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平民教育思潮的演变、分化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平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平民教育思潮是五四时期影响中国教育界、思想界的一种重要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专制主义的强烈批判，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对民主精神的热切呼唤，直接促使了这一以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享受为基本内容、以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平民化、通俗化为标志的教育思潮的产生。“平民教育”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共同口号，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大致说来，当时宣传和信奉平民教育，投身平民教育运动的主要有三个代表派别：由北京大学先进分子组成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以露天讲演为方法，扩大了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影响，对社会起了一定的宣传鼓舞作用；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教职员和学生联合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社，发行社刊《平民教育》，认为教育的“根本改造”是社会改造的根本，对教育为剥削阶级所独占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主张通过平民教育的实施来实现平民社会的改造；由爱国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等倡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则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以城市为重点，在全国20多个省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扫除文盲的识字教育运动，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尽管这些派别的见解不尽相同，活动重点也大有区别，但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教育，追求教育权利的扩大和教育机会的平等，主张给无力入学或失学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却是其共有内涵。
五四后期，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平民教育思潮发生了变化。它从最初提倡向平民传授基本知识和民主思想，进而发展为探索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方向和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其各个代表派别的主张和活动，呈现出不同的分化和演进方向。这种分化和演变，反映了在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围绕平民教育问题，出现新旧思想交替，各种政治和教育思想呈现明显不同发展的情形。
（一）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平民教育的倡导者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以广大工农为对象，不仅传播文化知识，而且配合日益兴起的国民革命，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开展了蓬勃的工农教育活动。
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五四时期，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批进步青年迅速成长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就已经开始接触、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则在五四社会思想的大洗礼中出现了思想的飞跃。他们认识到民众的巨大力量，高度重视平民教育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出发，结合中国教育的具体现状，精辟地阐述了平民教育与平民政治及社会改造间的关系。
李大钊运用阶级分析的原理认识到：“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全体人民，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工作的人”（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7页。）。而这种平民的社会，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以后，才能实现。他所提倡的平民教育，正是在“纯正的平民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教育，是为了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追求“纯正的平民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努力的一部分。李大钊揭露在剥削制度下劳工受物质的剥削，更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是“莫大的罪恶”，指出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还要争取时间学习，“去读书，去看报，去补习技能，慰安性灵”是“非常的宝贵的”。“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它们知识的要求……象我们这样教育不昌、知识贫弱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是必要之必要，望关心社会教育、劳动问题的人注意！”（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7页。）他热情号召革命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去消灭痛苦的原因。“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源泉”（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7页。）。
李大钊强调工农群众的教育，主张唤起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明确指出了平民教育的前进方向。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坚持了这个方向。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全新的武器，对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教育救国”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有力批判。如肖楚女尖锐指出：“平民教育是要紧的。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是更要紧么？……现制度若不经过一番彻底的翻砂功夫，平民教育么？——我恐怕还不是像汉口今天这样只留下几张纸招牌，做个聋子的耳朵，徒为装饰哩！”（注：《陶朱公底“平民教育”》，《中国青年》第18期，1924年2月。）署名“敬云”的作者也在《平民教育的真意义》一文中，分析了“平民教育救国论”，认为要使平民教育有效，当首先使所教的与平民的日常生活有关联，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大人民的生活问题。他说：“主张教育救国的人，他们以为中国的国民，若是都能认识字、念念书，中国即可得救了。……其实，在我们看来，救中国的方法，决没有这么简单。穷无立锥之地的苦同胞，救死不暇，毫不想借识字在社会上发迹，他们对于识百字，识千字的兴趣，可以想见。所以设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的普及教育的理想，在现在经济制度之下，不免有许多行不通的缺点。”（注：《中国青年》第14期，1924年1月。）
