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储备体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以下简称“斯氏”）在最近关于《亚洲一体化的现状与展望》一文中，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储备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本文对其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
质疑一：国际全融体系不稳导致各国保持大量储备，结果资本从穷国向富国流动。
斯氏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第一步，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使得汇率变幻无常。例如日元和美元的兑换率，从106元下降到80元，又回升到130-140元，再降到现在的水平。欧元与美元之间的汇率也是无序波动。
第二步，许多国家为了抵消汇率的剧烈波动不得不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这样做是为偿债和进口支付之需。如果储备主要是为了履行外债的偿还，那么理论上一国的储备至少应该等于以美元计算的短期债务。因此，对于穷国而言，偿付外债和维持进口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保存大量的外汇储备。
第三步，对大部份发展中国家来说，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成本高昂，如果它们把钱投资于本国，大概可以获得10-20%的实际回报。而现在这些国家的储备金却是主要以收益率仅1.75%的美国国库券的形式保存的！这样看来，全球储备体系成本惊人，而这些储备成本绝大部分却是由贫穷国家来承担的！
第四步，全球储备体系导致了资本从穷国向富国流动，而美国则是最大受益者。在斯氏看来，穷国以高昂的机会成本持有巨额储备，而这些储备却主要以回报低下的美国国债、国库券的形式存在，自然就会派生出这样的结果。此处斯氏举了个例子：设想某非洲穷国的一个公司从一家美国银行贷款一亿美金，利率是18%。该穷国因此必须拿出一亿美金作为储备金，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保存，并赚取1.75%的利息。从宏观的角度看，该国从美国借了一亿美元，然后又借给美国一亿美元，因此，没有现金流动，没有资源流动。它借给美国的钱赚了1.75%，从美国借来的钱要付18%的利息。美国从交易中赚到了净利润大约1600万美金。因此维持目前的金融体系，美国的公司和美国经济能从中获益。但是，很难看出这一金融体系会对我们上面说的那个非洲穷国的发展有什么促进作用。
这样的分析过程在逻辑上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
1、从第一步到第二步，显示出主要货币的汇率的急剧波动，并非发展中国家需要持有大量国际储备的原因，而是另有动机，即为偿还外债和维持进口，汇率波动至多是增加了一国所需持有的储备的规模。对此实际上政府已经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其不举债不进口，不如举借外债筹集资金，以及进口必要的商品和劳务，对本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来得更大些，因此才使得人们愿意为此持有更多的储备，而不是不举债不贸易；与其冒着国际收支难以为继、爆发债务危机或进口支付延误的信用丧失的巨大风险，乃至引发经济衰退的风险，不如适当放宽外汇储备规模。否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持有适度储备的理性，其实就是否定其通过举债和进口获得发展国民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资金、设备、技术等的理性。
2、第三步和第四步的内容实际上是一样的，但其逻辑依然是难以成立的。斯氏在此隐藏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国的储备来源全部是靠外债支撑、并且储备主要以美国国库券形式存在，这是有悖经济学常识的。一个国家的储备来源包括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粗略地可分为净出口、国际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外债四块。就净出口而言，除非该国对经常项目存在苛严的管制，或者出口企业对继续扩大生产经营的投资回报缺乏信心，否则企业通常会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投入扩大再生产。