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集体行动中的议题、身份与动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题论文,动员论文,集体论文,身份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缘起 近几年世界各地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青年在重大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环视今天的世界，无论是中东的政治动荡，还是欧洲反对减缩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的社会运动，都肇始于青年的街头抗争，随后引发不同的社会阶层全力参与，以至于美国《时代》杂志将2011年度风云人物颁给全球抗议者(the protester)。这些抗议者大多是青年，他们以个体行动引发总体变化、以底层力量促进社会改革。英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保罗·梅森(Paul Mason)归纳2010年以后发生的社会运动新特征，他认为世界各地所出现的社会动员力量，不论是在华尔街、南伦敦、塔克辛广场或是圣保罗市，都是由一群对未来经济毫无希望，甚至被剥夺希望的青年对体制的不满意所致(保罗·梅森，2012：77)。 集体行动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参与者如何被动员起来。集体行动是社会运动的初级形态，现代社会运动则是由20世纪60年代末期学生运动带动而产生的，可以说没有学生运动就没有社会运动，在社会运动的场域，从来不乏学生的踪影。1968年，学生运动席卷全球。仅1968年9月1日至1969年8月31日一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就爆发数百起学生运动，其中，美国210次、印度97次、法国56次、阿根廷42次、联邦德国34次、日本32次、英国26次。其中法国学生得到工人支持，罢工罢课，占领学校工厂，接近革命边缘(香港专上学生联会，1983)。韩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波、第二波都是由学生掀起的，在1960年4月第一波“推翻李承晚政权的最后一年，共有14万人参加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51次由大学生组织，117次是由高中、初中学生组织”(王来法、黄俊尧、金基福，2004)。1980年5月第二波民主运动，共有10万青年学生游行，要求民主。2008年韩国大规模的反输入美国牛肉运动，也是由一群中学生发起的。 中国大陆近期有影响的乌坎、什邡和启东等集体行动，参与者都是80后和90后青年；在中国台湾地区，几乎每一代青年都有代表性的集体行动，如20世纪90年代的野百合运动、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特别行政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集体行动变得年轻化、日常化，逢周末就有游行，青年参与集体行动的频度和密度都有所增加，尤其自2010年80后青年“反高铁事件”后，不少青年开始投身集体行动，无论社会大小议题均热衷表态，事事抗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行动主义”青年一代。 在各类集体行动中，虽然参与主体身份众多，但是唯一因参与者的年龄和身份引发各界关注的只有青年群体。年龄是衡量社会经济资源以及政治态度的重要指标，以青年为主要成员的集体行动，一直都是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同时，也因为青年终将成为社会成员，青年(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和阶级)对于社会的期许，也是塑造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 集体行动参与者的身份几乎可以左右公众对该项行动的评价，尤其是青年身份，总是被公众赋予正面及纯洁的美好想象，且赋予了社会运动的道德合法性，增添了社会动员的力量。一般来说，公众对行动者的身份和行为往往有所期许，若集体行动参与者的身份符合公众期望，便能获得更大的动员力。 集体行动是指一群人组织起来，旨在促进或抗拒社会变迁的一种现象。对集体行动持正面观点的认为集体行动被视为社会警讯，表达了社会的紧张；对集体行动持负面观点的认为集体行动威胁到既定的规范和制度。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只要是社会上的人在体制外透过集体行动去争取一些共同的利益和保障、一些共同的目标，均属于社会运动(安东尼·吉登斯，2009)。基于此定义，本文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两个概念视不同语境采取混用。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比较接近查尔斯·蒂利(Chars Tilly)所说的社会科学的历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也就是从具体的案例出发，从而理解某种案例的历史特殊性以及与其他案例的趋同性。这种研究方法反对套用任何一种理论模型将经验素材扭曲成为研究者所希望的那样。 (二)资料来源 在搜集数据方面，主要采取文献法：搜集与阅读既有的文献资料。文献包括报纸与期刊、内部报告与出版品、各运动组织的刊物。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包括政府机构与民间团体的网站、电子报与在线查询系统。 (三)研究方向 通过搜集我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青年集体行动的案例，分析哪些议题可以被动员，即议题与动员的关联性。 