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喻#183;现实#183;意境#183;蕴涵——评威廉#183;戈尔丁小说的解读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讽喻论文,蕴涵论文,威廉论文,意境论文,戈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战后英国文坛，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是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离群索居、独树一帜，在创作中不断求新，却始终探索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究竟是什么？他的主要作品，如《蝇王》（Lord of the Flies,1954）、《继承者》（The Inheritors,1955）、《品彻·马丁》（Pincher Martin,1956）、《尖塔》（ TheSpire,1964）、《隐约可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1979）、 《旅程的仪式》（Rites of Passage,1980）等，以严肃、沉重，富于哲理著称，又总以文笔流畅、描写生动而赢得读者的好评和批评界的重视。《泰晤士报》在戈尔丁逝世时发表专文说：
威廉·戈尔丁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仅有的四位英格兰作家之一。有的人觉得这一大奖也可以授给格雷厄姆·格林、安东尼·鲍威尔或詹姆斯·汉利，但没有人怀疑他是诺贝尔奖的合适人选……他的作品中哪一本可以称作杰作，对此人们可以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没有人怀疑他确实写出了传世之作。（注：发表于1993年6月21日。）应该说， 这是对戈尔丁的持平之论。
然而，这不等于对戈尔丁的评价没有分歧。在《蝇王》走红之后，有的人往往只把他与《蝇王》联系在一起，似乎他不过是“一本书作家”，尽管他一生创作了十余部小说，仅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三四本颇有分量的作品问世。更有人认为《蝇王》“只不过是部儿童小说”而予以贬低，甚至指责它的情节纯属抄袭，或称戈尔丁是“单纯的英格兰现象”而“达不到诺贝尔奖的水平”。（注：前者见海外华人作家董鼎山1998 年5月《文汇报》“笔会”副刊上的评论。而早在戈尔丁获诺贝尔奖之初，评论家奥伯伦·沃即在《观察家》杂志上说戈尔丁“唯一的一本好小说”《蝇王》与一位不知名作家于1926年发表的作品《早晨的孩子们》惊人地雷同。甚至在决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瑞典评委中也有一位违反常规地公开对戈尔丁进行贬低。）
抛开单纯的无知不谈，人们对戈尔丁作品之所以产生误读、因而评价悬殊，重要的原因是戈尔丁经常使用讽喻（allegory）——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全部小说构成了一个关于西方文明、关于人性的多层多面、蕴涵无穷的现代讽喻。因此，解读戈尔丁的现代讽喻，弄清它和现实的联系，把握作品所创造的意境和蕴涵，就成为评价戈尔丁的关键所在了。
一 戈尔丁小说的解读——从《蝇王》谈起
问题还要从《蝇王》说起。因为不管人们对戈尔丁评价如何，《蝇王》无可争辩地是戈尔丁小说中最著名、最流行的一部。这本部头不大的处女作（如果不算他于1934年出版的、鲜为人知的诗集的话），至今已发行上千万册，译为近三十种文字，先后拍过两部电影，并在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被频频用作文学教材；也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成功，使得戈尔丁得以于1961年辞去中学教师的职务，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然而，《蝇王》最初的遭遇，却远远不是后来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尽管年过不惑的戈尔丁对他的第一部小说十分满意，原稿却屡屡被出版社退回，前后竟达二十一次之多！其中一家出版社的审稿人评论说：“毫无价值，十分乏味，无任何意义可言。”（注：转引自《泰晤士报》专文，1993年6月21日。）显然， 这位审稿人如同后来的某些评论家一样， 把《蝇王》看成是仿效《珊瑚岛》（ CoralIsland, R. M.Ballantine,1857 ）或《金银岛》（ Treasure
