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人学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断想论文,科学技术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人学”是关于人的学说这一界定来看，除了有一种总体上的人学理论之外，还必定存在着若干分支的人学，科学技术人学就是这样的分支之一。
人是多种属性的集合体，人和周围的事物（包括自己的创造物）发生着多重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他创造和被创造、展现和被赋予着自己的丰富性。然而在人身上集合着的丰富性又是可以分解或分析的，并且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才能获得对于人的深入的、细节的知识；人学的分支就是探究这些分析的方面的，而科学技术人学就是探究在科学技术维面上人所展现出来的特性。
从“世界观就是方法论”的意义上，人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而且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平常所说的“人文思考”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科学技术人学，从方法论的角度，就是对科学技术的人文思考，就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去观察科学技术的效用、意义和目标，等等。
如果科学技术人学是对科学技术的人文思考，而我们又知道科学技术哲学是对科学技术的哲学思考，那么就必然引发出科学技术人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的关系问题。其实，只要界定了一般的人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归结科学技术人学和科学技术哲学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前者也看作是后者的分支，更具体地说，科学技术人学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问题域的接续和扩展，是对科学技术哲学中涉及到人和科学技术关系的那部分内容的详细展开。
由此看来，科学技术人学就是人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的结合部，其论域就在于从人和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人和科学技术，在它的视野中，人是科学技术化了的人，科学技术是人化了的科学技术，它们互相规定、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从而使得在科学技术作用下的人和在人“染指”下的科学技术都富集了深厚的哲学意蕴。探讨这种意蕴，既承接了历史文明的成果，又构成现实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
科学技术人学的智力基础可以说是当代科学和人学经历漫长分野后的汇流。在历史上，尤其是西方的历史上，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作为关于外在对象的物性知识的科学和作为关于人自身的学问的人学基本上是分流发展的。尽管在文明时代以前，曾发生过将关于人的认识——主要是人对自身的种种体验和猜测——加诸于人之外的对象之上的活动，那就是最早产生的原始宗教和巫术，但这种融合显然不具有真实的、牢固的基础。一旦最早的科学产生时，就以拒斥的姿态，专注于自然本身的运行，而将人自己的排除在对象的范围之外。这种排斥到了近代科学那里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亚历山大·柯莱伊所评述的：“近代科学打破了隔绝天与地的屏障，并且联合统一了宇宙。而且这是对的。但正如我也说过的，它这样做的方法，是把我们质的和感知的世界，我们在里面爱着和死着的世界，代之以另一个量的世界，具体化了的几何世界，虽然有每一个事物的位置却没有人的位置的世界。于是科学的世界——现实世界——变得陌生了，并且与生命的世界完全分离。”〔1 〕最初人们意识到撇开人而专注于自然之不足时，并不是将人文融入科学认识以弥补其不足，而是采取另一种极端的作法：实行研究对象上的彻底转向，撇开自然而专注于人，所以“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雅典学派兴起以后，形而上学就代替了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希腊人对于自己的心灵作用入了迷，于是就不去研究自然，而把目光转向自身。”〔2〕这样的转向，虽然深化了人对自身的认识， 有了独立的关于人的学说（最早的人学或人本哲学），却限制了他们对外部自然界的认识，造成了对科学发展的阻滞。
科学与人学之间长期的互相“离异”，也导致了人们在认识世界的方法、观念和精神上的分野，形成了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不同的视野，科学主义视野中对于人的看法和人文主义视野中对于科学的看法更是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尖锐对立。一方面，在科学主义视野中没有人（文）学（说）的独立和崇高的地位，科学技术被视为可解决人的一切问题的手段，其价值甚至高于人本身的存在。另一方面，在人文主义视野中，科学技术则损害人的存在、吞并人的自由乃至毁灭人的前途和命运，由此构成了他们激烈批判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都对科学技术进行了人文思考，可以说它们是科学技术人学中各走极端的两派观点；尽管它们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它们的思考中所触及的某些问题无疑有着启发的意义。
今天，在步入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分化了的科学与人学两极文化成就越来越感到单面的局限性，感到对方的互补性，感到一个新的综合时代正在到来。于是，我们有了知识部门之间的交叉对接、互贯互渗，形成了如同雨后春笋般的边缘学科、横断学科、交叉学科，它们横跨两门乃至更多的学科，使不同领域的知识、方法互相“杂交”，生长出“博采众长”的“后代产品”，使人类探索世界的视野中出现目不暇接的新世界图景，在这种图景中，既保持了分析时代的细节成就，也增加着使细节之间相互连贯的线条，形成一张普遍联系之网，构成一种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整体性把握，一种将深刻性和全面性结合在一起的把握。在这种新的综合之潮中，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之间的交合互渗，形成跨越于“两个世界”的新的知识，产生出认识世界的新方法、新观念、新成就。而这种智力背景正是我们建构一种新的科学技术人学的基础。
三
科学与人学的汇流主要体现为科学向人文学科的渗透和人文精神向科学技术的融入两个方面。
科学向人文学科的渗透，首先大量地表现在科学的方法被应用于研究人文现象。
