跃的客籍商人始终是推动武汉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早期汉口商帮中贸易额最大者，当属宁波、广东等地客商。其中“尤以宁波商人为最。……凡汉口特有之物，无不买人，或更运往他处销售……宁波上海两地商人一年之内为五十万两之贸易者不下六七十家，如此计之，则合计贸易额当不下三千万两或三千五百万两矣。但所谓上海帮者，与其称为上海帮，不如称为由上海来之商人较为妥当。”[1]其中以浙宁商人居多数。宁波商人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航运业、火柴业、水电业、杂粮行、洋油行、五金行、银行等，湖北主要商埠的洋行买办也大多由宁波人充任。“宁波帮……或合绍兴称宁绍帮。凡汉口之海产物商店及金银细工业，大多为此帮所占。又长江之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其输入品为棉纱、棉布、绸缎、海产物等类；输出品为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苎麻、棉、米等类。”[2]由于汉口的宁波商人众多，头脑灵活，在招揽货运、出售洋货方面，宁波买办往往最能满足洋行的需要，“特别容易作成烟草、糖和煤油等方面的生意。”[3]
在沙市，宁波帮最大的生意是银楼号。“老宝成”、“老禾宝”、“老同震”、“老丹凤”等知名银楼号都是浙宁帮所开。太古、怡和、安利英、日清等洋行在沙买办亦皆为浙江人。由宁波人担任代理商的“慎大”、“生记”、“明德”等煤油号，包揽了沙市周边各县所需煤油的大部分批发业务。浙宁帮还在沙市兼营其他业务，如老天宝银楼兼营复和医院，慎大煤油号兼做“联太”、“生昌”内庄，经营棉花、杂粮等业务。浙宁帮在沙市开办的酒楼也有名气，如“珍海”、“鸿运”、“好公道”、“荆江春”大酒楼等。较为有名的美达利百货店，主要是从上海或汉口进货，从事批发业务。三北轮船公司宜昌分公司设立后，浙商的影响遂不断扩大。三北宜昌分公司经理任子卿与屠惠僧、张和泰等浙宁帮商人，长年担任驻宜客商救火组织（水龙段）负责人，在宜昌商界颇有口碑。任子卿曾出任宜昌商会执行委员和理事长。
大宗批发贸易是早期武汉商业的生命线。镇海著名的方氏家族，即在汉口开设有经营洋花布的批发行及同康钱庄，成为其上海、杭州商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晋生则与杭州人陈中吉合伙，从事宜昌至镇江之间的帆船贸易，往返运输木材和煤油。英美烟公司在湖北最早的代理批发商亦皆为浙江人。其中在武昌创办德馨烟公司的顾许清，经营英美烟各牌香烟16年，被认为是武昌方面经理之第一人。汉口三江烟公司经理陆潮荣，则从37岁起，担任该公司经理长达17年之久，“堪称英美烟公司汉口经理中之翘楚也”。
“一战”期间，宁波商人在湖北开办的绸缎、银楼、五金、颜料、海味等商号业务大兴，普遍获利。“屈计汉市获利者，仍首推钱业，尤以浙帮各庄为最，江西帮次之，本帮以及徽州、镇江等帮又次之。”[4]大战结束后，与徽帮衰落相比，浙宁帮势力渐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汉口市场海味糖盐业务庞大，行销甚广，浙宁帮素为该业之大帮。自1871年宁波商人董章顺在汉口合资开设同春海味号后，又有丰裕顺、立昌生、同丰、镇昌、裕源祥等30余家陆续开设，创办人以镇海人为多。1910年在永升平河街成立“浙宁海味同业公会”。各店最初专营海味，后多兼营糖业。1927年前后，进口糖一度占领武汉市场，浙宁帮鸿昌等家糖行借助与上海浙帮的同乡关系，大量批发，获利甚丰。汉口鸿彰永绸缎店系宁波鸿彰绸缎庄经理马冠群于1903年创办，每年获纯利率均在30％左右。
由于浙宁帮钱庄、银行遍布长江南北各大商埠，这就使宁波商人在开拓内地市场时具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准备好了的信用贷款来源。因为大多数钱庄更倾向于对同乡商铺投资或给予金融上的便利。浙帮钱庄在汉口金融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盖浙商所经营之绸缎、银楼、五金、颜料等业，皆占汉埠第一位，因而该帮金融业势力随大。且浙帮各庄，经营得法，又能通力合作，呼应灵通，一面与各银行接近，一面竭力与他帮竞争，复以其资本雄厚，冠于各帮，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造成今日之局势，良非偶然。”[5]“一战”期间，上海钱业通过汉口钱庄代放大量资金，浙宁帮钱庄居间运作，营业十分活跃，是为汉口钱业的极盛时期。到1925年，汉口17家浙帮钱庄资本为117.8万两，超过本帮以外各帮钱庄资本之总和。银行业方面，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长期在汉口设立分行。其中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不仅将武汉作为业务重点区域，同时在汉阳、黄石石灰窑等地开设办事处，在湖北金融界颇有影响。四明银行纸币则一度在鄂西北颇受商铺欢迎，每元纸币折算银元竟高出二成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地匪患严重，银元不便携带之故。
