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形式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刊《每月评论》2005年7—8月号刊登了安德鲁·布莱克曼（Andrew Blackman）题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灵魂？》的文章。该文认为在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时期，以墨西哥1994年的萨帕塔起义为开端的日益壮大的遍布全球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可称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形式。这些运动集中发生在第三世界，并往往不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思想资源和实践风格多样化，更具本土色彩，但是作者认为这些运动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灵魂，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仍固守只保卫本国工人利益的传统。加之他们身处中心国家获得一些好处，社会主义在那里才是低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1994年1月1日午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就在此时，一群以滑雪帽蒙面的男女正匆忙地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风景如画的旅游古城圣克里斯托佛市周围设置路障。当居民和军警还处于节日狂欢之后的酣梦中时，这支秘密军队已经迅速占领了警察局和市政厅。当时这支萨帕塔占领军的发言人、副司令马科斯说：“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墨西哥人民来说无异于一纸死亡判决书。”
这场对资本主义的夜袭就是社会主义灵魂的体现。社会主义的灵魂不仅体现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为墨西哥土著人民权利而战的行动中，还体现在玻利维亚人民对水和其他基础设施私有化的抵抗上。社会主义的灵魂不仅在印度中部纳尔默达河（Narmada）流域的人民为保卫土地和反对沿河修建水坝的斗争中得到张扬，而且也鼓舞了巴西、委内瑞拉以及印度等国的人民把选票投给新的领导人以抵制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为了使美国柏克德公司（Bechtel）和彻姬塔公司（Chiquita）在市场份额中能够多增加几个百分点，已经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社会主义的灵魂也体现在古巴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世界霸权艰难而又顽强的抗争中，尽管超级大国一直试图颠覆其政府并迫使其市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社会主义的灵魂还存在于其他加勒比海岛国家的不懈斗争中：尽管有来自后院霸权的压力和威逼，他们仍坚持选举社会主义者做领导人。社会主义的灵魂同样也给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为反对跨国石油公司对土地的掠夺而战的人民以希望。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灵魂。
在南半球出现的这些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式，更多地是从本土民族思想者和民族英雄那里得到启示，而不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等欧洲思想家那里寻求理念。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活动范围、目标以及组织形式上各不相同，它们甚至并不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它们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更公平的资源分配，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公正和自由。加入萨帕塔解放军的墨西哥农民当中很少有人读过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更没有人读过卢卡奇和葛兰西的著作。他们不是为辩证唯物主义而战，而是为能够耕种自己的土地而战。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最初提出的十一点要求就是：工作、土地、住所、食物、健康、教育、民主、自由、和平、独立以及公正，这听起来又很像是社会主义的宣言。当美国记者比尔·温伯格（Bill Weinberg）问他们是否像古巴那样是为社会主义而战时，萨帕塔领导人马科斯回答道：“我们军队的领导层从未谈及古巴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我们经常讨论的是教育、住房、健康、食物、土地、工资、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权问题，可能会有人称之为社会主义，但叫什么名字其实并不重要。”