三 、作为社会动员框架的议题 一个集体行动的议题建构是否成功，取决于该议题和公众是否有关联，成功的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必须确保议题一定要与公众有关联，这种关联就是“框架”的运用。 框架，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框架不但是每个人依其个人经验，对某种社会情境所下的定义，也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从社会建构角度来看，框架既是诠释事件的角度，也是主观认知和理解事件的方式。 最早提出“框架”概念的学者是英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72)，他将框架界定在心理层次，认为框架是一组信息，或有意义的行为，他以图片框架为类比，认为心理框架兼具排他性和包容性；当一个框架包含某些信息时，就会排除其它信息，因此将信息排列或组织为框架之后，就会决定接受者的观感。框架的存在虽可由语言意识到，但并非所有接受者都可以察觉框架的存在。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74)是第一位将框架概念应用于传播情境的学者。戈夫曼认为社会事物分散各处，彼此没有关联，也没有归属，必须要透过某种符号转换，才能成为有意义、有关联的认知。 自戈夫曼之后，框架概念就经常被用于研究社会运动，透过框架来“定义”社会运动之核心价值，以便使社会运动组织在意义建构上，能进一步动员公众。一个社会运动的兴起，首先要有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意识到自己的恶劣处境并非个人的问题，而是由不合理的制度所致，然而，仅是接受“现状是不合理”的信念，仍不足以促成行动，人们还必须认为现状有被改变的机会，才可能起而抗之(McAdam，1983：735-754)，这就是“共识动员”过程。共识动员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潜在参与者的形成，即社会运动组织必须取得潜在参与者在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第二阶段侧重于动员网络的形成，即社会运动组织必须扩大潜在参与者的范围，增加其对社会运动组织的归属感。第三阶段侧重于寻找参与社会运动的动机，即社会运动组织必须挖掘能够促使潜在参与者支持集体行动的动机。第四阶段侧重于扫除参与障碍，即社会运动组织除了维持或增加参与诱因外，尽可能移除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障碍，以增加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机会。 在有关社会运动的研究中，一个观点正在得到广泛支持，即，是人们对于现实的解释，而非现实本身，引发了集体行动(Klandemans，1989：113-125)。对不如意现状做出解释并提升人们对于成功的期望值，是社会抗争建构的中心内容。把社会问题转入集体行动，不可能自动发生，必须依赖集体行动框架，集体行动框架并非在运动初始就由运动组织者设计完毕，而是一个由社会行动者和社会公众共同诠释的过程。因此，运动组织者并非是集体行动框架的唯一建构者，他们的建构行动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运动发起者若想动员更多人来加入其中，就不得不随时变更初期的议题，随着行动的需要，往往会凸显某些对其有利的内容，忽视对其不利的内容，竭力使集体行动框架能够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以便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 集体行动框架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同才能产生意义。这里的公众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是运动参与者、二是潜在参与者、三是旁观者，集体行动框架对这三部分人都有意义，尽管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对于运动参与者，要加强凝聚力，促使他们实施行动；对于潜在参与者，是吸引他们加入；对于旁观者，是要获得舆论的支持和认可。无论是哪种对象，运动发起者都必须将行动框架变成获得公众认同的理念才有实际意义。 斯诺(Snow)与本福特(Benford)等提出的框架理论，分析了欲使个人或社会团体愿意参与集体行动，需要运用框架来诠释社会运动议题才能建构共识动员，进而促成动员。本文主要以斯诺与本福特提出的框架联接概念来观察青年社会运动对于抗争的共识动员框架。社会运动的“框架联接”概念着眼于“框架”如何将个别参与者的认知框架，和社会运动发起者的意识形态框架连结起來。“框架联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框架桥梁、框架扩大、框架延伸和框架转换(Snow,et al.，1986：464-481)。 框架桥梁意指社会运动参与者将某个议题通过“桥梁”连结在一起。这里的“桥梁”(bridging)是指透过大众媒介、网络等信息沟通平台来宣传社会运动组织的诉求、理念，将信息传播出去，使大众了解组织与其支持者关注的事物，以利组织的动员。乌坎事件的“乌坎热血青年团”的QQ群组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集体行动的框架桥梁角色，使得一起“地方性事件”演变成在全国造成影响的事件。 框架扩大是指如何澄清、并振兴特定议题的诠释框架，它包含价值的扩大以及信念的扩大。前者是对潜在的支持者理想化和提升一个或多个基本价值，作用在于产生动员的情绪；后者的作用则是在认知上产生支持运动的观念。香港80后反高铁并不仅仅是反对修建香港至深圳的高铁而已，其背后汇集了多方面的精神价值，这些价值是原有反高铁的扩大，它包括关心城市空间政治、关心议会政治、关心农业议题、反对地产主义、反对中环价值所垄断的发展模式、反对以经济和GDP作为唯一社会进步指标、反对过度开发及不公义的经济发展、支持环保、支持永续和多元的发展模式、关心本土文化、关心所有人(尤其弱势者)的生活权利和私有产权等诸多价值。