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十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经济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财政型基本保障体制
居民7万多亿银行存款和内需不足、市场疲软两种现象并存，应该引起深思。银行8次降息、政府开征利息税，居民还是到银行存款，这足以说明居民的危机感没有降低。如果千家万户把失业、大病等当作一种必然性来应对从而抑制当前消费，总量上就相当大了。但是，现在居民存款7万亿的社会保障作用，实际上不如作为公共品的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3000亿可靠。如果政府一年真花上3000亿，解除了群众后顾之忧，居民一年少向银行存款不止3000亿，从银行提出存款也不止3000亿，将直接扩大内需1万亿左右。
现存的社会保障体制保障度极低。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建立全社会统一的作为政府公共品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基金来源是劳动力消费税。因而社会保障资金应该纳入财政预算，没有必要建立个人账号和积累基金。对财政来说，实报实销，预算确定需要多少社会保障资金，就收多少劳动力消费税，年度调剂，不搞积累。对保障对象来说，他必须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个人有资产、有购买力的不是社会保障对象。社会保障资金是按需分配的，政府提供的只是个人支付能力和生存必需费用的差额，差多少补多少。
建立以租为主的住宅流通体制
由于现行住宅流通体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产权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严重阻碍了住宅产业的正常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很多居民买不起、租不起，甚至住不起房。为积累购房款，抑制当前消费，一个劲地向银行存款。在居民存款目的中，买（建）房和装修，排在教育之后，居第二位。
住宅作为商品，具有资本品和消费品双重经济属性。买房是投资行为，租房是消费行为。工薪阶层的工资中只包括房租，不可能包括房价。不压缩当期消费，没有余钱积累购房款。因此，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工薪阶层只能租房，不能投资买房。而目前的房改政策是以售房为主，政府廉租房还没有提上日程。所谓经济适用房，既不经济，也不实用，价格高得普通百姓望房兴叹。
另外，租、税、费、价合流，房价畸高，不符合我国现阶段产权结构，客观上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少数开发商获得暴利，阻碍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现在我国的住宅商品价格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地价（实际上是50到70年的地租）；城市配套费和各种税收；建安成本加平均利润。这三个部分反映不同的经济关系，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土地是国家所有，批租给开发商，把50到70年地租一次性计入房价，这等于让购买者一次性交50到70年的地租；税和费是使用公共品的成本，公共品的产权是政府的，本质上都是税，购买者也是一次性交50到70年的税；只有建安成本加平均利润是应该一次性交的。这种把三种产权主体、不同周转周期的东西联体一次性交易流通的做法，是我国现阶段房价高的根本原因。完全可以采取产权主体分立，租、税、费、价分流的住宅流通体制，房价就可以降低到目前的一半左右，使大多数人能租得起，相当多的人能买得起。这样，卡住消费结构升级的住宅问题就解决了。住宅产品生产和消费就会蓬勃发展起来，并将带动50多个产业兴旺发达起来，增加就业岗位，带动内需市场。
恢复义务教育公共品属性
我国当前教育体制的主要问题是义务教育市场化，非义务教育市场化不够。九年义务教育本应该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凡到义务教育年龄的人，都应享有九年初等教育的权利。而目前实际的情况是，国家对城乡义务教育投入差距很大，大部分财政教育拨款都集中在城市。公共品缺乏公共性，使不该市场化的义务教育加速市场化。
非义务教育市场化滞后，特别是大学教育，国家投资绝对量不大，但比重过大，没有把它当一个产业来对待，没有开放教育市场，社会投资进入不多。如果说教育短缺，最短缺的是大学教育。美国2亿多人，在校本科生1400多万；我国13亿人口，在校本科生只有400万左右。如果适当压低分数线，每年扩大招生100万（这在我国不算多，10年也赶不上美国），家长们是会兴高采烈地掏腰包的。教育经费在哪里？就在家长们的腰包里，在银行的存款里。
教育短缺的局面一变，教育消费将释放出大量银行存款，死钱变活钱，拉动GDP的作用比外贸出口还要大。只要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坚持公共品属性，使每个学生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只要我们放开非义务教育市场，不仅可以扩大内需，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可以扩大外需，搞教育出口。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国目前不到20亿亩耕地，由2亿多农户经营，平均每户不到半公顷，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每个农户收入下降是正常的，它是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分化小农户，推动农民离开土地、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自发缓解人多地少矛盾的必然结果。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问题，这是城市化的动力、农业生产方式改造的动力，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经济基础。如果我们通过分配手段就地提高农民收入，实际就是一种逆调节措施，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一致，只能进一步延缓城市化和农业生产方式改造的进程。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保护农民、农业和发展农村经济的目的，反而会保护落后。
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设城市现代化等于沙滩上建楼。因为小农经济是没有未来的经济，它和工业的现代企业化生产方式再生产规律不同，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我们对改变农业生产方式重视不够，不断采取逆调节措施，力图把农民稳定在农村。不懂得有小农经济的地方就没有现代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消灭小农经济的过程。
因此，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不能再走就地提高的老路，而是要走异地提高的新路。只有靠加速城市化，减少农民，化农民为市民才能解决问题。
当前是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好时机
经济指标或高或低，只能根据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转化的趋势来判断其经济意义，切莫见低就拉，见高就压，这样容易犯逆调节错误。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出现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物价下降，企业效益下滑等问题，生产要素会向其他产品、产业、地区转移，进而经济结构发生新的变化，经济进行会向好的方向转化。
在物价走高、企业效益上升时，是不存在要素重新配置、结构重新调整的必要性的。因此，物价低稳，企业效益下滑，恰恰是产品结构、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的信号，同时也为这种调整提供了动力。现在的问题是企业兼并、破产、要素重新配置的外部环境、宏观环境不利。主要是国有企业不能破产、国有职工不能失业的旧观念在做怪，社会保障没有到位。
