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政策思想：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研究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应论文,中国论文,研究领域论文,思想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采取了许多发展科技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有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的遭致了不小的失败，有的甚至为长期制约科技发展的因素。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回溯这一艰苦探索的过程，就会发现，中国的科技政策经历了雏形、形成、偏向、调整、逆转、复位、整合和创新几个阶段。对于这一过程，到目前为止，与此有关的研究多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效果分析维度：即对科技政策的效果的分析和评价， 比如通过对科技投入与经济效益之间的比值的高低，科学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资源的利用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去评价科技政策是否有效，是否成功；（2 ）支撑条件维度：即对科技进步的社会支撑条件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形式、机制等的研究；（3 ）影响评价维度：即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入手研究科技政策，比如科技政策的执行对环境、资源、能源、人口、卫生保健、粮食等方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经济体制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对政治运行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等等；但在思想剖解维度上的研究却不是很多，即对科技政策背后的思想因素的分析，即科技政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这样的思想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形成的，又是怎样影响了当时政策和后来政策的制定的等等问题所给予的关注是不够的〔1〕。 本文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提出这个问题， 深入的研究还需要更持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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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们的理解，科技政策是在科技政策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科技政策思想是党的主观意愿在科技发展客观规律、科技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的启示下联系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对策性思想，它决定或影响科技政策的制定，进而决定或影响科技的发展规模、方式、方向。
这样的理解表明：
（1）科技政策思想的主体是党、 政府或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
（2）科技政策思想源于政策主体对科技发展客观规律、 科技发展的社会支撑条件、科技发展现状和科技发展趋势的认识及主观上对发展科技的意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取决于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认识和意愿；
（3）科技政策思想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政策之间的纽带， 即政治、经济和文化通过科技政策思想决定或影响科技政策的制定并最终决定或影响科技的发展规模，方式和方向。
这样的理解也表明，科技政策思想在科技与社会的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
这里应指出的是，中国科技政策思想是在非常复杂的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是在科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被融化的，政策制定者把这些思想内化在他们的主观取向中，并在他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换句话说，政策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政策、影响这三个层次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渗透。在比较好的政策研究中，这三个不同的层次应该都被兼顾到。所以，讨论党的科技政策思想，不可能仅就思想谈思想，必然会涉及另外两个层次，事实上有时也很难明确划分出这个是思想，而那个是政策。但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还是应该把科技政策思想与科技政策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
1 作为科技政策基础的科技政策思想
科技政策的形成是以科技政策思想为基础的，这可以从科技政策产生的过程中看出。
一般说来，在任何社会，具有政策思想主体地位的决策者总是要从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利益出发，通盘考虑科学技术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有可能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允许、鼓励思想家、理论家独立地、客观地研究和认识科技发展规律，形成各种学说或见解。在此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面对社会实际，确定科技目标和指导方针，制定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用来规范、指导社会的科技活动，使科技活动在有理性指导的合乎科技发展规律的轨道上运行。通过评价运行结果再进一步修正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调整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围绕目标对科技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加以有效管理和使用，必要时则运用意识形态的力量为科技发展创造最有利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支撑系统。从这一过程看，政策与思想的关系，逻辑的选择只能是政策以思想为基础，而决不能是思想以政策为基础。思想永远是“本”，而政策永远是“末”。本末倒置，思想就会成为诠释政策的浅薄之说，政策亦会成为没有根基的无本之木。失却了思想基础的政策，终将陷入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非理性化、非规范化的泥潭，而在非理性化的政策指导下的科技活动就必然表现为有悖科技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盲目的活动。五十年代末经济“大跃进”时期的“科技大跃进”就带有明显的非理性化特征。
2 科技政策思想和科技政策的特性不同
