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极化国际格局形成的三个层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层次论文,多极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国际格局”宜按广义理解，既包括客观形成的大国力量对比关系（“星座”），又包括主观产物“体制”。多极化国际格局形成的第一个层次“星座”，70年代出现“五大力量中心”，90年代“一超四强”已经定型；第二个层次“意向”，目前五极各自战略选择已基本确定；第三个层次“关系”，五极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双边关系大多已进入稳定状态，如美欧、美日、中俄，而中美关系、俄美关系仍在“磨合”中。因此，“一超四强”的多极化国际格局已基本形成，但也可以说“多极化国防格局在发展中”。
五年前苏联解体，宣告二战后存在长达四十余年的“两极”国际格局终结，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多极化国际格局”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它在何时或将在何时形成？在此不揣冒昧，略述管见。
一、广义“国际格局”的涵义
“国际格局”或“世界格局”，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而且在我国习惯上常常把“格局”与“体制”、“体系”相混用。大概是由于近年来经常谈论“国际格局”的缘故，所以论述国际关系中“格局”、“体制”、“体系”、“秩序”等概念的文章时有所见。这里介绍一篇我认为对此谈得比较好的文章，这就是《世界历史》杂志1989年第1 期刊载的潘人杰、李巨廉《时代、格局和人》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人们“具体地活动在特定的世界格局和国际体制之中。……所谓世界格局，主要是客观性的。它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世界各种力量的消长和斗争所形成的一种战略性态势，西方有人称之为‘星座’——Cohstellation。人们的一切决策、活动甚至思维方式， 都受这种既定局势的影响和制约。所谓国际体制（Lntenatioinal Systam——国际体系），主要是主观性的，它是由人们尤其是拥有巨大实力的主要大国的当权者们，根据对世界局势的认识和判断，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和行动而建立起来的。一定的国际体制，常常是一定的世界格局的反映，同时又使之定型和起作用。一定的世界格局，又由于一定的国际体制的形成，制约各种力量的消长对比，而延缓或加速其变化。因此，两者密切联系和重叠，都具有客观和主观两重性。”
笔者十分赞赏这一关于“格局”与“体制”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理论。“格局”或“星座”是客观形势发展演化的产物，“体制”是人的主观创造物。客观者在先，主观者在后，但二者相重合，形成统一物。可见，由于二者相互联系而又密不可分，这恐怕就是人们将“格局”、“体制”、“体系”、“秩序”等等相互混用而不加区分的原因所在。我认为，如果只是进行一般性议论，这些词汇倒也可以互相混用、代用，但若对事物进行深入分析和学术研究，那么就应当加以适当区分。可是人们还没有将“格局”与“体制”加以区分的意识和习惯，而仍泛用“格局”一词，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将“格局”作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格局”可按上引潘、李之论去理解，即指客观形成的大国力量对比或叫“星座”，广义“格局”是狭义“格局”加主观产物“体制”。
二、多极化国际格局的第一个层次：“星座”的形成
从广义国际格局概念去看当今世界多极化国际格局，我觉得应从三个层次上去加以考察。这三个层次是：“星座”的形成、“意向”的明确、“关系”的稳定。所谓“星座”，这是左右国际局势的各极力量的消长和对比，即狭义的国际格局。所谓“意向”，就是各极追求自身根本利益所作出的战略选择。所谓“关系”，就是各极之间是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关系。“星座”或“力量”属客观因素范畴，“意向”和“关系”属主观因素范畴。
这里先谈“星座”的形成。由两大“力量中心”即美苏两极转变为五大“力量中心”，即美、欧、日、俄、中五极， 经历了从60 年代到90年代初大约30年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一个由逐渐量变到最终质变的过程。50年代，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尖锐对峙的时期，“两极”特征最为显著。进入6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力量中心游离出来，西欧共同体逐步成长，法国带头对美国搞独立性。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和联邦德国已成长为经济巨人，这样，西欧和日本就开始拉开同美国的距离而成为新的力量中心。1969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大谈“伙伴关系”，在堪萨斯演说中宣称世界已出现“五大力量中心”，并大力推行“均势”外交，特别是主动打开对华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对“五极”这一现实的政治承认。当然，此时的“五极”尚未成熟，因为两极仍起主导作用，所以还不能称之为“多极国际格局”，但在两极之下多极正在孕育中。70年代末80年代上半期，美苏对立一度强化，多极趋势受到一定的抑制和掩盖。可是80年代后半期，世界上刮起“戈尔巴乔夫旋风”，苏联大力推行“新思维外交”，美苏冷战大有冰消雪融之势，“多极化”论再度高涨，多极世界已经呼之欲出了。此前的变化均属量变，而质变则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就是东欧和苏联剧变，其中关键一环是超级大国苏联突然解体和消失，其继承国俄罗斯降为一般性强国。
在超级大国苏联陷入危机和消失之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海湾战争和解决波黑冲突中显示了其特殊的能量与作用。
总之，五年过去了，90年代前半期国际局势和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明，五大力量中心已经定位，“一超四强”格局或“星座”业已成型。
当然应该看到，多极化是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今后可能会有新的力量中心出现，现有的五大力量也会起变化，但展望可预见的未来，不能不说当前的“一超四强”格局将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至少可以把“一超四强”视为多极化国际格局发展的一个阶段。
三、多极化国际格局的第二个层次：“意向”的确定