Island,R.L.Stevenson,1883）， 却缺少它们那种紧张情节和“优美情操”的又一本蹩脚的儿童小说“克隆”了。
应该承认：《蝇王》确实可以作为一本“儿童小说”来读。在这一层次，小说文字优美流畅，故事情节曲折跌宕，主要人物形象生动可信，使它成为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现代经典作品。但是，《蝇王》从其本质而言，并不是一本“儿童小说”；它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关于社会与人性的深刻讽喻。小说的背景是设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群十二岁以下的英国男孩从英国被遣散，但因飞机被击落掉在大洋中一个珊瑚岛上。岛上有充足的淡水和食物，没有猛兽和“生番”，一派伊甸园式的田园风光；孩子们在无拘无束的状况下开始模仿“议会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不久，权欲的争斗和责任与享受的矛盾使孩子们分裂，逐渐走向““极权式”的蛮荒状态，以至互相厮杀，焚毁小岛。善良的西蒙和智慧的皮基先后被杀，代表理性的拉尔夫在杰克极权统治下的孩子们追杀下落荒而逃——逃回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之中！这里，书名“ Lordof the Flies”本身就是个讽喻：它来自希伯来语Báal Zevuv，经过《圣经》译为希腊文Beelzebul， 意为“粪之主”或“苍蝇麇集的粪堆之主”，也就是邪恶的象征。在故事里，它表现为孩子们惧怕万分的“猛兽”（实为一具降落伞载来的空战阵亡者的尸体）和他们为了安抚它而树立的腐烂的猪头；实际上，它代表了孩子们心中，即人类本性中的邪恶。戈尔丁自己曾对《蝇王》美国版的出版社说明：这本书“力图从社会的缺陷出发探索人性的缺陷”。从这一层次说，《蝇王》是一个只有成年人才能真正读懂的，充满哲理思辩的现代讽喻。
二 戈尔丁现代讽喻的现实基础及其作品的文化意境
讽喻作为“一种表达隐含的道德意义的譬喻性叙述或描写”，“一种引伸的隐喻”，（注：见《牛津英国文学手册》（Oxford Companionto British Literature）1995年修订版。 ）可以说古已有之而中西通用。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它的“寓言”（fable）形式， 如《伊索寓言》或《中山狼》；而以超自然或想像的方式来表现时，则被称为“神话”（myth），如《希腊神话》或《夸父追日》。至于最纯粹意义上的讽喻，则可举出《镜花缘》和英国文学中一度成为必读道德手册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1678—1684）。 后者的每一个人物（如主人公“基督徒”）都象征某种伦理概念，而每一个情节（如进入“绝望之坑”）则代表了某种人生体验。难怪某些评论家要沿用这一传统，认定《蝇王》中拉尔夫代表正直、杰克代表权欲、皮基代表智慧、西蒙代表善良、罗杰代表邪恶……虽然这些说法不是毫无道理，但是它们忽视了戈尔丁现代讽喻与传统讽喻的重大区别，因而不能揭示《蝇王》丰富深刻的社会文化蕴涵，更难以解读戈尔丁“各不相同”的其它作品。
当然，戈尔丁从不拒绝使用某些适合的传统象征手法来使他的讽喻生动易解，如《蝇王》的名称、拉尔夫的海螺、皮基的眼镜等都有明显的喻意。但是，他的现代讽喻并不像传统讽喻那样是伦理、宗教或政治概念的抽象：他在创作中从不作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立足于他所体验的活生生的现实。《蝇王》这部小说尤其和他参加二战的体验和战后对冷战氛围的感受密不可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戈尔丁写道，
我曾相信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人是可以完善的……到了战后我不再相信了。我发现人可以对人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来……这些事并非出自新几内亚岛上猎头生番之手，也不是亚马逊河流域某个原始部落所为。这都是由那些受过教育的人，那些医生、律师们，那些有着文明传统的人极有技巧而又极为残酷地施予他们的同类身上的。……我必须说，任何人如果经历了这些岁月还居然不懂得人类制造邪恶正如蜜蜂酿制蜂蜜一样，那他必然是瞎子或疯子……我认定人类已经病入膏肓……我当时力所能及的事就是探索人的病态究竟和他陷于其间的国际灾难之间有何关系。（注：见戈尔丁随笔集《火烫的大门》（The Hot Gates,and OtherOccasi onal Pieces,1965）。）
