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打工城市吗——家庭、户籍与人力资本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户籍论文,人力资本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多年来，源源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他们的最终去向也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和探讨的核心课题。在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后，这一问题的研究变得更紧迫。与老一代农民工“求生存、回农村”的打工轨迹不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带有强烈的“求发展、留城市”的目的(王春光，2001)。但是，他们与当地居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知识背景、行为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使他们始终被屏蔽于城市生活之外。这种矛盾能否顺利化解，不仅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发展，而且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打工城市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一下，“城市”不等同于打工城市，前者泛指所有城市，既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打工所在城市，也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工作和生活过的其他城市，后者是特指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所在的城市。从大量的研究文献看，没有将城市和“打工城市”进行区分。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城市”，但他们是否愿意留在打工城市及这一意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很少有学者进行针对性研究。之所以没有进行区分，一种情形可能是，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是以打工城市来代替城市，区分与不区分没有什么意义；另一种情形可能是，研究对象就是城市，不需要把打工城市从城市中剥离出来进行单独分析。但笔者不这样以为，从研究的角度看，第一种情形显然是不严谨的，因为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新生代农民工是以打工城市来代替城市；第二种情形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打工城市与非打工城市显然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目标过于笼统容易过滤掉一些有用甚至是重要的信息。基于此，笔者选择以打工城市为目标重新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揭示和提炼能够反映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趋势的基本规律，对该问题的了解将有助于在微观层面把握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的想法和行为。此外，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愿不愿意留在一个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更容易合理控制变量。
二、文献综述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样本量共有102598人，其中16～30岁的新生代占47.0%。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增长很快，他们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段成荣等，2011)。从长期发展来看，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将留在城市，转换为城市人口。新生代农民工在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过程中，做了很多努力，但依然遭遇了诸多问题，如社会认同呈“内卷化”趋势，融入城市面临障碍，这可能导致他们的边缘化(刘传江，2010)；由于就业、职业福利、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安全保障等方面机会的不平等，使他们“落地未生根”(许传新，2007)。这些问题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状态，对社会的安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迅速、平稳地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大量学者想要尝试回答的问题。实际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层次给出了诸多措施。而很多措施在提出之前，就已经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城市。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城市吗？一种观点是，留在城市并非多数农民工的意愿。根据朱宇(2004)2002年在福州、泉州、厦门、漳州和晋江五地的调查，只有24%的被调查农民工愿意全家迁移到城市。侯红娅等(2004)2003年在全国25个省份完成的调查表明，愿意“放弃土地和农业劳动，进入城市居住并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只占被调查者的45.99%。另一种观点是，留在城市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根据刘传江(2010)2008年在中部城市武汉的调查，在回答“您是否愿意成为城市居民”的问题时，有58%的新生代农民工回答愿意，比第一代农民工高5个百分点。夏显力等(2011)2010年在西部地区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区)完成的调查显示，愿意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8.73%，不愿意市民化的人数只占31.27%。张建丽等(2011)在东部城市大连市内四区和金州区的调查同样显示，定居城市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其中15.2%的人非常想定居城市，45.8%的人想定居城市。上述两种观点之所以存在矛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样本年龄和空间范围及样本量存在较大差异。从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来看，尽管缺乏全国性的样本，但结合东、中、西部的研究来看，结论还是比较明显：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城市。
那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关于城乡流动人口的研究有多种理论，如人力资本理论(S.Narasimhan，1995)、二元经济理论、同化理论(Alejandro Portes等，1989)等，但对中国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研究最有影响的是“推拉理论”。其基本理解是，在城市和农村都存在“推动”人口流动的因素，也存在“拉动”人口流动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取决于两地推力和拉力的大小。其中，户籍制度是进入城市时农民工感到城市某种“推力”以及退出时感到农村某种“拉力”之根源所在，是中国式“推拉”分析中的核心因素(郭星华等，2011)。它不仅对推拉发生一般的影响，而且还使推拉失去效力(李强，2003)。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等特征在内的人力资本条件也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一些关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验证了这一理论(钱文荣等，2007)。此外，还有一些经验研究提出，城乡经济效益差异、城市就业与生活环境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有不同程度的作用。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至少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没有工作过的城市和打工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可以肯定，将两者区分开，单独研究留在打工城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更容易控制变量，结论也更可信。第二，如果在控制了一些表征户籍和人力资本的传统特征后，仍然有一些与传统特征无关的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那么，可以确认，认真审视这些与传统特征无关的因素，这对于未来完善城市化发展战略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数据来源与理论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收集的2011年新生代流动人口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这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一个子样本。本次调查涵盖了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太原市，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北省武汉市、十堰市、襄阳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等12省份20个城市。调查对象是在打工城市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打工城市户口、16～31周岁的流动人口，在市区流管办系统、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的帮助下采取入户调查方式。