此时只有出口创汇被完全兑换为本币进行投资才可能出现本期净出口完全转化为一国国际储备的极端情况，但即便如此，也并不存在斯氏所称的“储备闲置”导致的将近16%的投资收益损失问题。这其中有两笔账；一笔是企业将出口创汇兑换为本币进行投资的投资收益；另一笔是央行释放本币吸纳外汇并投资于美国国库券的收益，而斯氏对前者显然是忽视了。就国际直接投资而言，如果一国存在净FDI的流入，则储备也可能增加。但应该看到，FDI流入形式是多样的，只有FDI以外汇的方式流入时才有可能影响储备的变化，在此时只有这些以现汇流入的FDI完全出售给本国商业银行并兑换为本币进行投资时，并且在商业银行（或央行）将这笔外汇投资于美国国库券时，才可能发生斯氏所称的例子。而即便如此，斯氏仍然是完全漠视了外商投入外汇兑换成本币搞投资的项目收益！限于篇幅，我们暂不讨论证券投资问题，即便以斯氏所列举之外债的例子，也是一种子虚乌有的极端情况：一国私人部门对外借款，然后没有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就将这笔款项出售给商业银行，然后银行将之最终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或者政府借了外债，也没有将其用于提供本国的任何公共产品，就直接充当了以美国国库券形式存在的储备！这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3、在第四步的结论中，所谓资本从穷国向富国流动的论断，实际上是斯氏偷换了命题，这时资本其实是拥有国际储备的政府，当储备管理部门主要以美国国库券形式持有储备时，发生了资本向美国的流动，这种流动不是贫富的问题，而是拥有储备的一国出于储备管理战略的考虑，向被充当国际储备资产的一国输出了资本。显而易见的现实是：拥有大量非借入储备的经济体集中在东亚，其中以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储备最为雄厚。这些经济体为什么愿意持有大量储备？大致有以下原困：政府将储备视做国家经济安全的组成机制，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上升导致难以消除的贸易顺差。而这些经济体在储备管理时为什么选择了美国国库券为主要投资品种？大致有以下一些原因：本国软弱的银行业难以充分保障巨额储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本国货币及本币资产尚未充分国际化。我们沿用斯氏的分析不难看出：拥有巨额储备国（和贫富不直接相关）向美国输出了资本。
斯氏的关于全球储备体系管理的第一点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但其展开分析的逻辑却是相当混乱的。
质疑二：全球储备体系有一种通货紧缩的趋势，并且有极强的不稳定性。
斯氏对于这个观点的论述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全球闲置着的巨额储备增强了世界经济的紧缩倾向；第二步，巨额储备之所以出现，显然国际收支的盈余国相比于赤字国更应遭受谴责；第三步，美国的高消费部分抵销着全球储备体系的紧缩趋势。
第一步，斯氏认为全球储备体系还有一种通货紧缩的倾向。理由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每年不得不把收入的一部分放到储备金之中。现在，全球大约有2万亿美元的储备，每年还增加大约1000-2000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这笔钱不能消费，不能创造出进一步的需求，这就导致全球经济趋于紧缩状态。
第二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人不能消费又不能进一步创造需求的储备？从理论上看全球盈余的总和等于赤字的总和，贸易顺差的总和等于贸易逆差的总和。如果某经济体出口多于其他经济体，必定有某进口多于其他经济体，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这意味着，如果少数国家，如中国和日本，持续地获得盈余，那么，世界其他地方作为一个整体，必定出现赤字。
第三步，斯氏认为，其实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时，凯恩斯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据说当时在地区性讨论中，很多人谈到应惩罚那些盈余国家，因为它们导致了赤字。盈余国家之所以导致赤字，是因为如果一方面有盈余，另一方面就必定有赤字。有盈余国存在就难从全球体系中消灭赤字国的存在，例如韩国解决了国际收支赤字问题，结果赤字在巴西出现了，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给巴西上课，“你们有赤字，这将会导致危机”。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巴西出现了危机。然后，巴西摆脱了赤字，赤字跑到了体系内的其他某个地方。因此，危机是全球储备体系所固有的。
