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兼论非汉族政权之汉化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族论文,方略论文,命题论文,政权论文,汉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汉化命题与征服王朝论
10世纪以来，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或采集狩猎者不断南下，相继建立了辽、金、元和清朝。1949年，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Wittfogel)和中国学者冯家昇在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中提出了“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的概念来诠释这四朝。在魏冯看来，以往学界忽视非汉族政权的特性，误认为异族王朝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汉化(sinicization)，从而错误地将非汉族王朝与典型的中原汉人王朝等量齐观。在人类学研究的启发下，魏冯强调文化融合的复杂性，指出一方被另一方完全同化极其罕见。他们认为二元性(duality)是辽朝(在不同程度上也是金元清三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层面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并进而把辽朝定义为既不同于传统内亚部族文化也不同于中原文化，而是融合二者的“第三种文化”(a third culture)。①“征服王朝”这一理论模式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批判以汉化为辽金诸朝历史变迁基本线索的研究角度。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征服王朝论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并不大。相反，在西方学者，也包括负笈欧美的中国留学生中，仍不乏将汉化视为非汉族政权研究中核心问题之人。比如，何炳棣1967年发表文章，主张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非汉族王朝，并将其成功归因于系统的汉化措施。②陶晋生在其《十二世纪中国的女真人》一书中也认为，汉化是金朝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大多数女真人最终被汉族所同化，成为中原汉族社会的一分子。③萧启庆在《元中期政治》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忽必烈政治决策的一大败笔是行政机构汉化不彻底，从而给继承者留下了一堆政治难题。④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理论在人文学界影响的逐步扩大，西方学者日益表现出对汉化命题的不满。如包弼德(Peter Bol)在讨论金代汉族士人的文章里，主张用“文化”代替“汉化”，认为女真统治者追求的并非包含狭隘民族意义的“汉”化，而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文明”。⑤1996年，即何炳棣的文章发表近30年后，罗斯基(Evelyn S.Rawski)在其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任职讲演中，提出了与何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清朝的成功并非得益于汉化，恰恰相反，其真正基石是与内亚地区非汉人族群的文化纽带以及在行政管理上将非汉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区别对待的政策。罗斯基主张用以满人为中心的视角(a Manchu-centered perspective)取代汉化视角，她把历史研究中的汉化命题等同于认为所有进入中国的非汉人族群最终都被同化的观念，认为这一观念源于当代汉族民族主义，从而否认汉化是异族王朝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⑥同样，史丹顿(Naomi Standen)在其《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书评中，对该书未能明确鞭挞汉化命题表示遗憾；对上述萧启庆《元中期政治》一章的态度，也异乎寻常的严厉。⑦
概言之，对汉化命题的批评者认为，这一命题建立在两大前提之上。其一，将汉族文化等同于文明，而把非汉人文化等同于野蛮，从而推导出文化上的汉化意味着进步，是异族统治者追求的天然目标。其二，认为非汉族政权若要取得成功，其管理只能照搬汉地制度，换言之，汉化是其政治的唯一出路，从而将政治上的成败与汉化与否划上等号。西方学者认为，这两个前提都是错误的偏见。与此相应，他们所主张的以非汉族为中心的视角也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文化无高下之别，非汉族并非野蛮人，他们并不追求文化上的汉化，相反，异族王朝的精英往往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和坚持自身的族群认同，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排斥汉化。其二，从地缘政治和统治族群角度强调异族王朝的特殊性，认为他们并不寻求复制中原王朝，其政治目标与中原王朝有根本差异，政治制度上的汉化不是其出路。这些征服王朝并不追求以农业立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以中原为核心区，作为经济和生活方式的游牧或畜牧等在其社会中至少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内亚草原等地区在其政治地理中的地位绝不次于中原。时至今日，除了作为批判对象外，汉化命题几乎已经完全从西方学者的视野中消失。不仅如此，在非汉族王朝研究甚至汉人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研究中，汉文化的影响普遍被淡化处理。
如果放在20世纪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去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学者对汉化的批判和新模式的提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相对主义认为，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价值观都是相对的、主观的，不存在绝对的、普世的终极真理。而不同文化的差异，正表现在各方面价值观的不同。既然没有客观标准可用于判断不同价值观孰是孰非，文化自然就无高下之别。受文化无高下论的影响，史学家们在对历史上的族群和文化进行研究时，就完全放弃了价值判断，主张无文明与野蛮之别。遵循同样的逻辑，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者认为，与其他族群的文化相比，汉文化并不具备内在的优越性，换言之，以农业为基础、以儒家伦理为生活准则、以官僚制为政治管理模式的汉人社会，与内亚或其他中原周边地区的以游牧或采集狩猎为基本经济方式、以萨满教为信仰、以部落为组织形态的非汉族社会相比——至少在异族的眼中——并不会显得优越。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当然更愿意相信不同的族群都会坚持自己的文化，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吸引。而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中的多元化诉求，也让他们觉得有道义去宣扬文化平等。因此，在他们看来，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没有理由会被汉文化吸引，汉化对非汉族王朝来说不是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并进而强调异族政权政治体制方面的特殊性，强调其政治结构在本质上与中原王朝不同。
