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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创作高度繁荣，诗歌、散文、传奇的辉煌成就，久为世人所公认；赋的成就也不应忽视，却长期以来被忽视了。
唐赋被忽视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从“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出发，于汉则取赋，于唐则取诗。清人焦循《易馀籥录》卷15云：“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唐则专录其律诗。”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云：“夫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二、不仅认为赋的代表作是汉赋，而且认为汉赋的正宗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铺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以汉大赋作标尺，因而明人李梦阳说“唐无赋”（《李空同全集·潜虬山人记》），清人程廷祚说“唐以后无赋”（《青溪集·骚赋论（中）》）。章炳麟云：“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国故论衡·辨诗》）。这显然也是以汉大赋为标准来衡量唐赋的。
三、以偏概全，将唐赋等同于律赋而痛加贬斥。元人祝尧《古赋辨休》云：“唐人之赋，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虫道丧，颓波横流，风骚不古，声律大盛。句中拘对偶以趋时好，字中揣声病以避时忌，孰有学古！或就有为古赋者，率以徐、庾为宗，亦不过少异于律尔。”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更进一步，认为“唐人又再变而为律”，然后对律赋全盘否定。他说：“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呜呼，极矣！”
上述种种看法，显然都有片面性。文学创作繁荣的标帜之一是体裁、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就汉代文学而论，除了赋，还有成就很高的史传文学、乐府诗和五言古诗等等，赋也不止大赋，还有骚赋和四言诗体赋。就唐代文学而论，除了诗，还有很多文学品种争妍斗丽。只取其一而忽视其他，怎能准确地描述文学繁荣的全貌？更何况，人类社会日新月异，文学创作自不能墨守成规。任何时代的优秀作家，都与社会发展同步，在继承文学遗产的前提下求变求新，力争后来居上，别开生面，怎能用汉大赋的标准衡量唐赋而肆意贬低、甚至全盘否定呢？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政治相对开明，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文人的创作才华得以充分发挥的黄金时期。唐代文人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文化素养深厚、博学多能。其中的杰出之士，一般都诗、赋、文（骈文、散文）并重兼长，相辅相成，交融互补，勇于创新。同时，唐代是文学更加自觉的时代，文人们对于文学特点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对于赋，逐渐减轻“铺陈”的比重而追求赋比兴并用；逐渐避免简单地“体物”、“形似”而追求借景抒情、以形传神。这一切，当然都有助于提高唐赋的审美素质。
纵观唐赋（仅见于《文苑英华》、《唐文粹》的，已有一千多篇），铺写宫苑、田猎、都邑等等的大赋所占的比例极小，而且成就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很难跳出汉大赋的窠臼，缺乏艺术独创性。真正能够体现唐赋特色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小赋。
唐人小赋有许多特点，试作初步的探索，抛砖引玉。
一、赋的诗化
唐代优秀的赋作家几乎全是杰出的诗人，以杰出的诗人而作赋，自然会导致赋的诗化。赋的诗化，当然首先体现在内容方面，即有诗情诗意；但在形式方面也有所体现，即运用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的句式。