戈尔丁的这种感受，表明了英国以至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传统的破产，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文坛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正如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布拉德伯里所叙：
西奥多·阿道诺警告说，“奥斯威辛之后不再有诗了。”……塞缪尔·贝克特说，“不再有可以彩绘的东西，也不再有彩绘的手段了。”……因此，当战后文艺终于开始时，文艺家们经常发现：语言、形态和文学人文主义都不足以对付已犯下的滔天罪行，不足以表达这些罪行引发的虚无主义和一片空渺的感觉……好像人性已自我背叛，人类的品格已经崩溃。（注：见马尔柯姆·布拉德伯里：《现代英国小说》（Malcolm Bradbury:The Modern British Novel,1993），第269页。）
这就是戈尔丁在《蝇王》和其他小说中描绘的特定社会、文化意境。《蝇王》中的孩子们所表现的正是这种特定社会、文化意境中的人性。不理解这一点，就不会懂得戈尔丁的现代讽喻。正如批评家伊恩·斯科特—基尔维特所说，
最初人们的迷惑不解大概是因为戈尔丁在战后作家中率先用寓言的形式来创作小说。这种特定的寓言中……渗入了时代的剧痛，渗入了对新近笼罩了核战争阴影的世界所怀有的种种恐惧。（注：见《英国作家评传》续一卷（British Writers,Supplement I）， 主编斯科特—基尔维特所写的前言，1987。）
戈尔丁自己诠解说，“《蝇王》的主题是悲痛，彻头彻尾的悲痛，悲痛、悲痛、悲痛。”（注：见戈尔丁随笔集《活动靶》（ A MovingTarget,1982）中的同名讲演，本刊已译载。 ）——说的正是这种“时代的剧痛”！
在反映这种“时代的剧痛”时，戈尔丁反复强调：“我不是个神学家或哲学家；我是个讲故事的人。”他还说：
我知道关于象征的事，却不知道自己有所知。根据我的理解，象征的涵义和效果都是无法描绘的，因为象征本身就是具有不可描绘的涵义和效果的东西。我从未听说过意义的多层性，但是我一直在体验这种多层次。（注：见戈尔丁随笔集《火烫的大门》，第74页。）
换言之，戈尔丁拒绝一切教条和抽象概念而只相信生动而矛盾的现实经历。在这点上，他曾作过一个相当形象而深刻的比方：
尽管我钦佩古希腊人，我却不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我是个古埃及人，有着他们那一切不讲理智、精神上实用主义和信仰上含混不清的特色。（注：《火烫的大门》，第81—82页。）
虽然这种只根据自己体会去描绘生活的创作态度有其明显的不足，它却说明了戈尔丁现代讽喻与传统讽喻的根本区别，说明人们不能沿用传统讽喻的手法如简单的“人性恶”论去解读戈尔丁作品中错综复杂的浑沌。
传统的讽喻、寓言、神话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生活的智慧，但它们往往采用简化、泛化、他化的手法来提炼生活哲理。戈尔丁则完全不同——对此，他用一个形象的比方来说明。他回忆说，多年前他用钻头在钢板上打眼时总把钻头伸得很长，结果毁了钻头。
如今我学聪明了，我只把钻头伸出一个尖……把钻头本身用夹盘的钢爪夹紧不放，用几百马力的力量将钻头指向钢板。这样我就成功了：我在钢板上钻出了一个赤热的洞……这是我所知的关于形象思维过程的最佳比喻。在这一过程中，有着同样执着的集中、同样的坚毅、同样看起来难以穿透的目标、同样坚持不放地将压力施于一点。（注：《火烫的大门》，第97页。）
换句话说，戈尔丁对待现实或经历，既不是全面铺开去描写，也不想浓缩提炼以警世，而是抓住自己体会最深之处，“毫不妥协地”挖掘下去——这就赋予他的作品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深度。这大概也是他在某些小说中把人物放在一个“微观世界”（如荒岛、航船、瀑布）的原因。仍以《蝇王》为例，戈尔丁把一批十二岁以下的英国男孩放到一个荒岛上，根据自己多年从教而取得的对这类孩子的了解，“毫不妥协地”揭示了他们身上蕴藏的人性的弱点。他还曾客观地分析自己的童年，承认自己也曾是个“欺软怕硬”的“小坏蛋”，“我喜欢伤害别人从中取乐。”（注：转引自1993年6月20日《纽约时报》专文， 署名布鲁斯·兰伯特。）显然，戈尔丁对当代西方文明中长大的孩子，早就丧失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天真”、“善良”的幻想。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十二岁以下儿童在独自生活的环境下整体来说并不会像《蝇王》中那样表现，戈尔丁在这部现代经典中所叙述的乃是一个特定社会和特定时代的现代讽喻，而他的创作方式和他对儿童的深刻理解无疑大大地增加了描述的可信性与生动性。
