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略论文,在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1)01-0081-10
元朝统一全国的十几年之后，在今江西地方出现一部名曰《十八史略》的史籍，其基本内容是按朝代、时间顺序，以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事。作为书塾中启蒙性的历史读本，最初篇帙仅为二卷，简明通俗、文笔精炼。岁月流逝，人间沧桑，这部史书没有被淘汰，却不断有人为之注释、修订，至明代大为畅行。更东传日本，并且在日本产生了长久的、特殊的影响，成为史学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元朝时期的《十八史略》
作者曾先之将书名定为《十八史略》，乃表示该书是对十八种史书的节略。据明人陈殷的解释[1]（卷首《史略叙》），所取材的史书是司马迁《史记》以下直至欧阳修《五代史记》的所谓正史，这在宋代即被统称“十七史”。另外，曾先之撰此书时，元朝官修《宋史》未成，宋代史事取材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与刘时举《续宋编年通鉴》，聊备一史之数，共十八史。
关于《十八史略》的作者曾先之，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载：“《十八史略》二卷，元曾先之撰。先之字从野，庐陵人，自称曰前进士，而《江西通志》不载其名。盖前明之制，会试中式称进士，乡试中式者称举人，皆得诠注授官。自唐宋至元，则贡于乡者皆称进士，试礼部中式始谓之登第……先之所谓进士，盖乡举而试不入选者，故志乘无名也……其书抄节史文，简略殊甚，卷前冠以歌括，尤为弇陋。盖乡塾课蒙之本，视同时胡一桂《古今通略》逊之远矣。”[2]（卷五十，别史类存目）实际上，曾先之并非“志乘无名”，乾隆《吉安府志》卷四十一赫然记载：“曾先之，字孟参，吉水人。少师王介，登咸淳进士，监惠州石桥盐场，以主学心制解官。起潭州醴陵尉，转湖南提刑，佥厅权检法官。详复大辟，多从平恕。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凡所任理，无一毫私曲。宋亡，隐居不出，所著有《十八史略》。年九十二卒，祀乡贤。”[3]（《庶官志一》）同书卷二十四《宋进士表》于咸淳元年(1265)进士人名榜上，也登录其名。只是因为曾先之本为吉水人，刻书时却题写附近古地名“庐陵”，致使难以查阅。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文集中，有一篇《与曾县尉先之》[4]（卷六），下注“字孟参”。信的开头说：“及承手书，备见缱绻故旧之意”，后文又勉励说：“但愿足下敛以静纯，守以廉朴，一如平日，则天下之奇材、青云之远业也。”文天祥亦吉水人，二人应为同乡好友，这从信中可以看出。此信当写于曾先之起任潭州醴陵县尉之时，正可与《吉安府志》的记载相印证。因此，曾先之不仅是南宋末年进士，而且历任多种官职，颇有政绩。《四库全书总目》之言全凭臆测，不足为据。
《十八史略》最早刊行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书前有一篇题序流传于世：“韩文公送子读书，深以人不通古今为戒。何如斯可谓之通矣？精通固难，粗通正亦未易，史册浩瀚，初学望洋。今有一编书，使十行俱下者读之，不三二日，而数千载之本末大略已在胸次，其于训蒙便甚。好事者于是刻梓以传，所以惠后学广矣。余深嘉之，为题其编首。大德丁酉嘉平月望。”[1]（卷首）撰者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周天骥，周天骥号耐轩，南宋末年登神童科，名显一时。后任吉州知府。德祐二年(1276)，元军兵临城下，他不战而降，被元朝任为吉州路总管，是权位很高的地方行政官。这篇题序笔力雄健，文字精炼，对《十八史略》的传播很有裨益。后来多种版本皆录用此文，但往往将“好事者”三字改为刊刻者书坊的名称。
现存《十八史略》的元代刻本，有二卷本与十卷本两种。今日本南葵文库存元朝至治年间刻本《增修宋际古今通要十八史略》二卷，北京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存元刊本《古今历代十八史略》二卷、纲目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元刊《新增音义释文古今历代十八史略》二卷，日本国会图书馆存《新增音义释文古今历代十八史略》二卷、纲目一卷，西安文物管理委员会存元至正二年(1342)序刊本《历代十八史略纲目》十卷。