（一）四言诗句式
用《诗经》中的四言诗体作赋，始于屈原的《天问》和荀况的《赋篇》。汉人继承、发展而为四言诗体赋，扬雄的《逐贫赋》便是很著名的篇章。唐人的四言诗体赋数量多，质量高、抒怀刺时，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柳宗元的讽刺小赋《宥蝮蛇文》、《骂尸虫文》、《起废答》、《乞巧文》等，都以四言句为主体；《斩曲几文》、《瓶赋》、《牛赋》等，则通篇皆四言句。《瓶赋》以鸱夷作反衬，赞颂了从深井中为人们汲水的瓶。鸱夷是盛酒的革囊，容量颇大，作者先以“昔有智人，善学鸱夷”领起，然后写鸱夷：
鸱夷蒙鸿，罍罃相追。谄诱吉士，喜悦依随。开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颓然纵傲，与乱为期。视白成黑，颠倒妍媸。己虽自售，人或以危。败众亡国，流连不归。谁主斯罪？鸱夷之为。
鸱夷用它味美可口的酒“谄诱”、麻醉人，使那些人“视白成黑，颠倒妍媸”，以至于“败众亡国”，其“罪”甚大，而有些“智人”却“善学鸱夷”以“自售”，人们却乐于喝他们的“酒”，其“败众亡国”的后果还能避免吗？接下去，便转而写瓶：
不如为瓶，居井之眉。钩深挹洁，淡泊是师。和齐五味，宁除渴饥。不甘不坏，人而莫遗。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归根反初，无虑无思。何必巧曲，徼觊一时。子无我愚，我智如斯。
瓶从深井中汲出清洁的水，利民泽物，即使“绠绝身破”，也不“怨咨”。可以看出，作者运用比拟、象征手法，赞颂了贤人志士的无私奉献精神，而作者的高尚人格也得到完美的体现。
再看《牛赋》：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脰。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蹶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縢，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以“若知牛乎（你知道牛吗）”领起，偶句用韵，先写牛的状貌、勤劳、品质、功绩和死后被砍角、剥皮、煮肉的不公正待遇，然后以“曲意随势”、“不耕不驾”、逍遥自在的羸驴作反衬，又转写牛的功高命丑，以无限感慨结尾。全文字句不多，却写得波澜起伏，寓意深广。从全文看，所谓“命有好丑”的实际内容是：人品好则命丑，人品丑则命好。很明显，作者在这里并非宣扬宿命论，而是通过“好”与“丑”的鲜明对比，以不可遏制的愤激之情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抒发了自己的辛酸与不平。结句“慎勿怨尤，以受多福”的含意是：尽管受了不公正待遇，却不能“怨尤”。如果敢于“怨尤”，那就要惹出大祸了！
李商隐的《虱赋》、《蝎赋》是四韵八句的四言诗。《虱赋》云：
亦气而孕，亦卵而成。晨鹥露鹄。不知其生。汝职惟啮，而不善啮：回臭而多，跖香而绝。
“回臭而多”的“回”，指孔子的高足颜回，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跖香而绝”的“跖”，指盗跖，孟子说他“孳孳为利”（《孟子·尽心上》），司马迁说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史记·伯夷列传》）。《虱赋》的后四句说虱子的天职是咬人，却不善咬：像颜回那样的贤人吃住条件极恶劣，其肉既瘦又臭，你们却聚集在他那里，只管咬；像盗跖那样的恶人吃住条件极优越，其肉既肥又香，你们却不敢去咬，都躲得远远的。寥寥十六字，以少总多，寓意何等深广！
再看《蝎赋》：
夜风索索，绿隙凭壁。弗声弗鸣，潜此毒螫。厥虎不翅，厥牛不齿。尔兮何功，既角而尾！
前四句写蝎子乘夜风索索之际从墙壁缝隙中爬到人的卧处，不声不响，暗暗地螫人，颇生动传神。后四句，则突发奇想，提出疑问：那老虎牙齿凶猛，却没长翅膀；那牛双角厉害，却没长牙齿。你这蝎子啊，究竟有什么功德，却让你既长双角（指最前面的一对钳肢），又长毒尾？就是说，那像蝎子一样暗中害人的家伙都有许多害人的本领，凭什么给他们那么多本领，让他们暗中害人呢？
陆龟蒙的《杞菊赋》、《后虱赋》、《蚕赋》都是四言诗体赋。《蚕赋》是一篇翻案文章，其序云：“荀卿子有《蚕赋》，杨泉亦为之，皆言蚕有功于世，不斥其祸于民也。余激而赋之，极言其不可，能无意乎？诗人《硕鼠》之刺，于是乎在。”赋云：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无得无丧，其游熙熙。艺麻缉