从非汉族的角度研究异族王朝，对还原历史的复杂性，有相当大的贡献。以往的研究的确忽视了北族政权不同于典型中原王朝的一些特点，而这一缺失也的确与中原士人的偏见有关。因此，西方学者对汉化命题的批判，能鞭策我们反思自身的盲点。但是，认识到北方民族对汉文化的复杂态度，认识到北族政权制度中的草原因素，是否就意味着北族统治者必然反对汉化，汉地文化制度与草原传统就完全无高下之别呢？在笔者看来，西方学者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
首先，相对主义并不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石。相对主义自出现之日始，哲学界的强烈批判之声就没有停止过。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相对主义尚存在很大的争议。其次，对汉化的批判在具体事实层面还有很多可商榷之处。比如，陶晋生指出，包弼德用“文化”取代“汉化”，表面上摆脱了狭隘的汉族中心主义立场，但事实上金代女真人所谓“文”的来源仍然是汉文化。⑧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所追求的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正是普世的文明，倒是女真人在入主中原前恐怕并无普世观念。更重要的是，西方学界的新研究过分关注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建构的主观性，而较少从国家和社会的具体运作、实际需求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实证分析。对征服者而言，族群认同当然重要，但更迫切的问题是政治现实。在讨论汉化时，我们应当将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与政治思想和制度相区别。在一定意义上，或者可以说茹毛饮血和美食无高下之分；但就政治统治而言，不同思想和制度恐高下有别。
在对罗斯基的反驳文章中，何炳棣重申，毫无疑问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大帝国，但其首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管理数亿汉人。虽然满人和其他非汉人族群的关系与汉唐王朝不同，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否认清帝国政治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治中原。在这方面，满人的成功经验来自于对汉地政治制度的借鉴。⑨萧启庆在其备受责难的《元中期政治》起始也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类似问题：“中原是帝国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和统治重心所在，还是它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而应献出全中国的资源来维系帝国？如何满意地回答这些疑问，总是摆在元统治者面前的严肃并影响深远的问题。”正是因为就这一核心问题，萧启庆认为，对忽必烈及其继承者而言，答案应当是前者，所以他批评忽必烈汉化不够坚决，同时将元中期政治的根本任务界定为：“按照传统的中原路线进行更多的改革和改变一些殖民特征，把王朝的根在中原扎得更深，但是，同时还要保证王朝的安全和征服集团精英的利益。”⑩当然，这一结论可以商榷，但反驳者应说明中原不必是元朝政治结构的重心。遗憾的是，史丹顿似乎并不能理解萧启庆论证的整体思路，有些意气用事地批评他不重视非汉族文化对汉人社会的影响。(11)而史丹顿的这篇书评，大体可以代表目前西方学界对汉化命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因此，笔者认为，汉化命题还有再加检讨的必要。在思考汉化是否异族王朝的核心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从文化认同的主观构建这一角度去认识，还必须澄清几个相联系的关键问题。其一，据有中原在辽金元清诸朝统治者的建国方略中是根本还是从属目标？对汉地的稳固统治对维系这几朝是否为决定性因素？其二，成功统治汉地所必需的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除了模仿汉制之外，有无可能从游牧或采集狩猎社会的本土政治资源中产生？
当然，民族因素在异族王朝体制中会有重要体现，在制度和文化层面都有与典型中原王朝迥异的种种措施，民族问题也曾引发严重的政治风波。但立意于维护少数民族统治的这些制度安排和文化措施并不影响政治体制中汉式君主官僚制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在北族王朝的建国过程中，君主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因部落首领权力过大而带来的对皇权的威胁，而为消弭这一威胁，统治者经常采取的是将部落首领转化为官僚这一汉化措施。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源于内亚传统的职官会得到保留，但这并不影响在整体架构上对汉制的模仿以及改造。
元朝的例子比较特殊。在有元一代统治者的心目中，草原似乎始终比中原重要，他们始终无意推进系统深入的汉化。但是，这也正是元王朝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例子证明，异族并不必然被汉文明吸引；但同时也从反面证明，政治制度上汉化的深浅，的确决定了中原事业的成败。也就是说，汉化命题仍然应当是我们理解北族王朝历史的基本线索之一。
因此，本文将以辽朝开国君主阿保机为例，重新思考汉化命题在北族政权研究中的意义。下面先简单介绍以往学界对辽朝历史的整体认识，以及本文的基本思路。
二、再论辽朝的二元性
魏特夫和冯家昇在以辽为例阐释“征服王朝”时，着重指出了辽的二元性，其具体表现有如下诸方面：辽朝控制的疆域大致可分为农耕地区和草原地区两大部分；在借鉴汉地制度管理农耕区的同时，契丹传统的以部族为基础的政治军事组织也被保留下来，形成了政治上的二元体制；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并存；不论是契丹贵族还是平民，都没有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与王朝治下的汉人社会有明显区别。(12)
时至今日，对于辽朝历史的复杂性，我们比魏特夫等人有更深刻的认识。魏冯的二元说只是强调汉人契丹之别，但辽朝治下远非仅此两个民族，尚有渤海、奚人等。因此，中国学者在概括辽朝特性时，一般使用“因俗而治”这一概念，以表现其多元性。(13)
不过，虽然在具体现象的认识上中国史家与魏冯并无实质性分歧，但其阐释却截然不同。魏冯提出二元说，其根本用意在于将所谓征服王朝与中原王朝作出区分。而中国学者强调的却是民族融合。比如陈述在《契丹政治史稿》中说：“(契丹)在政治上体现了学习先进与保存传统相结合的精神，一面吸收中原文化，一面保持北方草原传统，对于番汉结合和消灭南北隔阂的努力，为祖国统一提供了有益的必要条件。”(14)
但是，不管是二元说，还是“因俗而治”论(即多元说)，都没有回答一个根本问题：辽朝政治经济中的这些复杂因素是平等共存，是不分先后，还是有主从之分？就其整体而言，存不存在一个最核心的因素？笔者认为，辽朝历史的复杂性毋庸置疑，但其政治经济的基本构架在最根本层面仍依赖于汉制与农业。
首先，辽朝中枢机构分北南二院，分治部族与州县，这并不能理解为草原与中原体制的简单相加或平等融合。辽朝固然保留了部族组织，但其首领向官僚转化，部民向编户转化，至迟到圣宗朝这一过程已经大体完成。更重要的是，中枢机构枢密院本身就取法自五代制度，掌管部族之北枢密院，恰恰是契丹君主为加强中央集权、改造部族体制而设立的。杨若薇认为：“尽管枢密院内部有两院，并进而有所分工，地位亦稍有不同，但同作为皇帝身边的左右执政大臣，两枢密使所担负的治理国家的重任，几乎是不分轩轾的。因此，北南二院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是同一最高机构的两个组成部分。”(15)笔者认为，此说把握住了辽朝枢密院最根本的特点。辽朝虽有北南面官之分，但并非两个各自封闭的系统，北南面官可以相互迁转。同时，在一些重大事务上，北南枢密使通力合作，共同处理，并没有严格的分工。因此，辽朝中枢之二元体制在根本精神上是汉化的产物，是在中原君主官僚制的架构下对草原部族组织的容纳。
同样，经济层面的不同因素也不能理解为平等关系。辽朝作为一个控制广袤地域的大帝国，维系自身存在的必需前提之一是稳定充足的财政收入。而根据当代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游牧经济是非常脆弱、不稳定，甚至无法自足的一种经济模式。(16)从历史文献看，契丹的畜牧业也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命运。(17)因此，即便是认定辽朝本质上不同于正统中原王朝，主张辽史不属中国史而只能归入北亚史的岛田正郎，也不得不承认农业经济是辽朝的财政支柱。(18)总之，二元乃至多元并不能掩盖汉式君主官僚制和农业经济在辽朝的主导地位。