此次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19126份，剔除不是农民工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调查问卷，还有16010份问卷，其中各项数据信息完整的有8959份。8959名新生代农民工中，按文化程度分类，小学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中专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分别占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7.46%、56.48%、18.92%、9.27%和7.86%。从流动经历来看，本次流动不是第一次外出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占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34.25%，按从事工作的行业分，制造业占44.39%，采掘业占0.53%，农林牧渔业占0.76%，建筑业占7.60%，电煤水生产供应业占0.42%，批发零售业占11.48%，住宿餐饮业占13.30%，社会服务业占9.16%，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占0.84%，交通运输、仓储、通信业占2.58%，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占0.68%，教育、文化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占0.42%，科研和技术服务业占1.33%，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业占0.15%，其他占6.35%；按主要职业划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0.15%，专业技术人员占9.05%，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2.51%，商业、服务业人员占14.49%，经商占5.97%，商贩占1.94%，餐饮占11.48%，家政占0.34%，保洁占0.08%，保安占0.76%，装修占2.36%，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占0.84%，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10.19%，生产占28.21%，运输占2.02%，建筑占4.94%，无固定职业占1.29%，其他不便分类的从业人员占3.38%。把新生代农民工按年收入由低到高划分为5个档次，最低的1/5分布在10000元以下，次之的1/5分布在10000～18000元之间，中间的1/5分布在18000～24000元之间，次高的1/5分布在24000～30000元之间，最高的1/5分布在30000元以上。
在本文的研究中，模型的因变量是留在打工城市意愿哑变量。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打工城市，那么，将其定义为1；如果不愿意，则定义为0。根据这样的定义，采用了二元Logit模型(Binary Logit Model)。在模型的解释变量中，控制了一些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其中主要包括了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可能与个人过去的经历和表现有关，在模型中控制了流动城市数、农业生产、生活时间这3个变量。为了反映“恋土情结”和“恋乡情结”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还有无影响，也控制了土地面积和老家，分别用家庭土地面积和是否回过老家来度量。此外，还控制了土地征用这个变量。结果见方程(1)。作为户籍因素的重点，在方程(2)中控制了就业、医疗保障、子女教育3种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分别用对现有工作的满意度、是否全部自己支付医药费、对子女教育的期望来度量，简单的相关分析表明，隐性户籍的确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有影响(见表2)。家庭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物质层次的房屋，一个是精神层次的家庭。在方程(3)中控制了家庭的两个层次，分别用城市住房来源和身边家庭成员来度量。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户籍与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一直奉行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虽然它存在的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迁，其原有的抑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功能在逐步弱化，但因为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农民换户口成为城市人的积极性依然高涨。由此可以推知，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越强烈，其转为非农业户口的要求就越迫切。但调查结果与这个推论好像不一致。在回答“您想把户口转到哪里？”的问题时，不想转户口的新生代农民工竟然高达62.2%，大大超出了预期。既然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转户口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愿意的比例，那么，是不是留在打工城市意愿的比例也呈现一样的态势。可是，结果很意外。回答愿意留在打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6.9%，是不愿意留在打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两倍多。结合上述两个调查结果，问题的最终结论是，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打工城市，但不想转户口。那么，原因是什么？在进一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转户口的原因时找到了答案，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主要集中在两个选项上，一个是户口作用不大，一个是想保留土地，分别占44.5%和28.8%。另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手续繁琐、没有资格和计划生育政策。可见，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转户口对留在打工城市没有作用，反而可能因此而失去土地。似乎户籍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只是一纸没有什么作用的户口。真的是这样吗？
关于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刘传江等(2009)提出了双重“户籍墙”的概念，即“显性户籍墙”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约作用在逐步减弱，已不再是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障碍，而“隐性户籍墙”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受这一概念的启发，笔者调整思路，从“隐性户口”的角度重新考量户籍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的影响。“隐性户口”是指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关于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各种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从就业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和城镇户口职工在工资和福利待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由“隐性户口”造成的。例如，不少大城市的劳动部门对于外来人口的职业、行业都有严格限制。尽管许多城镇没有这样的规定，但一般而言，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被限定在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工资和福利待遇低的就业领域。由此可能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的不满。而他们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又与他们留在打工城市意愿呈正比例关系，即对工作越满意越倾向于留在打工城市，反之，对工作满意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离开打工城市。表2反映了这种正相关关系。可见，“隐性户口”借助于就业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产生影响。从子女教育来看，有了城镇户口，最现实的好处是，不需要交借读费或赞助费，而且城市拥有的教育资源要比农村丰富得多，这些都与户籍紧密相连。留在城市，让子女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对子女的发展大有裨益。因此，对子女教育期望越高，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越强。虽然相关系数不是太高，但正相关的关系很明显(见表2)。对于医疗保障与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关系，以往的数据不多。中国有以下4种覆盖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制度，分别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率相差较大。由于缴费较高和职业限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多；因为财政负担较重，绝大部分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将外地户籍人口排除在制度外；参加农民工保险新生代农民工相对比较多，但与城镇居民享受的医疗福利相比，依然存在诸多差异，如以北京、重庆等城市为典型的大病医疗保险计划只报销大病费用的一定比例，以上海、成都为典型的综合保险制度待遇相对于基本医疗保险较低。一般认为，可以在打工城市报销部分医药费的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当地的意愿应该会更强烈，因为他们享受到了城市公共服务的好处。但事实恰恰相反，表2反映了这种负相关关系。可以在打工城市报销部分医药费的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当地的意愿反而更弱，因为他们真切感受到了户口带来的不公平——缴费负担重，报销比例低。不平等的待遇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表3基本模型结果与上述分析的结论一致，即户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非常显著的因素。
