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个中西方社会网络比较分析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网络论文,视角论文,资本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是“社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如朋友、同学、师生、亲人、同事、上司、下属……所有这些关系重重叠叠组合在一起，犹如一张网络，当事人“嵌入”其中。人们在这张网络中传递信息、产生信任、建立预期、履行规范，以实现个体和群体的目标。①在讨论华人社会的社会网络时，“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学者大多认为，华人社会的“关系”(Guanxi)不同于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②那么，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网络相比较，华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呈现出什么样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带给群体什么样的竞争性优势或劣势？本文从个体中心网(ego networks)和整体社会网(social networks)两个层面来比较分析中西方社会网络，并把社会资本作为考量差异的标准。
一、何为社会资本？
在研究人与人的联结方式上，欧美学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即“社会资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著名学者对这一概念做出过界定。③社会资本的研究可分为两个进路，即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个体层面的代表性学者林南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行动者能通过网络中的各种联系来获得或动用这些资源。他认为，社会资本有以下作用：1、有助于信息的流动；2、影响与个体息息相关的重要决定(如聘用、提升)；3、个体向组织或组织内的成员出示的社会资格证；4、强化身份和认同。④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投资、经营社会资本是为了实现工具性的目的(如金钱、权力、地位、声誉)和情感性的目的(如幸福感、对生活的满意度)。群体层面的代表性学者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内有助于实现相互利益协调和合作的某些特征，比如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⑤它主要有三种形式：信息渠道、义务和预期、社会规范。⑥社会资本的缺失会影响组织的绩效、合作治理，乃至国家的民主。⑦虽然研究进路不同，但是学者们基本认同，源于人与人联结方式的社会资本对个体和群体的发展至关重要。
此外，有不少学者从社会资本的作用出发，将其区分为正社会资本(Positive social capital)和负社会资本(Negative social capital)来加以研究。人与人的联结增强个体和群体实现目标的能力，称之为正社会资本；反之，则为负社会资本。⑧比如，投资经理在投资利润的分配中帮助家人或朋友获利，而损害投资人的利益。这种行为对投资群体而言是负社会资本。⑨亚历山德罗·波茨进一步分析了负社会资本的四种影响：排斥外来者、过度索求群体成员、限制个人自由、下降规范水准等。⑩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关系”网络时，也有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以此来分析“关系”对个体和集体的影响。(11)
基于此，本文所讨论的“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关系”网络中并在此流动的资源。它具体可包括权力、知识、信息、观念、帮助、服务、机会、物品、金融资本、情感支持等等。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群体的人与人之间联结方式是不一样的。华人社会以“关系”为导向的联结方式，与西方以“规则”为导向的社会网络有着很大差异。“关系”作为华人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在个体中心网和整体社会网分别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以及由此导致什么样的竞争性优势或劣势？
二、个人“关系”是何种社会资本？