，官初喜窥。十夺四五，民心乃离。逮蚕之生，茧厚丝美。机杼经纬，龙鸾葩卉。官涎益馋，尽取后已。呜呼！既豢而烹，蚕实病此。伐桑灭蚕，民不冻死。
唐末吏治极端腐败，横征暴敛，民不堪命，聂夷中的《咏田家》、皮日休的《橡媪叹》、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诗都作过深刻的反映。陆龟蒙也写过一首七绝《新沙》：“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前两句是写实，后两句是推想。海涛声中涨出一条沙堤，海鸥还未发现，官家却已经知道了。知道后干什么，没有说，称得上含蓄。读到结句的“税紫芝”，才明白是这么回事：海边一出现沙堤，逃亡的农民就赶来开荒，“官家”就赶来收税。由此推想：海中的蓬莱岛如果有路可通；大约神仙们种的紫芝也免不了年年纳税吧！《蚕赋》与《新沙》同样鞭打官府无微不至的掠夺，所不同的是在层层铺叙之后以“伐桑灭蚕”收尾，向统治者提出警告，言词激烈。以蚕桑为生的农民“伐桑灭蚕”，其出路便是逃亡或铤而走险。而这种现象，在唐末是普遍存在的。
（二）五、七言诗句式
上二下三的五言诗句式和上四下三的七言诗句式用于赋，先秦及汉代已发其端，但只是个别的。其用例逐渐增多，实与五、七言诗逐渐成熟同步，庾信的《春赋》便是最集中的表现。初唐四杰中的王勃、骆宾王继武庾信而踵事增华，王勃的《春思赋》和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王勃的《春思赋》作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当时作者二十二岁，“旅寓巴蜀”。序中说他作赋的动机是“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当大唐兴盛之际，这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情绪。王勃面对无边春色而感慨功名未就，发而为赋，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在形式上，则虽沿用了骚体赋和骈赋的一些句式，却以七言诗句和五言诗句为主体，七言诗句尤多，频频换韵，浑灏流转，具有初唐诗中歌行体的特色。如：
蜀川风侯隔秦川，今年节物异常年。霜前柳叶衔霜翠，雪里梅花犯雪妍。霜前雪里知春早，看柳看梅觉春好。……忽逢边候改，遥忆帝乡春。帝乡迢递关河里，神皋欲暮风烟起。黄山半入上林园，玄灞斜分曲江水。
接下去，极写长安之繁华、闺妇之春思，征夫之远戍，又转而写洛阳之富丽、江南之春光。真如序中所说：“极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最后照应开头，回笔写他自己：
比来作客住临邛，春风春日自相逢。石镜岩前花屡密，玉轮江上叶频浓。高平灞岸三千里，少道梁山一万重。自有春光煎别思，无劳春镜照愁容。盛年耿耿辞乡国，长路遥遥不可极。形随朗月骤东西，思逐浮云几南北。春蝶参差命俦侣，春莺绵蛮思羽翼。余复何为此，方春长叹息。会当一举绝风尘，翠盖珠轩临上春。朝升玉署调天地，夕憩金闺奉帝纶。长卿未达终希达，曲逆长贫岂剩贫！年年送春应未尽，一旦逢春自有人。
如果从全篇中去掉非七言诗句的各种句子，那就是比前此所有七言诗都流畅、完美、成熟的七言古诗。如果删减与五、七言诗句不甚协调的赋句，如“解宇宙之严气，起亭皋之春色”，“入金市而乘羊，出铜街而试马”等等，那就是相当优秀的唐人歌行。极有意思的是：王勃的歌行名篇《临高台》由“临高台”三字句领起，以下全由五言诗句和七言诗句组成，七言句所占比例较大。而这篇歌行，当作于《春思赋》之后。《采莲曲》也以七言句为主而辅以五言句，杂以少数三字句。
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首尾皆五、七言诗句；中间虽杂以赋句，而比例极小。其首段云：
胡兵十万起妖氛，汉骑三千扫阵云。隐隐地中鸣战鼓，迢迢天上出将军。边沙远离风尘气，塞草长萎霜露文。荡子辛苦十年行，回首关山万里情。远天横剑气，边地聚笳声。铁骑朝常警，铜焦夜不鸣。……接下去写边地冰雪苦寒之景及冒寒拒敌、挑战，极生动传神。然后以写闺妇收尾：
荡子别来年月久，贱妾闺中更难守。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宁劝酒？闻道书来一雁飞，此时缄怨下鸣机。裁鸳帖夜被，熏麝染春衣。屏风宛转莲花帐，窗月玲珑翡翠帷。个日新妆如复罢，只应含笑待君归。
这是一篇气势豪宕、诗情浓烈的边塞赋，可与初、盛唐边塞诗共读。从形式上看，如果删去为数不多的赋句，便与作者的歌行名作《帝京篇》毫无二致。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保留这篇《荡子从军赋》的七言句、而将非七言句略作修改，便成为一首完美的七言古风，题为《荡子从军行》。