第四步，在目前的经济衰退中，全球储备体系导致的通货紧缩趋势日益明显，而它通常只能靠美国消费者的高消费来加以抵消。那些需要投资、需要增长的穷国才需要借钱，才需要超支生活，因为它们在投资。但是，环顾世界，哪个国家在用透支的方式生活？这就是美国，它的贸易赤字将近4500亿美金。我们的全球储备体系允许（人们也可以论证说，实际上是迫使）美国这样做，年复一年地进行透支性消费。
上述推导过程仍然充满疑问。第一步的说法就存在明显的偏颇，近30年来国际货币的无本位和非黄金化，以及经济全球化两个因素，导致全球的通货膨胀或紧缩状态主要地取决于美元等世界货币的供应量，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通货膨胀，以及21世纪初期以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性衰退的形成，剔除技术进步等因素，本质上是一种世界货币供需失衡的现象。因此从全球范围看，美元及美元资产所提供的明显过度的国际清偿力，以及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升贬，是全球性物价波动的最主要因素。斯氏在此将全球清偿力的过剩导致美元贬值，隐含地偷换为部分国家拥有大量的储备，并且这种储备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实际上反而分散了人们对全球物价波动问题的注意力。
第二步到第三步时，也充满着戏剧性的逻辑冲突。斯氏不太恰当地将全球通货紧缩归结为全球储备太多，而不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的泛滥以及目前美元泡沫的破裂。因此斯氏试图谴责国际收支盈余国是必然和衍生出来的有问题的推论。但即便承认斯氏的上述推论成立，恐怕在第三步中，解释盈余和赤字的形成时，也明显地比较牵强。在斯氏看来，因为一些国家有盈余，因此从全球体系看就一定会有国家有赤字，似乎为消灭“全球储备体系的通货紧缩倾向”，为消灭不幸的赤字国家，就必须惩罚盈余国家而非赤字国家。在这里斯氏明显地将盈余国和赤字国对立起来，隐含地将国际收支失衡看做一种纯粹的、短期的货币现象，这是20世纪中期相当流行的观点。但他明显地忽视了，一国的国际收支失衡，绝非单纯的货币现象，而和该国的经济结构变迁有密切关联。IMF和世界银行集团也正是因为逐渐意识到全球国际收支问题不是单纯的货币问题才更紧密地合作起来。东亚地区，包括日本、四小龙、四小虎和中国大陆先后出现了持续的盈余，并非拜那些所谓赤字国之赐，而恰恰是由于东亚的制造业始终不断地持续地崛起所造成的。拉美国家持续的赤字，也似乎很难归咎到东亚享有盈余的头上，拉美经济体巨额赤字的形成有其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斯氏仅从抽去了时空的纯货币角度来思考和谴责盈余国，不仅逻辑上显得牵强，并且和其先前的观点自相矛盾。如在其所谓“全球储备体系导致了资本从穷国向富国流动”的论断中，斯氏似乎隐约建议一国借款太多赤字太多实际上对自身没有好处是帮了美国；而在这里则一国有赤字，似乎至少和有盈余相比更值得同情。但他可能忘记了，其论点一中，恰恰是将赤字和一国的借入储备悄悄地划上了等号。
第四步中，因为斯氏形成了全球的通货紧缩罪在全球储备闲置；储备闲置罪在主要盈余国，赤字国较之盈余国更值得同情这样一个观念，才使他得出了美国的庞大赤字和透支消费是挽救全球因过度储备而导致需求不振的最后的“高消费”。而事实上近年来全球的通货紧缩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美元及其资产泡沫的破裂的结果，这种泡沫破裂又可以前溯到美元及资产在全球的过度输出。因此，与其谴责全球储备体系和盈余国造成了所谓通货紧缩和金融体系不稳定，不如谴责世界货币的供需缺乏起码的国际准则导致全球物价波动无序更为恰当一些。也因此，解决斯氏所称的“全球体系有紧缩性趋势，并有极强的不稳定性”的关键，不在于想方设法地如何消除盈余国的盈余，而在于主要世界货币发行国展开多边合作，形成起码的国际货币发行准则，阻止这些国家依仗金融霸权对全球经济无度地索取铸币税。
质疑三：全球货币可以消除现有体系的通货紧缩，而竞争性多元主义值得鼓励。
斯氏的第三个论点核心内容在于创立全球货币，以及推动经济性多元主义的出现，其分析过程如下：
第一步，在斯氏看来，有一种安排可以替代现有的制度，即一种全球货币，斯氏认为它会增加流动性，并消除现有体系的通货紧缩趋势，而又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据斯氏所称，这一新制度的原则已经为人们所接受，这就是特别提款权(SDR)。当某个国家最终用光了其储备金时，它可以使用这一基金；斯氏建议目前这种特别提款权制度的偶尔使用应该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同时提供多种功能，既可以消除通货紧缩的趋势，又可以帮助实现全球金融稳定，还可以为包括发展在内的全球公共品提供资金，估计这些公共品需要额外资金约500亿美元。