宁波商人对湖北近代贸易的影响还表现在度量衡等方面。自浙宁秤由宁波商人带入汉口后，最初仅在米、煤、柴薪等交易中使用。后因该秤每担折合英制，与海关秤一担相同，被外国商人所乐用，华洋贸易遂大得其便，因而成为汉口市场通用的主要衡器之一。凡输出输入之货品，均以浙宁秤为准。
商业行会是推动近代湖北市场缓慢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商帮，宁波商人是最早在湖北建立会馆的外地商帮之一。康熙元年（1662），江浙绸缎商人首先在汉口循礼坊置地建造江浙公所。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以联络同乡、维持商业为宗旨，在汉口九如桥兴建浙宁公所。宣统元年（1909）改名为宁波会馆。在沙市，浙江商人最初购建的会馆，内有戏台、神像，规模宏大。宁波商人因出资最多，主张用宁波会馆之名。但其它浙商意见不一，遂定名孤庞会馆，取杭州孤山与宁波庞山各一字。宁波商人后又在沙市刘家场另建宁波会馆一处。1907年汉口商务总会成立，公举熟悉商情、众望素孚者为总理、协理，各行业帮会则推举代表担任会董和议董。 1916年，汉口商务总会依法改组为总商会。浙宁帮商人在早期汉口商会历届总、协理及议董、会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见下页表1）。
表1 浙宁商人在汉口历届商会中担任职务一览
姓名
届别及职务
藉贯
所在企业
卢鸿沧一三届总理、二四届议董、七八届会董鄞县交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
汪炳生二届协理、三四五届议董
镇海太记洋油行行东
盛竹书五六届协理镇海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
宋炜臣一四五六届议董、七届会董
镇海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
蔡永基二届议董 鄞县华昌洋行经理
史晋生二三四六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镇海顾记洋油行经理
丁菊生二三四五六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余姚承丰钱庄经理
张理耘二三四五六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余姚衡源钱庄经理
郑以松二三四五六届议董、七届会董
镇海太和杂粮行经理
宋仪章四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余姚义源钱庄经理
沈宾笙四届议董 镇海顺记五金号经理
杨文卿四届议董 余姚源成钱庄经理
王柏年六届议董、七八届会董
镇海美最时洋行经理
如加上表中未列的其他浙江商人，以及后连任两届汉口总商会会长的周星棠（绍兴）等，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在汉口商界取得了仅次子其在上海商界的地位。浙籍商界名流在旧中国贸易额排名第一、第二的两大商埠所具有的地位，足以证明其在中国近代商业贸易中的巨大影响。
二
审时度势，善于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这是宁波帮商人又一个显著的特点。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除旧布新，大举兴办洋务新政。湖北武汉成为晚清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因缘时会，我们在湖北工业近代化的进程中，又清楚地看到了宁波帮的身影。其中被张之洞称作“有为之士”的宋炜臣，即为主要代表。少年时代的宋炜臣曾在镇海家乡的南货店中学徒，后被亲戚带到上海，介绍给商界名人叶澄衷。几经历练，成为上篬撇鸩癯Ь怼?896年，宋炜臣受叶澄衷的委托来到汉口，寻找投资机会。次年，他与叶澄衷各出资14万元，招股14万元，在汉口通济门外创办燮昌火柴第二厂，成为湖北第一家由民族资本经营的现代工业企业。工厂年产双狮牌火柴1亿盒，产量居全国首位。投产当年即获利18万两。
1903年，创办燮昌火柴厂获得成功的宋炜臣，看到湖北大兴学堂，编练新军，需要大量呢绒军服、学生制服、皮鞋和马靴。于是在江汉路开设华盛呢绒军装皮件号，成批承制军营和学校订货。由于主要原料和技工均来自上海，制作精良，颇受欢迎。