据温伯格称，在他1994年初前往恰帕斯采访马科斯的途中，负责接他的几位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战士曾提及他们的日常工作不仅有军事训练也有政治教育，温伯格就问他们是否讲授过有关苏联或者中国革命的课程，“他们回答说没有，他们只是纯粹的萨帕塔主义者”。萨帕塔运动的革命理念来自于一位名叫艾米里诺’萨帕塔（Emilio Zapata）的印第安人，他在墨西哥1910年革命期间曾为土地改革而战，最后在1919年被一位陆军将军（即墨西哥原总统卡兰萨。——译者注）出卖并杀害。尽管此后革命理念遭到了背弃，但萨帕塔和其他革命者却为后人留下了土地改革的宝贵遗产，1917年宪法第27条规定：墨西哥的土地属于人民，社区农场的公共财产皆“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尽管如此，大地主们还是会找到办法钻法律空子，而墨西哥地方的土著居民仍然在遭受着苦难。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牢牢掌控了政权，而且在20世纪剩余的几十年间从未在选举中失利过。革命制度党在统治的几十年间，通常都默许有势力的地主和商人保持并扩大着特权，而原住民的利益却经常被随意牺牲掉。
在恰帕斯，大部分玛雅人眼见着墨西哥政府对外国投资越来越热衷，而对于民众的需求却总是视而不见，他们的不满已经累积了多年。被马科斯称为“引爆”革命的导火索的事件是1992年对宪法第27条的修订（即宣布土地私有。——译者注）。在过去的75年里“土地改革”已经变得模糊和虚伪，而这一修改意味着政府甚至不想再保留这个虚假的装饰。大农场主已经占有了大部分的肥沃土地玛雅农民也已被迫退到了高山之上和丛林深处，他们明白，随着这次对土地保护法律的点终取消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廉价进口农产品的大量涌入，他们的生计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似乎将要终结的时候而在墨西哥南部的这个小村庄里，社会主义又迸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马科斯也为此感到惊讶：在社会主义运动明显处于最低谷时，萨帕塔的民族解放军却会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当整个世界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消失而对武装斗争说“不”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这里的人民在面对变革时将会说“不”，但却很少想到他们会进行武装斗争，不斗争似乎才合乎逻辑，因为意识形态的力量一向是很强大的。但是对于玛雅原住民社区来说，情况却一反常规。越来越多的民众结伴加入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民兵组织，一些城镇还进一步公开表明其左派立场，因为他们除此之外已无路可走。
无路可走的人民通常是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还有路可走的人民，即那些拥有财富、学术事业和政治权利的人，通常不能长时间抵制诱惑，一旦他们有了更为舒适的生活，现实利益会使他们否认或忽视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但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有一种直接和本能的认识。他们认识到精英统治只是一个神话，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得到小额贷款或是进行资本投资的努力失败了，而那些才干不足却有好的社会关系的人最后获得了成功。他们目睹了作为管理者的经理们如何收受上百万美元的贿赂并将公司搞垮，而员工们则以被解雇的代价为经理的糟糕决策买单。他们还目睹了政客们对他们接受政府福利进行抨击，而同样是那些政客，却动辄出手数亿美元给他们的赞助企业减税或是花更多的钱去挽救亏损的银行和航空公司。对于这些已经看清了资本主义的伪善面目并深受其害的民众来说，已不需要考虑是否继续参加这场幕后有人操纵的明显对他们不利的游戏了。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受到白人政客和记者的公开指责并受到暗杀威胁的时候，他并没有屈服，他相信，“如果白人认为你不值得信任，那么你只有作为一个黑人来采取行动。而事实上，这是我在孩提时代就学到了的。自从我成为美国种族主义社会中的所谓黑人‘领袖’以后，白人对我的抵制或是抨击越强，我的信心就越足。因为每一次都使我更加确信，为了美国黑人的最高利益，我走的路是正确的”。他为了反抗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只是因为他不愿参与到那个永远排斥和剥削像他一样的民众的制度中去。还有其他如马丁·路德·金、恺撒·查韦斯（美国工运领导人）等通常不被当作社会主义者的人，与那些受人敬重、安稳度日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相比，他们对于公平和正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更大。南美洲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一边是企业永无休止地攫取利润，另一边是被拉拢的政客们轻率和推诿的托辞，他们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直接行动成为他们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惟一出路。
在直接行动中，他们运用了多种战略。20世纪的许多社会主义运动都以马克思或列宁的理论作为基本指导思想，而新运动则更加注重结合本国传统，并发展了一些适合于当地具体环境的战略。在印度，对大坝工程的抵制就受到了非暴力不合作和非暴力抵抗等甘地主义思想的影响，村民们采取了静坐和绝食罢工的方式，有些情况下甚至当水漫到了脖子的时候他们也拒绝离开自己的家。在石油公司攫取大量石油和利润而当地人民一无所获的状况持续了几十年之后，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奥戈尼人（Ogoni）也开始采取各种非暴力的办法来与壳牌公司（Shell）对抗。30万奥戈尼人于1993年1月4日举行和平抗议活动，提出了净化被污染的环境、赔偿资源损失等诉求，甚至在他们的领导人肯·萨罗·维瓦（Ken Saro Wiwa）被政府处决以后，类似“奥戈尼人民争取生存运动”（the 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Ogoni People）这样的组织仍旧不断出现并继续开展行动。