人在把自己区别于自然物性的体认中，形成了一套不同于科学方法的人文认识方法，并在科学与人学分野的时代，发挥着有效的认识人文现象的功能和作用。人文认识方法是我向性的、感悟的、形象的、具体生动的，因此缺乏科学那种客观性、普遍性、规律性等等特点。人的丰富内在世界，本来也有着不可穷尽的个体差异性，因此也需要凸现这一特点的人文认识方法加以揭示。
然而在今天，随着科学及其成果向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的广泛渗透，科学方法也成为揭示人的“另一面”的重要手段。人学领地也力图应用科学的方法，在具有个体差异性的人身上，发现某些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普遍规律加以概括的东西，从而为人及社会的科学管理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手段与根据。如“行为科学”便力求在人的有差异的行为中概括出一般规律，展现出因果锁链，从人的需要、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层面把握人的各种活动（阶段）的内在连接，为科学高效地管理员工和群体提供了新思路。
此外，像语言学，原本作为纯粹的人文学科，现在则日益广泛地使用试验和数学方法，以至于有成为“语言科学”（Linguistic Scien-ce）的趋向。这种倾向，在心理学中也同样存在，甚至出现得更早。甚至像伦理学这样的千百年来难寻“公理”、带有极大不确定性和选择的困惑性的人文知识领域，也开始有如同罗尔斯那样的学者（在其《正义论》中）寻找其科学的“选择原则”，从而达到排除困惑、走向确定性的科学境界。这些探索性的成果尽管并不成熟，有的在将来还可能被证伪，但其展现的趋向却是很有价值的。
科学向人学的渗透，还表现为在人文探求的领域中，也开始注重以实证判据为手段来为人文精神的合理性提供证明。长期以来，人文认识似乎只是一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领地，在纷争角逐的漫长历史中，也似乎没有哪一种人文学说真正、彻底被“打败”或“取胜”，“各领风骚若干年”使得谁也难保永远征服人心的地位，其原因之一便是缺少科学那种以试验为判据的准则和精神。而今对于人文认识的课题，也注重以“实验事实”来说服人，通过增加科学性的含量来取得“合理性”、“确切性”的身份。
用科学理性对人文现象进行解释，从而探究其发生演变的机制，也是科学向人学渗透的一种情形。科学在自身的发展中，对物性的许多微观机理作出了越来越清晰、透彻和令人信服的说明，而人的日常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宏观性状，从本源上说，也有着微观机理上的原因（当然不能全部归结为这样的原因），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用科学的成就去部分地说明和解释人文现象的深层机制，也常能促进人文认识的深化，使其从仅仅描述现象进展到分析和阐释对象。科学利用其成果对人文现象的微观结构解释、历史起源解释、因果规律解释、功能作用解释等等，确实使我们对这一对象得到了比以前更清楚明白的了解，并增加了人文认识的确实性和实在感，以便于使它能在人类生活中发挥出更大的功效。比如对美学进行某种科学解释而产生的“科学美学”，就不再满足于将审美仅仅看作是感受性的东西，而是要探索美感发生的生理与心理机制，从而在科学的层面上给美以一种说明，并为计算机等现代手段的设计活动提供美学的理论根据。
此外，科学虽然不能对人文现象中的疑难问题提供终极答案，却能从它自己的角度引发人们对某些此类问题的“再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借鉴科学的思路发现解决问题的新方向，受到来自另一个认识领域的智力激励，导致人文认识的新发展，这也是科学向人学渗透的一种方式。
总之，科学的发展和其扩张力的增强，使其以种种方式向人文认识的领域渗透，人学不再象以前那样是一个与科学完全绝缘的独立王国，在科学的催化下，它也扩大了自己的包容量，不断吸取着人类理性成就的养分，使传统的人文精神可以寻到新的生长点，可以部分地借助于科学的力量而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人文精神向科学的融入，是科学和人学融合的另一种重要途径。
科学视野中的世界，历来是一幅以严格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客观的、严密的图景，在其中，一丝不苟地去除了人所能意识到的自己的主观因素。然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量子力学诞生后，许多科学家领会到“纯自然现象”并不能用“纯科学方法”研究透彻，在对自然的研究中，总会牵扯到人，涉及到与观察物体的相互作用，传统科学中被绝对化了的那种确实性、精密性、必然性，受到了人文精神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等等的“中和”，科学视野中的世界也浮现了人的影子，并从科学意识上看到了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可以说，无论对于微观世界，还是宏观世界，人在对自己的对象进行观察时，不可能超越生理学和心理学的限制，人所观察到的东西，本身就包含了自己的神经系统结构，从原则上讲，人不可能得到一种和观察者神经系统无关的对于认识对象的所谓客观描述和知识。于是我们发现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尤其是那些现代前沿学科中，出现了人化的趋势，只有和人的状况联系起来的科学解释，才是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能动哲学中对人的主体性在认识中作用的说明，也必定科学化，与生理学、心理学和其他现代科学相结合，才能合理地解释在认识活动中，人究竟对自己的对象施加了什么样的作用，而不能只是朦胧地、模糊地、思辨地、凭本能和直觉地谈论“主体性”。
人文精神向科学的融入，更大量地表现在科学日益唤醒其内在的人性觉悟，在科学的视野中日益重视科学活动及其成就对于人的利弊功害，乃至对人类命运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因斯坦、西拉德等科学家因倡导美国研制原子弹而后目睹其惨重后果所焕发出来的科学家的良心，越来越为更多的科学家所认同，将科学的兴衰与人类的发展紧密的结合，用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是造祸人类，日益成为有良心的科学家们的共同准则，“为认识而认识”的科学正在走向“为人类的幸福而效力”的科学。
在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萨顿早在30年代便提出过将科学人性化的思路，他认为要改变人类理性的分裂状态，提倡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即一种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它将赞美科学所包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性联系在一起。另一位学者波拉尼也认为，那种标榜自己为“精确科学”的科学观已成为今天种种危险谬误的最大源头，他主张建立一种充满人性味的科学观，把人性溶进科学研究和科学认识，这就是人性化的科学。倡导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马斯洛则指出，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东西；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也就是人类的目标，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达，不仅取决于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的性质。因此，科学就是人学。