敦煌写本唐人赋中，有刘希移（夷）的《死马赋》（见敦煌文献丛书《敦煌赋校注》），长达三十二句，全是七言。虽题为赋，实际上已是成熟的七言古风，与作者的歌行名篇《代悲白头翁》风格类似。
初唐歌行，开盛唐高、岑、李、杜先河，产生了很多光辉篇章。而初唐歌行虽然前有所承，但在较大程度上是在初唐赋作中孕育出来的，至少是相互影响的。
（三）骚体赋与歌行融合
我国讲诗歌传统，向来《诗经》、《楚辞》并举，或称《风》《骚》，或称《诗》《骚》，或称《骚》《雅》。以伟大的爱国诗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本来就是诗。尽管后来辞、赋合一，总称“辞赋”，屈原的作品也被称为“屈原赋”，但自贾谊的《吊屈原赋》以来，骚体赋与以“散体”为特征的汉大赋相比，仍具有更多的诗的情韵。唐代是诗的时代，许多诗人兼赋家转益多师，更注意从楚辞中吸取营养，从而创作出新骚体赋。
李白的《惜余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和《剑阁赋》，可视为新骚体赋的代表作。如《惜余春赋》的中段：
汉之曲兮江之潭，把瑶草兮思何堪。想游女于岘北，愁帝子于湘南。恨无极兮心氲氲，目眇眇兮忧纷纷。披卫情于淇水，结楚梦于阳云。
如《愁阳春赋》的结尾：
若有一人兮湘水滨，隔云霓而见无因。洒别泪于尺波，寄东流于情亲。若使春光可揽而不灭兮，吾欲赠天涯之佳人。
如《悲清秋赋》的开头：
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天。
如《剑阁赋》全篇：
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上则松风萧飒瑟
，有巴猿兮相哀。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视沧波之东注，悲白日之西匿。鸿别燕兮秋声，云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于剑阁兮，与君两乡对酒而相忆。
这些小赋的特点是：简短、精练、明畅，情景交融，诗意盎然；以骚句为主而杂以其他多种句式，兼有对偶句，韵律和谐，有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性。
这是在唐诗氛围中孳生的新的骚体赋，也可说是唐诗中的新品种。这四篇作品《李太白全集》编入赋，但试读编入诗的《远别离》、《鸣皋歌送岑征君》，通篇都是骚体，与这四篇赋并无差别。朱熹看出了这一点，故把《鸣皋歌》列入《楚辞后语目录》。至于《梦游天姥吟留别》，前段虽用五、七言诗句，而“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则连用骚句，亦与新骚体赋类似。其他诗人也有这类诗作，如王维的《山中人》。这类诗，作为唐诗百花园中的一个独特品种，管它叫骚体诗，也许更确切。而骚体诗可与新骚体赋相混，正说明唐人的新骚体赋具有诗的品质，也是诗。
二、主体意识的高扬
唐代南北文化交融，中外文化交流，思想开放，终唐之世无文字狱，体现于辞赋创作，便是主体意识高扬，敢于吐露情怀、抒发愤懑，针砭时弊，臧否人物，表现作者的个性。和“劝百而讽一”、“主文而谲谏”的汉赋相比，这便是可贵的新特点。这个新特点，在比较优秀的唐人小赋中是普遍存在的，其例不胜枚举，以下只举几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一）咏物赋的例子
咏物赋在汉代多侧重于“体物”，魏晋以来朝托物言志的方面发展，至唐代而通过咏物抒发情感、体现人品、批判现实，可谓唯意所适，极大地扩展了咏物赋的创作天地。魏征的《道观内柏树赋》，以“冰凝”、“雪飞”之际“万类飒然”，烘托柏树“亭亭孤峙”的气概，表现他自己的处境和抱负。王勃的《青苔赋》，借青苔的“措形不用之境，托迹无人之路”，“违喧处静”，“无华无影”来赞颂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人格。李邕的《石赋》，借石可以补天、可以布阵、“贞者不黩、坚者可久”，象征自己的雄才和志节。李白的《大鹏赋》，以渺小卑微的黄鹄、玄凤、斥鷃反衬遨游寥廓的大鹏，用以表现他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的叛逆精神。杜甫的《雕赋》，赞美雕“以雄材为己任”，“奋威逐北”，可以擒“