第二步，斯氏设想的全球货币的制度安排可以以俱乐部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俱乐部里，每个成员都同意向其他成员提供援助，其数额相当于其储备金。据说斯氏进而能想象出，如何设计出一种框架，使得每个人都愿意加入这个俱乐部。该俱乐部可能只同意保存成员国的储备金，这样一来，就会迫使每个人都要求加入。
第三步，秉承这样的思路，斯氏建议应该创立亚洲货币基金，作为现有制度扩展的亚洲金融体系，可以成为上面所讨论的新型全球金融体制确立的基础，而且已经是一个特别好的基础。从这里起步，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因为，亚洲国家已经有了大量的储备，它们可以共享彼此的储备金，其下需要建立固定汇率制度，它们还可以互相监督。斯氏乐观地认为，新体制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的监督机制好得多，因为亚洲各国不仅彼此对其他国家的独特制度特点有着更多的了解，而且，它们的经济视野也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借助第四磋商条款所达成的更为广阔。简而言之，新的监督机制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其目标更为广阔，所使用的经济模式也与众不同。有时候，人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竞争性多元主义。在这里斯氏举例说，在相互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各国应考虑一下相互援助的动机。例如，美国成功地向包括德国在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成员国施加了压力，使之同意援助墨西哥；但是，在泰国出现危机时，它却没有帮多大忙。这是因为，在墨酉哥的危机中，美国意识到自身的巨大利益受到了威胁；而当泰国出现危机时，它却公开表示，那里的危机不会导致太大的经济后果，不值得给予同样水平的援助。斯氏认为有了亚洲金融体系，就会抵消这一类特殊的、一直统治着国际金融机构的救助思维定势。
在这里，斯氏的论述也十分有趣，值得剖析。第一步，全球货币是否能够创立出来？人类对全球货币的梦想由来已非一日，SDR从1969年创设以来，一直作为国际流通手段的一个补充，以缓解某些成员的国际收支逆差。但是成员有义务提供经济资料，并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但30多年来SDR的发展并非如斯氏所称被广泛接受而是步履蹒跚，如果SDR能被设计为全球货币，并按斯氏的设想去做，能否克服现有全球储备体系的问题呢？首先目前通货紧缩恰恰不是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是美元等世界货币的流动性过剩导致的泡沫破裂问题，因此将SDR设计为全球货币既看不到进一步增加国际清偿力的必要，也恐难以解决全球通货紧缩问题。其次是事实上从1980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已经几乎没有向发达国家提供过融资便利，如果储备耗尽的经济体如此可以频繁设置无节制地使用SDR作为支付手段的话，那么显然将使作为世界货币发行的SDR走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过度膨胀的老路，并且由于这些世界货币主要地沉淀在金融体系软弱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看来金融体系将趋于更脆弱而非稳健。最后，动用SDR来为全球公共产品发展提供资金，也许是缩小南北差异的较好设想，但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援助组织并非没有这样做，总体上而言，我们不得不悲观地承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具有非常复杂的文明、制度和经济因素，其经济发展几乎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开发援助获得长足发展。