在华人社会中，“关系”网络通过“人情－面子”的运作在个体间进行资源交换。因此，个体的“关系”网络蕴含着社会资本。那么，从个体层面来看，“关系”网络中到底蕴藏着何种社会资本？与西方社会网络相比有着什么样的特征？这要从“人情－面子”关系的文化根源谈起。
现代华人社会的“人情－面子”关系起源于传统儒家文化。(12)儒家文化强调基于家族血缘的伦理关系(13)，在人与人的联结中形成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14)这种亲疏远近不同的亲情伦理实现家族成员间的互助和集体行动。因此，在传统意义上，“人情－面子”关系是由家族、血缘、亲情扩展开来的伦理。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此有很大不同。首先，西方社会除了亲情之外，还有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爱”。基于感情的付出均出于自愿，没有义务或伦理，也不需要回报。其次，规定西方社会义务和伦理的，不是亲情或家族血缘关系，而且契约关系。由此可见，中西方社会资本的起点就不同。中国人的信任、义务和预期来自于家族、血缘关系，随着这种血缘之远近而变化；西方社会的社会资本来自于契约关系，并随着个体在履行契约时的“声誉”(Reputation)(15)而发生变化。
华人社会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联结方式难以适应流动性强、交易合作广泛的现代社会。那么，如何在契约精神尚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义务和预期呢？华人社会以模拟家庭(pseudo－families)的方式来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的“人情－面子”关系，(16)即所谓的“拉关系”和“走关系”。(17)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模拟传统的家族、血缘关系，并以此来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义务和预期。在华人的社会交往中，人们常说“送你个人情”，“欠他个人情”。“人情”在社会交往中俨然已成了熟人之间有形、无形资源的交换关系或恩惠关系。(18)因此，“拉关系”和“走关系”都是“人情－面子”关系的前期投资，最终是为了产出。
那么，产出的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人情”作为社会资本用来实现工具性目的(19)(20)。“人情”在人际交往中相当于“信用卡”。“送你个人情”相当于在我的人情信任卡中存入一笔钱，将来可以兑换成经济资源(金钱)、政治资源(权力)、社会资源(地位、名声)。它的每一次都是不公平交换，但在你来我往的不公平交换中最终还是公平交换。有学者认为，“人情”在人际交往中相当于“保险费”。(21)在“关系”交往中不是对等回报。它只是在别人需要、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有义务出手相助。而当你有急难时，受助之人也有援助你的义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建立“关系”相当于买了一份保险。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人情”作为社会资本也可以用来实现情感性目的。比如，个体从获得有情有义的好名声中感到的荣誉感、幸福感以及关系网络的拓展。(22)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情－面子”关系还是“荣誉证书”。
与西方人的社会资本相比较，华人社会的“关系”资本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情感性目的与工具性目的难以区分。在西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感情与交易是可以区分开来的。感情出于自愿，付出不求回报；交易则基于契约之上的公平原则。而在华人的社会交往中，情感与交易很难区分开来。交易是因为有感情、增进感情，还是培养感情为了交易，抑或是为了交易而假装有感情？这在华人的社会交往中有时连当事人也是困惑和模糊的。因此，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关系就是情感开路、工具性交换跟随而上，分不清华人在“人情－面子”关系中赠送礼物还是行贿受贿。(23)但也有学者认为，正因为华人能在人际交往中，对情感性目的和工具性目的不断加以平衡，才能将“人脉”(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拓展到基于血缘的小圈子之外。(24)