在二卷本中，有的著录有“纲目”一卷，十卷本书名也有“纲目”二字。而所谓“纲目”，实际是在正文之前罗列的“历代国号歌”、“历代世年歌”、“历代甲子纪年”、“历代国都”等等附属内容，有的编成粗浅的韵文，以便记忆，《四库全书总目》贬斥曰“卷前冠以歌括，尤为弇陋”者即此。这类内容在各本中有增有减，现可藉以判别版本异同及刊刻的大致年代。
西安原存的十卷本，近年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出版（注：按《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十八史略》二卷本，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收编十卷本，稍有不当。），此本将“歌括”一类内容编为卷一，又将原正文分为九卷，刻行于四明（今浙江宁波）学宫，亦作为教学用书。书中有张士弘、王元恭、朱文刚序言，王元恭序称：“宪使张公出示《十八史略》，曰卷帙简矣……盖大书锓梓以广其传”，“是用厘为十卷刻之郡庠”[5]（卷首）。此本分卷的目的是加大字体，便于阅读，并无内容上的明显增修。
从现存者即可看出，《十八史略》在元代已有多种版本，官私学塾都用为教本。有的书名标明“增修”、“新增”等字样，在内容上出现了“音释”即注释字音、词义、史事等等，以双行小字夹于文中。元代《十八史略》的流传以及内容上的增修，为该书的进一步普及奠定了基础。
二、《十八史略》在明代的发展
明朝时期，二卷本的《十八史略》仍有重刻，今北京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图书馆均存有这种明代重刊的二卷本。但明代最流行的乃是又经学者加工修订、增添注释内容，并且在天头加以标题解注的新版本，卷帙皆在七卷以上，有的还续补元代史事，因而扩称“十九史略”。这里，姑且将明人增修、今仍存于世的主要版本条例如下：
(1)《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七卷，卷端题前进士曾先之编次，后学临川陈殷音释，鄱阳松坞王逢点校，建阳县丞何景春捐俸刊。此本今有日本据明朝正统六年(1441)刊本原式的重刻本，存日本内阁文库（今名国立公文书馆，后同）、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处。亦有日本刻本反传中国，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有存。
(2)《标题详注十九史音义明解》梁寅辑，陈殷音释，吴忠音义，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今存于北京图书馆。
(3)《标题事义明解十九史略大全》十卷，梁寅辑，陈殷音释，王逢标题，李纪增校。有弘治、嘉靖刻本，今北京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存有全本，天一阁文物管理所有残本。
(4)《标题详注史略补遗大成》十卷，首一卷，李纪补遗。已残缺第九、十两卷，今存于江西省图书馆。《四库全书总目》有此书提要，亦对其极力贬斥[2]（卷五十，别史类存目）。
(5)《浒东山房批校庐陵曾氏十八史略》八卷，张卤批校。有万历八年(1580)、万历十二年刻本，今存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新疆大学、南京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等等十余处，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也存有此书。
(6)《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八卷，余进编次并通考。原明代刻本已佚，今有朝鲜于万历十年(1582)重刊本，但已对文字、内容稍有修订。此书从朝鲜传入日本，历经翻刻，今于日本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宫内厅书陵部等多处有存。
总之，在明代，《十八史略》不但有卷帙、内容、书名不完全相同的版本，而且衍生出不同版本的《十九史略》。因此，本文在总括性评述这些史籍时，为行文简洁，姑且统称之为“史略”。
这些新发展起来的“史略”之书，其共同的特点是正文皆依照曾先之《十八史略》原文，仅作个别的补充修订；正文间夹以双行小字的音释、注解，而多以陈殷的音释为基础；版面天头上划出一栏，以简要语句提示正文内容，间有对典故的解说，称为“标题”；“十九史略”所包含元代史内容，则多节略于梁寅《元史略》一书。这些书籍的形成，一方面是许多学人前后相继地注释、修订，另一方面则又被坊间刻书者将各种增修内容予以不同的组合，遂出现斑驳多彩的版本。据上列版本及其他史料，明代研治“史略”的学者中，值得注意之人主要有：