科技政策是政党和政府为完成一定时期科技发展任务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具体措施。在研究中国科技政策的专家萨特米尔看来，科技政策的制定者一般是民族国家，因而科技政策被理解为是影响投资、体制结构、创造力和科研利用的国家决策的深思熟虑的基础。科技政策意味着通常被认为既包括对于科学的政策，即从整体上需要对国家的科技资源进行管理，也包括政策中的科学，即更清楚地了解新的科技发展对政府政策其他部分的影响〔2〕。 由于国家体制和政党体制的不同，各国的科技政策之间会有差异，但仍有共同的地方，比如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到：
（1）关于科技自身发展的政策。比如优先领域和学科的选择、 科技指标和评价体系的建立、基础研究的政策；（2）技术创新政策； （3）高技术政策；（4）支持性政策，如金融支持体系、人才与技术市场、奖励制度、拨款制度、基金制度等。在这个意义上，既有现实的科技政策，也有历史的科技政策，有中国的科技政策，也有外国的科技政策。
从这些政策内容看，科技政策具有以下特性：
（1）针对性。即它是以问题为中心、 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制定的。现实中存在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理论上存在的可能的问题，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问题，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都不在政策规定之列；
（2）清晰性。即观点清晰，适用范围和条件清晰， 实际效果的衡量标准清晰。缺乏清晰性的政策会让执行者无所适从；
（3）时效性。即制定政策要及时，预测要及时，反馈要及时， 修正更要及时。因为问题是不断变化和不断产生的，没有时效性的科技政策在解决问题时必然僵化无力；
（4）现实应变性。科技政策往往是采择、糅合多种不同见解， 并依据实际情况，取舍存留，综合而成合理、可行的计划和实现该计划的手段。
（5）系统层次性。一方面，问题有大有小，或彼此关联， 或彼此包含，解决问题的政策之间有层次上的区别，另一方面，一个政策总是与过去同一系统的各项政策有联系，如果是对过去政策的补充，那就不应与之相悖，如果是为了纠正过去政策的失误，那就明确宣布其局部或全部的失效。缺乏系统层次性的科技政策肯定缺乏效能〔3〕；
作为政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的科技目标而确定的指导原则，科技政策思想给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动指出目标和方向。它的特性是：
（1）泛适性。它往往不是简单地依据某一个领域、 某一个学科而是多个领域、多个学科的需要；
（2）概括性。 科技政策思想解决的是科技事业的发展方针和总体目标，这决定了它只能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战术性的；
（3）长效性。它始终要受科技以外的因素的制约， 这决定了思想的形成不能仅考虑科技本身，还要同时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生、环境等多种因素。不具备长效性的科技政策思想，只能是短视的；
（4）历史性。科技政策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比如说，中国的科技政策思想就有一个明显的形成过程。以1949年为转折点，往前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人民科学的理想和实践，再向前还可以联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精神的启蒙。由于中国革命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有渊源关系，所以他的科技与工业并重的建国构想实际上也成为中国科学政策思想的基础。看上去传统文化与政策思想相去甚远，但实际上仍有关系。比如说，在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百家争鸣中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墨家学说，由于没有被统一的中华帝国所选择，在秦汉之后渐渐失去了影响力以至中绝。由此造成的中国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失，伦理主义的强盛，自然主义的式微和神秘主义的扰动都在1949—1965年间成为影响中国科技政策思想形成的潜在因素。只有在这样一个历史视野中，我们才可以理解萨特米尔所说的中国政策的转向现象。
3 科技政策思想与科技政策发挥社会控制作用的方式不同
科学技术是在社会中运行的，所以既存在科学中的社会控制问题，也存在社会对科技的控制问题。前一种控制，方式有三种，即科学家的社会化过程，科学共同体每个成员的督察和科学的奖励系统（如科学家为了获得科学同行的承认，必须遵循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将其成果发表并接受同行的评判等）〔4〕；后一种控制，也有三种方式， 即科技立法，科技政策和科技政策思想。
科技立法是最有强制力的制约手段，“因为科技立法以法律的强制形式限制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5〕依靠法律， 不仅可以保证国家有效地组织科技活动（如技术合同制与基金制），保护科技成果（如科技保密制度），维护科技人员的个人权益（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护人类的长远利益（如对灾难性武器的限制）与尊重自然的价值（如对资源的立法保护）。
科技政策对科技活动也能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因为政府或政党可以依靠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支持（如党的指示、财政拨款和新闻舆论），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动员和组织（如行政力量的强制性），从而达到政策目标的实现。但科技政策的强制性显然要比科技立法的强制性要小。
与科技立法与科技政策相比，科技政策思想的社会控制功能主要不是以强制性而是以评价作用为特征的。作为政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的科技目标而确定的指导原则，科技政策思想给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动指出目标和方向。不仅如此，科技政策思想还可以通过评价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动对目标和方向不断进行调整。科技政策思想的评价作用源于它的理论性和功利性。其理论性的表征是，它可以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上，将科技与社会关系中最为基础、最为深层的部分，抽象为最一般的科技发展规律，继而提出最一般的理论，并将其作为评价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动的标准。考察中国近五十年来的科技事业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诸如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科学的作用，技术的作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对科学的基本态度，科学的阶级性，自然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自然科学发展的独立性与计划性，杰出科学家个人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等一般性问题的确被作为评价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动的主要思想依据；其功利性的表征是，科技政策思想是天生具有现实的追求功效的倾向的官方的思想。任何一项科技政策思想，几乎都是政策思想主体站在官方的立场上，针对某一科技发展问题，提出对策性主张或见解。比如对科技力量是集中使用还是平衡分配，对外交流是完全开放还是松紧张弛有度，运用基金制度还是事业拨款，规划科学还是任科学自由发展，意识形态是否干预以及怎样干预等等思想，无一例外地都首先具有现实的功利性以及对现实政策目标的追求。这种现实的政策目标也就是政策思想所期望达到的、直接的、表层的目标。当然，科技政策思想也具有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其它间接的非科技目标，以及维护政权和保证政党统治的深层目标。
