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分配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60年代，在由罗宾逊和斯拉法引发的剑桥资本争论中，新古典理论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进行加总的逻辑矛盾被一一揭示出来。然而，当人们围绕斯拉法模型讨论相对价格是单纯由技术关系决定、还是由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共同决定时，似乎并没有联系到这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问题。这里有两个相关问题值得注意：其一，相对价格的决定是否依赖于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或社会关系，而不单纯由新古典消费偏好和生产函数决定；其二，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能否联系到卡尔多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式化事实”，即能否联系到现实的国民收入计量或说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对此，新古典学者采用生产函数法，通过假设存在宁性技术进步的解释并不符合现实，因为技术进步肯定是加速的；相反，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及其整个经济学体系所要研究的，则正是现实经济中的各种总量关系，其价值理论所表明的并非相对价格决定，它来自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与技术无关；在这种价值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以利润率为核心的分配理论及其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从而表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问题。这样，研究马克思价值与分配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能否用马克思经济学取代新古典理论，以构成研究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波动两个主要现实问题的新的基础。
一、价值理论：总量与相对价格
联系到目前经济理论的争论，可以明确表示这样一个命题，即总量与相对价格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其中，就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命题来讲，其资源配置不必需要总量而只需相对价格，如在新古典基于生产函数技术分析的多产品和多要素模型（或异质品模型）中，每种要素都有它自己的特殊“边际产品”，而不需要存在总产出、总资本和总资本的收益率概念；相反，对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所要讨论的社会关系来讲，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核心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必须采用总量分析，即需要存在总资本、总收入和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份额以及总资本的利润率概念。显然，这种总量与相对价格的区分，对于讨论马克思的价值分配理论与新古典理论之间的争论是非常重要的。然而，1870年的“边际革命”改变了古典学派以总量关系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而转向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学”。其实，早在1870年以前，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和集大成者李嘉图，就已经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和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资本积累作为研究的基本问题来建立理论体系，这种“宏观经济”体系成为当时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转向资源配置问题，即相对价格的决定，如李嘉图的后继者——詹姆斯·穆勒和麦特库勒赫等人曾试图解决李嘉图理论中资本对相对价格的影响，这被马克思批评为“偏离了李嘉图方向的庸俗经济学”。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了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开始系统地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相对价格问题。他把技术关系引入古典理论，其中不同商品由不同的假设或因素所决定（如成本和稀缺性），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如钻石和水的逻辑悖论），以至成为边际革命建立者们批判的主要目标。然而，这种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的转变，却完全排除了经济制度的研究而仅专注于技术关系分析，这种分析的重大缺陷就在于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总量关系。
与新古典理论研究相对价格的技术关系不同，古典学派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以，与新古典教科书的解释不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来自于新古典相对价格的资源配置理论，而是基于“经济人”的自利心。如斯密所表明的，与原始社会不同，当资本被积累起来之后，这里存在着“自然利润率”所决定的自然价格；这样，资本作为一种不依赖于技术关系（偏好与生产力）的价值资本进行预付，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因而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所形成的资本流动决定着资源配置，从而用于所有生产要素的（货币）支出都要得到统一的利润率，这与新古典理论完全不同。由此，在总量问题上，假设存在着稳定的自然利润率，则国民收入的变动将只取决于工资率和雇佣的劳动量，斯密把这种计量国民收入的方法称之为“工资单位”。显然，这里的资本不仅用于支付工资，而且要用于购买和生产资本品。对此，斯密的推论是：由于资本品只是以前劳动的产品，从而也是由预付工资的劳动生产的，其价格将等于基于利润率的工资成本加成，由此可以把资本品还原为最初的劳动，即把所有的资本存量转化为劳动流量，从而避免存量与流量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逻辑矛盾。不过，斯密并没有讨论总量的收入分配问题或总量的“宏观经济学”。
随后，李嘉图把价值分配理论转向了宏观总量，他要讨论的正是作为总量的利润率下降问题。对于总量，李嘉图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得出了明确结论，即作为分配变量的工资率与利润率之间是反向变动关系，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的总量关系。然而，这一推论并不适合于异质品模型。在此，李嘉图发现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相对价格而言，当各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或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技术关系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收入分配的利润率的变动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李嘉图的这一难题同样也困扰着古典学派的后继者，如马克思的转形问题和斯拉法的模型。其实，该问题分析上的混乱产生于相对价格和总量的混淆；当排除了相对价格之后，其逻辑就变得简单了。从李嘉图单一产品模型的推论中可以看到，他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的困难在于，如何能够在异质品模型中得到反映技术关系的总量测量。比如当用价格测量总产出时，会出现由于收入分配变动而导致的相对价格以及总产出价值的变动，从而使分配理论失去测量尺度。因为只有确定总产出才能说明收入分配，而用相对价格测量的总产出又取决于收入分配，由此陷入循环推理之中。