戈尔丁和传统讽喻作家的第三个重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袭旧套，永远求新。他在《活动靶》中生动、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写作生涯，指出他也长期“情不自禁”地模仿过著名的作家，以至陷于绝望，但是终于朝着“自己的领域前进了，并开始找到自己的声音，琢磨出自己的主题”。——这就是从不惑之年开始写《蝇王》。他并不拒绝传统的象征手法，但是他极少沿用传统的形象、象征或典故，而不断创造新的形象与象征并用可信的生活现实赋予它们深刻的多层次蕴涵。即使在他表面上沿用某种传统程式时，他实际上也输入了自己全新的蕴意、“颠覆”了这种程式。《蝇王》的结尾，初读之下往往会使人感到是个传统的“大团圆”或“解围之神”：（注：所谓“解围之神”（
deus exmachina）， 指西方古典戏剧中为了解决故事情节陷入的困境而从机关布景中放出一个“天神”，以其万能的法力或智慧“圆满地”提供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现在用来指文学创作中突如其来、牵强附会地解决情节或人物矛盾的办法。）主人公拉尔夫在杰克率领下的孩子放火烧岛、无情追杀下无路可走时，面前突然出现了身穿白色条纹制服、戴着闪光肩章的英国海军军官和他所属的“装备整齐的巡洋舰”——于是“大家”都得救了。其实，这一结尾书中早有铺垫，比较合乎情理。更重要的是：这一结尾对整个“寓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从战争浩劫中逃出的拉尔夫和孩子们并没能在“伊甸园”式的小岛建立世外桃源，却在烧毁小岛后逃回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固然杰克率领下的孩子们赤身露体，涂上了各种颜色，象征着人类似已返回蛮荒时代，但是前来拯救他们的着装笔挺、极其“文明”的军官（即戈尔丁所说的“那些有着文明传统的人”！）和“装备整齐的巡洋舰”不正在从事人类厮杀的更大规模的浩劫吗？正如戈尔丁后来在讨论《蝇王》主题时所指出：“那么谁会来拯救这些成年人和他们的巡洋舰呢？”（注：见《蝇王》（1962年纽约版），第180页。 ）读者顺此线索回溯故事（如天外飘来的战死者尸体给孩子们带来极大的恐惧，使他们开始祭祀“蝇王”），更可以悟解到：这群十二岁以下孩子们的“寓言”所讽喻的，正是成年人（当然也是特定社会和特定时代生活的成年人）给他们带来的邪恶，正是当代人类的悲剧！
戈尔丁说“我一直觉得一位作家所写的书应该尽量地各不相同”，不断创新。他的作品首先在主题和时代背景上“各不相同”：《蝇王》之后的《继承者》写的是远古人类的生存竞争，《品彻·马丁》描述了海难中落于荒礁上的水手的人生回忆，《尖塔》表现了中世纪大教堂教长的执迷追求，而《隐约可见的黑暗》和《旅程的仪式》则勾画出当代和19世纪英国社会的众生相。不仅如此，作者用以讽喻的手段和作为象征的形象也“各不相同”：《继承者》中是语言、概念和直觉、形象的对比，《品彻·马丁》使用了幻觉的转换，“尖塔”本身构成小说的中心象征，《隐约可见的黑暗》通过两次大火映亮了社会与人性的黑暗，而《旅程的仪式》则用一艘从伦敦远帆澳洲的航船具体而微地表现社会。
三 戈尔丁艺术手法的批判意义：反传统主题、人物的内在显示和叙述视角的转换
评论家公认，戈尔丁继承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优秀传统。例如《隐约可见的黑暗》中对伦敦大轰炸（第一章）和格林菲尔德小镇（第三章）的描写，确实使人感到了这种传统艺术的魅力。然而，戈尔丁小说还充满了对现实、对传统的批判精神——这才是他的艺术的精髓。甚至可以说，“反传统”正是戈尔丁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与“后现代主义”的杰出代表们本质相通之处。戈尔丁的“独树一帜”，并不是与英国文学的主要潮流全无关连，而是说他和它们既相通、又迥异的独特地位。下面试举戈尔丁小说艺术的几个特点予以说明。
首先是他在主题上的反传统，即反西方自由主义传统。