20世纪初年既济水电公司的兴办是武汉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创办既济水电公司则成为宋炜臣事业的顶峰。1906年，宋体察到张之洞不愿让外资插手水电事业的意图，遂邀集浙赣鄂三省富商，集股投资，在汉口创办水电公司。取水火既济之义，定名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经张之洞批准动工兴建，并给予专利。1908年电厂建成送电，次年水厂落成。其后该公司设备几经扩充，电厂装机总量达到1500千瓦，占当时国内民营电厂装机总量的1/3以上，成为国内著名的商办水电企业。在此期间，宋炜臣还先后投资兴办汉口扬子机器厂、阳新富池口铜矿、竹山五丰铜矿等厂矿。其中他与浙江铁路公司、汉阳铁厂及王光等人合股创办的扬子机器厂颇具规模，生产了大批当时紧缺的铁路、桥梁、发动机、锅炉和工程机械配件，曾为汉冶萍公司制造了20艘大型驳船，在湖北近代机械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汉口的宁波帮商人中，象宋炜臣这样以商业利润投资产业、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紧密结合的例子比比皆是。出于商业资本对市场的敏锐感觉，宁波帮商人往往首先在那些适应市场需要，且有较好发展前景的产品上投资，并特别讲求样式和制作。在其示范效应下，其他厂商竟相效法，从而推动了产品的升级。湖北近代工业及手工业的许多著名企业，都是宁波帮商人创办的。如1911年贺宝庆（镇海）创办的宝华印染厂；1912年李厚谟（镇海）创办的茂记皮鞋厂，以及宁绍同乡集股创办的东华绸布染厂、耀华玻璃厂、雄黄厂等。面粉工业是湖北近代工业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湖北最早的机制面粉厂即为宁波商人所创办。1904年，盛竹书等集资购机，在汉口创办汉丰面粉厂。盛任总经理，工人多数来自宁波和上海。1906年，又有宁波人景庆云购进法国机器，独资开办金龙面粉厂于法租界，计有18寸、20寸磨机4部，每日产量300包。此外，在粮油加工业方面还有阮文衷（宁波）创办元丰豆粕制造厂于汉口，以及1907年宁波商人集股在汉阳开办的顺丰榨油厂。
三
建筑营造业是宁波帮为湖北近代化作出突出贡献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早期武汉建筑业的熟练工人，许多来自上海和宁波。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帮营造厂，一度占据了近代武汉建筑市场的半壁江山，为近代武汉城市面貌的根本改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湖北自汉口开埠，特别是张之洞大举兴办洋务新政以后，各种近代建筑和工业生产基地次第兴建。水泥、耐火泥、钢铁结构以及欧美建筑样式被大量引进，形成了颇为可观的近代建筑市场。以明昌裕、汉协盛为代表的浙宁帮营造商，在湖北武汉留下了一大批至今仍令人称道的近代建筑作品。
1894年，定海人周昆裕被其供职的上海营造厂派往汉口，负责横滨正金银行大厦的建设施工。有感于汉口洋行林立，市面日趋繁荣，建筑市场前途广阔，周辞去上海营造厂的工作，与同行在汉口合营明昌太木厂，开始承包房屋建筑工程。1898年，周昆裕创办明昌裕木厂，成为在武汉正式开业的第一家华人营造厂。先后承建过震寰纱厂、颐中烟草公司、沙市打包厂、西商跑马场、上海电影院等大型工程。为了解决本地砖瓦质次价高、供不应求的矛盾，明昌裕创办之初即开始兼营砖瓦生产，开办了裕记砖瓦厂。通过仿照德商德源砖瓦厂产品及生产技术，在汉口华商中率先推出机制红瓦。嗣又仿建德式轮窑，使砖瓦产量、质量大幅提高，并带动同业竟相效仿，推动湖北武汉砖瓦生产跨入机器制造的新阶段。同明昌裕相比，其后开办的汉协盛营造厂发展更为迅速，很快便占据了武汉营造业的头名位置。1905年，承造汉口平和打包厂工程的上海协盛营造厂，委派宁波人沈祝三前来主持施工。1908年，沈祝三在汉口六合路创办汉协盛营造厂，对外承包建筑工程。由于沈在平和打包厂工程中表现出一流的施工水平，很快享誉三镇。
为了保证砖瓦质量，汉协盛价购德商阜成砖瓦厂，添置60马力蒸汽机、16英寸砖机等关键设备，年产红砖能力超过1000万块，成为湖北规模最大的机制砖厂。嗣又开办阜成轧石厂于汉口，另建炼灰厂一座，使用立窑烧制石灰。借助与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王道平的同乡关系，汉协盛在资金融通方面大得便利，一应设备，应有尽有。很快发展成为湖北武汉规模最大，且具有托拉斯性质的营造厂，先后在武汉等地承建了多家大型纱厂、银行以及景明大楼、国货公司大楼等一大批著名建筑和近代工矿企业（见表2）。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明银行大楼，是武汉三镇当时最高的建筑。由汉协盛承建的武汉大学主体建筑和璇宫饭店，则因设计独特，工程优良，至今仍被视为武汉近代建筑的代表作，受到社会各界的称道。