狐”、攫“狡兔”，然而终不见用，“将老于岩扃”，对统治者未能选拔真才表示愤慨。高适的《鹘赋》，则通过“比玄豹之潜形，同幽人之在野”，“心倏忽于万里，思超遥于九霄”的描写，展现了怀才未遇，壮志欲酬的心态。这一类赋，大抵将所咏之物描绘为正面形象以自喻，其例甚繁。也有将所咏之物描绘为正面形象、但非为自喻，而是联系其他有关事物用以抨击黑暗现象的，如前面所引的《蚕赋》。总之，高扬主体意识而赋予较丰富的社会内涵，则是唐人咏物小赋的主要特色；而以所咏之物象征反面事物的各种小赋，这种特色表现得更突出。前面已讲过《虱赋》、《蝎赋》，这里再看看萧颖士的《伐樱桃赋》：
古人有言：“芳兰当门，不得不锄。”眷兹樱之攸止，亦在物而宜除。观其体异修直，材非栋干。外阴森以茂密，中纷错而交乱。先群卉以效谄，望严霜而凋换。缀繁英兮霰集，骈朱实以星灿。故当小鸟之所啄食，妖姬之所攀玩也。
赫赫閟宇，玄之又玄。长廊霞截，高殿云褰。实吾君聿修祖德、论道设教之筵，宜乎莳以芬馥，树以贞坚。莫非夫松筱桂桧，芷若兰荃。猗具美其在兹，尔何德而居焉？擢无用之琐质，蒙本枝而自庇。汩群林而非据，专庙庭之右地。虽先寝之或荐，岂和羹之正味？每俯临乎萧墙，奸回得而窥觊。谅何恶之能为，终物情之所畏。
于是命寻斧，伐盘根。密叶剥，攒柯焚。朝光无阴，夕鸟不喧。肃肃明明，旷荡乎阶轩。……
据《新唐书·萧颖士传》，《伐樱桃赋》为指斥奸相李林甫而作。唐玄宗后期，李林甫任宰相十九年，柔佞狡诈，“口蜜腹剑”，与宦官勾结，妒贤忌能，擅权乱政。作者于樱桃树的描绘中突出了这些特点而痛加鞭笞，直至伐根焚柯而后快。这还不够，结尾更“譬诸人事”，历举篡权窃位的史实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中间写君主论道设教之地宜树“贞坚”的松桧，而今却培植“效谄”的樱桃，也是对唐玄宗晚年远贤臣、亲奸佞的写照。
这篇赋虽为李林甫而发，却有普遍意义。白居易看出这一点，特概括为一首五言诗：
有木名樱桃，得地早滋茂。叶密独承日，花繁偏受露。迎风暗动摇，引鸟潜来去。鸟啄子难成，风来枝莫住。低软易攀玩，佳人屡回顾。色求桃李饶，心向松筠妒。好是映墙花，本非当轩树。所以姓萧人，曾为《伐樱赋》。（《有木诗八首》之一）
（二）宫殿赋的例子
汉大赋中的宫殿赋，如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何平叔的《景福殿赋》，都以详尽地描写宫殿的宏丽为特征。而杜牧的《阿房宫赋》与孙樵的《大明宫赋》，却打破汉代宫殿赋的框架，变铺陈大赋为抒情、讽刺小赋，显示了唐赋主体意识昂扬的特点。
杜牧作《阿房宫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当时朝政腐败，藩镇跋扈，吐蕃、南诏、回鹘等纷纷入侵，大唐帝国已面临崩溃的危机。杜牧欲挽危局，主张内平藩镇、加强统一，外御侵凌，巩固国防。为了实现这些理想，他渴望统治者励精图治，富民强兵。而穆宗以沉溺声色送命，接替他的敬宗荒淫更甚，“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又“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以备游幸（《通鉴》卷243）。杜牧对此十分愤慨，在《上知己文章》中明白地说：“宝历（敬宗的年号）大起宫室，故作《阿房宫赋》。”
前半篇固然也写宫殿，但不是从局部到总体作详尽的描绘，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和夸张，综揽全局，用以揭露君主的骄奢淫佚及其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从而引出后半篇的抒情和议论。由“嗟呼”领起的后半篇，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的论点出发，总结秦与六国族灭的历史教训：虐用其民则亡，爱惜民力则昌。感慨、叹惋，寓议论于抒情，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孙樵的《大明宫赋》构思更新奇。对于宏丽的建筑不作任何描状，却说早晨“见大明宫前庭”，夜间梦见大明宫神对作者讲话。讲话从太宗“永求帝宅，诏吾司其宫”开始，夸耀他作为宫神，“翼圣护艰，十有六君，荡妖斩氛。”以下把灭周复唐、平安史之乱、平朱泚之乱等等，都作为自己的功劳。最后慨叹今不如昔，民生凋敝，良田荒芜，国防空虚，国土日削，……。就这样，通过宫神的叙述，概括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接着写道：