类似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包括2002年奥戈尼妇女占领美国雪佛龙—德士古公司油库事件，她们用脱光衣服相威胁以保卫工作、学校以及部分水系。说到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他们是一个军事等级制和民主制的奇异混合体。在1994年初的起义中，他们全副武装并果断地采取军事行动，但却又迅速地接受停火，并寻求与墨西哥政府进行对话。二者之间的谈判持续了数年之久，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采取的松散的、平等主义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要求其领导人在每轮谈判结束后都要返回丛林基地，就谈判新进展是否能够得到每个社区的支持而进行讨论。即便是军事高官也在其公开言论中谨慎地指出，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讲话。
尽管新社会主义运动在策略上各具本地特色，但这些不同策略通常都是针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而提出的。在恰帕斯事件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运动爆发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玻利维亚，跨国公司寻求对水和天然气等当地自然资源的更大控制权成为了导火索；而对于世界上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断向它们提出苛刻的要求。全球化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19世纪的帝国主义是其早期和原始的形态。例如，英国通过从亚洲、非洲及美洲掠夺资源，运进曼彻斯特的工厂并将成品销往海外市场的方式，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从单纯依靠地方农业市场以及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的经济发展成为庞大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数千万的非洲人背井离乡被贩运到遥远的奴隶种植园，以维持庞大的资本积累，为了保护维持着疯狂的资源掠夺的脆弱的航线，世界各地战争频发、传教士遍布。恰帕斯的玛雅人可以作证、而数百个已经消失的文明今天却不能出来作证的是，几百年来的全球化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浩劫性的灾难。全球化在目前的表现与过去相比也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只是原来的领事和军队被现在的贸易补贴和结构调整方案所取代。由于潜在的剥削被“促进自由贸易、消除人为障碍”等貌似无害的话语所掩盖，经济帝国主义与旧时的军事版本的帝国主义相比变得更为隐蔽。但是对于非洲、亚洲、西印度群岛以及南美洲的国家来说，这种帝国主义还是一样地熟悉。来自南半球的抵制全球化的共同呼喊说明了这一点，这并非是对一些新的不公平现象的呼喊，而是对在几个世纪的持续掠夺之后出现的新一轮更为严重的掠夺所发出的愤怒呼喊。
新的情况是，由于电视和互联网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也和资本一样全球化了。过去欧洲的银行家和官僚们可以不必抛头露面，而由当地方政客出面摆平他们制造的麻烦。而如今，从前一直隐形的全球化的缔造者们发现，他们自己却处在了矛盾的最前沿并随时可能遭到抨击。2001年，阿根廷成千上万的民众打着横幅上街游行，谴责本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屈服。同一年在厄瓜多尔，示威者占领了位于首都基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办事处。据世界发展运动（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伦敦总部的文件证实，2002年共有25个发展中国家发动了111次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示威活动，比2001年的77起有了大幅增加。
而特权阶层也发现，要想像过去那样轻易地忽略掉特权从何而来这个令人不舒服的现实问题越来越难。过去的几代人享受着帝国带来的荣耀，并庆祝他们给地球上其他落后国家带去了文明和教化。而现在的一代却无法做到在欣赏设计师的服装的同时，不目睹那些为了微薄的工资在血汗工厂整日劳动的危地马拉的妇女和儿童的影像（如果他们试图要求任何改善，就会被杀死或遭到性虐待）。他们也无法做到在驾驶休闲越野车时不目睹伊拉克那些正死去的儿童。当然，仍有很多人否认他们的奢华生活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困境之间存在联系，但这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化的名声最终只会变坏。
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和印度孟买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显示出：一种能重新点燃社会主义之火的新型国际运动有可能出现。仅仅在四年的时间里，世界社会论坛逐步从一个小规模的巴西政治家和活动家的集会演变成来自全球各地的几十万人参加的大的盛会。世界各地还催生了很多地方性的以及全国性的社会论坛，并且由于互联网的应用，不同地区采取同时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了。2003年2月15日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全球抗议日，抗议活动的规模和波及的范围都是空前的。从罗马到吉隆坡的各国首都，从悉尼到塞维利亚的各个城市。从埃尔金斯（Elkins）、西弗吉尼亚到位于南极洲的麦克默多（McMurdo）科学考察站的各个城镇和村庄，上千万民众同时涌上街头。这种潜在的力量被精英分子看到了，两天后的《纽约时报》在头版以《街头新势力》作为大标题评论说：“我们的星球上仍然存在两种超级力量——美国和世界公共舆论”。在这个人民运动已奄奄一息、大企业却紧密联系起来的时代，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成就。这些群众性运动通常不愿冠以“社会主义”之名，由于强大而持久的反社会主义宣传，对于很多人来说，“社会主义”与20世纪已经失败的意识形态等同并导致了古拉格集中营、隔离墙、肃反、食物救济和饥饿。但是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目标，那么他们无论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反全球化抗议者或是其他，都无关紧要了。不论叫什么名称，任何有利于公平和正义的全球性合作和努力对社会主义来说都是一种胜利。