表2 汉协盛营造厂在汉承建工程一览
工程名称
汇丰银行、台湾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中孚银行、四明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保安保险公司、利华打包厂、隆茂打包厂、穗丰
打包厂、和记蛋厂扩建工程、景明洋行、礼和洋行、大来洋行、卜内门洋行、西门子洋行、捷成洋行、永兴洋行、三菱公司、日清轮
船公司、日本同仁会医院、信义大楼、华商总会大楼、三北轮船公司、第一纱厂北厂、裕华纱厂、申新四厂、福新五厂、汉口电话
局、汉口总商会大楼、中国国货公司、协和医院、梅神父医院、普爱医院、武汉大学、圣玛丽学校、懿训女校、英国小学校、海陆饭
店、璇宫饭店、珞珈碑路高级住宅、八大家住宅、德林房子、万国跑马场
除了汉协盛、明昌裕外，在汉浙商开办的营造厂还有康生记、汉昌顺、钱梅记、叶佐记、汉合兴等家。由于浙江来汉从事营造业的人数众多，浙江旅汉泥木匠师早在1909年便集资兴建营造公所，作为聚会议事之处。
宁波帮营造商在湖北武汉兴建高大楼宇和工厂、医院、学校的同时，还在武汉兴建了一批新式里弄、住宅区。1908年，叶澄衷在汉口购地兴建泰兴里。1921年，四明银行在汉口繁华的江汉路附近购地兴建宁波里。汉协盛营造厂则利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和旧料，分别在三元里、共和里、德华里建造住宅楼和铺面。此外还有浙江兴业银行购建的兴业里，浙江实业银行购建的义昌里等。在不断增加的西洋式建筑和里弄式住宅面前，武汉以“板壁”民居为代表的旧式建筑愈益显得黯然失色。回顾近代武汉城市面貌发生的变化，宁波籍营造商实功不可没。
四
近代湖北交通初以木船运输为主。汉口开埠后始有轮运，但多为外国轮船公司所把持，华轮公司仅有招商局一家。1908年，经虞洽卿倡议，浙江宁绍两属同乡创办宁绍商船公司。1913年，虞洽卿又独资开办三北轮船公司。同年，法商东方轮船公司停业，宁绍公司租下东方公司在汉口的码头仓库，与三北公司代理的鸿安公司一同来汉，开辟沪汉航线。两家公司在江汉路联合办公，先后投入“宁绍”、“长安”、“德安”三轮。当“宁绍”轮首航抵达汉口时，受到宁绍两地旅汉同乡二三千人的欢迎。码头附近人头攒动，极一时之盛。“一战”期间，长江运价上涨，宁绍公司添购“宁静”轮投入沪汉航线。三北公司则设特别快班“龙兴”轮，每周往返汉沪一次，同时加开正班、副班，投入“长兴”、“明兴”、“德兴”等6艘客货轮，每隔10天往返一次。不久又开辟汉口至湘潭航线，开通上海—汉口—长沙直达航班。1921年，三北公司在汉口买进华昌轮船公司全部产业，增开汉湘线。翌年，又向美商大来洋行购买其在汉口的码头、仓库及趸船，在汉口陈其美路兴建四层办公大楼及仓库。1927年开行汉口至宜昌航线。后又购置川船2艘，开行申渝直达航线，并在宜昌兴建办公楼和货物堆栈。到1936年6月，三北公司往来长江航线的轮船已达10艘，14582吨位。
三北、宁绍公司长江航运业务的不断拓展，密切了湖北与沿海及西南地区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埠际贸易的发展。湖北农产输出以棉花为大宗，棉花贸易是湖北华商能够居于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以往由外轮公司装运，每每在运价及装运安排上受到歧视。自三北、宁绍两公司崛起，湖北运往上海、青岛等地的棉花，多由两公司及招商局装运。1934年，汉口棉花商与三公司订立了为期一年的互惠合同。三北、宁绍公司在运价和优先起运权等方面，均给予优惠。“其团契精神，至足令人钦佩也”。
伴随着三北、宁绍公司在湖北沿江城市业务的拓展，许多浙宁帮商人开始涉足湖北近代保险业和仓储业。如宁绍保险公司在汉口河街宁绍轮船公司和武昌均设有代理行，以保水火险为主。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则在汉口民权路设立汉口分公司。四明保险公司分设汉口分公司和沙市分公司，亦以承保水火险种为主。此间，银行经营质押放款、兼营仓储业务在湖北十分普遍。浙江兴业银行即在汉口开设有兆丰、星记堆栈，以及汉阳的兴业堆栈。浙江实业银行则在汉阳开设有信孚堆栈，一举数得，多方取利。
市场创造历史。回首湖北近代史上宁波帮商人的贡献和影响，浙江商人的精明、坚韧和开拓精神令人折服。2004年5月24日，武汉本地报纸均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浙商军团昨签大单，投资 403亿元参与我省建设。”“浙商投资将助江城变靓”。我们相信，浙江与湖北通过资本、机制优势和资源、成本优势互补，两省经济发展将如虎添翼，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