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于李熹图所讨论的问题——资本积累、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来讲，这种异质品模型中总量的测量是必不可少的。新古典学者直接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讨论这些问题（如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就完全回避了总量加总。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逻辑矛盾；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再次把李嘉图的难题与新古典的逻辑悖论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围绕斯拉法的著作而在西方学界展开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从而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逻辑悖论和李嘉图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的困难，以及马克思的转形问题都连接到一起。因此，明确地表述李嘉图的难题和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
二、斯拉法与剑桥资本争论
斯拉法著作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他通过长期对李嘉图理论的研究，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对新古典理论提出了批评。这种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出发的意义在于，通过把表明社会关系的外生利润率加入到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引出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逻辑悖论。首先，斯拉法采用投入——产出的线性生产方程来表明生存经济的生产技术关系：
AP=P(1)
其中，A是投入矩阵，P是价格向量。可以认为，它表示的是李嘉图单一产品模型的扩展。接着，斯拉法假设作为劳动投入的工资小于全部纯产品，从而得到剩余经济的第二个公式：
(1+r)AP=P(2)
在此，商品的相对价格只取决于生产条件而与收入分配无关，即这里不存在按照一种价值资本计量的统一利润率。然而事实上，把不同质的资本品加总为一个价值资本，并要求获得统一利润率的概念，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从而需要在斯拉法给定的投入——产出方程中加入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即斯拉法的第三个公式：
(1+r)AP+wL=P (3)
其中，r是利润率，w为工资率，L是劳动。斯拉法在这一核心模型中表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一旦在异质的投入——产出方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资本品的价值将随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即收入分配与资本的价值同时决定。由此，将引起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转，即资本数量并不能独立于收入分配的问题，从而使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理论的基本命题不再成立。
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举例来讲，在新古典生产函数Y=F(K,L)中，资本K和劳动L代表两种生产要素，从而有各自的边际产品，或者说其收益率或利息率是不统一的；如果转换成两种资本品投入的形式，即Y=F
，这两种资本品
同样是异质的，从而有各自的边际产品或自己的利息率。就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而言，只需要微观生产函数的相对价格，因为两种资本品作为实物单位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加总为一个总资本，更不需要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而新古典学者之所以构造总量生产函数和统一利润率，是因为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正是各种总量，统一利润率也是现实竞争中的规律；为解释这些现实，他们就直接把微观生产函数和新古典资源配置分析套用在宏观总量上，但这些总量与新古典技术分析却是完全无关的，由此也就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相反，正是由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统一的利润率，才使得各种异质资本品或各部门不同的资本构成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由此，产出也就成为一个同质的总量，从而比例于投入总量并与利润率相联系。
按照上述推论，李嘉图采用单一产品模型计量总量是导致其逻辑矛盾的根源，这种由实物的投入——产出所表示的技术关系容易将人们引入错误方向，即总产出可从实物上加以计量。这就使利润的决定联系到资本生产率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如李嘉图把利润率下降归之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有的学者据此把李嘉图视为边际主义的创始人。（注：Hollander,S.(1981):Marxian economics as "general equilibrium"theory,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3,pp.121-155.）显然，这一命题并不能使李嘉图摆脱困境。问题在于，当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后，是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还是总量发生变动？从形式上看，加入统一利润率后，收入分配的变动会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动；但斯拉法模型中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并不会发生变动，即作为部门间交换比例的“相对价格”并不会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总资本与总收入的比例或“宏观变量”，而这些宏观变量并不依赖于技术关系。这一点也容易证明，因为利润率为收入中利润对总资本的比率，给定技术条件或生产方程和工资率，利润率的变动将只会使总资本和总收入价值发生变动，而不影响技术关系上的相对价格和出现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
再回到斯密的价值理论。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后面写到：该文的出发点来自于李嘉图，但最后却回到了斯密。（注：参见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4页。）在此，斯密的价格构成理论和以工资单位计量国民收入方法的重要特性是，这种总量的计量只取决于以价值计量的工资单位和外生给定的利润率，从而与技术无关，这一结论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作为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利润率和宏观总量是否依赖于技术关系，如何计量这些宏观总量并使之能够表明其变动规律、以及这些总量的性质与意义等，这些问题正是马克思所要回答的。