初读戈尔丁作品的人之所以容易误解其涵义，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小说是以“讽刺模仿”（parody）某一文本的形式出现，从而掩盖了它们的反传统主题。例如，作者在《蝇王》中确实故意引发读者对《珊瑚岛》的联想：他不仅描写一个类似的世外桃园式的珊瑚岛，也不仅给主人公取了相同的名字（拉尔夫和杰克），而且还在结尾中让那位前来救援的海军军官说：“我知道。表现挺不错。跟《珊瑚岛》一样。”然而，紧接下来却是这样一段描写：
拉尔夫呆呆地看着他（即海军军官）。一刹那，脑海中闪过一度散发独特魅力的海滩景色。但是，海岛已然全部烧焦、像块烂木头——西蒙已经死了——而杰克已经……眼泪不禁如雨水般流了下来，拉尔夫浑身因抽搐而颤抖不止。他第一次在这小岛上放声痛哭；巨大的、抖动不已的阵阵悲痛仿佛在猛力扭动他的整个身躯。他的哭声穿透了从小岛焚烧殆尽的废墟刮来的浓烟。在这种激情带动下，其他小男孩儿们也开始痛哭、抽搐。而在他们中间，浑身肮脏、头发纠结、鼻涕涟涟的拉尔夫为纯真的泯灭、人心的黑暗和真诚、智慧的朋友皮基坠落摔死而流泪不止。
这就明确地否定了《珊瑚岛》歌颂少年儿童纯真善良和文明人类高尚本性的自由主义传统观念，点出了《蝇王》讽喻人心黑暗、“彻头彻尾的悲痛”的主题——表面上的模仿或相似只不过使这种反差（注：《珊瑚岛》里的少年们独立建立起文明、友好的生活，而他们的敌人是后来出现的“食人生番”。但在《蝇王》中则根本没有“生番”或外敌，孩子们的敌人恰恰是他们心中“文明人类”的邪恶。至于戈尔丁有意识地与《珊瑚岛》之类作品划清界线，请参见《活动靶》一文。）更加鲜明而已。
这种反传统主题，可以说贯串于戈尔丁的主要作品中。其中，《继承者》所写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在欧洲发现的已灭绝的直立人种）和智人（Homo sapiens，即现代人的直系祖先）的习性和斗争，从史实上说，部分地根据了 H.G.威尔斯所写的《世界史纲》（ TheOutline of History,1920）。但《继承者》着重描写只会形象思维（think in pictures）的尼安德特人的纯真、善良，和他们被已有概念思维（think in concepts）、颇善心计、惯于食肉（以至吃人！）的人类祖先所灭绝并取代的悲剧，揭开了威尔斯为代表的传统自由派覆盖在“进化”过程上的浪漫面纱，显示其残酷的弱肉强食本质——《继承者》扉页上引用了《世界史纲》中对尼安德特人的负面描写和推论，恰恰成为莫大的讽刺。不仅如此，这一反传统主题由于作者一反一般科普作品“客观”描叙远古人类的写法，深入到人物内心世界去显示其心理而变得栩栩如生：他使用的模拟语言和新颖形象不但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十分可信，而且绘声绘色，极有特性。戈尔丁坦承《继承者》是他的作品中自己最喜爱的一部，不少人也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部，可能也和这种生动、内在的描述有关。正如作家后来在《品彻·马丁》中所说，“字词和声音有时会呈现形体而可以看见。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像鹅卵石一般作为坚硬耐久的事物存留下去。”
说到《品彻·马丁》，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英国文学中众多的海难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鲁宾逊飘流记》（1719）这部歌颂资本主义开拓精神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发轫之作。然而，戈尔丁笔下这位名字与“基督卫士”（Christ bearer ）谐义的克里斯多夫·马丁海上落难之后紧紧抓住一块礁石，在幻觉中回忆起自己充满欺诈、诱惑，甚至盗窃、谋杀的人生历程（他的外号Pincher原意就是“诈取者”、“勒索者”），最后走向幻灭。这时，
马丁看见上帝以他的肉身显现，两眼布满血丝，穿着水手的衣服……
“你是不是已经受够了，克里斯多夫？”
“受够了什么？”
“生存。抓住不放。”
原来，马丁抓住不放的荒礁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涵义的象征，而他在此时此地的幻觉幻灭，点出了精神死亡和肉体毁灭二重性主题（这也是该书于1957年再版时改称《克里斯多夫·马丁的两次死亡》的由来），正是对以鲁滨逊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开拓精神的否定。有的批评家将《品彻·马丁》与但丁的《神曲·炼狱篇》相比拟，至少在揭示人性的煎熬方面，是颇有道理的。
然而，最终揭示这种煎熬过程的幻灭本质的，还是《品彻·马丁》结尾时叙述视角的突然转换——由幻觉转向现实：