言未及阕，樵迎斩其舌，且曰：“余闻宰获其哲，得是赫烈。老魅迹结，尔曾何伐？宰获其慝，得是昏蚀。魅怪横惑，尔曾何力？今者日白风清，忠简盈庭。阖南俟霈？阖北俟霁？矧帝城阗阗，何赖穷边？帑廪加封，何赖疲农？禁甲饱狞，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时？不等宫神说完，孙樵便痛加驳斥：“我听说选拔贤哲作宰相，唐朝就兴旺，奸邪就敛迹，你宫神有什么功劳？相反，重用大奸大恶，朝政就昏暗，妖魔鬼怪就兴风作浪，你宫神又有什么力量拨乱反正？如今日白风清，忠良满朝，哪里是南方等待下雨、北方等待天晴？更何况京城里十分繁荣，哪里需要穷困的边疆？钱库粮仓都十分充实，哪里需要疲惫的农民？禁卫军吃得饱、长得壮，异常凶猛，哪里需要天下兵？”
宫神虽讲出了唐朝兴衰的历史，但自居其功，却是欺人之谈。孙樵用得贤相则兴，用奸相则衰进行驳斥，当然是正确的。而宫神慨叹今不如昔，显然符合实际，孙樵却不从用人失当等方面说明原因，而是正话反说，歌颂现实，还横蛮地对宫神提出一连串质问。构思之妙，真是匪夷所思。
结尾数句，尤妙不可言：
宫神不能对，退而笑曰：“孙樵谁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写宫殿赋而别辟蹊径，通过与宫神的对话抨击朝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主体意识之高扬，唐以前的所有赋作家都望尘莫及。
三、体裁的多样与创新
唐人小赋，体裁多样，求变求新。百卉争妍，蔚为大观。
（一）骈赋
初唐时期，赋作家直接继承六朝传统，其创作以骈体抒情小赋为主。但由于全国统一，南北文学交融，赋作家“各去所短”而“合其两长”，追求“文质彬彬”的境界，故其骈体赋已出现有异于六朝的新特点：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气机流畅，风格刚健清新。读王勃的《涧底寒松赋》、卢照邻的《对蜀父老问》和《秋霖赋》、杨炯的《青苔赋》、徐彦伯的《登长城赋》、东方虬的《蟾蜍赋》、陈子昂的《麈尾赋》等篇，便可感受到这种新特点。试以《登长城赋》为例，略作说明。
《登长城赋》立意高远，气势磅礴。且看关于秦筑长城的描写：
……神告箓图，亡秦者胡。实懵萧墙之嬖，滥行高阙之诛。凿临洮之西徼，穿负海之东隅。猛将虎视，焉存纲纪；谪戍勃兴，钩绳乱起。连连坞壁，岌岌亭垒。飞刍而挽粟者十有二年，堑山而堙谷者三千余里。黔首之死亡无日，白骨之悲哀不已。犹欲张伯翳之绝胤，驰撑犁之骄子。曾不知失全者易倾，逆用者无成。陈涉以闾左奔亡之师，项梁以全吴骄悍之兵。梦骖征其败德，斩蛇验其鸿名。板筑未艾，君臣颠沛。六郡沙漠，五原旌旆。运历金火，地分中外。因虐主之淫愎，成后王之要害。则知作之者劳，而居之者泰。
对偶极工，而大气包举。且用“犹欲”、“曾不知”等词统领偶句，转折灵动。至于“因虐主之淫愎，成后王之要害”，以表示因果关系的“因”、“成”二字分冠于两句之首，遂使“虐主之淫愎”与“后王之要害”词虽骈俪而气则单行。“则知作之者劳，而居之者泰”，以“则知”承上启下，以“而”字转折，故能化偶为散。尤应注意者是：“虐主之淫愎”与“后王之要害”、“作之者劳”与“居之者泰”，都是对偶法中的所谓“反对”，表现对立的双方。从害与利两个方面对秦筑长城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求诸古人，也是难能可贵的。
盛唐及其以后，愈益求变求新，或吸取骚体情韵，或向新文赋过渡，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
（二）四言诗体赋
唐代诗坛，四言诗已基本上被五、七言诗所取代，除韩愈的《元和圣德诗》和柳宗元的《平淮夷雅》而外，佳作寥寥；而其艺术生命，却转向辞赋园地飘香吐艳，大放光芒。唐人四言诗体赋的主要特点是：题材广，角度新，能以极短的篇幅反映社会人生，表现深刻主题。前面在论“赋的诗化”时已谈过若干作品，但那是举例性的，有价值的作品远不止此。如司空图的《诗赋》以赋论诗，描状了壮阔、奔放、奇险、雄健等艺术风格，可与他的《诗品》相补充。《共命鸟赋》曲折地反映了晚唐统治阶层的权力争夺，而以“一胜一负，终婴祸罗。乘危逞怨，积世不磨”诸句深致叹惋，尤有现实意义。
（三）骚体赋
唐人小赋中的骚体赋佳作多、诗意浓。如卢照邻的《狱中学骚体》、张说的《江上愁心赋》、元结的《闵岭中》、刘禹锡的《秋声赋》、白居易的《伤远行赋》、韩愈的《复志赋》等，都写实感，抒真情，语言清新，形象鲜明，而作者的遭际与时代氛围，亦跃然纸上。柳宗元的《解祟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五篇作于永州，抒发因实行永贞革新而遭贬谪的愤慨与痛苦，感情沉郁激荡，其写景文字，亦隐喻着现实的黑暗与世路的艰险，是骚体赋的名篇，林纾称为“唐文巨擘”，“当与宋玉争席”（《韩柳文研究法》）。刘蜕的《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悯祷辞》等，王夫之誉为“左徒谪系”（《姜斋文集·刘孝尼诗序》），刘熙载以为“学《楚辞》尤有深致”，“颇得《九歌》遗意”（《艺概·赋概》）。当然，唐人的骚体赋，都上承《楚辞》传统；但都刻意创新，不落前人窠臼，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和时代色彩，其中有不少佳作，可以称为新骚体赋，这在论“赋的诗化”时已略抒浅见。