陈殷，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生于元末，入明自号“湖海遗民”，撰有《湖海集》。音释《十八史略》于洪武五年(1372)完成，自序称《十八史略》“开卷一览，古今之迹粲然，上自一人，下及黎庶，凡所以立身行己之间，皆足以为鉴戒云。其所以垂裕后来之心，可谓仁且远矣。……其源，不无鱼豕之惑也。愚因音而释之，釐为七卷，以质其疑。”[1]（卷首《史略叙》）因此，七卷本是陈殷加撰音释时分编而成。
梁寅，字孟敬，江西新喻县（今江西新余县）人。博通经史，元朝时屡试不第，明初征召入都，参修《大明集礼》，时已六十余岁。书成，仍辞官回乡，结庐石门山，人称石门先生。撰有《石门集》、《历代叙略》、《元史略》等十余种著述。洪武十九年(1386)，他在《元史略自序》中称：“寅训诸生以读史，自曾先之《史略》之外，《通鉴》节本皆未惬意”，遂自己动手编辑，又听取学生建议，别为《元史略》四卷[6]（史部·纪传类）。后来，《元史略》被人进一步节略而合编于《十八史略》，因成《十九史略》之书。
王逢，字原夫，号松坞，江西乐平（今江西乐平县）人，自称鄱阳人。淹贯经史，然厌弃科举业，教书于乡间。明宣德年间以明经辟，召对后坚辞而归，杜门不入城市。年八十余卒，祀乡贤。教书中校订《十八史略》并加以标题，畅行于世。
刘剡，字用章，号仁斋，福建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人。刘氏家族，以书坊为世业。永乐十五年(1417)王逢游学至建阳，刘剡受业于其门，考究经史，尤通史学，曾修订《少微通鉴》、编辑《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等书。流行于日本的《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七卷，即刘剡取陈殷音释本以及其师王逢的校订标题，组编而成。虽该书未署刘剡之名（注：日本学者村山隆《十八史略便蒙》认为：“立斋”乃“仁斋”之讹误，刘剡号仁斋，“立斋先生”即刘剡。可备一说。），但卷三留下了他修订此书的按语：“……曾氏仍陈寿之旧，以魏称帝而附汉、吴。剡即尊朱子《纲目》义例而改正《少微通鉴》矣，今复正此书，以汉接统云。”[1]据此，今七卷本《十八史略》三国时期以蜀汉为正统，乃出于刘剡的修改，则全书亦当为刘剡所编辑。又《标题事义明解十九史略大全》一书朱素的《后序》称：“书林刘公剡取梁孟敬先生所编元史重加节略，校正附于其末，用备一朝事迹，名之曰十九史。刊行广播，甚盛心也。”[7]
其他相关人物还有江西鄱阳人余进，字宗海，为王逢弟子，故自称“松坞门人”。编辑《十九史略通考》八卷，此书后畅行朝鲜。江西临川人吴忠，生活在明正统年间，为《十八史略》撰写“音义”。江西金川（今江西新干县一带）人李纪，字大正，生活在明嘉清时期，为《十九史略》撰辑“补遗”。
江西是《十八史略》诞生的故乡，曾先之、周天骥皆宋末元初江西人。至明代，又有一批江西民间学人前后相继，致力于此书的修订补充。刘剡虽非江西人，但以江西人王逢为师，乃学脉相联。“史略”之书以江西地区为中心，向全国传播，并且东传到国外。在众多的研治《十八史略》的学者中，也有北方人如张卤，张卤号“浒东山房”，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生活于明万历年间，曾任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等要职。万历八年编成《浒东山房批校十八史略》。他在《自序》中称自幼习史，即由父辈教授《十八史略》。居官时仍手自批阅，积累成帙。这说明《十八史略》的传播范围早已越长江、跨黄河，直至明代北方政治中心地区，成为一种相当普及的历史书籍。
三、“史略”东传以及在异国的不同境遇
在元代，《十八史略》已有一定程度的传播，十卷本刻于浙江，说明已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至明代，“史略”成为相当普及的一种史书，其基本情况已如上文所述。但明代普及性通俗史书名目繁多，有各个类别的人物传记，种类繁多的历代史书抄略、汇编、全编、“捷录”等等，“通鉴”类、“纲鉴”类编年史更充当了普及性历史读物最畅行的角色。而普及性史书虽然刊印量很大，声势如潮，却依然被视为通俗甚至“流俗”读物，难登大雅之学术殿堂。《十八史略》靠其便于课蒙的特点，仅在普及性史书中博得一席之地而已，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相比，地位自有天壤之别。