正是这诸多价值才能吸引不同阶层的人加入到反高铁中去，甚至有些并不反对修建高铁的人，但是却因认同某些价值，比如关心本土文化，也会参与其中。通过框架扩大，社会运动组织对特定议题的诠释框架进行澄清与补足，使彼此的结构能统一，以突显社会运动的诉求点，使社会运动的集体行动框架适应时势的变化而更具竞争力，以吸引或强化参与者的认同。 框架延伸是指社会运动发起者拓展行动的主要框架，包含原本不属于运动主要目标的利益与观点，藉以扩大运动的行动基础，提升运动的动员能力。比如发生于2012年10月宁波市民迫使政府停止PX项目建设的维权运动中，市民在“夜伤鹰原创时评网”的网站纷纷留言，提出十条诉求，其中引发关注的是第六条“建议并希望新闻报道进行改革，改变报喜不报忧的局面”和第八条“地方选举制度上进行改革，开展基层电视演讲选举，代表需要有竞选口号”。显然，这两条诉求已经完全超出环保议题的范围而扩大到了政治层面，这种在原有议题基础上将议题延伸至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动员技术，其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的旁观者参与其中。 框架转换是指社会运动发起者重新定义原本对社会运动具有意义的某些活动或事件，将运动的目标与原本的框架重新界定或延伸，使社会运动参与者对这些活动或事件产生明显不同的观感及持久的认同，以维持运动的持续性。台湾青年反对拆迁乐生疗养院在动员策略上就采取了框架转换。台湾乐生疗养院的保留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便浮上台面。但是到了2004年2月，随着声援反拆迁的学生组织了“青年乐生联盟”，抗争的组织化才促使这场反拆迁运动逐渐成形，使得乐生疗养院事件成为引起大众关注的公共议题。乐生疗养院的抗争与动员框架，随着运动组织化的运作，呈现多元的方向，议题也转换为捍卫人权、保护历史记忆和文化资产等，而住在疗养院的相关人士诉说自身生命的历史，更是经常激发潜在参与者对生命价值展开反思，从而构成了运动理念与诉求框架，成为动员的核心价值。随着运动论述与抗争信息的传播，吸引了各地大学院校师生进入乐生疗养院了解状况、提供协助，许多作家、影像工作者、舞蹈家、音乐家等亦以文化行动形式在各处声援，使得原本仅仅是反对一座疗养院拆迁行动经过框架转换衍变为文化抵抗运动。香港反国民教育运动的动员方式也采用了框架转换策略，将反国民教育包装成捍卫香港本土文化，才会从最初的5人小型行动发展成众多人声援的大型社会运动。 四、议题与动员的关联 议题是指与公众的关联度。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议题，所谓好的议题是指议题必须具有动员的力量。美国学者朗氏夫妇(Lang & Lang，1981，转引自翁秀琪，2005)在研究水门事件时将议题分为三类：第一类议题是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如环保议题。第二类议题只是与部分人关联，与其他人无关，如保护流浪狗。第三类议题与每个人都无关，如某个遥远国家的难民问题。由于议题建构多具有可变性，如何策略性地创造社会运动议题乃成为社会运动动员技术的重要一环。 议题是诠释社会真实的一种方法。任何议题的核心都在“诠释”，社会运动组织为防止所倡导之议题能见度过低，而特别需要对议题进行管理。社会运动组织在设定议题时，首先，必须强调他们所设定的议题是公共议题，并且会成为公众所关心的议题。其次，社会运动组织在设定议题时，不仅要告诉公众“想什么”，还必须告诉他们“如何想”。 德国社会学家于尔根·葛哈德(Uurgen Gerhards)指出，如果社会动员框架能够囊括下列五个方面，就能产生良好的动员效果：(1)寻找议题并且将它定义为一种社会问题；(2)指认出问题的原因；(3)诠释目标与成功的可能性；(4)寻找并且定位抗争对象；(5)正当化自身的行动(转引自何明修，2004)。这五条在中国践行最为有效的是第一条和第五条。寻找议题并且将它定义为一种社会问题往往运用在社会运动发起初期；正当化自身的行动则是贯穿在整个周期。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成为公众所关心的议题。一个问题若想成为公众关切的议题，首先要使公众意识到该问题若不解决会损及公众利益的严重性，因此议题应该具有正当性和公共性两大属性。议题的正当性是指，社会运动必须认同最根本的社会规范以及价值，即社会运动必须与正义、平等、公平以及有尊严的价值观连结在一起。只有具有正当性的议题，才能让动员过程更顺利，只有掌握社会上关键的议题，才能够使更多局外人、旁观者产生认同，进而维持运动的正当性、提升社会对运动议题支持。议题的公共性是指议题与公众的关联度有多少。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议题涉及面广，虽然可以扩大其公共性，但可能失之于模糊，缺少焦点。如果议题涉及面窄，虽然焦点明确。但可能获得较少公众的支持。因此一个议题既要涉及面广，又要焦点明确，达到动员效果，关键点在于是谁在组织动员，即动员者的身份与动员效果之间密切相关。本文认为社会运动与学生或青年身份的结合，最能产生动员效果。由于“学生”和“青年”的单纯形象，他们的集体行动往往能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凡是能够引发大范围社会运动的议题一定具有广泛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环保议题最具有动员能量。环保议题由于是非政治性的诉求，往往不涉及政治价值，政府容忍度较高。但是，如果此类议题无法得到合理响应，或是诉求对象无力疏理，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力量；若是议题进一步在道德上取得制高点，就会使一起地方性抗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集体行动。表1是中国大陆近年颇有影响的环保群体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