（四）文赋
以《子虚》《上林》为代表的汉大赋，韵散结合，或称散体赋，或称文赋。唐人取其散文句式和散文气势，而去其罗列名物、堆垛双声叠韵形容词及喜用生僻字词的缺点，用明畅生动的语言写景叙事，抒情达意，遂形成一种有时代特色的文赋，可称为新文赋。
唐代开国，文人受时代精神的感召，都怀有昂扬奋进的激情。与此同时，从魏征到陈子昂，都“质”、“文”并重，提倡有“骨气”、“风骨”的刚健文风。因此，初唐的骈赋和骚体赋，已在不同程度上御以散文的气势。到了盛唐时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人，首先在新文赋的创立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代表作是李华的《吊古战场文》。
《吊古战场文》作于玄宗天宝末年。开元天宝间迭启边衅，而李华曾奉使朔方，目睹耳闻了北方古战场的惨象；当天宝十载唐军伐南诏败绩，死者六万，而“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准备再行征伐之时，李华又在伊阙县尉任上亲见“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通鉴》卷二一六）的情景，故能写得真切感人。全文起得突兀：
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尝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劈空画出一幅古战场图，景中含情。以下以“吾闻夫”、“吾想夫”、“至若”分别领起三段文字，绘声绘色，铺写战争的惨烈。又以“吾闻之”领起一段，历举边防得失，而归结为“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又以一组疑问句带出关于战死者家属的描写，然后陡然收尾：
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四夷。
极写杀伤之惨和战死者家属之苦而结穴于任人得当，“守在四夷”，在当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全文骈句、骚句、散文句并用，逐段换韵。大致以骈句铺写，以骚句抒情，以散文句议论，奇峰迭起，变化无端，奔腾前进，如大河滚滚，具有散文汪洋恣肆的气势，开后代文赋无数法门。
唐赋大家都兼擅多种赋体。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主将，不论写骈赋还是写骚体赋，都能运以散文的气势，刻意创新。当然，他对辞赋的主要贡献，还在于新文赋的创立。其《进学解》、《送穷文》历代传诵，从体格看，乃是新文赋。而古今不少选本是作为散文入选的，其有异于前此各体赋的新特点之鲜明突出，于此可见。但也有看出问题的，如宋人黄震云：“《进学解》类赋体，逐段布置，各有韵”（《黄氏日钞》卷五九）。近人钱基博云：“《进学解》虽抒愤慨，亦道功力，圆亮出以俪体，骨力仍是散文。浓郁而不伤缛雕，沉浸而能为流转，参汉赋之句法，而运以当日之唐格。跌宕昭彰，乃开宋文爽朗之意”（《韩愈志·韩集籀读录》）。这都讲出了《进学解》作为新文赋的特点。再看《祭田横墓文》：
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觑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观乎天下，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死者不复生，嗟余此去其从谁？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昔阙里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
祝尧《古赋辨体》提到这篇赋，却未辨其体而只谈内容。从体格上看，《进学解》骈俪语层出不穷，其特点是以散御骈；而这篇《祭田横墓文》，则通篇散行，无一骈语，跌宕起伏，一气旋转，实质上是一篇抒情性极强的押韵的散文诗。