《十八史略》何时传入日本，现已不能确考，一般认为于日本足利时代传入，因为原足利学校所藏的元代刊本上有日本人题跋，言“大永丙戌小春日”寄附。“大永丙戌”即日本大永七年(1527)，为足利义晴将军掌权之时[10]（书前《解题·十八史略之传来》）。三年后的享禄三年(1530)十一月，在日本贵族日记《实隆公记》内，就有宫廷中连续进读《十八史略》的记载[9]（卷八）。此后，这样的记载每每出现。统观日本史籍的记载，能在宫廷、幕府内正式讲读的中国史书，只有《史记》、《汉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十八史略》等几种，说明《十八史略》在日本已经跻身于最有名望、地位的几种史籍之列。大约正是这一时期，由日本著名寺院的学问僧主持，按照明正统六年本的原式，重刻印行了七卷本的《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即该书的所谓“五山版”，今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有存。
德川幕府时代，是日本汉学发展的兴盛时期，当时各藩官学大多采用七卷本《十八史略》为教科书，传播既广，影响渐大。日本元和年间(1615～1623)以木活字刊印了《十八史略》七卷本。庆安元年(1648)和万治二年(1659)又两次重刻，此后，万治刻板又两次印刷发行。[10]（史部别史类）
从这最初几次的刊印可以看出，在日本，《十八史略》的七卷本已经一枝独秀地普及开来，成为通行之本。《十八史略》的正文（曾先之撰）简明生动，适应日本一般读者迅速了解中国历史变动概况的需要。七卷本中陈殷的音释，除注释字音外，也解释词义和进一步讲解史事，间有引录史论，而内容紧扣正文，不杂不滥，可使读者更深入了解史实。天头的标题解注，往往以凝炼的语句提示正文与音释的内容，便于记忆也便于日后查阅。例如卷五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记述张九龄事迹：“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九龄述前代兴废，为《千秋金鉴录》五卷上之。”这段正文用对比手法，简明生动地表现出张九龄的清正贤明。而“音释”则解释“千秋节”为唐玄宗生日，并引述《资治通鉴》之文详述其名称的由来，亦为唐玄宗朝的史事。天头的标题为“千秋节”三字，简而醒目。三项内容配合得十分和谐，使人读而难忘，查而易寻。此类事例甚多，是七卷本《十八史略》的优点。
日本明治时期的学者高阶英吉，年少时求学于五十川佐郎，“见师之课其门生，必以《十八史略》令其循环略熟，然后许读他史”，因此问其缘故，从而讲出前辈学者有关《十八史略》的一些故事：幕府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时期，著名学者古贺精里（注：古贺精里(1750～1817)，名朴，字淳风，号精里。著名学者，初喜阳明之学，后信奉朱子学说。宽政八年(1796)任幕府儒官，为三博士之一。）在壮年时乘船，遇一老僧善谈中国历史，连讲数日，若无所不知。临别问老僧：“平日于史，好正史乎？好编年乎？”老僧笑答：“行脚贫衲，未知正史、编年之为何物，惟藏一部《十八史略》。”古贺精里于是细读此书，后更令子弟每月必读一过。而古贺精里之子古贺侗庵(1788～1847)是一名精通汉学、也融汇西学知识的学者，他坚持每月月初读一遍《十八史略》。他的学生江木鳄水（注：江木鳄水(1810～1881)，名戬，号鳄水。尊奉程朱理学学派的汉学家，又通军事学。曾为《孙子兵法》作注，撰经学及诗文集等著述多种。）遵从师训，不仅自己反复阅读，也令弟子照办。五十川佐郎即是江木鳄水的内弟，年幼时即遵从姐夫的指导，将《十八史略》“循环通读凡二十一遍”，据称从中获得治学上的莫大收益。[11]（卷首《凡例》）
这段记述中无名老僧的故事，反映了日本普通读书人对《十八史略》的垂青。而在高层次的学者中，也不仅古贺精里一派重视《十八史略》，其他学派亦有同然。例如不信奉朱子学说的日本著名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其弟子服部元乔(1683～1759)学问渊博，诗文在日本文坛执三十年牛耳，名重一世。而他也曾精心校勘《十八史略》，自称读此书三遍之后，“心已若仿佛乎具一宇宙”[12]（卷首《题语》）。是赞誉《十八史略》已至极点。
服部元乔对《十八史略》的校勘，曾起到扩大其书影响的作用，而截止到明治维新之前，历有学者进行研究，例如中江积德撰《十八史略闻书》、冈本保孝撰《十八史略答问》，皆为辅助阅读之作。岩垣彦明撰《标记十八史略》，成书于宽保二年(1742)。其孙岩垣松苗再加增补，成《标记增补十八史略》，于天保九年(1838)刊行，影响巨大。村山隆也于天保八年编成《十八史略便蒙》，后多次重刊，并有其他学者为之增定。村山隆在其书自序中说：“《十八史略》之为书也，蒐罗众史，裁断千古，简而不漏，整而不烦。数千载之间治乱兴废，历历若日星之丽天，焕然可观。当今之时，海内外家藏户诵，日课童蒙，为读书之阶梯，不亦宜乎！”[13]（卷首《自序》）这反映出至19世纪中期，《十八史略》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已经渐成日益扩张之势。当时正是清朝嘉庆、道光时期，《十八史略》在中国已几乎被遗忘，此书在国内外的境遇是大不相同的。