二元及多元说还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用其概括有辽一代，而忽视历史变迁。在这点上，魏冯尤甚，把二元性认定为包括辽朝在内的非汉族王朝内在和固有的特性。魏特夫等之所以用二元性批驳汉化命题，就是因为他们将二元性理解为异族政权特殊结构的必然产物，认为是异族统治者的必然选择。但是，晚近的研究表明，汉式制度、汉文化在辽后期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这一趋势是二元或多元说所忽视的。
辽朝文化方面的汉化，在兴宗朝以降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一趋势的代表人物是辽道宗。道宗不仅作有《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而且不以《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为讳，在朝堂上宣称辽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19)制度方面，也有学者指出，有辽一代北面官整体上不断汉化。(20)
因此，不仅如上文所言，在辽朝体制的各复杂因素中，汉制与农业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在有辽一代的发展中，汉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虽然草原因素始终在辽朝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不仅从未真正主宰过辽朝体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逐渐淡化。显然，我们不能武断地把二元性作为非汉族王朝的内在和固有特性来理解，辽朝的二元或多元性是汉文化主导下、融合契丹传统优势(如骑兵)的二元或多元。因此，辽朝的复杂性非但与汉化命题并不矛盾，而且必须在汉化视角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辽朝前期的历史，就会发现，辽朝的开国君主所设想和追求的，事实上正是一个以汉制为主导、以入主中原为目标的王朝。陈述曾指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子、第二任君主太宗德光试图统一天下，一度攻入后晋都城汴京。由于直接治理汉地经验不足，入汴后中原各地义军蜂起，太宗仓皇北归，病死于归途。继任者世宗兀欲是阿保机长孙、德光之侄，他虽是南进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但即位不久就因内乱被弑。穆宗耶律璟是太宗之子，但他是坚持“草原本位政策”的保守派，不仅搁置南征，甚至有“汉地还汉”之说。圣宗继位后，由于北宋矢志收复幽燕，辽宋交兵。但因南北势均力敌，终有澶渊之盟，辽朝限于燕云的局面遂成定格。(21)也就是说，至少在太宗世宗朝，辽曾有过短暂的入主中原的计划，其统治者恐怕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将辽朝转变为汉式王朝。
笔者近读《辽史》，偶有心得，发现陈先生及其他前辈时贤对辽朝前期历史的研究尚有待拾遗补阙之处，诸家对辽初君主的汉化态度可能有所低估。首先，诸家对太祖的认识似乎还有所欠缺。陈述认为，阿保机时代的基本国策是对各族群兼容并包、因俗而治，还谈不上对中原的企图和自身的系统汉化。(22)此外，如张正明、舒焚、李锡厚等的研究，也基本上只把阿保机定位为契丹从部落联盟到国家这一转型中的关键人物，并不认为他对太宗世宗朝进取中原的国策有决定性影响。(23)
笔者发现，阿保机实是不世出之雄杰，他建立大契丹国之初即有意逐鹿中原。阿保机生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其成长的时代正是契丹发展的绝佳契机。一方面，回鹘汗国早已瓦解，另一方面，黄巢之乱后唐王朝已摇摇欲坠，回天乏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契丹积极扩张。9世纪末，阿保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率军征讨周边部族。唐天复元年(901)，他被痕德
可汗任命为迭剌部夷离，“专征讨”，(24)大权在握，成了契丹实际的统治者。虽然阿保机时代史料不多，但钩沉索隐，仍可看出，从其主政开始，直至辽天显元年(926)病逝的四分之一世纪中，阿保机诸多政治决策背后，隐然有草蛇灰线，彼此串连，其根本出发点是对中原局势的判断，最终目的是入主中原。
对于太宗、世宗、穆宗三位君主，笔者的看法也与传统认识有所不同。概言之，笔者以为，从阿保机始，辽初四朝君主的共同心愿是入主中原，契丹政权从传统部族体制转向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也是四朝不变的方向。辽朝止步燕云，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局面的形成，是南北势均力敌的结果，而非契丹君主无意南下。与北魏、金、清各朝相比，辽朝汉化程度要弱得多，草原因素更为突出。但这并非辽朝统治者有意为之，而是形势使然。
因篇幅所限，本文专论阿保机，作为系列研究之开篇。辽太祖朝历史的明晰，能给辽朝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多元局面的形成过程，乃至辽朝历史的整体认识，带来新的突破。同时，本文也希望能给有关汉化命题在辽史及其他非汉族王朝历史研究中意义的探讨提供一些新线索。
三、从唐天复元年到辽神册元年
907年，唐王朝灭亡，阿保机即契丹可汗位。9年后，阿保机仿汉制称帝，建元神册。(25)笔者以为，对916年这一时机选择的准确把握，离不开对907年的理解。而要明白907年的决策背景，又必须对阿保机主政后的作为进行分析。
唐末中原战乱频仍，契丹乘时而动，时有入寇幽燕之举。但在阿保机崛起之前，由于没有一位强人领袖，契丹南下侵扰，在军事上并不成功。而天复元年阿保机以迭剌部夷离堇的身份主政后，局面迅速有了重大改观。据《辽史》，唐天复二年七月，即阿保机主政的第二年，契丹“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26)以阿保机亲自领军的这次南征为标志，他主政给契丹政权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契丹政权对外扩张的一次结构性突破，其势力开始真正越长城而南向。
阿保机对中原政局的介入，不仅表现在南侵，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与中原军阀接触，周旋于唐末最强大的两支藩镇势力晋王李克用和梁王朱全忠之间。天祐二年(905)，“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三年，“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27)
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的内容，据李锡厚和曹流的考辨，实非讨伐刘仁恭，而是合兵攻梁，但事后阿保机并未遵守盟约。(28)据上引文，阿保机与朱温的最初往来，即发生于云州之盟的第二年。次年“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29)从《辽史》来看，似乎朱温篡唐后急于得到契丹的承认，再次伸出橄榄枝，而契丹对朱梁的频频示好似乎并不热衷。不过，在中原文献中，天祐三年朱温遣使契丹全无踪影，四年契丹与朱梁的往来完全是另一幅图景。《新五代史》就此有一段综论：
(云州盟后阿保机)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报聘。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复遣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浑特等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而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30)袍笏梅老使梁事又见于《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及《资治通鉴》，前三书均作梁开平元年(907，即唐天祐四年)四月，唯《通鉴》曰五月。(31)据《册府元龟》及《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同年五月，契丹使又至。(32)《辽史》记天祐三年朱温遣使至契丹，恐非无中生有，可能是朱温在得知李克用与阿保机结盟后，急于拆散这一同盟，故笼络阿保机。(33)中原文献不载天祐三年事，应是羞于朱梁示好夷狄之举。这一态度可以得到《册府元龟》的验证。该书记开平元年五月契丹来使后曰：“契丹久不通中华，闻帝威声，乃率所部来贡。三数年间，频献名马方物。”(34)十足把契丹描绘成敬仰上邦之蛮夷，主动朝贡，恐非实录，但结合中原与辽朝文献，我们大体可以推断，在朱温伸出橄榄枝后，阿保机之回应还是相当积极的。