在赫布里底斯群岛上，一位名叫坎布里尔的先生请一位海军军官去验看一下马丁的尸体，看看还有没有存活的可能……军官回答道，“别为他费心了。你也见过尸体。他甚至来不及踢掉脚上的水手靴。”
读者明明记得：在小说的开端，马丁被海水冲上礁石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踢掉脚上的水手靴”，然后才在抓住礁石不放的苦苦挣扎中开始了似乎十分漫长的人生回忆——原来这一切都只不过是马丁临死前的幻觉而已，正如他为生存、为征服而经历的人生煎熬只不过是某种自我欺骗一般！这里，视角转换带来的“顿悟”，为通篇揭示的人物内心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可以说与《蝇王》的结尾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品彻·马丁》反的是自由资本主义传统，那么，《尖塔》则是反基督教传统而行之。小说主人公乔斯林是1330年前后英格兰一座大教堂的教长。他的七情六欲受到宗教的压抑而高度浓缩，驱使他执着地要为自己的教堂增添一座由于地基和结构原因而在工程上并不可行的尖塔——这不禁使读者联想到《旧约·创世纪》中遭到上帝谴责而归于失败的、表现人类狂妄的巴比伦通天塔！然而在这位教长心中，建造尖塔乃是上帝给他的使命。为此，他不惜任何代价：压制教众、欺诈姨母、纵容包工头罗杰和自己的教女古迪私通以拉拢罗杰（其实乔斯林也偷恋着古迪），甚至不追查工匠们杀害古迪之夫作为奠基牺牲一事。然而，这位满口上帝的教长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天使和魔鬼的交锋。他越做昧心事就越祈求天使的救助，越受到魔鬼的纠缠。在古迪因奸情败露而死于难产之后，乔斯林更为内疚，眼前不断出现古迪披头散发、满脸苍白的形象而终于一病不起——如戈尔丁在《活动靶》中所说，确实，“这本书写的是人为了建造尖塔而付出的代价。”随着尖塔的升高，它由于必须凑合大教堂地基和结构的不足而开始了它的倾斜，似乎以它的奇异形状象征了那一时代对人性（包括乔斯林自己）的扭曲，以至连主人公自己后来也不愿再去看它。然而，乔斯林临死前透过小屋窗户终于看见了业已完工的尖塔“犹如一条向上倾泻的瀑布”，“这实体是一个伸向无穷的事物，它散发出来的狂喜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拦的。”如同作者在《活动靶》中所评论的那样：“这景象终于使他（乔斯林）明白：原来自己以前全然不懂得（生活中的美）。”望着远处这座凝结了他平生心血与野心的尖塔，乔斯林喃喃地说出了最后的感触：“它是株苹果树啊。”这时，
亚当神父俯下身去，但什么也没听见。他见到死者嘴唇的最后颤动，似乎可以解释为“上帝！上帝！上帝”的呼唤。于是，他以自己拥有的慈悲之心，将主的名字加到了死者的嘴里。
这一结尾难道不是对乔斯林曾代表的一切，对以宗教来扭曲、窒息人性的文化的莫大讽刺吗？
四 戈尔丁小说的多层次蕴涵
戈尔丁的作品既然扎根于深沉复杂的现实，又极富有创新意识，就必然具有丰富的、多层次的蕴涵，而极易导致歧读和误解。
抛开纯粹的误解不谈，对戈尔丁的小说，人们往往可以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道德伦理、或基督教教义等角度来解读。在英美批评家中，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宗教的解读，这大概也是因为西方的伦理道德从来都是与基督教教义紧密相连的。伊恩·斯科特—基尔伏特认为，“贯串戈尔丁小说创作主体的主题乃是人的堕落。”（注：“Introduction”，British Writers,Supplement I（1987），p.xviii.）英国小说家、批评家E.M.福斯特也在他为《蝇王》美国版作序时评论道：“他（戈尔丁）相信人的堕落，也许还相信原罪论，”虽然他认为戈尔丁的宗教观并不纯粹是基督教的：“因为他从不提及赎罪者（基督）这一观念。”（注：Coward-McCann,“Introduction”，Lord of the Flies,（1962）.）美国评论家罗伯特·亚当斯则明确指出，“（戈尔丁的小说）在结构上和笔调上非常不同……它们都是些宗教讽喻；其中一再重现的主题就是人类生而有之的邪恶。”（注：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April 1,1984.）在这种评论的影响下，我国也有不少批评家认为戈尔丁的作品是“充满道德说教的寓言”，或将它们归结为对人性恶（甚至“原罪”）的揭露，或反过来批评戈尔丁与巴兰坦（《珊瑚岛》的作者）“殊途同归”，“都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这种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都忽视了他的作品的丰富蕴涵，低估了它们的文学和思想价值。