四、日本明治时期的“史略”文化潮
随着德川幕府的倒台，日本跨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明治维新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从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效法西方。文化、学术上也倡导西学，政府的改革措施对之予以有力的支持。而源远流长的汉学，其地位先是受挫于日本“国学”派的攻击排斥，继而西学勃兴，使汉学和日本国学一起趋于衰退。《十八史略》来自中国，自然属于汉学畛域，在明治时期汉学总衰退的大势下，是否会迅速销声匿迹呢？历史事实是：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掀起一个声势颇大的“史略”文化热潮，持续到明治之后的大正时期，余波所及，直至当今。这个热潮，主要表现于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在明治时期，经日本学者重新修订标注的《十八史略》，以不同面目和各种版本大量地出版发行，空前广泛地传播。明治三年(1870)，岩垣彦明标记、岩垣松苗增订的《标记增订十八史略》再刻印行，揭开此书大量刊印的序幕。随后，以各种附加名称新编订的《十八史略》接踵而出，其势如潮。例如：《读本十八史略》（平田宗成补定，明治四年）、《训蒙十八史略》（市川清流注解，明治七年）、《标注十八史略读本》（大贺富二订补，明治九年）、《鳌头十八史略读本》（浅田耕点校，明治十年）、《标注十八史略》（斋藤实颍标注，明治十三年）、《和训十八史略》（原田吉之助点校，明治十五年）、《增注补论十八史略读本》（大乡穆编订，明治十五年）、《纂注十八史略校本》（木村刚注释，明治十九年）、《增定十八史略讲义》（土田谈士亮讲义，林英吉增订，明治三十六年）等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共有四十多种。这里仅列数种以见其书名变幻状况，没有必要全部罗列，连日本著名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的《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一书，在登录明治之前的版本后，也写为“《十八史略》明治刊本省略”[10]，盖认为其过于繁复。
明治时期新编订的各种《十八史略》，皆以七卷本为依据。有的加上日文注释，称之“和训”、“训蒙”等等；有的增订、删改或重写双行小字的注释，即所谓“笺注”、“纂注”、“增注”之类；有的在天头进一步注解史事或修订、增补原有标题，即所谓“标注”、“标记”、“鳌头”之类。而在天头上做些修订补充，是最省力、最便捷的，所以这一类版本也最多，形式上也翻出不少新的花样。如东条永胤的《补注十八史略》（明治十六年刊本）将天头划分二栏，上为原书标题，下为编订者的补注；笠间益三的《标注十八史略》（明治十八年刊本）则将天头分为三栏，从上而下，注释之文由简而繁，层层进解。这些修订，有的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也有不少急就之作，是应书商请求而撰写，表明《十八史略》的极其畅销。而该书普遍被用为学校的教科书，使之影响更大、传播更广，当时学者松山藤野在《笺注十八史略校本序》中说：“史略之书，陆续上木，几无虚月。盖小学逐年滋昌，就学童生以百万计，宜其旧版不能普给也……然律禁翻刻，故新镌者变其体面以避法。”[14]（卷首）
除了将原《十八史略》改头换面刻行以外，还出现了《十八史略字引》、《增定十八史略字引大全》、《新纂插图十八史略字引大全》（注：此三书分别由本木贞雄、关德、河村与一郎编写，刻印时间依次为明治七年、十四年、十六年。）等等工具书，内容是以日语为《十八史略》注音和解释词义，直至为器物、衣饰、草木、动物、历史人物配备画图。这类专门工具书之所以出现，乃是《十八史略》被广泛阅读所产生的社会需求。