在李克用主动示好后，阿保机并未如约出兵攻梁，反而背盟与梁交通，反映出此人对中原局势的密切关注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阿保机虽是偏处一隅的异族，但他不仅对唐王朝即将覆灭有所预期，而且对唐末中原的混乱局势有相当的认识。可能是因为看出无论是李克用还是朱温，在这场较量中都不具备绝对优势，所以他选择了依违二者之间。天祐三年朱温来使后，阿保机认为时机已成熟，因此次年正月取遥辇痕德堇而代之，登上了契丹可汗之位。李锡厚指出，阿保机之所以能代痕德堇为汗，在于其在中原声威的增长。(35)根据上文的分析，李克用和朱温竞相笼络阿保机，的确可以支持这一论断。
梁开平二年(即阿保机称可汗第二年)阿保机遣使至梁求册封事虽不见《辽史》，但除上引《新五代史》外，又见于《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及《资治通鉴》，(36)当无可疑。不过，他并没有兴兵攻晋，封册一事就此作罢。但梁乾化二年(912)之前，阿保机与朱梁仍有较多来往。同时，他也并未与河东李氏决裂。据《辽史》，辽太祖二年正月，李克用卒后，阿保机“遣使吊慰”。(37)而据《旧五代史》，其时潞州将被梁兵攻破，危在旦夕之际，李存勖向阿保机求救，阿保机“答其使曰：‘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助子耶？’许出师。会潞平而止”。(38)“许出师”云云疑系敷衍之语，不过这也说明他认识到朱全忠虽能废唐帝而自立，但恐尚无能力统一中原，因此选择依违二者之间。
梁乾化二年后，史料中再也见不到阿保机遣使赴梁的记载。同时，我们也看不到他与河东有何联系，因此这并不意味着阿保机转而臣服李氏。这是为什么呢？朱梁自立国之日起就与沙陀李氏连年交兵，乾化元年柏乡大败后一直处于劣势。乾化二年，梁太祖为次子所弑，朱梁陷入内乱，其前景更为阴暗。但同时，河东李氏也还没有能力在这场纷争中取得绝对优势，中原形势可谓一片混乱。阿保机乾化二年后既不朝梁也不聘晋，不仅反映出他可能一直密切追踪中原局势的发展，而且说明他可能已有称帝的念头。但此时阿保机称帝的时机还未成熟，契丹内部挑战其权威的还大有人在，其可汗之位并不稳固。太祖五年至七年，阿保机诸弟三次叛乱，他的政治前途险象环生。太祖七年诸弟之乱平息，八年阿保机对异己势力进行了全面清算。916年，阿保机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称帝建元。对于这一时机的选择，当然与内乱平定有关。不过，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这可能也是因为912年以来朱梁李晋相持不下，中原局势异常混乱，让阿保机清楚地看到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四、阿保机的大契丹国
在阿保机的心目中，他所建立的大契丹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称帝建元，是在统治者称号和政权纪年方式这样关键性的礼仪方面模仿汉制。而匈奴、柔然、突厥及回鹘都未称帝，亦不建元。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这是在礼仪和统治者继承人的制度性安排两方面采用汉制。此后太祖又有进一步的措施。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39)按《五代会要》，“契丹本无文记，唯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40)契丹与事者有耶律突吕不及鲁不古，据《辽史》其本传，前者以赞成功“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41)后者“授林牙、监修国史”。(42)契丹国书的创制，应与王朝政治有关。国子博士、知制诰、监修国史诸职，是中原官名。这些都反映出阿保机的汉化倾向。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及诏长吏四孟月询民利病。”(43)此处的“正班爵”尤非虚语，阿保机对其时契丹诸职的品级班列进行了明确规定。(44)事实上，早在他称可汗期间，就已变现出汉文化对其的影响。太祖七年平叛后，阿保机“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45)游牧文化素贵壮贱老，所谓“省风俗，见高年”云云当来自汉地传统。
神册年间能体现阿保机汉化倾向的还有两大事件。一是神册三年在草原上建立皇都，即后来的上京。(46)游牧族政权往往并不需要都城，常常只有王庭或牙帐，因为其中央官僚机构和全国性的经济贸易并不发达。如果单纯从行政或经济角度着眼，神册三年阿保机还未征服渤海，也还未据有燕云十六州，而草原上新建的城市不是属于皇帝私有，就是头下军州，契丹完全没有必要建立像皇都这样庞大的都城。那么，阿保机建皇都，就只能从礼仪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皇都与称帝一样，是阿保机采用汉地王朝的礼仪模式，来证明君主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二是神册三年五月阿保机“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值得注意的是，孔庙列在了佛寺和道观之前。神册四年，阿保机“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47)这就说明，神册三年诏中的次序含有深意。《义宗倍传》记载了这份诏书背后的决策过程：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48)所谓“佛非中国教”，正说明阿保机心目中的模仿对象正是中原王朝。神册四年，他亲自去孔庙祭奠，同样表明了他的态度。
以上讨论说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阿保机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汉式国家。与此同时，契丹权力中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韩延徽、康默记与韩知古为首的汉人幕僚群体，而且阿保机重用的契丹贵族中也多有汉化颇深者。那么，在其心目中，大契丹国的疆域是否应当包括中原呢？要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阿保机称帝后针对汉地的军事行动。
神册元年前，契丹南侵仅以掳掠为目的，攻破汉地城邑后随即退走。但神册元年，契丹对汉地政策则有一个重大转变。《辽史·太祖纪上》载：
(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其围蔚州，敌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逾时而破。时梁及吴越二使皆在焉，诏引环城观之，因赐滕彦休名曰述吕。(49)这是笔者所见史料中关于契丹改变其掳掠政策，试图占领统治汉地的最早记载。同样能说明阿保机雄心的，是他在梁和吴越二使前夸耀自己成就的举动。据《太祖纪上》，神册元年四月“甲辰，梁遣郎公远来贺”，“六月庚寅，吴越王遣滕彦休来贡”。(50)我们注意到，梁乾化二年之后阿保机不再朝梁，至此已近四个年头。此时后梁大将杨师厚已殁，梁军在与晋军的交锋中连战连败，军事形势非常不利。郎公远此来，可能系梁末帝主动拉拢契丹，试图建立针对李晋的同盟。刻意引中原二使，尤其是自称承唐之正朔、阿保机曾求封册的梁之来使，在契丹攻破之蔚州“环城观之”，让人可以揣摩到阿保机的不臣之心。
但神册元年攻下山北诸州后，契丹并未能据守。翌年又围幽州，经历了长达四个月的攻坚战，在李存勖的援军到来后幽州围解。(51)因此，神册初年阿保机在汉地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太祖将视线投向了辽东地区，开始重点经营辽阳。神册三年十二月，阿保机“幸辽阳故城”。(52)神册四年二月，“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同年五月，阿保机“至自东平郡”。(53)在半年时间内，他至少两度来到辽东，说明了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笔者以为，阿保机对辽东的经营是其在针对汉地的军事行动不顺利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但同样意味着他对农耕地区的重视，也应当在汉化的大背景下考虑。