第二，交往规则随着感情深浅程度发生变化。从图一(1)可以看出，华人在建构社会关系网络时，有一条“以己向外推”的“感情线”。换言之，华人的人际交往是“划圈子”的。(25)(26)这些圈子以“我”为中心，最起码可以分成三层：家人或拟家人圈、熟人圈和认识之人圈，在认识之人圈外便是陌生人了。(27)不同的圈子，关系类型和交往法则是不一样的。家人或拟家人圈是情感性关系，适用按需分配原则；认识之人圈是工具性关系，适用公平交换原则；熟人圈是混合性关系，适用人情交换原则。(28)与之相比较，西方社会的人际交往也有亲疏远近。这种亲疏远近体现在情感的深浅、交往的频率、信息的交流、资源的交换，但不会引起交往规则的变化。西方社会交往规则的变化对事不对人。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社会的人际交往中情感与交易的相对分离，使得人际交往规则分成两个层面：情感层面和交易层面。如图一(2)所示。比如，Mike和Eric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可以天天一起泡吧。但如果Eric不是很优秀，Mike不会为他写一封好的求职推荐。而且这不会影响他们继续一起天天泡吧。
第三，特殊主义(29)的“声誉”(Reputation)机制。西方社会的人际交往非常重视“声誉”。个体在人际交往中一般不会做有损于自己声誉的事。因为这会影响别人对他的评价，进而影响别人是否愿意与他合作、交往。事实上，华人社会的人际交往也重视“声誉”。只是中西方“声誉”的内涵有很大差异。西方社会的“声誉”来自于是否遵守规则，是否诚信，是否有能力；而“关系”社会的“声誉”却关乎，个体与朋友交往时是否乐于“施恩”、“图报”，是否讲“人情”、重“面子”。在“关系”社会中，个体是否对朋友“有情有义”远比“遵纪守信”更能获得好名声。但是，一个对朋友“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情有义”。这种特殊主义的“声誉”机制更强化了华人人际交往中交往规则的改变。\
图一(1)
图一(2)
三、“关系”网络是何种社会资本？
人们通常认为，“关系”虽然有助于个体获取资源、提升社会地位，但会降低群体的规范、道德水准。事实上，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关系”是长期演进形成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方式，其在群体层面有着存在、运作机理和相应的竞争性优、劣势。
1、自组织治理机制：“圈子”的正社会资本分析
华人社会的“关系”在群体层面往往呈现为“圈子”现象。(30)“圈子”其实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社会自组织治理机制。这一机制是人们用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应对外在环境的压力，以及华人社会熟人信任的文化习惯。“圈子”内联系强度高、持续时间久，社会网密度大，有时还会呈现较高的群体中心性(centrality)。(31)西方社会的人际交往中也会有高强度、高密度、长时间、高中心化的社会网络。虽然其数据特征相似，但内在机理却有很大差异。后者是情感性目的和工具性目的分离、交往规则就事而变的普适主义的社会网络；而“圈子”是情感和利益交融、交往规则“圈内”、“圈外”有别的特殊主义社会网络。
“圈子”的这种特征使其对内有很强的凝聚力，易于形成集体行动；对外有很强的竞争力，易于争取外部资源。概言之，“圈子”的正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四种形式(见表一)：1、“圈子”内有很高的信任度。“圈子”成员利益互赖且情感关联。这导致“圈子”内有很高的信任度，使人们在“圈子”内能更多、更快地交换或整合信息、资源。同时，这种自组织治理机制降低了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使人们在“圈子”内能更好地实现合作与协调。2、“圈子”实现了人际关系的多样化联结。既有“圈子”内封闭性的强联结(strong ties)，又有“圈子”外开放性的弱联结(weak ties)；“圈子”内成员既有情感联系，又有利益互赖。这种多样化联结方式，使得“圈子”成员一方面拥有更多的信息渠道，另一方面能动员“圈子”力量把握信息所带来的机会。(32)同时相较于单纯的利益联结而言，更有彼此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3、“圈子”内有很强的行为规范。“圈子”往往有中心度高的核心人物、成员之间交往密度又大。这样很容易发展出“圈子”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大大减少了群体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有利于合作与协调。4、“圈子”是一个利益互惠体。“圈子”成员的利益互赖增强了圈内信息、资源的交换和整合，从而提升了将资源与需求相匹配的能力。因此，“圈子”作为自组织治理机制在资源应用、分配上独具优势。它无需正式组织亦可实现资源分配，而且比正式组织更人性化、更符合群体成员的需求。
2、圈内、圈外的负社会资本分析
“圈子”具有上述正社会资本，使得“圈子”比西方国家的社会网络更有凝聚力，“圈子”成员更易于被动员。但是“圈子”对个体和“圈子”所处的大群体而言，也存在着大量的负社会资本。(33)概言之，这些负社会资本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一是“圈子”内人际交往的强联结；二是情感关联的利益只在“圈子”内共享；三是“圈子”维护自身利益会有意无意地损害大群体的利益。