三、技术关系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马克思继承了古典学派强调社会关系的剩余理论，但马克思修正了李嘉图的逻辑混乱，并建立起一种排除技术关系的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如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此，马克思所论述的并不是李嘉图技术退步（土地收益递减）下的利润率下降，而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利润率下降，即资本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等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危机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物消费，而是为了获取纯粹价值上的利润。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马克思要探求的不是生产的技术关系，因为在技术关系上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存在于所有社会制度中；相反，他要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即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从而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概念——产出、工资、成本、利润等都联系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剩余价值，而不是直接联系到技术。显然，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经济制度下的问题，而不是生产一般或技术关系，这与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根本不同。新古典理论把分析基础建立在资源配置的生产函数之上，对所有现实问题的解释都从技术分析入手。但问题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或目前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究竟是由技术关系决定还是由社会关系决定？如果说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是技术上的资源配置，那么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案就是可行的；但如果这些问题不单纯由技术关系决定、而是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新古典的解释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逻辑矛盾，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将能更好地解释这些现实问题。
在主流新古典理论中，生产是由厂商把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和资本（这种资本是实物的资本品或机器）按照技术关系组合在一起，决定价格，并进而决定收入分配的只是由抽象掉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市场供求竞争所形成的要素边际产品或稀缺性。但在马克思那里，这不过是生产在技术上的一般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技术关系的形式是通过资本雇佣劳动实现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所描述的竞争中必然存在着资本家，他用价值形式的货币资本购买资本品和雇佣劳动，其目的在于获得价值的增殖和剩余价值，即其产品的售价要高于成本，从而获得作为利润的增加的货币。因此，与资本主义竞争和为了获取利润的生产目的相联系的就是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和利润一方面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积累的来源。然而按照新古典理论，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的利息（利润）只来自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资本家获得利润是由于消费的时间偏好（节欲或等待），这种技术上的性质就与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无关。但事实上，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在讨论资本积累时所使用的基本假设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即资本家的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所以，马克思把资本积累归之于竞争，即资本家只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而这一点也正是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可以支配劳动，更多的资本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可以支配更多的劳动或资源而取得优势。
采用古典学派的抽象假设，即资本家不消费而把全部利润用于储蓄（这一假设与现实中稳定消费函数的事实相近），则全部产品将由工人消费，资本家得到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而且，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用于消费，而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以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也是一致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博弈规则。其中，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关系只是一种为资本主义竞争设计的符号，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使得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完全采用货币量值，而不与技术关系相联；同时，正是这种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构成了以货币价格加总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这些统计变量与技术完全无关。
四、价值与价格：转形问题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学派。其中，价值与价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斯密把价值作为一种自然价格来调节供求，李嘉图则把价值联系到总量的计量，这种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概念与新古典由稀缺性和边际生产力决定的供求并不相同。在这里，存在着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价格的变形，即无论商品的交换比例怎样由技术关系决定或符合资源配置优化的要求，这些比例都必须转化为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价值单位；显然，这种价值量是一种特殊的总量关系，它不表示任何技术或实物的计量，而表示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如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马克思从商品两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和劳动两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出发，把由技术关系决定的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与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和抽象劳动加以区分，从而表明价值只取决于社会关系。在第二章马克思转向了交换价值形式、由此过渡到货币，其目的是要表明当交换价值以货币表示和劳动力成为商品时，资本家能够通过货币交易得到一个货币增值或剩余价值，即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在此，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是雇佣劳动，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概念为表明这种资本主义总量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逻辑推论的要点在于，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雇佣劳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因而抽象掉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关系对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就是必要的。