在看到协调、合作和相互支持的重要性之外，也要看到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和20世纪单一的苏联模式不同，它更为形式多样和更具本土色彩。任何一个群体都有选择自己管理自己的方式的基本权利。恰帕斯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吸收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及当地经验，提出了一种能够满足当地民众需求的自治方法。玻利维亚反对水资源私有化的斗争以及印度反对修建大坝的斗争也是如此。各国运用自己不同的方法和组织，吸引着那些能够认同他们的当地民众，而这与“科学”社会主义并无直接关系。世界社会论坛只在“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惟一的真正的一致。除此之外，来自世界各国的团体对于“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却各有自己不同的观点。21世纪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在于，要认识到并承认：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社会主义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形式；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方法，能使世界各地在建立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能够彼此相互支持。
事实上，所有这些新运动要发挥其影响，必须颠覆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并使西方国家的人们能够对此进行重新思考。从一开始社会主义就遭受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之苦。当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头脑中当然没有想到印度村民或是玛雅农民。即便是在34年之后的1882年，当他们为《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作序的时候，他们虽然意识到了早期的局限性，但也仅仅补充说“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① 结合他们文章的前后内容来看，当时缺乏更广的视野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很多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仍局限于狭窄的欧洲工业社会的框架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化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自然结果。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随着资本主义对全球化的推动，劳动的全球化也自然随之而至。随着劳动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平衡就可能会发生变化。全世界工人的沟通和合作将成为资本主义可怕的噩梦，这将严重影响资本不断流向工资最低、工作环境最恶劣的国家，这也将意味着持续的来自国外的廉价劳动力供应的终结。真正跨越地理界限的集体行动可能真正改变全球的权力态势，给予劳动群众一次能够真正讨价还价争取更好条件的机会，而无需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竞争者抢走。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孕育了自己的掘墓人的预言，最终可能会以与他的当初设想不太相同的形式实现。
对某些西方社会主义者来说，放弃对目前社会主义运动的控制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这最终可能会促使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找回它的灵魂和目标。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生活条件的恶化，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大前提都被打上了问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者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他说，“劳动量越增加”，“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②。在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的资本主义初期，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工人的工资状况实际上得到了改善，劳动量也减轻了。