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国际化趋势的思考——浅析文化国际化趋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趋势论文,文化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的年代，国际化成为一股强大的浪潮，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相适应，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通讯工具日益现代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得以增强，文化国际化趋势也应运而生。那么，文化国际化趋势产生的具体条件是什么？这一进程有何表现？它如何影响着各主权国家的关系？它对良性互动的国际关系有利、有弊、抑或利弊兼有呢？笔者从这些问题出发，试图对这一趋势作初步思考与探讨。
一
文化国际化趋势的产生是由文化本身性质决定的。
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 15世纪以后逐渐引伸使用。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目前尚无统一定义。在近代，给文化下明确定义的应首推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泰勒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后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1952 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分析考察了100多种文化定义， 将其综合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09页。）这一定义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接受。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们所讲的文化，从广义上说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的文化仅指观念形态。尽管这些定义各异，但它们所包含的文化的性质是共同的。就文化本身的性质而言，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作为社会现象，文化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在个人、群体、民族、国家的交往过程中，不同文化特质必定会相互作用，相互交融，因此，文化国际化具有一种内在必然性。而作为历史现象，文化不是静态的、停滞的，它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由古至今交往的足迹，不断丰富与完善，不断借鉴吸收异质文化中的优势，抛弃自身的弊端。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正是文化趋于国际化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自身所固有的性质，是文化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交通、通讯等的发展为文化国际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手段。
从历史上看，自地理大发现伊始，交通运输手段日益发达，地理距离成倍缩小，国与国之间的往来交流时间日益缩短，这无形中为彼此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到了近代，通讯手段又飞速发展，电报、电话、电视、光纤电缆、通讯卫星的发明更大大缩小了彼此间的空间距离，使信息交流与传递完成于瞬息之间。借助于这些媒体与工具，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广泛与深入。各国家之间相互了解彼此的文化传统与现状，接触彼此价值观念与信仰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些先进交通通讯设施的发明与改进为文化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可以说是文化国际化的“催化剂”。
就各国的主观因素而言，对文化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促使各国开展文化交流，从而为文化国际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从国际大背景看，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所处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因素逐渐让位于非军事因素，为文化因素地位的上升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文化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敏感性大大增强。其次，从国家内部变化来看，国民思想观念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过渡，公众关注焦点已逐渐由强调物质安全到强调自我实现，参政要求日益增强， 从而导致国家决策“大众化”趋势。 （注：Ronald Inglehart:《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P.310—311.）公众的信仰、价值观、个人偏好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影响着国家的决策与行为，成为决策者不可忽视的因素。再次，从相反角度来看。国际冲突中往往隐含着文化差异的背景因素，达成文化上的共识已成为稳定世界局势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这一点，许多政治家、理论家早有认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反复强调，“只有达到心理上的认同，国家才会稳定”，罗斯福也在外交中试图构建一种心理纽带，与丘吉尔、斯大林等国家元首以朋友身份友好相处以达到彼此的信任，从而减少相互猜忌、敌对，巩固统一战线。（注：Jongsuk Chay.ed,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0),8,Culture in U.S.Foreign Policy since 1990,Frank Ninkovich.p.103—117.）正是基于对文化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各国普遍采取了促进文化交流的措施，在文化国际化进程中，发展、推广本国文化，从而成为文化国际化的强大推动力。
二
在文化国际化进程中，呈现出两种表现形态。文化作为国际交往的对象，表现为文化融合。文化融合为良性互动国际关系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背景与土壤。
所谓文化融合，就是在文化的国际交往过程中，通过对彼此文化的借鉴与吸收，不断丰富、发展本国文化的行为过程。“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663—664页。）可见，文化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是对政治，二是对经济。本文中，笔者仅初步探讨文化融合对政治，主要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首先，文化融合有利于促进区域性组织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周恩来总理早在1956年就说过，“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文化上的相互接近，更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与信任。与文化迥异的国家相比，具有类似背景的国家更容易形成联合体。在现实世界中，文化上较为接近的若干国家形成的区域性组织，如东盟、欧盟一体化进程相对较为迅速，且国家之间的关系亦相对稳定。文化融合的过程，正是通过后天的文化交流，使国与国之间具有更广泛认同基础的过程，这一过程为区域性组织的形成提供了一条无形的纽带。而在区域性组织一体化进程中，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往往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各国会小心谨慎地维护彼此关系，更容易保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其次，文化交流与融合可先于国家交往，改善国际关系状况，加强主权国家的合作，为发展国际关系起到“先锋”与“桥梁”作用。这一点可以在中美改善两国关系之初的实践中得到良好的佐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美国采取极端敌视态度，不承认新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新局面，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进行友好访问，从而在松动中美关系方面以民间往来的形式走出了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直至尼克松总统访华。在这里，民间交往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近年来，各国政府鉴于对文化重要性认识的提高，普遍采取了扶持文化事业、支持文化国际交流的政策。例如，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为了推进日本文化艺术的交流与繁荣，自1996年以来先后制定、修改了扶持文化艺术的政策。《特殊21计划》就是日本文化厅为适应面向21世纪的新文化立国战略制定的旨在扶持艺术创作活动的计划，其中便把“推动国际艺术交流事业”作为所要开展的四项事业之一。（注：赵平：《日本政府扶植文化艺术事业的新趋势》，《中国文化报》，1998年3月3日。）在客观上，国际文化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但我们应当看到，各国政府在力促这一活动的过程中，都有本国的战略考虑，不可能只单纯为了“交流而交流”。国家采取积极态度与措施的目的之一，是将其作为“先锋”与“桥梁”而用其改善国际关系状况或加强主权国家的合作。