这些新编订的《十八史略》为了扩大影响，有的版本请汉学专家挂名或撰序，甚至请清朝驻日本官员为之题字。例如笠间益三《标注十八史略》请川田甕江撰序，又请信夫粲挂名校正并撰序。川田甕江(1830～1896)名刚，号甕江，著名汉学家，为当时文坛泰斗。曾任宫中顾问官、贵族院议员、东京大学教授。明治年间受文部省委托，设修史局于家，编辑历史资料。后在日本汉学家和国学家所组成的斯文学会任学监。信夫粲(1835～1910)号恕轩，日本著名汉学家，精于《易》学、《诗》学，任教于东京大学，著有《汉译文则》等书。而高阶英吉在其《鳌头十八史略校本·凡例》中，标榜自己出于古贺精里的学统，还请清朝驻神户兼管大阪理事官蹇念咸题“书同文”三字，按真迹以大字刻印卷首，每字各占一页，颇壮气势。当然，更有不少学者直接动手编订新的《十八史略》注本，例如雨森精翁（注：雨森精翁(1822～1882)，名谦，号精翁，撰《标纂十八史略校本》，明治十二年初版，后又再版。还撰有《日本外史纂语讲义》等。）、大乡穆（注：大乡穆(1830～1881)，号学桥，博学多才，善于诗画。撰《增订补论十八史略读本》、《标注十八史略副诠》（明治十三年刊行）、《日本政记》、《文体明辩纂要》等等。）、近藤元粹（注：近藤元粹(1850～1922)，字纯叔，号南洲。著述极多，有《笺注十八史略》、《新战国史略》、《日本外史讲义》等史书以及经部、子部、诗文集多种。）等等，皆有此类撰述。
当时，各种版本的《十八史略》屡出不穷，一再刊印，发行量巨大。例如上文述及的岩垣氏的《标记增补十八史略》在明治三年刊印后，京都出版人于明治八年按新法规取得版权，立即分袖珍本和普通本再刻，到明治十二年，两种开本分别达到八刻、九刻[12]（书后附记）。同一书商多次重刻同一书，应是印刷量过大造成版面损坏的缘故。大贺富二在《标注十八史略读本》的明治十五年刊本书后，附记了该书于明治九年、十二年、十五年三次刊刻，又列有发卖人四十多名、全国发卖书肆156处，印行量相当巨大。而经文部省检定的《少年丛书》本《增订十八史略讲义》，明治三十六年第一版印发，在此后的15年内刊印40版之多，其中明治四十二年一年即刊印四版。仅上述几种书的刊行，已足见《十八史略》的盛行于世，加之几十种同类史籍争先发行，则当时日本学者所言“曾氏《十八史略》流播海内，家藏户诵”[15]（卷首，今井匡之《例言》），绝非虚夸之语。可以断定：在日本，一部史籍于几十年之内以几十种名目反复、大量地刊行，惟此《十八史略》，没有任何别的史书能与之相比。《十八史略》在日本形成的这种文化现象，可谓空前绝后。
第二，在《十八史略》畅行的同时，一批后续之作也刊印问世。《十八史略》记事止于南宋，读者自然有向下了解元、明、清历史的要求。明治年间虽然也曾刊印《十九史略通考》（注：明治四年，金泽学校以木活字刊印朝鲜传入之本，今内阁文库有存。），但下限仅及于元代，且元代记事相当简略，未能畅行。德川幕府时代，本已有后藤世钧撰写的《元明史略》四卷，记事起自元世祖，止于明朝灭亡，体例仿照《十八史略》，天头亦有标题。此书于日本宝历元年(1751)成书，五十年后有学者藤原正臣予以增补刊印，皆不大流行。又过了七十余年至明治四年和五年，原本、增补本接连从尘封中被翻出，重新刊印并大为畅行。此后，有人为之增撰标记、注释，有人又为之编写专门工具书（注：例如奥野精一《标记增补元明史略》（明治八年）、堤大介《元明史略字解》（明治十年）等等。），这是其读者特别广泛的表现。
清朝人旷敏本于乾隆年间撰有通俗性简要通史读物《鉴撮》一书，记事从上古直至清雍正朝。此书传入日本，日人阿部修助按照《十八史略》七卷本的方式为之添加标题、注释，删掉清代内容，改名《增注标记二十二史略》。这样一部简陋之书，明治十四年刊印之际，竟有著名学者西村茂树（注：西村茂树(1828～1902)，号泊翁，精于汉学，亦通西学。明治时曾任文部大丞、贵族院议员、宫中顾问官。提倡西学，又主张以儒学弘扬道德。著述宏富，有《日本道德论》、《万国史略》、《泰西史鉴》等。）为之题序。此事并非孤例，其他如著名学者龟谷省轩予以策划、增田贡执笔，将《鉴撮》截取元明两代史事，加以天头标注，“别为一编，以续曾氏《史略》”[16]（卷首，龟谷省轩《序》），名之曰《头书十八史略后编》。此种编书方法，只能是“史略”文化热潮背景下的特有现象。
在“史略”的接续之作中，也有佳品，如宫胁通赫《续十八史略读本》和石村贞一《元明清史略》。前者成书于明治九年，卷首有曾任明治天皇侍讲官的汉学家秋月种树以及清朝浙江人叶松石的两篇序言，记事上起元世祖，下至清咸丰朝。作者在《凡例》中声明：“是篇编次元、明、清三以以续于曾氏《十八史略》，故名《续十八史略》。”后者《元明清史略》于明治十一年刊行，书前有著名学者、日本史学会长、修史局副长重野安绎(1827～1920)的题序。作者石村贞一在《自序》中盛赞《十八史略》“简易精核”，而缺乏好的续作，“于是不自揣，妄意纂辑，欲以继曾氏之后。”全书仿《十八史略》七卷本的体式，天头有标题，正文间有夹注。目次之前，先排列引用书目，共有150种之多，可见是一部精心撰写、颇具功力的著述。