苏东剧变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潮流，这实际上就是在一超四强格局的基础上，重新编织国际关系网络，一个新的国际体制或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中。应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五大力量中心各自的“战略选择”即“意向”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70年代末确定了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不移的方针。80年代初，中国又明确规定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对外政策总方针。为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努力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上，不同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世界上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自己不称霸，也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霸权主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坚决反对台独或一中一台，反对外来势力干预。中国的这些战略意向和原则是早就确定了的，也早已为世人所知。所以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这种和平作用将越来越大。
日本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但它背负着被击败的二战侵略国的历史包袱。日本实现经济大国后，80年代初明确地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冷战结束后更是加快了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步伐，并于1994年正式提出了修改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和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同时，不断增强其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它的另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向是继续保持日美结盟关系和日美安保体制。毫无疑问，日本的政治影响将会继续增强，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是，日本的历史包袱难以遽然去掉，特别是它对战罪的悔改表现很差，因此，它的政治影响力仍将有较大的局限性。
“欧洲国家联盟”是冷战后由欧共体这一经济联盟通过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发展而成的经济、政治、安全联盟。欧盟的战略意向已大体明朗化：（一）通过加强自身一体化和扩大成员国、联系国队伍，增加实力与影响，以便成为促进欧洲联合的主要力量和构筑“全欧大厦”的基石；（二）在营造欧洲安全机制中，遵重美国的旨意，在坚持以北约为主的同时，加强自己的“武装手臂”西欧联盟的作用，使欧盟成为欧洲安全的重要支柱；（三）在世界上积极拓展活动空间，发展多边关系，力争成为独立和平等的五极之一。欧盟必将随着一体化的进展而增强其在欧洲和世界的作用。
美国是冷战后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随着冷战的结束，它加紧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可以说，从1989年布什总统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到1994年克林顿总统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这一战略调整已基本完成。1994年7月， 克林顿向国会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随后公布的一系列其它重要文件，如《国防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以及《东亚战略报告》等5个地区性战略报告， 就是这一全球战略成型的标志。美国新全球战略大致有如下主要内容：（一）战略目标：强化和保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实现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建立美国式的“世界新秩序”；（二）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三个主要手段是保持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推行“民主”、“人权”价值观，这就是克林顿所说的新战略的“三根支柱”：“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促进民主”；（三）主要政策和策略：对待欧盟和日本，保持和加强同它们的同盟，协调与它们的关系，实行战略合作与分工，发挥共同合力，以构成“民主堡垒”。对待俄罗斯，要千方百计帮助它“完成民主过渡”，使其不走回头路，避免俄国重新成为美国的对手和威胁。对待中国，实行“接触”政策，这一方面是为了不丢失在中国的机会，包括在中国巨大市场上的经济机会，并力促中国“和平演变”，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保持警惕和进行间接“遏制”。
美国的战略意向，无疑有许多一厢情愿和不切实际的内容，尤其它充分体现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在迅速成长和进步的世界上，美国的霸权必将到处碰壁，遭到越来越强烈的谴责、抵制和反抗。但美国毕竟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它的一举一动都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所以必须重视美国的全球战略对多极化国际格局形成的影响，并从中找出重要线索。
俄罗斯在数年间，甚至在今天仍然被看作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最大的未知数。这是因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国家地位未稳，当权者忙于国内事务，外交活动缺乏章法。可是，俄罗斯随着国家日趋稳定， 不但保住了大国地位， 而且逐步明确了自己的战略意向。 1993年4月， 叶利钦总统批准了外交部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基本原则》，同年11月在叶利钦主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基本原则》（草案），1995年9月， 《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出台。 随着这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的产生， 俄从1994年起大幅度地调整对外政策，俄罗斯的战略意向正在明确起来。目前可以看出如下几点具有重大意义：（一）强调维护民族利益，纠正向西方一边倒和让步过多的倾向。（二）奉行“全方位独立自主外交”，努力恢复大国形象和政治影响。（三）把独联体确定为俄国“特殊利益地区”，大力推进以俄国为核心的独联体国家的联合与一体化。（四）确保军事实力，强调“战略核力量仍是俄罗斯安全政策的基石”。
综合上述，世界五大力量中心各自的战略意向，有的早已确定，如中国和日本，有的业已确定，如欧盟和美国，波动最大的俄罗斯正在或已经明确起来。由此可见，多极国际格局的第二个层次：五极的各自战略“意向”已经基本确定。那么，下一步的问题便是它们关系的“磨合”了。