阿保机针对中原的另一次大型军事行动，发生于神册六年至天赞元年(922)(53)。其时镇州张文礼和定州王处直受到河东李存勖的军事威胁，遂引契丹入援。阿保机南下之初，进展顺利，攻破涿州，挺进定州，这时李存勖已亲率大军赶至，双方在定州附近大战。李存勖一度被围，形势十分危急，最终血战突围，契丹军遂退。这次南侵也以失败告终。(54)
定州之败给了阿保机一个很深的教训，让他冷静下来，再次思考南下的策略。深思熟虑之后，他转变主攻方向，在天赞三年六月乙酉下诏，将大契丹国的短期发展战略概括为“两事”，遂定下先平漠北和渤海之策。当日阿保机亲率大军出征漠北，十月即平之。天赞四年十二月，他再度亲征，兵锋指向了渤海。(55)
为了保证渤海一役的成功，出兵前阿保机假意与后唐修好。《五代会要》载同光三年(925，辽天赞四年)五月，“(契丹)遣使拽鹿孟等来贡方物”。(56)天显元年渤海定后，阿保机“以平渤海遣使报唐”。而后唐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是年六月，唐明宗篡嗣后“遣姚坤以国哀告”。(57)
史籍中详细记录了姚坤与阿保机的对话，对于我们理解阿保机之政治雄心意义重大。《旧五代史》载：
阿保机先问曰：“闻尔汉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凶问至矣。河北总管令公……今已顺人望登帝位矣。”阿保机号咷，声泪俱发，曰：“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曰：“我儿既殂，当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其子突欲(即皇太子耶律倍)在侧……因引《左氏》牵牛蹊田之说以折坤，坤曰：“应天顺人，不同匹夫之义，只如天皇王初领国事，岂是强取之耶！”阿保机因曰：“理当如此，我汉国儿子致有此难，我知之矣。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乐官千人，终日放鹰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闻如斯，常忧倾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知我儿有事，我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我亦有诸部家乐千人，非公宴未尝妄举。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从此愿以为戒。”又曰：“汉国儿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雠掣，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彼此无恶，足得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三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汝汉界。”又问：“汉家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收下东西两川……”阿保机忻然曰：“闻西川有剑阁，兵马从何过得？”……阿保机善汉语，谓坤曰：“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58)这段记载中，最让人惊讶的是阿保机对中原政局乃至山川形势的了解和关注。姚坤此行系为庄宗告哀，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阿保机，说明阿保机对汉地局势的了解绝非局限于中原王朝之来使，很可能他有意识散布耳目，收罗信息。更有甚者，他很关心后唐灭前蜀这样与契丹并无直接关联的大事，居然知道剑阁之险。很显然，他对中原的关注绝非一个甘于偏处一隅、目光短浅的地方势力者所能有。相反，所谓“欲自往洛阳”，又谓明宗继位“当合取我商量”，阿保机在对话中处处表现出欲入主中原的雄心。在得知庄宗被弑后，“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谓“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从此愿以为戒”，说明阿保机在心目中并不以北族君主自居，而是以中原皇帝的标准要求自己。更重要的是，此时渤海已平，太祖向后唐要求幽州，表明他的下一目标即是南下中原。虽然阿保机表示他非欲直接统治汉地，而是准备通过汉人实行间接管理(“令汉儿把捉”)，但这很可能系其诡诈之辞，一方面是为缘饰自己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为了笼络手下的汉人将领。同样的事情在太宗朝也发生过，太宗曾分别许立赵延寿及杜重威为帝，但灭晋后并没有实践诺言。
阿保机与姚坤的对话表明，灭渤海后阿保机已决意南下，其最终目标是问鼎中原。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论证太祖志在中原。上面已经提到，阿保机崛起的时代，不仅中原板荡，漠北也不存在统一强大的游牧政权。也就是说，在契丹建国初，摆在太祖面前，有两条发展道路可供选择，要么南下中原，要么进据漠北。但阿保机似乎从未考虑过后者。天赞三年平定漠北，是在南下受挫后采取的策略，而且只是为了保证他日南下后方的安全，平定后太祖也没有留下戍守的部队。按《辽史·萧韩家奴传》，韩家奴在回顾立国以来契丹的西北政策时说：“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59)可见当时阿保机完全没有考虑继承回鹘汗国，以漠北为大契丹国的中心。在漠北与中原这两个选项面前，阿保机为其大契丹国所设定的发展方向显然是后者。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据《辽史》，太祖应天后祖先系回鹘人。(60)这似乎暗示契丹可能与回鹘存在传承关系。但是，在政治领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契丹承袭了回鹘的制度。不仅如此，《皇子表》“迭剌(阿保机之弟)”条曰，“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迎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61)所谓“无能通其语者”，当然包括应天一族，可见这一家回鹘后人早已数典忘祖，完全契丹化了。(62)
总之，本节通过对阿保机称帝后言行策略的分析，说明阿保机在建立大契丹国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原王朝为样板，他所设想的大契丹国的版图，也应当包括中原。而漠北草原腹地，在其心目中并不占特殊位置。几经挫折后，阿保机选择了先平定后方、再图南下的策略。可惜的是，他在征服渤海后暴卒，此志终成未竟之业。
五、继承人的选择与大契丹国之未来
如果说阿保机有野心将中原纳入版图，那么他对如何统治中原是否有过一定的(当然是粗线条的)构想呢？由于他在征服渤海后即辞世，关于这一问题没有直接答案。但笔者认为，阿保机对继承人的选择，应是理解其政治意图的关键。作为一代开国之君，他对继承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反映出他对大契丹国未来的设想。
太祖在世时所立的皇太子是长子耶律倍，但最终继位的并不是耶律倍，而是次子德光。有学者怀疑，德光取代太子是太祖本人的意愿。(63)此说的立论基础主要有四。其一，《辽史·耶律屋质传》谓太祖遗旨立太宗。不过，细绎传文，我们会发现，所谓“太祖遗旨”实属子虚乌有。《屋质传》载辽世宗即位后，不为太祖应天后及其少子李胡所认可，双方兵戎相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屋质挺身而出，充当调停者。文曰：