上述讨论对理解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非常重要。自博特基维茨(1907)提出马克思在该问题上存在逻辑错误以来，经济学界曾展开过多次激烈争论。然而，这些争论都把转形集中于相对价格，却没有将其作为解决总量问题的方法。其实，作为马克思转形问题的基本命题，即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和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完全是一种总量问题，而不是相对价格问题，它对解决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悖论和表明古典一般均衡都具有重要意义。换一个角度看，转形问题实质上来自于异质品加总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即在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c/v不同的异质品模型中，当采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使不变资本c用生产价格计量时，利润率r的变动将使总产出价值w=c+v+m随利润率发生变动，而用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并不随利润率变动，从而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资本有机构成相等或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中才能使两个总量相等。可以看到，转形问题的这一结论类似于资本理论争论中的新古典逻辑悖论，即新古典的各种命题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扩展到异质品模型。或如斯拉法所揭示的，在各部门资本——劳动比率不同的条件下，利润率的变动将影响相对价格，而利润率与资本总量的价值是同时决定的，即不存在一种独立于利润率的总资本量。这样，就可把马克思的转形问题与剑桥资本争论联系起来讨论。
如前所述，在新古典异质品的资源配置模型中，收入加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得到一种表示实物的总量指标，从而无法真正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如工资率与利润率）；相反，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却能够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表示这种总量关系。如在价值领域，马克思采用劳动时间作为总量的测量，收入(v+m)就可作为劳动时间加总，而对于不变资本c，马克思采用“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从而排除了资本异质性，使其能够和可变资本v加总而得到剩余劳动决定的剩余价值；在价格领域，采用生产价格测量总量的基础与价值领域相同，利润依然是一种“不被支付的劳动”，如果不变资本价值c不随利润率r变动，则转形的结果必然会有两个总量相等。所以，这里的关键在于资本的测量，而这一点正是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在异质品模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现在，把前面的模型一般化。采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使用投入——产出方法把它扩展为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其投入——产出系数由新古典的偏好和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率也就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和资本边际产品。但在这种异质品模型中，每种生产要素对应于每种产品自己的利息率，也不存在统一的利息率和任何宏观总量。现在，加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统一利润率假设，这使得一般生产模型发生重要变化，不仅相对价格变动，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总量关系。在这里，对斯拉法著作的合理解释就是，斯拉法论证了异质品模型中总量加总的逻辑，即在生产方程中加入统一的利润率可以得到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量关系。由此，也就联系到对马克思转形问题的重新阐释。显然，转形的结论并不影响马克思价值到价格转化的意义，即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从正确的角度提出了加总问题。如上所述，新古典试图用总量生产函数从技术关系解释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总资本和总收入概念，并盲目地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加入了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但这些总量及统一利润率与新古典的技术分析却是无关的；而一旦在剑桥资本争论的新古典异质品模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则劳动或工资率实际上就已被资本化了，即采用统一利润率与资本品加总在一起作为总投入，工资率也作为这种加总的总产出的一部分，由此导致了严重的逻辑混乱，使得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流问题至今无法理清。相反，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分析，则表明这些总量只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如马克思在转形中采用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概念，作为社会关系的表现本身是同质的或可以加总。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转形能够表明利润率与资本存量价值之间真正的关系，即此问题只能从社会关系角度加以说明和解决。
正是在上述转形意义上，斯拉法通过构造标准商品和标准体系提出了转形问题的解，即可以通过标准体系把异质品模型转化为单一产品模型或各部门资本构成相等的模型，从而使资本品投入的价值不随利润率变动。这一模型与在转形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学者把代表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作为“中数”的解法是相似的。正如斯拉法表明的，给定技术上的生产方程，然后给定一个外生利润率，则可以得到价格模型；由于利润率是外生的，从而只要选择的这个利润率使价格计量的资本——劳动比率等于价值计量的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则两个总量将是相等的。在这里，可以把这种利润率称作“稳定状态”的利润率。显然，当利润率不等于稳定状态的利润率时两个总量将不再相等；而当考虑到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时，这种稳定状态自然会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同时，马克思利用价值概念所讨论的利润率下降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波动也是重要的。由此，马克思从价值和剩余价值出发来说明以价格计量的总量关系或马克思的转形问题，对于讨论这种总量关系及其变动则至关重要。
五、马克思的分配理论
与价值理论相似，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在分配问题上的争论也表现在，其中是否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而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收入分配。其实，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正是为了对这种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分配提供一种计量，并表明资本主义分配的性质。在此，对马克思经济学而言，必须要回答的就是其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首先，采用简化的单一产品模型来表明上述问题。比如李嘉图1815年的谷物模型：