此后如杜牧的《阿房宫赋》，是典型的新文赋。
（五）律赋
律赋就是讲格律的赋。所谓格律，就是音韵和谐，对偶精切。
单音节的汉字每个字都有形有音有义。就字音说，尽管在南齐永明时沈约等人提出“四声”以前并没有平仄的说法，但实际上音分平仄。《诗经》、《楚辞》中的许多作品读起来之所以有抑扬抗坠的音乐美，除了押韵之外，还由于许多句子大致平仄协调。就字义说，“天”与“地”、“男”与“女”、“高”与“下”、“多”与“少”，以此类推，每一个字都可以找到一个乃至几个字与它对偶；更妙的是其平仄也往往是相对的。因此，对偶句在先秦古籍中已屡见不鲜。这就是说，诗、文的有意识的律化，是在符合汉语特性的前提下进行的。诗的律化，由永明新体诗促进，至初唐基本完成，包括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律诗、五七言排律在内的一整套格律诗，为唐诗百花园增加了光艳夺目的新品种。文的律化与诗的律化同步、并受其影响，其结果便产生了介乎诗歌、散文之间的两种体裁：骈文、骈赋。唐代以诗赋取士，用于考试的试帖诗，其实就是五言排律，所不同的是限定六韵十二句，由试官命题、限韵。用于考试的律赋，其实就是骈赋，所不同的是由试官命题限韵、开头必须“破题”；在用于取士之后，更讲究平仄协调，又增多了四六句式。
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律赋，在用于考试时也允许求变求新。李调元在《赋话·新话三》中指出：元稹、白居易的律赋“驰骋才情，不拘绳尺”，“句长而气甚流走”，“踔厉发扬，有凌轹一世之概”。又指出：“律赋多有四六，鲜有作长句者。破其拘挛，自元、白始。乐天清雄绝世，妙悟天然，投之所向，无不如志。微之则多典硕之作，高冠长剑，璀灿陆离，使人不敢逼视。”骈赋、律赋，由于通篇用骈偶句，在写作中很容易出现繁缛、堆垛、板滞的缺点。元、白突破四六句式而善用长句，“气甚流走”，使律赋有散文气势，便矫正了那些缺点。白居易应试的《性习相近远赋》、《求玄珠赋》、《斩白蛇赋》等“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并非偶然。
律赋用于科举考试，风簷寸晷，命题限韵，当然很难产生佳作。如果不参加考试而用以抒发真情实感，则限制虽严，仍能写出较好的作品。晚唐时期，不为参加考试而写的律赋极多，而社会千态、人生百感，亦随之进入律赋创作领域。王棨的《贫赋》、《江南春赋》、《秋夜七里滩闻渔歌赋》，黄滔的《馆娃宫赋》、《明皇回驾经马嵬赋》、《以不贪为宝赋》，徐寅的《寒赋》、《口不言钱赋》、《人生几何赋》、《过骊山赋》等，都有感而发，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晚唐士人的心态和社会面影。如徐寅的《寒赋》（以“色悴颜愁，臣同役也”为韵）》，设为问答，写“大雪濛濛”之时，“安处王”以兽炭、狐裘御寒，犹说“今日之寒斯甚。”“凭虚侯”便说：“下民将欲冻死，大王未有寒色。”接下去描绘了戍边将士、农夫、儒者三种人的寒状。写农夫云：
荷锸田里，劳乎农事。草荒而耒耜无力，地冷而身心将悴。赋役斯迫，锄耰何利！冻体斯露，疏蓑莫庇。东皋孰悯其耕耘？北阙但争其禄位。今则元律将结，元冬已继。此农者之寒焉，大王曷知其忧愧？
《口不言钱赋》借歌颂王衍鞭笞了古代的“拜金主义”现象：
恨朝野以争侈，竞缗钱而纵欲。化为粪土，填巨壑以难盈；涌作波澜，灌漏卮而不足。
类似的作品，在晚唐律赋中并不鲜见。
诗与文，各有特性。诗的律化产生了被唐人称为“近体诗”的若干新品种，成绩辉煌。而文的律化，其成绩则相形见绌。看来文虽然也有声调问题，但不宜过分律化。骈赋、律赋的革新，都是吸取散文疏畅、流走的气势以化骈偶的繁缛、板滞，其原因正在于此；韩、柳古文运动功不可没，其原因也在于此。但唐人律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仍需研究、总结。不宜笼统否定。
（六）俗赋
敦煌遗书中有唐人赋22篇，其中有用通俗语言写成、无作者姓名的《燕子赋》二篇（其一残）、《晏子赋》、《韩朋赋》、《
新妇文》各一篇，通称俗赋。这表明曾经是庙堂文学的赋，到唐代已深入民间，被民间艺人用来塑造人物、叙说故事。这些俗赋，都具有滑稽调笑、幽默讽刺、寓庄于谐的特色，鲜活、泼辣，富有民间生活气息，与文人赋形成明显的对照；也正好与文人赋相互补充，使唐赋蔚为大观。
以上从赋的诗化、主体意识的高扬、体裁的多样与创新三方面论述了唐人小赋的特点，虽然未必中肯，但由此已可看出：在唐代文学的百花园里，各体小赋与诗、文交融互补，共酿春色。如果对唐赋不屑一顾或视而不见，那就既不利于对唐代文学作全面把握，也白白丧失了许多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