可见，只是因为户籍隐身于显性户口后，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进行明确识别，造成了“户口对留在打工城市没有作用”的假象。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些农村工业比较发达，也有大量外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些地方，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本地户口还是外地户口。同城乡户口的差别一样，本地户口与外地户口的差别使来此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无法获得与当地人一样的待遇。因此，户籍同样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当地的意愿。
五、家庭、人力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
首先来看笔者最关注的有关家庭的变量。自有住房系数显著为正，单位提供住房系数显著为负，而且自有住房的系数远高于其他变量系数，说明在打工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明显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住房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之一。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新生代农民工才能找工作、求发展。但愿不愿意留在打工城市，重要的不是有没有住的地方，而是能否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房，彻底摆脱漂泊白感。调查中的一个题目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这一结论。农村老家有房且愿意留在打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只有60%左右，而老家没有房子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打工城市的比例接近80%，这说明房子的确是新生代农民工决定去留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精神层面的家庭来看，身边家庭成员人数系数显著为正。可见，身边家庭成员人数越多，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越强烈。家庭在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他们遇到失业、疾病、感情等问题时的坚实后盾。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追随父母的脚步进入城市，父母就在身边；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和配偶一起在打工城市；还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将子女也带在了身边。迁入到城市的家庭成员越多，家庭的感觉越浓厚，新生代农民工与老家的联系就可能越少，逐渐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城市，进而强化了其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另外，户籍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非常显著的因素，与之前单独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加入家庭变量前后，对现有工作的满意度和对子女教育的期望的系数均有下降，这说明户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的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家庭来发生的。
上述分析可以说明，以家庭和户籍为代表的非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的。在它们的影响下，打工城市逐渐转化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居留目的地。当然，并不是说人力资本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就不重要了，事实上，教育、健康状况和经验也能够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打工城市的概率。作为典型的人力资本要素，受教育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健康状况的系数显著为负。受教育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具有较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更容易融入城市和被城市接纳。健康状况良好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能够减少在城市中较昂贵的医疗费用，另一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留在打工城市。农业生产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农业生产技能，基本不认同自己是农民，留在城市的意愿要超过从事过农业生产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时间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时间是很好的润滑剂和融合剂，在打工城市生活的时间越长，当地的生活习惯、工作节奏、价值观念对可塑性较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影响越大。他们很难再适应在家乡生活，倾向于留在打工城市。流动城市数的系数显著为负。新生代农民工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可能是因为上一个城市工作待遇低、生活品质差，在这个城市有所改善，因此留下来的意愿较强烈。
其他一些变量的系数也非常有趣。有过回老家经历的确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有阻碍，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处于较底层，很难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同和尊重，而回到农村则完全不一样，不会被人瞧不起，甚至可能赢得更多的尊重，这种心理差异使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到农村，而不愿意留在城市。相对于土地没有被征用过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家里土地被征用过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留在打工城市。土地被征用的经历让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土地价值有了增值预期，为了土地他们不愿意留在城市。可见，土地对家里土地被征用过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有拉力，只是土地从“保障”功能变为“增值”功能。土地面积的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这让一度怀疑变量选择的合理性。在仔细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是保障”这一观念的看法后，认同的只占46.0%，不认同的占35.2%，说不好的占18.8%，这说明“土地是保障”的观念在新生代农民工心中已经不像在老一代农民工心中那样根深蒂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情结”正在渐渐褪去，土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拉力已经不再明显。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人力资本的因素(如教育、健康等)和户籍因素后，家庭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的因素。在考虑到家庭的两个层次后，本文利用城市住房来源表示物质层次的家庭，利用身边家庭成员数表示精神层次的家庭，得到的结果是，物质层次的家庭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影响更大。笔者也对土地面积和土地征用分别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土地面积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的拉力作用减退，但对于土地被征用过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土地的拉力作用依然还非常明显。流动城市数和回老家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意愿的影响显著，这显示出，在人口流动过程中，一些有关流动经历的因素正在对居留意愿发挥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中国如果要健康有序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让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迁到城市居住，就需要在基本生存需求上满足他们，实施“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事实上，户籍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障碍，很多学者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笔者再次呼吁，只有彻底打破隐性户籍制度障碍，让进入到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福利待遇，农民工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此外，还要警惕土地利用低效化和伪农民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为了享有土地“增值作用”而将其保留，但是近5%的家庭土地无人耕种，尽管有58.2%的家庭土地自家人耕种，但在家里种地的往往都是老人。甚至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完全生活在城市，完全可以转移户口，但为了拥有土地，依然保留农民身份。如果能够打破由非市场力量导致的农村土地流转障碍，便可以控制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使土地不再成为阻碍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