在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看来，改造社会是要整顿政治，组织人民政府，抵御外侮，振兴国势，因此，非革命不可。不是教育了一切人，才可以改造社会，是改造了社会，才可以有好教育。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但必须帮助革命才真有价值。他们把平民教育看作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注：恽代英：《农村运动》，《中国青年》第73期，1924年6月。），明确指出；“青年学生尽力于革命运动的最好道路，莫过于教育群众，而教育群众的最好时机，莫过于利用此种平民教育运动，遍地播散国民革命的种子。”（注：《中国青年》第14期，1924年1月。）应该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同时，探讨和研究平民教育问题的。这就决定了其理解和宣传的重点，只可能涉及到教育的阶级性、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一些宏观性的问题。尽管如此，它开启了中国教育历程中的一个新时期，却是毫无疑义的。
1921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邓中夏主持下发起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通过教学生动形象地向工人讲解劳工神圣的道理，讲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帝国主义侵略，向他们宣传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组织工会。目的在于通过文化补习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宣传，组织工人运动。正如邓中夏所说：“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注：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页。）该校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培养了骨干，被称为“北方的红星”。与此同时，各省共产主义小组都办了工人夜校、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学校。这些学校结合补习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此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展的平民教育的基础之上，开展了工农教育运动。由于在理论上正确解决了教育与政治经济以及教育与革命建设的关系问题，又曾开展激烈的打击地主土豪的农民运动，因此，工农教育特别是农民教育发展很快。如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地区在1923年左右设立了十多所农民学校，除了教农民识字能写写算算外，主要是进行革命的思想教育。湖南也是农民教育发展较快的地区。1922年至1923年间就有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在湖南各地创设农民补习学校，如成立于长沙的“农村补习教育社”，就曾在长沙附近农村办有几所农村补习学校，并编印了一些适于农民使用的教科书。1924年，毛泽东在韶山领导农民运动时，在20多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办起了农民夜校。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湖南的农民运动发展异常迅猛，农民教育运动也出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对此，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有一段生动的叙述：“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他们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呼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0页。）
1927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在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领导下，建立了以共产主义为指导的新的教育制度，工农教育作为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获得了迅猛发展。这标志着中国教育揭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二）以平民教育社为代表的一部分平民教育的倡导者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希望以平民教育来实现国家民主和社会改造，后期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未能跟得上时代步伐。
平民教育社的社刊《平民教育》从第24期起由周刊改为半月刊，以此为界，该社的观点和主张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后几十期的内容来看，大部分撰稿者对于他们过去极力宣传和渴望实行的平民教育逐渐丧失了信心。后期的《平民教育》中所涉及和讨论的问题的范围愈来愈狭窄，仅局限于学校教育改革，介绍欧美的教育，主要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方法。这从后期出版的11个专号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该刊在“平民教育四周年纪念特号”的《本刊四年来的回顾》一文中，就宣称“本志努力的方向，要多多趋于小学教育，而师范教育次之，教育行政又次之，其他中高实业教育更次之，社会又更次之”。至于宣传进步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就更谈不上了。我们看到，后期的平民教育社日益趋向于对资本主义教育的向往，有人肯定地认为，中国的教育只有朝资本主义教育发展，此外别无出路。例如常乃德就这样说：“我推测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大约是要从军国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因为照中国现在社会状况的趋势看来，在最近二三十年内，教育的中心便从国立学校移到私立学校，从政府移到资本家手里，……不要忙，这件事情眼前就会实现！”（注：《未来教育改造趋势之观察》，《平民教育》第38号，1921年5月。）
《平民教育》的一些文章力图对“平民教育”作出“新解释”，认为“平民化的教育即是化除社会阶级的教育”。说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目的总在化除社会的阶级”，坚信要达到化除社会阶级之最正当、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教育。“我们在教育上应当使人人明白人类互助的真义，明白个人在社会上应该做的事，那时官阀自然不能存立，社会阶级自然可以化除。这就是‘平民教育’之最后目的。”（注：《“平民教育”之新解释》，《平民教育》第29号，1921年2月。）显然，这样的“新解释”所提出的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的“平民教育”，明显反映出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保守、落后的倾向。