在日本的接续《十八史略》之作，除上文述及者之外，尚有岩垣其晖《标记增补元明史略》（明治四年）、藤泽恒《增补元明史略便蒙》（明治五年）、佐藤楚材《清朝史略》、增田贡《满清史略》等等共十余种。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这是从《十八史略》风行热潮中直接衍生出来的，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续作之书的序言、凡例，无不极力赞誉曾先之《十八史略》，褒美之词甚至超过了《十八史略》各种版本的序跋。例如宫胁通赫《续十八史略读本·凡例》称：“修史之方，识见远大、文章优美，兼有此二者，始可以从事焉。盖曾氏兼有此二者，故有《十八史略》之撰”。《元明史略》一书的跋文称：“以几千百载之事能括乎数卷之间，熔铸贯穿成一家言者，独曾氏《史略》而止耳。”这一类鼓吹，反过来又给“史略”的热潮推波助澜，壮其声势。
第三，模仿《十八史略》体例、以“史略”为书名的日本历史读物纷纷涌现，是“史略”文化热潮的又一重要表现。在明治之前，已有学者按照《十八史略》的编纂形式撰述日本历史，现知这样的著述有两部，一是青山延于的《皇朝史略》，成书于文政九年(1826)，另一是岩垣松苗的《国史略》，成书于文政十年。此二书分别于明治十年明治九年再次刊印。
明治时期刊刻流行的日本史“史略”之书数量可观，仅在内阁文库一处即存有二十余种，例如：山口谦《近世史略》、《汉文近世史略》（明治五年、明治十六年）、太田秀镜撰《日本新史略》、《近世内国史略》二书（明治七年、十年）、石村贞一著《国史略》、《续皇朝史略》、《内国史略后编》三书（明治九年起陆续刊行）、草场廉《国朝史略》（明治十年）、近藤圭造《内外明八史略》（明治九年）、《新国史略》及其后编（明治十年、十二年）、菊池纯《国史略二编》（明治十一年）、藤田久道《内国史略》（明治十二年）、上方幸盛《日本国史略》（明治十三年）、桥本小陆《续明治史略》（明治十三年）、松本良彦《近世大东史略》（明治十三年）、近藤元粹《新撰国史略》（明治十六年）、栗田勤《新刻日本史略》（明治十八年）、野村秋足《太古史略》（明治十八年）等等。此外，尚有很多称为“略史”或其他近似名称者，体式实际上与“史略”无异，如《标注十八史略》的作者笠间益三，撰有《点注日本略史》和《皇朝略史》，参与《十八史略》编辑校订的信夫粲撰有《国史概略》等等，皆属此类。
在这种撰述中，石村贞一的《国史略》七卷值得注意。石村贞一字子刚，号桐荫，明治时期学者，专以《十八史略》的模式撰写史书。其《元明清史略》与此书都是同类著述中成就突出者。《国史略》于明治九年刻印后，十三年再刻、十五年三刻、二十二年四刻，每次重刻都下延记事时限，发行量甚大。第三刻之时，书肆“万卷楼主人”撰写《附言》述其盛况，称初版即发卖18000部，后历年猛增，“凡售卖之盛，近年绝无而仅有者，洵为敝铺望外之荣。”[17]（卷末）因此，在《十八史略》畅行的明治年间，日本本国历史的“史略”也异常流行，二者互为声势，促成一场相当长久的“史略”文化热潮。
第四，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可以配合西学的传播，而这类史书也往往选取“史略”的外形予以包装。早在明治三年，河津孙四郎就撰成《英国史略》，明治四年，后藤达三撰成《日耳曼史略》。随后，鶢冈良知《希腊史略》、西村茂树《万国史略》、大摫文彦《罗马史略》、田中耕造《佛国史略》等等先后面世。这些史书内容上多从相应西文史书编译而来，写法、体式上贴近于《十八史略》一类传统史籍，而外观上多采取线装方式，数册共为一函，构成日本明治时期“史略”类书籍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佛国史略》记述法国的历史，在仿从《十八史略》体裁方面最为典型。不仅正文间多有双行小字注解，天头也加有标题。例如记述拿破仑事迹的各页天头上，依次有“拿破仑幼时”、“拿破仑成为炮兵队长”、“攻陷土仑”、“拿氏出兵以太利”、“拿氏告兵士文”等等标题。在正文“噶尔西阿”之下，以双行小字注解为“地中海之大岛”；在“直布罗陀”之下以双行小字写有“地中海口，要害之地”的注解。
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学者撰写的西方各国历史读本，虽不以“史略”为书名，但体式上近似于《十八史略》，例如汉学家冈千仞(1833～1914)曾为《标注十八史略读本》（大贺富二订补）撰写跋文，盛赞《十八史略》“疏而不漏，简而得要”，而他竟也编撰《米利坚志》、《法兰西志》二书，天头加有标题解注，无疑是仿从《十八史略》七卷本体式。
明治时期的“史略”文化现象，除以上四个单项表现之外，更有将中国、日本、西方历史融于一书者，如近藤圭造《万国史标十八史略评注》和近藤瓶成《万国记注国史略》即是两个典型。近藤圭造撰有多种“史略”类著述，上文已经述及，《万国史标十八史略评注》乃是取《十八史略》原书原文，在天头上划分二栏，最上一栏对照《十八史略》记事的相应年代，标记日本和西方各国历史大事，使读者阅读时可加以对比，开阔眼界，拓宽思路。《万国记注国史略》的写法、体式同于前者，但以日本国历史为正文，天头上记注西方历史事件。此类史籍的出现，生动显示出“史略”这一撰述形式的广阔兼容性，可机动地适应内容的不同需要。