有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说，科学的深化便包含着人化，客观性的全面化便会结合主体性，纯科学的终极必然与人相通，与人学汇流。正是这种汇流，使得一种新的科学技术人学的产生成为必然。
四
科学技术与人学的当代融通，使得新的科学技术人学致力于从总体上将关于两个世界（科学对象所构成的世界和人学对象所构成的世界）的一般知识结合起来，从人文的眼光去观察科学技术。它要全方位地揭示科学技术对于人的利弊功害效应，即包括其正面的、人性的效应，也包括其负面的非人性、反人性效应，从而对科学技术作用于人的直接效应有一个合理的、清醒的界定，由此确立我们对待科学技术的辩证理性态度；它还要揭示科学技术的人类学价值，阐明科学技术和人之间是如何互相创造、共同进化的，尤其是人在创制和发展科技时，是如何将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又如何演进成为今天这种具有强大的实践和认识能力的主体的，这种演进的未来前景是什么，从而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命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更要探究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关系，探究科学技术对于人的自由、尊严、主体性乃至“终极关怀”具有什么意义，它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体幸福能够提供什么和不能够提供什么，从而如何与人文精神接缘才能为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或许，它还需要探讨科学技术与人的本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像人的善恶、人的“利他性”与“攻击性”、人性中的崇高方面和卑劣方面，是否曾经受到过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在将来是否可以用科学技术作为手段去加以改造，从而“人”的含意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能否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如此等等。
当然，它也要理性地审视人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同样也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即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推动科学技术的能动主体，在什么情况下又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从实践意义上说，科学技术人学的宗旨是要寻找科学技术与人的最佳结合方式，即科技文明与人的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最佳结合方式，探究科学技术合乎人性的发展战略与道路，也需要探究有利于科学技术健康演进的主体精神风貌。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所能展示的内容，不仅是用人文的眼光观察科学技术后对于科学技术的新认识，而且是对科学技术作用和影响下人被赋予的新的丰富性的展示。这反映着科学技术与人之间，确实有着双向互动的关系，揭示出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本质、类型及演进趋势，无论是进一步理解科学及其内含的精神，还是把握人的特性及人文精神，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因此，这样的考察，无疑可以将我们对物性与人性的认识引向幽深，并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出新的综合。
科学技术的不断演进，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不断发生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是将人类社会不断推向新纪元的强大动力，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劳动实践方式、行为交往方式、生活情感方式以及思维认识方式，而且也对人的伦理道德、理想追求、政治期望、主体意识及社会责任感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多方面地改变了人，一部科学技术发展史，可以说同时也是一部人的演变进化史。科学技术与人的各自的演进轨迹，有着相互映现与“感应”的密切关系。科学技术改变着人生的意味和价值，展示出人的发展新前景；而人的价值观念及生活态度，也无不影响着科技的命运及其效能，两者互渗互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们在今天，凡是提到科学技术的地方，必然联想到人，而凡是提到人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要谈及映照在他们身上及其周围的科技文明之光。因此，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分别开来研究的作法，已经不再适合于具体地、全面地把握这两大对象，而必须有如像科学技术人学这样的领域对其作综合的考察。
这种综合的考察，也体现着西方的科学传统与东方的人文传统的高层次整合，抑或说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走向互补的交融，是人对物质幸福的追求和对精神和谐的追求和统摄性把握，诚如普里戈金满怀信心地看到的：“我们相信，我们正在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3〕
总之，科学技术人学是科学的知识、方法、精神与人文的知识、方法、精神的汇合，它也有助于我们对人类文化现象作出更新的研究，正如威尔逊所展望的，“我希望，随着这种汇流的进行，一种真正的好奇心将重新进入变宽阔了的文化……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能比过去更进一步努力明确各种伟大的目标，使有教养的人们能朝着这些目标展开发现的航程。”〔4〕或许这也是大综合时代所必然产生的人类智力的跃迁。
注释：
〔1〕〔3〕伊·普里戈金等：《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1、57页。
〔2〕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0页。
〔4〕威尔逊：《论人的天性》，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