时屋质从太后，世宗以屋质善筹，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太后得书，以示屋质。……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书示汝？”……乃遣屋质授书于帝。……(屋质)谓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圣？”太后曰：“立嗣圣者，太祖遗旨。”……屋质正色曰：“……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帝谓屋质曰：“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对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64)从上文可以看出，屋质是太后信任的人，而为世宗所敌视。这可以得到其他记载的佐证。《耶律海思传》云：“太后遣耶律屋质责世宗自立。屋质至帝前，谕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对，亦不逊，且命之曰：‘汝见屋质勿惧！’”(65)又《萧翰传》谓“耶律屋质以附太后被囚”。(66)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太后宣称德光继位是太祖遗愿时，却“正色”驳斥太后是“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而太后也就没有再坚持。这说明，“太祖遗旨”纯属子虚乌有，可能系太后一时起意，信口雌黄，这在时人眼中不值一哂。另据《太宗纪上》，德光继位前，“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德光)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67)《义宗倍传》的记载更为明确，曰：“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谓公卿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68)所谓“让位”，实属无奈。但如果太祖真有遗诏传位德光的话，太后又何必逼迫人皇王假惺惺地让位，费心导演这一出掩人耳目的闹剧呢？
德光为太祖属意说的证据之二，是《李胡传》中阿保机对诸子的这样一段评价：
太祖尝观诸子寝，李胡缩项卧内，曰：“是必在诸子下。”又尝大寒，命三子采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笃爱李胡。(69)姚从吾据此以为巧不及成，说明阿保机属意次子。(70)但邱靖嘉对此作过很有说服力的反驳。从文意看，我们并不能得出巧不及成的结论。太宗虽“先至”，但“不择而取”，在太祖的心目中不见得胜过虽“后至”但办事周全的人皇王。(71)
太祖弃倍说的第三条证据与“天下兵马大元帅”有关。据《太祖纪下》，天赞元年皇子德光出任此职。(72)蔡美彪认为此乃皇储专职。(73)“天下兵马大元帅”第一次出现在辽朝史料中即是此处，德光系其首任。笔者认为，此职可能确为德光而设，但这并不能证明此职设立初即为皇储尊号。蔡先生所提出的支持该职为皇储封号的证据都出自德光之后，笔者怀疑“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之所以变成皇位继承人的专利，可能正是因为太宗是从这一位置登上宝座。(74)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在德光任大元帅后，虽然太子倍一般不再统军出征，但其在中央决策中的作用依旧。据《太祖纪下》，天赞三年，太祖在宣布大举西征之前，召集了契丹政权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发布了一道诏书，特意提到“宪章斯在，胤嗣何忧？”(75)这句话恐怕针对的就是太子倍的地位。很可能，当时确有反对耶律倍的声音，但太祖亲自现身说法，表达了对太子的支持。而且，在宣布西征的同时，太子倍受命监国，这更表明了太祖对耶律倍的绝对信任。太子虽未参与西征，但他是平渤海一役的主要策划者，并于天显元年随太祖出征渤海，攻下扶余城后，直趋渤海都城的策略也是他提出的。在围攻忽汉城时，倍更是直接领导了这次军事行动。这说明在德光任大元帅后，倍仍然在辽权力中枢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相反，我们还没有发现太祖在位期间德光参与中央决策的记载。
德光为太祖所立说的第四条证据来自《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文曰：“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76)所谓“太宗必兴我家”，仅见于此，从上文分析来看，并非没有可能为太后所捏造。(77)比如，《李胡传》谓“太后顾李胡曰：‘昔我与太祖爱汝异于诸子……’”(78)而从上引太祖对诸子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李胡。因此，解读这段史料的关键是弄清楚阿保机为何以倍主东丹。
笔者认为，太子主东丹系为避让太宗说并不可靠。首先，假定太祖真的改变了对倍的看法，准备让德光继位，他不会愚蠢到用封东丹的方式来处理失宠的倍。阿保机一生多次经历诸弟之乱，他对皇室内乱的可能性肯定非常敏感，为了保证他亲手建立的大契丹国不至于在其死后陷入内战，他肯定会尽量作出安排，争取消弭这种可能。他应该想象得到，如果德光继位，曾被立为皇太子的倍很有可能发动叛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东丹交予倍，无异于大大增加了倍发动叛乱甚至成功颠覆德光政权的可能。而《义宗倍传》载“太祖讣至，倍即日奔赴山陵”。(79)也就是说，在倍得知太祖的死讯后，他并没有在东丹集结军事力量，带重兵返回契丹腹地，而是匆匆忙忙赶了回去，身边似乎并没有多少军队。这说明倍认为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如果太祖已经决定让德光继位，倍不可能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返回契丹故地。事实上，倍为他的这一草率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德光继位后，一直不允许倍返回东丹。而德光多次巡幸东平，其目的应当是安抚东丹国内支持倍的势力。
那么，阿保机为什么让倍主东丹呢？《义宗倍传》记载了阿保机本人的解释，他对倍说：“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以太子主东丹，是为了凭借太子的崇高地位“见朕爱民之心”。从“非可久居”来看，似乎太祖让倍留居东丹只是临时措施。也就是说，阿保机并没有准备将倍长期留在东丹，使其不能在自己百年之后继位的打算。相反，以“人皇王”主东丹是对倍的地位的提升。《义宗倍传》提到“(太祖)赐(倍)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80)我们知道，虽然此前倍在礼仪上已是契丹国的第三号人物，但“皇太子”的称号与阿保机的“天皇帝”和应天的“地皇后”毕竟不在同一层面。而“人皇王”一称显然是为了与“天皇帝”和“地皇后”相匹配。在授予“人皇王”称号并且拥有“天子冠服”后，虽然倍仍只是第三号人物，但在礼仪上似乎已上升至与他们相同的层次。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天地人”概念，恐怕也来自汉地政治文化。另外，邱靖嘉最近指出，由于渤海深受汉文化影响，有效的统治需要一位汉文化水平较高的亲信重臣，在这种背景下，太子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倍之汉化详下)。(81)
综上所述，太祖晚年弃倍立次子说并没有可信的证据。相反，在《辽史》中有一条证据，可以说明倍确系阿保机指定的继承人。《皇子表》“寅底石(亦为阿保机之弟)”条载：“太祖遗诏寅底石守太师、政事令，辅东丹王。”又曰：“太祖命辅东丹王，应天皇后遣司徒划沙杀于路。”(82)这处记载没有明确寅底石是辅倍主东丹，还是辅佐新皇。从情理上说，像阿保机这样的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在弥留之际，最牵挂的肯定是他所建立的国家的命运，而此时决定这一国家命运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继承人。很难想象阿保机会弃大契丹国不顾，而留下关于东丹的遗诏。另外，东丹的中枢机构是中台省，长官是左、右、大、次四相，以左大相居首，而遗诏中寅底石的职任是“守太师、政事令”，这也不像是针对东丹作出的安排。因此，笔者认为，寅底石系受遗命辅佐太子倍继位。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太祖亲手选定的继承人是太子倍。那么，倍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义宗倍传》载：“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83)在上引姚坤与阿保机的会谈中，太子曾引《左传》牵牛蹊田说，这说明他熟读汉籍经典。而且，在上文所引神册初年辽廷儒佛之争中，倍力排众议，尊孔子为“大圣”。又乾亨三年(981)《张正嵩墓志》载：“府君考讳谏，南瀛州河间县人也。学备张车，才盈曹斗。从师泗北，授士关西。……让国皇帝(耶律倍)在储君，时携笔从事。虽非拜傅，一若师焉。”(84)此外，《辽史》中耶律迭里子安抟之传对迭里的被杀有较详细的描述，曰：