综上所述，“史略”之书的竟相刊行，形成日本明治时期基层社会的一股文化潮流，其中以各种版本《十八史略》的刊行数量最大。这种大量刊行的背后，显现出当时千百万人购买、阅读、研习《十八史略》的情景，因为刊行此书，完全由文化市场的需求所推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应当与明治维新的特殊历史条件相关。
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由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明治四年至五年发布新学制和设立文部省，促使汉学走向衰退，而汉学衰退也是从上层开始，受很大影响的先是大学，被废止的首先是习读“四书”、“五经”，对历史教学的冲击尚小。新学制下的中小学仍有汉文学科，废弃经学后反而给《十八史略》的选用带来更多机会。中国学术对日本社会有着悠久的影响，此时面临危机，反而会引发人们普遍关注中国历史的心理情绪。《十八史略》简明生动，且为人所熟知，于是成为一个文化热点。此时由于维新运动的推进，一些汉学家从上层社会活动中滑落下来，更多的汉学学者则失去前人那种出任儒官的仕途，于是适应社会的需求，或亲自撰写，或参与宣扬、推动，使《十八史略》的编订、刊印形成风潮。这场“史略”文化潮流，是众多作者、众多书肆、众多读者共同构架起来的广泛的活动，影响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素养，波及面包括各个学派与各个社会阶层。但是，明治维新时期有着意义更加深远的社会变革，充满更加令人瞩目的重大举措，这些西方化、近代化的举措以其耀眼的光辉遮住“史略”文化潮的声势，因而长期以来未能引起重视，而其历史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
明治维新时期，改革不无阻力，上层的政治斗争有时还很激烈。在学术上，汉学、日本国学、西学之间的冲突也时时出现，这都是不争的史实，然而在社会基层，我们却看到另一幅景观，无论是倾向于汉学、国学，还是西学，都看中了“史略”这一撰史形式，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契合点。在这里，各派学术相互兼容而绝少冲突，汉学的“史略”、日本国学的“史略”以及西学的“史略”，在同一文化潮流里共振，对于明治维新的大局有益而无害。“史略”热又一定程度上宣泄了汉学、国学学者的失落情绪，起到化解一部分矛盾的作用。因此，《十八史略》在日本再一次充当了积极的历史角色。
明治之后的大正年间(1912～1925)，各种版本的《十八史略》仍在刊印流行，承接明治时期的学术成果，还出现如《十八史略国字解》[8]之类学术价值较高的著述。其后历史多变，风云四起，“史略”文化朝悄然回落。但尽管如此，《十八史略》仍然为日本人士所常常阅读，原书及相关著述时有出版。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学登文库”、“汉文丛书”、“汉文大系”，“新释汉文大系”、“中国古典新书”、“中国古典鉴赏”、“中国古典百言百话”、“PHP文库”、“大日本汉文学”等等丛书，都收入出版了《十八史略》，单书刊印更连绵不辍。讲解、研讨、改编之书也不断问世，如中山久四郎《十八史略详解》（大同馆1932年版）、岛田中一《参考十八史略通解》（有精堂1935年刊行）、片冈直道《十八史略物语》（凤文书林1947年刊行）、伊藤肇《十八史略的人物学》（PRESIDENT社1980年版）、森下修一《完译十八史略》（近藤出版社1983年版）、守屋洋《十八史略的人物列传：英杰贤人》（PRESIDENT社1992年版）等等，不胜枚举。至于常石茂、驹田信二合著之书，叙述截止至南宋的中国历史，内容、文字皆作者自撰，却名为《新十八史略》（河出书房新社1981年版），这简直把“十八史略”当作中国古代史的代名词了。看来，“史略”文化潮已给日本学术文化留下去不掉的《十八史略》情绪。正如《十八史略的人间学》一书作者守屋洋所说：“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日本人，也许没有不熟知《十八史略》的。这是将漫长历史向初学者予以通俗易懂地概括总结之书，自古在日本被广为阅读。倘若追寻本源，则我们日本人的中国历史素养，是这本书所培育起来的。”[18]（《前言》）《十八史略》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只是一个具体的事例，众多的中国古代史籍以及整个中国传统史学在日本的影响，应当具有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值得予以系统地考察和研究。
收稿日期：2000-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