再次，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借鉴吸收会促进彼此间的经济交往，进而为发展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起到积极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当中，作为对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会反作用于政治、经济；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又具有反作用。因此，三者可以形成三边互动关系，互相发生作用与影响。
可见，研究文化（文化交流）对政治的影响，除看到其直接作用的一面，还应看到它通过经济间接发生作用的一面。在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用他族观点了解他族文化，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去了解。了解并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土人情，在具体经济活动中才能够有的放矢。比如：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应考虑贸易方具体文化背景，以此判断与其进行何种贸易往来，在彼此交往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诸如风俗习惯与禁忌一类。只有这样，文化交流对经济交流的积极作用才会显现。文化正是适应了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并以其特殊的交往功能积极影响着经济国际化的拓展。而作为政治的基础，直接与国家利益挂钩的经济关系更能成为联结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强大纽带。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为政治关系的相对稳定提供了基石。
文化作为国际交往的手段，在国际化进程中，表现为文化渗透（或文化侵入），这是文化国际化的第二种表现形态。文化渗透不利于良性国际关系局面的形成。
所谓“文化渗透”，指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运用文化强势向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入，以达到将其同化目的的一种国际行为。文化渗透构成当前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虽然只是最近才把文化交流提到重要地位之上，但国际文化交流历来就是各国实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四大手段之一（其余为政治外交手段、经济手段、军事手段）。周恩来总理也曾形象地称对外文化交流为中国外交工作两翼中的一翼。但一些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与进行平等文化交流相悖，为了本国的利益和目标，不惜花大力量采取各种形式利用文化交流手段推行本国的战略和政策，向世界输出它们的文化。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民族，在大量的外来文化熏陶下，极易发生文化偏转与变异，成为其文化的附庸。在这里，文化上的不平等正是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反映在政治上，必然也会使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由于没有一个平等的基础，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国际关系也只能是倾斜的、不平衡的。
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趋于全方位国际化的世界，国家的安全目标已不再可能完全依靠军事力量来实现，大国传统的权力手段可能已经不再奏效，于是它们开始转而采取更为行之有效的方式。美国著名的富布赖特基金创始人富布赖特曾在《外交政策的第四方面》中说：“当今世界外交政策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和外交活动，我们必须向其他国家传播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影响下一代，对世界格局产生的作用要远远胜过军事和外交上的作用。 ”（注：Mitchell, J. M. InternationalCulture Relations(1986),P.1—2.） 美国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国务卿首席助理菲利普·赫库姆克斯也讲：“除了政治、经济、军事问题之外，教育和文化事务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第四个，也是最人道的部分。”（注：《国际文化关系》路易·多洛著，孙恒译，译自法国《我知道》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第一版，第27页。）基于这些认识，美国十分注意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力图在这一过程中实施文化渗透，迫使别国接受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为控制整个世界积聚“软权力”。这一表现的实质是一种文化霸权，是在进行“和平演变”，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强权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尽管在文化国际化进程中，这一表现不是主要的，但各国仍应对这种“文化扩张主义”的潜在威胁引起警惕。
三
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的考虑，无论文化国际化表现为文化融合抑或是文化渗透，各种不同特质的文化都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接触、吸收、渗透与融合。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文化国际化趋势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人类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文化倾向性的共识与认可。这一认同，并不意味着各种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形成的，受各异的背景因素制约与影响。期待各国形成完全同一的文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也是毫无意义的。“认同”只意味着各国会超越各自的地域、民族、国家及政治制度的局限，形成更多的共识。如随着人类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关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问题，诸如贫富差距、人口剧增、生态环境恶化、种族宗教冲突频繁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当前，各国都已普遍认识到这些全球性问题的严重性，决心共同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这本身就是在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特色与历史传统前提下的一种人类认同。这一认同的出现，将有助于全球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助于全球形成“和平与发展”的良好局面。
当然，文化绝不是导致国际关系聚合与冲突的根源，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国家利益。因此，我们不能将文化的作用盲目夸大。但作为国际交往的背景材料，文化或文化交流的确可以起到“粘合剂”与“催化剂”的作用，可以推动良性国际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关系的亲疏冷暖。在文化国际化的趋势下，其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利弊兼有的。我们既不能只看到其消极影响而固步自封，那样只能导致闭塞与落后；也不能只看到其积极一面而盲目吸收与借鉴，那样只能被同化，丧失本民族文化特质，甚至失去本民族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各国在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促进文化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应保持冷静与高度警惕，取精弃糟，既不丧失本民族文化特色又不断使本民族文化得以丰富与发展，从而不断促使良性国际关系的形成。
从历史长河来看，“人类文化认同”是文化国际化的一个极其美好的前景，达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极其漫长与坎坷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