太祖崩，应天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安抟自幼若成人，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85)耶律迭里当系太子心腹，而从其建言“帝位宜先嫡长”来看，他应当是个深受汉文化熏陶的人，其子安抟“哀毁过礼”的记载也是佐证。
因此，倍无疑汉化极深，而且是辽代早期极少见的在文化层面的高度汉化。他对汉文化的广泛喜好，似乎不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游牧部落中，只在成年后接触汉文化的人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笔者怀疑，倍从小就接受了汉式教育。原因何在？显然不会是出于主动选择，虽然倍可能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但教育方式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唯一的答案在于他的父亲，即太祖阿保机。也就是说，很可能阿保机亲手为倍设计了汉式教育。
不仅如此，从史料来看，其次子德光亦工汉文，通晓书法。据《太宗纪上》，天显五年二月，“上与人皇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书，命书于前以观之”。十年正月，皇后崩；五月，“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后”；十一月，太宗幸弘福寺，见观音画像，“乃自制文题于壁”。(86)另外，德光身边也有汉化颇深之人。上文提到参与创制契丹大字并以此出任“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的耶律突吕不，其本传曰：
天赞二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突吕不为副，既克平州，进军燕、赵，攻下曲阳、北平。……军还，大元帅以其谋闻，太祖大悦，赐赉优渥。车驾西征(渤海)，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锋……班师，已下州郡往往复叛，突吕不从大元帅攻破之。(87)知其当系德光心腹。而契丹大字以汉字为其参照，那么突吕不本人应当通晓汉字。
太祖为其子设计的汉式教育，在辽代早期的整体文化氛围中，显得特别富有深意。辽代晚期兴宗、道宗等人的汉化，更多的是由于辽宋社会长期交往、接触的结果，个人的意愿和选择恐怕并不是主要因素。但在阿保机时期，选择汉式教育来培养皇位继承人，无疑带有强烈的主动性和个人政治取向。阿保机对儿子未来的设计，应该就是他对大契丹国未来的期望。一个高度汉化的继承人，其对中原的野心，以及称帝建元、立皇太子、建皇都、尊崇孔圣等汉化措施，这种种迹象之综合，反映出阿保机理想中的大契丹国，是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汉化王朝。
六、结论
本文以阿保机为契丹所设定的政治蓝图为中心，对辽太祖朝史事进行了系统研究。契丹崛起之初，中原纷乱，而漠北亦无王庭。也就是说，其时阿保机有两个选择，北上占据草原，延续回鹘汗国的传统，或者南下争夺中原。但辽太祖却从未真正考虑过前一个选项，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南方。对于唐末中原局势，阿保机相当明了。后梁建立之初，他一方面向朱温示好，乞求册封，另一方面亦与沙陀李氏交通。在两虎相争不下的形势明朗后，太祖索性不再朝梁，于916年称帝建元，建立了大契丹国。
阿保机所建立的这个北族新政权，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汉化色彩。称帝建元、立太子、建皇都及尊孔等，俱系其证。而他为大契丹国设立的最终目标，是入主中原。在神册、天赞两度率大军南下克地未果后，他总结教训，定下了先取漠北及渤海之策。不过，平渤海后他意外辞世，入主中原终成未竟之业。辽太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是长子耶律倍。他为太子设计了汉式教育，从这点可以推断，在阿保机看来，要实现入主中原的雄图大业，关键在于汉化。
也就是说，开国之君辽太祖阿保机为其创立的大契丹国设计了汉化之路。这一选择，固然是其个人敏锐的政治判断力的表现，但也与契丹长期历史发展有关。与拓跋鲜卑相似，在建立王朝之前，契丹是一个长期附塞的民族。唐朝前中期，两度在契丹设立羁縻州府，契丹与中原关系密切。(88)虽然回鹘崛起后，契丹一度依附回鹘，但在回鹘汗国瓦解后很快恢复了对唐朝的贡献，(89)汉地社会对契丹的影响也逐渐加深。《辽史·萧敌鲁传》云：“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遂为决狱官。”(90)据蔡美彪考证，此系契丹专任司法官之始置，(91)这应当归功于唐制的影响。又据《辽史·太祖纪赞》，阿保机之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其父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92)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地政治文化的接受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诚然，从文化角度而言，辽初汉化的确并不明显。不过，文化上汉化的实际程度，与政治上的汉化主张并不必然完全同步。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不必完全受限于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于有为之君，尤其是作为开国君主的阿保机，我们不应以常人度之。
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草原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辽太祖等人应当都很清楚，他们的政权毕竟是契丹政权而非汉人政权。以太祖为例，上文提到，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又《辽史·皇子表》谓迭剌制契丹小字，(93)而迭剌死于阿保机之前，因此，小字的创造也在太祖时期。虽然契丹大小字均系参照汉字而成，国书的创制也与中原王朝政治有关，但这同时说明，阿保机的契丹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此外，在上引辽太祖与后唐使臣姚坤的对话中，阿保机最后谈到了汉语问题，他说：“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这清楚表明，太祖深刻地认识到大契丹国的军事基础正是契丹骑兵，而要保持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保留其原有政治组织。同时，为了保证少数民族王朝的安全，必须保证契丹人的忠诚，而这也有赖于契丹人身份意识的强化。因此，辽朝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的复杂局面。如何避免汉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汉化与草原本位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不仅是阿保机，也是所有异族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本文对辽太祖期历史的钩沉索隐，也给重新思考汉化命题在中国历史上异族政权研究中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案例。诚然，阿保机的选择并非所有异族统治者的共同选择。但至少表明，异族精英并非天然地排斥汉化。汉化与否，是非汉族王朝统治者无法回避的一个艰难抉择，也是决定王朝走向及命运的政治决策之一。在这一意义上，近年来西方学界对辽金元清诸朝研究中汉化思路的批判，有失偏颇。事实上，以从契丹等异族自身的视角(native perspectives)来研究异族王朝为口号的这些批判，植根于当代的相对主义思潮，在很多情境下反而离历史上政治人物的真实立场渐行渐远。
初稿承刘浦江、张国刚、刘北成、彭刚诸师及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指教，又得王玉冬、李二民二兄及北大《辽史》读书课、清华“中古中国的统治方式”会议诸贤点拨，一并谨致谢忱。
注释：
①Karl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 (907-1125),Philadelphia: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pp.3-25.