在这方面，虽然戈尔丁本人也说过“我想，我的小说里贯串着那种纯真已被玷污的感觉”，甚至“重要的事并不是人类存在，而是上帝存在”之类的话，（注：James Wood,“Religious Insights of a ManApart”,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Sept.29,1991.）但是，认真分析他的作品蕴涵，弄清其中的脉络，我们就可以看到：戈尔丁绝不是个宗教作家，他创作的冲动来自生活，而丰富、深沉、复杂的生活不断对他展示“令人惊讶不已的景象”。“人是什么，”他这样问道，“人在上天注视下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急切想了解的，而了解这些则是我可以容忍的——我这样说绝不轻松。”（注：Frank Kermode,“Cantles”,London Review of Books,June 17-30,1982.）为什么了解人（当然只能是特定社会和文化中的人）需要“容忍”，甚至“绝不轻松”呢？这是因为戈尔丁尽管如同托尔斯泰或牛顿一样，一度非常想用基督教教义去解释生活，摆脱迷惘，他却不能不看到、不能不反映生活向他展示的与教义格格不入的“令人惊讶不已的景象”。这就导致他的创作在主题上的反传统，产生了他“一直在体验”的意义的多层性。这也说明为什么在《蝇王》中代表“人性黑暗”的，竟是孩子们当中受教会影响最深的教堂唱诗班（杰克及其紧密追随者），为什么《旅程的仪式》中的牧师会由于自己的虔诚、执着而毁灭，为什么《尖塔》表现的竟是大教堂教长的伪善、狂妄和执迷不悟。而在本刊同期发表的短篇小说《蒲金荷恩小姐》中，戈尔丁又以入木三分的笔触，勾勒了宗教狂热对人性的扭曲——两个就其本性来说，都是善良正直的人，因此而不自觉地、不由自主地走向相互毁灭。难怪作家在迷惘中坦承自己像古埃及人那样“不讲理智，精神上实用主义，信仰上含混不清”了。可见，他在创作中从不追求任何教条式的解决，而将一幅幅生动、深沉的生活画面提供给读者自己去琢磨，去解读。从《继承者》和《脚步蹬蹬》（“ Clonk,Clonk”，中篇，收于中篇集《蝎神》）中的远古人类， 到古埃及人（《蝎神》， The Scorpion God,1971 ）、 古希腊人（《双舌头》，The Double Tongue,1995）、古罗马人（中篇《特别使节》“ EnvoyExtraordinary”，初次发表于1956年，后收于《蝎神》）， 经中世纪（《尖塔》）、19世纪（《旅程的仪式》及其后两部海上小说），到现代英国——他的全部创作描绘了一幅关于西方文明及其源头，尤其是关于当代英国文化的宏大、生动、复杂的彩画长卷。他笔下的人性就是这幅画卷中的具体人性。正因如此，瑞典文学院在授予诺贝尔奖时特别指出，“他的小说……以现实主义叙述艺术的清晰明快和神话的普遍意义，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后期创作并分别获得两项英国文学大奖的小说《隐约可见的黑暗》和《旅程的仪式》。（注：《隐约可见的黑暗》获“詹姆斯纪念奖”（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旅程的仪式》获“布克奖”。）这两部格调迥异的力作，在戈尔丁写完《尖塔》后几乎沉默了十五年（注：其间，戈尔丁发表了随笔集《火烫的大门》（1965）、小说《金字塔》（1967）和中篇集《蝎神》，但均非他的主要作品。）才问世，标志着他对人生的理解达到了新的深度和广度——正是在这之后的198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隐约可见的黑暗》是本充满象征、调子低沉，最容易使人产生宗教联想，又以惊险情节贯彻始终的小说。在这幅当代社会风俗画里有两条开始平行、最后交织的线条。男主人公马蒂是在1940年德机轰炸伦敦的大火中幸存的孤儿，可以说是邪恶人性的牺牲品。他因严重烧伤而异常丑陋并难以正常思维，却本能地渴望爱、喜爱美、追求真与善，甚至对于人们的恶行也每每给予善意的解释。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却从来都因为面目烧伤而引起别人的嫌恶。自惭形秽的马蒂尽量躲开人群，独自苦苦思索：“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活着为了什么？”他唯一的寄托就是《圣经》。从1965年起，马蒂开始产生幻觉，见到两个“长老”的幻影，于是开始记日记“证明我没有疯”。