第二步，斯氏设想这样的全球货币可以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来成立，只有成员才能通过俱乐部保存储备金，每个成员都同意向其他成员提供援助，其数额相当于其储备金。这种设想几乎不可能吸引到任何有盈余的国家加入，而只会招致出现不可控的、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加入。所谓俱乐部制是需要支付会费才能享用俱乐部提供的会员设施的，在这里，成员的会费应该是其国际储备，其会员设施应该是共享储备带来的调节国际收支能力和抵御金融风险的强化，如果斯氏认为俱乐部成员可以缴纳的储备甚至不缴纳储备，却均有享受共有储备的便利，那么唯一结果只能是储备雄厚的经济体退出，而储备匮乏的经济体从空荡荡的俱乐部中一无所获。事实上，斯氏所设想的俱乐部制，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乃至欧元俱乐部创立的雏形思想，基金组织创立秉承的是缴纳份额，享有和份额相关的权利义务；欧元成员国则是在遵守马约的基础上享受本币在欧元中的转换比重。折衷俱乐部制的安全本身也是有缺陷的，即欧元区初创11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享用了欧元这一“俱乐部设施”，但后来加入欧元俱乐部的成员则所付成本要小得多，这将导致新老成员间的矛盾；同时，欧元区成员越多，经济发展梯度就越大，欧央行决策协调难度就越大，而欧元本身带来的便利就越少，结果越大的欧元区意味着越不稳定和越缺乏吸引力的欧元区，俱乐部公共设施（欧元带来的便利）将随成员的不断扩展而耗竭。据预计在未来3年，欧盟准备扩展为25国并不得不准备欧洲治宪的问题，否则欧盟会变得难以协调或效率低下；而未来10年内，欧元区可能会扩展到28个国家。目前尚无良方克服欧元区扩展给欧元带来的不稳定冲击，唯一折衷只能是放缓其扩展速度。而斯氏的设想不是区域货币问题，是全球货币问题，俱乐部制可能遭遇到的巨大阻力和崩溃的可能性，恐怕更难以预料。因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不出斯氏建议的魅力所在。
第三步，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问题，在此不准备过于冗长地进行评论。总体上看，AMF的创立已经基本不存在障碍了，亚洲小型开放经济体更愿意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而将AMF看作区域最后贷款人RLLR(Regional lender of Last Resot)来使用；而对于区域大国，其经济规模决定了他们不仅不能将AMF作为RLLR来看待，反而将是AMF大厦的主要支撑者，如果不是出于区域货币联盟主导权的争夺，恐怕难以解释其对AMF的热情。但不少学者仍然对AMF持怀疑态度。首先是既然AMF与IMF基本上具有相同的功能，既然我们已经有了IMF，另起炉灶去建立AMF又有什么意义？如果AMF与IMF的救援条件是相同的，那么两者之一就缺乏存在的必要性；如果AMF和IMF的救援条件存在差异，那么如同劣币驱逐良币一样，两者间救援条件苛严者将乏人问津而丧失存在的必要性。其次是虽然有人认为AMF和IMF能够共同存在并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压力将促使他们改善服务质量。但实际上国际组织和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性质完全不同。私人企业如果竞争失败将面临破产之虞；国际组织一经建立，即使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也将继续存在并蜕变为臃肿的国际官僚机构。最后是即使创立起AMF，也不能像斯氏设想的那样仅仅依赖相互监督，而非IMF那样严格的第四磋商条款，就向可能需要救助的成员提供救助，这样作为区域最后贷款人的AMF将承受来自成员国的极大的道德风险，而被救助者因为共享储备反而对自身金融体系和借贷活动的监管变得更为松懈了！理论上，无论是全球或区域最后贷款人的安排，都需要采取“建设性的模棱两可”态度隐藏事先的任何救助承诺和倾向，才能促使共享区域和全球储备不至于葬送于过度的道德风险之下。斯氏设想的AMF，恐怕是合作性远远多于竞争性的多元化。
即便如此，斯氏的第三个观点也和其第一、第二个论点存在十分明显的冲突。在前两个论点中，斯氏抱怨穷国借贷然后将借入储备买了美国国债导致劫贫济富，然后又抱怨这些借贷等有赤字的国家是因为其他国家有盈余，这些盈余国还导致了全球通货紧缩。似乎斯氏在谴责全球储备规模越大，一国储备或盈余越多越是不好。而最后一个论点，却陡然变为东亚搞亚洲基金是好的，他可能善意地忘记了，恰恰东亚地区是持有庞大的、不断增长的国际储备之所在，而且正是这些持续的、大量的盈余，而非拉美式的赤字，才使得他所倡议的、竞争性多元主义的亚洲货币基金和亚洲固定汇率制被提上了理论和实践探讨的日程表中。纵观斯氏演讲全文，可以说，经济学的最大忌讳，就在于引出更难以解决的一大堆问题的设想，作为谴责现有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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