后期的撰稿者们对于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方式去彻底消灭旧社会这一点极端疑惧。有人认为：“对于旧社会，用武力去破坏，收效或者快，如俄国的Bolshivism，但是危险也大，失败也快。教育去破坏，收效当然迟，但是危险小，成功可料。”（注：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三联书店1959年12月版，第350页。）对于五四以后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他们不仅不支持，反而主张应该消灭。例如有的人就这样说：“我觉得这学潮日常扰乱的我们不安，好也罢，不好也罢，我们都不得不设法消灭了才好。”（注：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三联书店1959年12月版，第350页。）这就从保守、落后走向反动的方向了。
总的来看，后期的《平民教育》确实“不愿谈”他们所谓的“空中楼阁”的政治，但也不再“细谈根本改造的教育”来实现中国的平民教育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后期的平民教育社走上了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未能跟得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当然，该社通过介绍西方的新教育学说和理论，对于当时的教育改革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此应该予以肯定。
（三）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从1926年开始，将视野从城市转向广袤的农村，并逐渐完成了由识字运动到乡村建设的重大转变，汇入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思潮中。
在20年代初以城市为重点的平民教育活动中，晏阳初与其同事的认识逐渐有所深化。他们认识到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的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晏阳初文集》第53页。）。为此，平民教育运动由以城市为重点转向了以农村为重点。
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与试验，晏阳初等对中国社会问题与平民教育的性质和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认为：“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晏阳初文集》第53页。）在他们看来，中国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基本可以归结为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所谓愚，系指大多数人民缺乏知识，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所谓穷，是说大多数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所谓弱，指大多数人是病夫，谈不上科学治疗与公共卫生；所谓私，指大多数人民不能团结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与公民训练。有这些基本的缺点，任何建设事业都是谈不到的。他们认为，平民教育运动要从教育上解决上述基本缺点，就要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使中国人特别是最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的新民。具体来说，文艺教育是从文字与艺术教育着手，使人民认识基本文字，得到知识的工具，促进文化生活，并能对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有相当的欣赏与了解。生计教育是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业等各方面着手，以达到农村经济建设的目标。卫生教育是要根据农村医疗卫生的实际情况与人力、财力的可能，一方面实施卫生教育，使人人成为健康的国民；另一方面创建农村医疗卫生保健制度，由村到县组成一个有系统的保健组织。公民教育是要施以良好的公民常识，激起人民的道德观念，使他们有公共心、团结力，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和政治道德，以立地方自治的基础。针对过去教育与社会相脱节、与生活实际相背离的弊端，他们还提出了推行四大教育的三种方式：第一是学校式教育，包括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学校、巡回生计训练学校三种办学形式；第二是社会式教育，即以平民学校的毕业生为对象，以同学会的形式组织起来进行继续教育的一种办学形式；第三是家庭式教育，即以各种形式的“家庭会”，如家长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等，把农民分别组织起来进行教育的办学形式。学校式以教育青年为主，因青年是国家今后建设之主力军，同时又要顾及儿童教育，因儿童系民族复兴的后备队。学校式之外，有社会式及家庭式，其目的在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1926年，平教会把办事机关从北京迁到河北定县，集中人力财力作一彻底的、集中的、以县为单位的乡村建设运动。与此同时，陶行知也积极倡导乡村教育改造，于1927年在南京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这样，他们与黄炎培、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所进行的活动一起，构成了当时影响广泛的乡村改造运动。
平教会将平民教育从城市推向农村，由基本上以识字教育为主扩大为一种乡村改造运动，这种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一个农村人口占极大比例、农业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度来讲，农村教育的改造无疑具有极大意义，但长期以来却被忽视了。晏阳初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体会到教育应以提高占全国总人口85%以上的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又认识到农村教育的改造不能脱离现实的经济状况，直接将教育的改造与农村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同步进行。他们试图从教育的立场出发，以提高国民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知识水平、经济组织力和团体组织力的水平，而谋求中国农村的改造，最终完成“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这一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际上是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可贵尝试，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教育和社会改造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创造性贡献。
但是，就教育问题与社会改造的关系而言，他们把“愚、穷、弱、私”作为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破产、政治腐败、生活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他们试图在不触动现存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通过教育的改造而实现农村的改造，并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造。说到底，这样一幅改造社会的蓝图，至少在维新时期就有一批仁人志士开始了总体设计。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所推行的种种改革措施与试验，对于千疮百孔的旧中国来说，只能是一种补救之术。虽然如此，他们所进行的不懈追求与努力，依然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也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