后来他前往澳洲追求归宿，吃遍千辛万苦，在沙漠中遭到土人的攻击，断了性的烦恼，终又回到英国。小说的女主人公苏菲漂亮、聪明，出生于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但父母离异、父女隔阂，总有一种躁动。和马蒂相反，苏菲总是透过事物表象看到虚伪和邪恶。为了追求刺激，她到商店行窃，投入“性的解放”，尝试一件又一件骇世惊俗的冒险——这活生生是60年代到70年代西方文化动荡的缩影。最后，两条线汇合：苏菲策划绑架一名富家孩子，马蒂则为了救援孩子在大火中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时，苏菲还在想象中一刀一刀地捅那个孩子的心脏。小说始终笼罩着沉重而不祥的气氛：出自弥尔顿长诗《失乐园》的深沉书名，（注：《失乐园》第 1卷第1章描写了撒旦被囚的地牢：
A dungeon horrible,on all sidesround
As one great furnace flam'd;yet from those flames
No light,but rather darkness visible
Serv'd only to discover sights of woe,
Regions of sorrow,doleful shades,where peace
And rest can never dwell,hope never comes
That comes to all.）书前引自维吉尔史诗《埃涅伊特》卷六开篇描写地狱之前的呼唤“但愿我说出我听到的一切是合乎天律的”，书中苏菲和她父亲的对话：“你，妈妈，托妮，我——咱们都不像以前人们那样了。这是整体瓦解过程中的一部分。”——“衰败。”（注：原文为 entropy（退降），指宇宙中能量与物质降至惰性均匀的极限状态；这里指整个文明的衰败。）读者合上小说时，不禁得出结论：地狱中“隐约可见的黑暗”原来正是作者所熟稔的当代西方文明！
乍看起来，《旅程的仪式》与《隐约可见的黑暗》截然不同：前者叙述1813—1814年间从伦敦到澳洲的一次旅程，后者写的是1940—1978年的英国社会；前者虽不乏人生讽喻却颇为含蓄，后者直刺“隐约可见的黑暗”而颇有惊险幻异之笔；前者结构严谨，手法老到，后者奔放无羁，枝蔓丛生；前者的故事发生在古老的航船上，四周一片汪洋，后者描写当前的社会，从火里来，到火里去。
然而，如同《隐约可见的黑暗》一样，《旅程的仪式》也是一幅关于英国社会，以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多层次现代风俗画。 “旅程”（passage）本身即具有多层次的涵义：它不仅指航船从北半球的伦敦远帆南半球的澳洲（中间还有穿过赤道时的“仪式”）；指旅客们迁徙异国，改变生活道路的人生旅程——令人联想到E.M.福斯特的名著《印度之旅》；它还指主人公贵族青年塔尔博特从对人生的无知到有所了解、有所醒悟的成长经历；更指另一主人公、出身微贱的牧师考利从浪漫幻想到幻灭自毁的苦难历程。故事是从塔尔博特为其教父所写的日记展开的。这个年轻人出身世家，凭借教父的地位和影响，远航澳洲去做官。他上船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使矜持专横的安德逊船长承认他的特权地位。船长实际上是个心理扭曲的人：他是一位贵族老爷及其情妇的私生子，母亲被迫嫁给教士，他便成为教士的儿子、一个在等级森严的英国社会中不上不下的“悬空人物”，从此极其鄙视和憎恨一切教士。考利与此二人不同，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青年牧师。他既有此类向上爬人物对权势、出身的膜拜和对自己已取得的地位的自豪和认真，又带有夹杂着名利追求的浪漫和执着：他为“传道”远航澳洲，旅途上还念念不忘“宣扬教义”，为此努力打破船上的等级界限，去拯救统舱里下层人民和艏楼中普通水手的灵魂。结果，他受尽凌辱，终于被拖“下水”，羞愧而死。随着叙述视角从塔尔博特的日记转向考利给姐姐写的长信，最后又闪回塔尔博特，两位主人公和其他人物的处境和内心不断展现、加深。塔尔博特读了考利未完成的信后深感内疚，终于在弄清真相后在日记结尾写道：
由于睡眠不足并了解过多，我想，我变得有些狂躁了，正如所有海上生活的人都会因为相互靠近、过于接近天底下发生的一切丑恶而变得狂躁一样。
读了这一番话，读者恍然大悟：原来这条由退役军舰改装的老船竟是英国以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缩影！
归根结蒂，只有理解戈尔丁作品中深刻、丰富的蕴涵，才能真正懂得这位“独树一帜”、却属于全世界的英格兰作家。
戈尔丁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