四、多级化国际格局的第三个层次：关系的“磨合”
考察多极化国际格局，在明确了“星座”和各极“意向”之后则须看看各极之间的关系状况如何。各极之间的关系，包括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人们常说的“大三角”、“经济三角”、“政治三角”、“平行四边形”等等，匀属多边关系，这种多边关系在多极化格局中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就目前来说，双边关系对于形成多极格局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和平时期，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就状况和性质而言，不外有结盟和敌对两种极端类型和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各种中间类型，如友好关系、睦邻关系、合作关系、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以及接触而又摩擦不断的关系等等。
对于考察“格局”与“体制”来说，不是就双边关系中的一时一事而论，而是看双边关系的“恒定”状态，即看它属于上述诸类型中的哪一种。此外还要看到，在一次重大的国际格局变动中，这种恒定状态的出现总要经历一个逐渐“磨合”的过程。而且一般说来，双边关系的恒定状态，总会有一定的外交文献为其标志。例如，冷战时期的美欧结盟关系和美日结盟关系，分别有北大西洋公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其标志。美苏冷战对峙关系，其主要标志物是美国搞起的北约和苏联搞起的华约。70年代以后改善了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集中体现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些标志物一旦产生，便又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约束。可以说，这些标志物的综合便构成了一定的“国际体制”。依据上述观点来考察当前多极化国际格局中的诸双边关系，就会看到如下一些重要情况。
曾经连年龃龆不断的美欧关系和美日关系，近来有了趋于稳定的迹象。1995年12月，美欧在马德里首脑会议上签署了《跨大西洋新纲要》和《欧美共同行动计划》，美日在今年4 月签署了《日美安保联合宣言》。这实际上就是经过一番调整之后，稳定并重申了美欧之间和美日之间传统的结盟关系，确立了冷战后新的同盟关系。可以说，美欧关系和美日关系的“磨合”过程已基本结束。
中俄关系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便转入正常，冷战结束后继续向良好方向发展。1992、1994年相继签订了中俄东段边界协定和中俄西段边界协定，一直影响两国关系的边界问题基本解决。1994年江泽民主席访俄，俄罗斯作出对华友好的特殊姿态，例外地对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今年4月叶利钦第二次访华，在上海签署了中、俄、哈、吉、 塔五国关于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中俄关系进一步密切。当然，中俄两国既不结成军事政治联盟，也不排斥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而是共同促进世界的多极化，但都决心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良好的中俄关系，对于多极化国际格局的形成必将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美俄关系，在渡过了冷战后短暂的“蜜月”之后，已进入冷却和务实阶段。美俄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包含有根本对立的方面。俄罗斯要重振大国雄风，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则要趁虚而入，让俄国保持“弱而不乱”、不再为害美国的状态。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正在高涨。美俄的矛盾与磨擦是不可避免的。但俄罗斯决不会，也不可能让俄美关系倒退回到昔日苏美对立的状态中去，这一点是由历史经验和国力所决定的，任何政治力量上台执政也不会改变这种大趋势。当然，俄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也不会超过美欧和美日。从美俄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矛盾看，叶利钦所警告的“冷和平”也不是不可能的。美俄关系的稳定尚需时日，可以说仍在“磨合”中。
中美关系，冷战结束以来问题频出，磨擦不断，时而出现紧张气氛。1995年由于美国政府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允许李登辉访美，结果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退到了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美国以“人权”为口实，挥舞“制裁”大棒，妄图让中国也来一个苏联式的“和平演变”。它唯恐中国发展强大起来，在中国“入关”问题上百般刁难，在两国贸易问题上用最惠国待遇和单方面制裁进行一次次要挟。尤为严重的是，美国试图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立场后退，阻挠我海峡两岸统一大业的实现。所有这些，实际上是对华实行“遏制”政策，虽然美国口头上对此加以否认。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从我们方面的意愿来说，是“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但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悍然干出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勾当，那么，中国在原则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的。可见，中美关系尚在磨合之中。中美关系中的障碍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问题，其他如贸易问题、“人权”问题的纠缠等等，也将会长期存在，中美关系的好转有一定难度。但解铃还须系铃人，中美关系走势如何，要看美国的决策与行动。
总之，从五极相互关系的“磨合”情况看，美欧、美日、中俄关系已进入稳定，只有美俄关系和美中关系仍在“磨合”中。因此，全面稳定尚未到来，但也不会为时很久。
综合以上所述，就多极化国际格局的“星座”、“意向”和“关系”三个层次的实际状况来看，我认为“一超四强”的多极化国际格局已基本形成。这是因为一超四强的“星座”已经定型，各极的战略“意向”业已明朗化，而且相当部分双边关系的“磨合”已大体完成。只是由于影响十分重大的美俄关系和美中关系的“磨合”仍在进行中，所以不能说多极化国际新体制或国际新秩序已经建立起来。据此，从广义“国际格局”来看，我们说“多极化国际格局仍在发展中”，或者说“世界形势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也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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