尽管马克思曾经预言，中间阶级将会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而在20世纪末的很多欧洲社会，却似乎出现了与其预言相反的状况：由于工会的发展和立法改革，很多工人已实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庞大的下层阶级而且具有强烈反对对工人进行保护的传统的国家，也的确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与20世纪初相比，工人们在21世纪初享受到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由此，支持资本主义的论调频频出现：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能够不断创造财富，因此即便仍然存在分配不公现象，穷人的经济状况仍然会变好，不平等地获得一小部分财富总好过一无所有的平均分配。而西方社会主义对于这一论调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辩驳，因此也失掉了对大批民众的吸引力。
只有把视野逐渐投向特权国家的边界或壁垒之外，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才会有希望找到意识形态这条死胡同之外的道路。因为在边界或壁垒之外，我们会立刻看到马克思所描述的贫困现象。关于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比比皆是，以致人们对此已经麻木：世界上大约一半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大约有十亿人长期营养不良，有三十亿人没有医疗保障。然而由于很少有人对这些状况如何发生、谁应对此负责等问题进行考察，所以这些统计数据通常只是被当作是抽象的事实。而且，或含蓄或直接的谴责反而指向了受害人，似乎一个日薪一美元缝制T恤衫的曼谷人与一个年薪五万美元的纽约办公室员工相比，就莫明其妙地缺少了很多创造性和熟练的技术；似乎的确存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似乎所有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言说都是真实的。这种对待世界不公平的集体的盲视，会使得这种可怕的不公平有可能持续下去，并且越来越根深蒂固。
只有睁开眼睛正视这些苦难，西方社会主义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灵魂。西方有许多进步人士正在为贸易公平和取消债务而进行实际的斗争，但是却被视为一种慈善的姿态，社会主义者仍固守为保护本国工人利益而斗争的传统。与此同时，西方劳工运动也越来越集中于保护自己成员的工作，为实行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但却极大破坏发展中国家工业的贸易政策进行游说。当西方社会主义者们开始意识到南半球人民的理想和事业与自己密不可分时，他们将会看到给西方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主义运动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可能性。当他们认识到，每当他们国内的劳工运动取得一点成绩时，结果仅仅是企业转向新的国家寻找新的廉价工人，这将会使他们与剥削者和压迫者作斗争，而不是与比他们状况更糟的外国工人为敌。当他们开始将从北美到韩国的反全球化抗议者们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们联合起来时，他们会重新发现自己的意义所在，并且能够吸引新的一代加入进来。
然而目前，社会主义的灵魂只能在那些并不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们的斗争中被发现——南半球的平民主义运动者以及他们在西方社会中为数不多但却发展迅速的少数支持者。在亚洲的血汗工厂里，在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中，在非洲的钻石矿井下辛苦劳作的人们，就是支撑着西方国家享受奢侈、舒适的生活方式的人，他们的斗争似乎常常是徒劳的或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所反对的制度是如此地强大，无处不在。这一制度意味着五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剥削。许多新闻在报道遥远国家的“暴力”和“动荡”时甚至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或许是由于改变世界这个目标太大了，所以才让人难以理解。然而南半球的民众却被迫每天都要去理解。几个世纪以来，推翻资本主义的诉求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心中。每次当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土地，看到黄金和矿石装上了运往欧洲的轮船，或是被迫为了白人的利益而辛苦劳作时，这种诉求就变得更加清晰：他们要么是改变这个世界，要么是世界将他们毁灭。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对此的理解非常透彻，他们总结为两个字：“Ya Basta！”（意为“受够了就是受够了！”）。这些斗争超出了以前社会主义的很多形式，但在争取公平正义的斗争中却依旧传达出了社会主义的灵魂。社会主义的灵魂常常会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种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割裂而难以辨认，也常常被恶意散布的谣言所扭曲，但是它仍然潜伏在所有仇恨和怀疑的背后，伺机重生。如果我们有长远的眼光并能仔细观察，或许能够在危机来临之前发现社会主义的灵魂。如果西方国家的民众能够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自己从中受益长达五个世纪的剥削和掠夺，或许其中某些人还能有一丝机会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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