科技政策思想以评价的方式发挥其社会控制作用，并不意味着这种评价方式是唯一的。评价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动的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专家学者，甚至可以是关心科技的平民百姓，这三者评价的标准是有差异的。制定科技政策的是掌握权利的党政部门，它们的评价方式和标准的确起主导作用。但不能否认学者对政策思想也具有影响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改革开放至今两个时期为例，专家学者的见解实际上常常影响科技政策思想的形成和科技政策的制定。不过，过高估计学者和专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也是不明智的，因为党和政府是依据国家的计划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实需要制定政策的，他们未必总是采纳专家学者的忠告和意见，除非这种忠告和意见与政治、经济目标和文化思想一致，或至少没有根本性的偏离。从本质上讲，专家学者是在追求学术至真的跑道上，而党和政府是在追求国家总体利益的跑道上，虽各行其道，但最终通向一个共同的远方，他们仍有对话的可能，尽管这种对话有时很困难。比如，专家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就不一定和政策制定者所使用的概念相同。在党和政府的官员看来，科学就是技术，或者一定要带来技术变革，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经济效益，否则就会怀疑其价值；而专家学者可能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技术是生产力，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科学则是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是一种求实、创新、存疑的精神，科学固然是培育新技术的温床，但不能造就出新技术、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科学仍然是有价值的。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才不易沟通，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专家学者才能起到独特的评价作用。并且，专家学者的评价作用只有和政策思想的评价作用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最终使科技政策的形成和转变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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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科技活动，也可以看出党和政府所施行的科技政策，但隐藏在这两者背后的科技政策思想也能够被解析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如何去研究它呢？
从以下两个方面，我们说科技政策思想是可以被解析的：
第一，任何一个科技活动都有内外两个部分。活动的外部，即可以眼见耳听的一切事物，比如政府是怎么组织科学家开展研究的，是如何奖励科学家的，又是怎样让科学家走上决策者位置的，等等。活动的内部，即其中只能用思想加以描述的东西，如为什么要把科学家组织起来，为什么是这样组织而不是那样组织，为什么要奖励科学家，为什么要让科学家参与管理，等等。显然，这两个部分都是能被解析的。
第二，科技政策的主体是党和政府，而党和政府的政策总有某种连续性，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科技政策也可以被解析。事实上，如果一届政府在前一届政府的基础上有所前进，那是因为它知道前任的思想，在继承性地批判的基础上而前进的；换句话说，它知道前任的问题是什么和它怎么解决了这些问题，知道是什么阻止了前任和为什么没有能跨过障碍。自己不必参与前任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可以从前任政策的执行结果里了解这一过程，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任不单单代表一个人（或一群人），而是代表一种政策思想。继任者如果明确了解前任政策及其思想，就有可能在政策思想上再前进一步。前后两届政府间的关系也如此。因此，前任的政策思想并没有随着任期的结束而消失，而是被包含在继任者的政策思想中得以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是建设性的或积极的，部分地则是破坏性的或消极的，至于哪个部分占主导地位则要取决于政策思想形成的过程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化的。
既然科技活动和科技政策都是可以被解析的，就可以从一个事件的外部开始，并置身其中，努力发现是什么思想决定了决策过程。即在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基础上，分析有关的政策文件，在文件所不能反映的地方，想象政府当时所处的局势，想象他（们）是怎样思考那种局势和对付它的可能办法。虽然要完全重演过去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但为了探究思想的深度，必须付出心灵的全部努力和全部的哲学和政治的知识去重演思想的进程。这不是消极的屈服，而是积极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形成价值取向，纠正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
具体说，要搞清在科技活动和科技政策的背后，决策者思想着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思想，可从下述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关注并分析政策文件和重要领导人的讲话、谈话。这是党和政府发展科技事业的最为明显最为集中的载体，容易从中发现思想的来龙去脉；
其次要分析事件间的联系。特定时期科技事业发展的史料是研究政策思想的重要依据，但又不能完全被史料所限，因为科技发展的历程并不仅仅是现象，或许多事件的集合，它更是某些政策思想的外在表现。通过史料得出结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事件中寻找联系。一个事件过去很多年了，但它有可能与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而昨天发生的事件与今天发生的事件也可能没有联系。一个小事件与一个大事件，对于研究思想进程的人来说，可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前者比后者也许更能说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6〕
再者，研究科技活动背后的思想，还应该搞清楚过去的人们（主要是政府决策人）是以怎样的思想在组织事实。就是说要把囊缩于现今思想结构之中的过去的思想重演一遍，然后把现今的思想与过去的思想相对照，从中发现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后，把我国的科技政策思想置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框架内予以考察，是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因为科学是有系统的知识，是一种社会建制，是社会的文化子系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意味，越来越明显地被裹进意识形态的辖地，越来越远离传统意义上的偏重追求知识的那种纯科学而走向通过科技政策来实现国家对科技的干预的大科学。由于科技政策是由科技政策思想决定的，科技政策思想又能反映出政治、经济和文化对科技的需要程度和方式，所以，只有将科技政策与社会、政治、经济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我国科技政策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