②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6,no.2(Feb.1967),pp.191-193.
③Jing-shen Tao,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A Study of Siniciza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6,pp.113-116.
④萧启庆：《元中期政治》，史卫民译，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史卫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00页。
⑤Peter Bol,"Seeking Common Ground: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7,no.2(Dec.1987),pp.534-535.
⑥Evelyn S.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5,no.4(Nov.1996),pp.831-832.
⑦Naomi Standen,"Alien Regimes and Mental Stat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40,no.1,1997,pp.75-76.
⑧详见陶晋生：《我的学思历程》，2010年3月17日，http://cge.ntu.edu.tw/forum/89-2-03.htm，2010年3月29日。
⑨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7,no.1(Feb.1998),pp.142-144.
⑩萧启庆：《元中期政治》，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499—500页。
(11)Naomi Standen,"Alien Regimes and Mental States",p.76.
(12)Karl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p.5-7.
(13)参见宋德金：《辽朝的“因俗而治”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2期。
(14)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结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5—186页。
(15)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7页。
(16)Anatoly 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2[nd],ed.,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pp.69-73.
(17)参见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8页。
(18)详见岛田正郎：《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上册，沈阳：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8年，第1105页。
(19)《辽史》卷21《道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5页；洪皓：《松漠记闻》卷上，《丛书集成初编》，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6页；参见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43页；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20)详见武玉环：《辽制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43页。
(21)详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94—127页。
(22)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94—109页。
(23)详见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32页；舒焚：《辽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6—132页；李锡厚：《耶律阿保机传》，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24)《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1页。
(25)关于阿保机称帝的年份，史籍中有多种说法。据今人考证，当以神册元年为是。参见刘浦江：《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辑。
(26)《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2页。
(27)《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2页。
(28)详见李锡厚：《耶律阿保机传》，第25—31页；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6月，第17—24页。
(29)《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3页。
(30)《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87页。
(31)《五代会要》卷29《契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56页；《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19页；《新五代史》卷2《梁太祖纪下》，第13页；《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676页。
(32)《新五代史》卷2《梁太祖纪下》，第14页；《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第11420页。
(33)参见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第24页。
(34)《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第11420页。
(35)详见李锡厚：《耶律阿保机传》，第33—34页。
(36)《五代会要》卷29《契丹》，第456页；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137《契丹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75页；《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第11420页、卷999《外臣部·请求》，第11725页；《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太祖开平二年五月己丑，第8700页。
(37)《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3页。
(38)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137《契丹传》，第4275页。
(39)《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16页。
(40)《五代会要》卷29《契丹》，第457页。
(41)《辽史》卷75《耶律突吕不传》，第1240页。
(42)《辽史》卷75《耶律鲁不古传》，第1246—1247页。
(43)《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16—17页。
(44)参见拙作：《从部族到官僚体制——论辽初中央集权之演进》，待刊。
(45)《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8页。
(46)详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12页。
(47)《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15页。
(48)《辽史》卷72《义宗倍传》，第1209页。
(49)《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11—12页。
(50)《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11页。
(51)详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12页。
(52)《辽史》卷1《太祖纪上》，第13页。
(53)《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15页。
(54)参见李锡厚：《耶律阿保机传》，第104—114页。
(55)详见《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19—21页。
(56)《五代会要》卷29《契丹》，第456页。
(57)《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22—23页。
(58)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137《契丹传》，第4281—4282页。
(59)《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第1447页。
(60)《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第1199页。
(61)《辽史》卷64《皇子表》，第968—969页。
(62)按这一记载有可疑之处，契丹大小字均系参照汉字所制，与回鹘文字无关。参见刘凤翥：《契丹、女真文字简介》，《历史教学》1980年第5期，第50页。即使迭剌接待回鹘来使实无其事，但多少总会有些事实的影子，其时契丹国中无人通晓回鹘语文可能是真实情况。
(63)参见姚从吾：《说辽朝契丹人的世选制度》，《东北史论丛》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第319页；蔡美彪：《辽代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辽金元史十五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5—79页。
(64)《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第1255—1257页。
(65)《辽史》卷113《耶律海思传》，第1509页。
(66)《辽史》卷113《萧翰传》，第1506页。
(67)《辽史》卷3《太宗纪上》，第28页。
(68)《辽史》卷72《义宗倍传》，第1210页。
(69)《辽史》卷72《李胡传》，第1213页。
(70)详见姚从吾：《说辽朝契丹人的世选制度》，第320—321页。
(71)详见邱靖嘉：《辽朝皇位继承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6月，第43页。按本文初稿成于2008年6月，邱文与初稿意见相同处，兹不具引。
(72)详见《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18页。
(73)详见蔡美彪：《辽代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辽金元史十五讲》，第78—80页。
(74)关于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的关系，邱靖嘉在《辽朝皇位继承制度研究》(第22—30页)中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75)《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19页。
(76)《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第1200页。
(77)参见邱靖嘉：《辽朝皇位继承制度研究》，第43页。
(78)《辽史》卷72《李胡传》，第1213页。
(79)《辽史》卷72《义宗倍传》，第1210页。
(80)《辽史》卷72《义宗倍传》，第1210页。
(81)详见邱靖嘉：《辽朝皇位继承制度研究》，第45页。
(82)《辽史》卷64《皇子表》，第969页。
(83)《辽史》卷72《义宗倍传》，第1211页。
(84)向南编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85)《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第1260页。
(86)《辽史》卷3《太宗纪上》，第31、36—37页。
(87)《辽史》卷75《耶律突吕不传》，第1240—1241页。
(88)参见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0—108页。
(89)参见舒焚：《辽史稿》，第77—78页。
(90)《辽史》卷73《萧敌鲁传》，第1222—1223页。
(91)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辽金元史十五讲》，第48页。
(92)《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16页。
(93)《辽史》卷64《皇子表》，第968—9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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