外需不足、出口下降是扩大内需的动力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2000年进出口已经占GDP的40%，这样大的外向度是有危险的。目前我国的出口已占GDP的23%左右，内需不足对出口依赖性很大，为了刺激出口，退税率已高达15%，空间已经不大。我国出口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产品，这些产品国内的潜在市场很大，只是购买力不足，被迫低价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技术进步都是在激烈竞争压力形势下逼出来的，如果在现存生产结构、出口结构上出口增长率持续增高，结构调整升级是不大可能的。现在出口指标走低，正是调整国内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出口结构的大好时机。外需不足是扩大内需的压力，是打破国内区域同构、区域封闭，实现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功力。
多年来我们强调对外开放比较多，对内开放重视不够。各地区各级政府都搞自我平衡，以邻为壑，甚至远交近攻，几乎单打一地强调对外开放。只要能出口能引进外资，可以不惜代价。而对内与兄弟地区交易却斤斤计较，宁可生意做不成，也不能让别人赚一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国内市场并不成熟，外贸持续高增长对正在转型期的国内市场发育和统一是不利的。
加速中等城市扩容
我国特大城市量的扩张动力已经开始减弱，质量提升逐步加强，吸纳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日益强烈，并开始淘汰中档技术人才；大城市自我扩张的能力比较强，政府没有必要给予特别关注；而农区型小城镇和一般小城市积聚规模小，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少，周围农民进入这些小城镇大多只是提供劳动力要素，缺少其他要素与之配套。小城镇主要是缺乏资本的技术人才，大多数人都离农不久，他们的组合，从文化到技能都可以说是近亲繁殖，形成城市文明将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全局上看，特大城市积压了越来越多的相对中、低档人才和无适当投向的相对剩余资金，小城镇对这些人才和资金又没有吸引力。显然，只有中等城市可以把农村和大、特大城市这两端剩余的要素重新组合起来。中等城市已经积聚了相当的人气、市气，具有一定的辐射力、吸纳力。城乡两种要素在中等城市异地结合，产生新生产力，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所以，当前中等城市扩容是当务之急。这里说的中等城市是指30到50万人口城市。首选的应该是距大城市超过2小时公路圈，周围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农区。
西部大开发不影响向中部大发展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靠中部大发展来解决。现在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相当大，可以说不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别，两大地区在经济上具有异质性。在当前不能对接，也不能由此及彼地直接过渡，必须借助与两者接近的中介地带即中部地区的发展来带动两者矛盾的转化。我国的中部地区是国家的主体部分，国土资源、人口密度、人口素质、科技力量、文化底蕴，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我国经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正是中部大发展的时期。中部起飞对东西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具有战略意义。
中部大发展，不是一种主观愿望，而是客观事实。一切经济要素流动积聚、重新组合的内在机制都是追求效益。东西部的经济要素到中部去组合效益最高。目前中部投资的机会成本比西部低，已被实践证明。中国当前的投资成本和地形一样，西高东低，资金、人才如水东流20多年，是规律使然。当东部的边际效益逐步降低，资金将逐步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流动。当前盈利性资金投到西部，少了，不顶用；多了，它会流回中部、东部。所以，中部不必担心西部大开发会和中部争投资。反而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在西部投资会给中部开辟市场带来难得机遇。
大力发展服务行业
工业生产要素基本上已经市场化，而农业生产要素基本上没有市场化。两者有很大的异质性，不仅再生产规律不同，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素质差异也很大。这就要靠发展服务业、建筑业这些中间产业来吸收剩余劳动力，扩大农业经营规律，为农业企业化创造条件。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由于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某些障碍，服务业这个中间性产业发育不良，是国民经济的短板，是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素生新组合的重要凝聚点。
工业制造业随着技术进步，有机构成提高，机器设备代替工人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不但农业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工业也将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产业结构调整一大难题就是这些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经济发达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中间产业是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其中服务业潜力和弹性最大。
现在一提到服务业人们就向往新兴服务业，好像传统服务业已经发育成熟甚至过时了。其实在我国恰恰是传统服务业发育不足。一方面许多人没事做，一方面许多事没人做。居民生活消费领域需要大量的服务，人们感到很不方便，服务费用高，社区服务业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第一、二产业技术构成越高，劳动力素质越高，需要的服务就越多。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更离不开传统服务业的支撑。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农村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的小农户是小而全的自供性很强的生产生活统一体，在农村发展服务业有一定的难度。但只要政府引导得法，农村服务业还是大有可为的。农业的产前产后专业化服务搞得好，可以对小农户起到变型和瓦解作用。
普及大学教育，解决亟缺的中等技术人才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上，高、中、低各级人才都是相对的，缺一不可。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组合结构。从整体上看，我国的高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和我们这个大国不相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和现实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实事求是地说是多了，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才外流。另一方面，农业剩余劳动力、企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素质又过低。这些素质的劳动力和高科技人才很难结合为现实生产力。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只有靠大力培养中等人才来解决。
我国的教育结构要下大决心进行大的调整，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财政教育资金向实用专业倾斜。为了适当延长教育期，减轻就业压力，提高人才素质，应该取消大专，力争普及大学教育。我们应该明确大学毕业生属于中等人才。大学毕业，取得专业资格认定方可就业，当技术工人。除力工外，有技术要求的工种都必须是大学毕业生。这样可以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为发展高科技打好基础。除少数专业外，大学毕业工作5年以上方可考研究生。目前硕士、博士数量偏多，质量在逐年下降，就业岗位和学历、专业不对口等问题也日益增加。这也是一种资金和人才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