这一公式表明利润率r取决于工资率w和劳动生产率σ。在此基础上加入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即修改古典学派谷物模型中谷物资本全部用于工资的假设，假定谷物（资本）还可用作资本品（比如种子）、用K表示，则利润率的公式成为：
对比式(1)与式(2)可以看出，利润率现在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σ和工资率w，而且取决于用于种子的数量K。给定w，则r与σ成正比、与K成反比，由于用于种子的资本K越多，所能雇佣的劳动L越少，除非随着K的增加会使σ提高，否则资本家是不会把资本用于种子的。因此，要决定资本家如何把资本在劳动和种子之间进行分配，就需要给出劳动与种子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这里把种子对劳动的比率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即：σ＝F(K/L)。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设、F′＞0和F″＜0，随着资本——劳动比K/L的提高，产出——劳动比Y/L也提高，但却是递减的，从而资本——产出比K/Y也是递减的。假设工资率给定，其取值范围可在零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任何一点，即0＜w＜σ；并假定资本家根据利润率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与种子的替代，通过对求极值法可以得到资本家选择种子与劳动替代的原则，即：
（注：详细推导参见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
这两个公式表明，资本家对种子与劳动的替代或资本——劳动比K/L的选择，是使劳动边际产品
等于工资率加上工资率乘以利润率，和使种子（资本品）边际产品
等于1加上超过其损耗的利润率或使其增加的产出等于利润率（柳欣，1994）。其含义是，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是使每个单位谷物资本用于种子或雇佣劳动所得利润率均等，而不是新古典的劳动与谷物边际产品等于工资率或利润率，因为这里是“支配的劳动”或给定的工资率（或利润率）。而且，模型中的资本并不是作为资本品的种子、而是作为总资本的谷物，资本家是使用给定的谷物资本来雇佣劳动和用于资本品，这就使模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完全不同于纯粹技术关系中的生产函数。实际上，在现实市场经济中，企业（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正是使用预先给定的货币购买资本品和雇佣劳动的，这与上述模型中的假设完全相同；而且，由转形所决定的工资率与利息率（利润率），与新古典理论作为要素稀缺性价格的工资率与利息率概念也并不相同。这里的工资率与利息率是宏观概念，它反映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总量的工资与利润而对应于总劳动和总资本，但新古典理论却不可能存在这种总劳动，特别是总资本概念。在现实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总资本不仅包括各种异质资本品，也包括各种异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等非劳动生产要素，以及专利、商标和其他为厂商垄断的技术，所有这些技术上的生产要素都用货币量值表示，并要求获得统一的利润率。然而，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要素价格（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却不能用在总资本和总劳动概念上。换句话说，也可认为上述新古典理论关于稀缺性的要素价格与资源配置理论是正确的，但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却会使这种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或转形，而转形只影响宏观变量，却完全不会改变相对价格配置资源的功能。
显然，这里涉及到相对价格（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表述的问题，这一问题存在许多概念上的混乱。如帕西内蒂表述的，收入分配问题争论的关键在于，这里是否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或相对价格的外生的利润率。前面的论述已对这一命题给予了肯定。对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来讲，重要的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统一于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相对价格和总量的基础上，即表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和表示分配、但由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关系，即作为总量计量的价值和分配与相对价格是统一的。这正是目前价值与分配理论争论的难点所在。比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质劳动”问题，即当劳动是异质时，按照资源配置的要求，必须要对不同质的劳动分别给予一个表示稀缺性的指数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再次体现出来。因为也可赋予异质劳动一个稀缺的指数，但这只是市场价格，而并不决定总量和收入分配意义上的价值；但在马克思强调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不同的异质资本品、土地等生产要素都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并要求得到统一的利润率。显然，这种分配关系与异质劳动的加总在含义上是相同的，即这里存在着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的价值与分配关系，它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宏观总量决定，而这种价值总量来自于统一利润率的加总。
斯拉法曾用“联合生产”讨论过固定资本和土地加总问题，如异质固定资本的使用存在着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但如果采用统一的利润率，这种投入——产出价值的变动就会使各资本品的价格发生变动。这实际上就是目前使用的收益现值法，通过该方法异质资本品和土地将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而这个资本量会随着收入分配或利润率的变化而改变。但是，这种总资本和作为收益现值法加总的利息率的变动并不影响资源配置，因为厂商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会把这种总量排除掉而按照原有的投入——产出关系配置资源。例如现实的货币利息率由中央银行调节，不仅变动幅度大，而且经常变动，而厂商显然不是根据这种利息率的变动来改变资本与劳动的替代的。所以，收入分配的变化并不改变资源配置，即这种分配是按照马克思的价值，而不是按照要素边际生产力的价格来计量的，这种计量的前提是存在着资本家和工人或总量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当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总量资本条件下的工资与利润分配问题时，马克思的价值、分配理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而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却存在着逻辑矛盾。同时，正是在上述价值、分配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他的宏观理论体系，即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学”，其核心是有效需求或利润率下降问题。通过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马克思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而其价值、剩余价值和收入分配的分析则正是构成这种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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