从“圈子”内部看，负社会资本主要来自于“圈子”内人际关系的“强联结”特征。首先，“圈子”成员具有类家庭成员似的相互支持、帮助的义务。这使得“圈子”成员在特定条件下为了照顾“圈内”其他成员，而成为“利益牺牲者”。这种共享式的按需分配原则会造成对“圈子”部分成员过度索求，促使他们从情感上偏离“圈子”乃至逃离“圈子”。其次，“圈子”是亲近的小团体。它要求成员行为上的一致性。(34)这使得一部分有创新欲望和自由渴求的成员设法逃离“圈子”，同时也会挫伤“圈内”成员的创新精神。最后，“圈子”是高密度的小团体。它需要通过不断的人情交往保持成员间的信任、规范、预期和利益共享。而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与某些人频繁交往的时候，必然减少与其他人的交往。而一对社会关系所具有的信息和机会总是有限的。这导致“圈子”成员在“圈内”人际关系上的过度投资。同时，“圈子”利益和情感的交融，也加重了成员人际交往时的道德顾忌和心理负担。所以，华人社会的人际交往显得既艰难又辛苦。而在西方“名誉”机制下的社会网络中，一方面情感与利益分离，相对摆脱了人际交往中情感与利益的纠缠；另一方面，“声誉”机制提供由第三方担保的信任转移，即使陌生也有信任基础。因此，人际交往显得简单而轻松。
从“圈子”与“圈子”之间的关系来看，负社会资本来自于“圈子”天然的排斥性。在一个组织内，“圈子”一旦出现，“圈子”成员就会从情感上以“自己人”和“别人”来区别对待“圈内人”和“圈外人”。情感关联的利益也只在“圈子”成员间分享。由于“圈子”较个人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更有可能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损害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因此，“圈外人”会怀疑、监视和排斥“圈内人”。这不仅使群体碎片化，同时也造成合作与协调的困难。西方社会的人际交往也有派系(clique)。但派系的形成有关利益而无涉情感。因此，派系可能会有一些客观的进入条件，但没有主观上的情感排斥。派系也可能会有资源、利益的垄断，但不能违反群体规则、侵犯群体或他人的利益。因此，西方社会网络的派系的排斥性要比华人社会的“圈子”小得多。
从“圈子”所在的大群体来看，负社会资本来自于“圈子”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有意无意地损害大群体利益。在华人社会的“声誉”机制下，“圈子”成员为“圈子”谋利比维护大群体利益，有着更多、更直接的个人回报。因此，在一个“圈子”化的大群体里，没有人会关心大群体的利益。甚至“圈子”成员在为“圈子”谋利的时候，会利用大群体资源或忽略、破坏大群体的规则和程序。同时，“圈内人”、“圈外人”的区别对待在大群体形成不公正感。而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和公正感恰恰是群体最重要的正社会资本。(35)
四、如何提升“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
由此可见，“关系”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都是一把双刃剑。因“关系”文化与现代化发展潮流相抵触，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主张消除之。(36)然而，受历史、文化的影响，“人情－面子”关系作为华人社会的人际交往习惯，其变化肯定是艰难而缓慢的。厕身其间的人们需要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从个体和群体层面分别寻找应对之策。
1、个体提升“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的途径
虽然个体的力量在宏大的文化变迁上显得极其渺小，但是“关系”作为一种具体情境下的个人行为，基于文化反思之上的个体还是能找到腾挪的空间，避开或淡化“人情－面子”关系的束缚和困扰。笔者认为，从个体中心网看，有以下三个可以尝试的策略：
第一，有意识地区分人际关系的强联结和弱联结。控制自己人际交往中亲近的、强联结的数量，拓展宽松的、弱联结关系，使自己的社会网络变得更大、更稀松。如前所述，在社会网络中，上述两类人际联结方式提供不同的社会资本。前者产生信任、义务和规范；后者则提供更多的信息渠道和合作机会。“人情－面子”关系网络是一种典型的强联结。它通过个体之间频繁、密切的接触形成通力合作的集体行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需要更多、更快的信息交流。此时，弱联结显示出更大优势。(37)因此，对个体而言，一个理想的人际网络是既有少而精的强联结，又有多而广的弱联结。弱联结获取信息和机会，而强联结则合力互助利用信息、把握机会。
第二，有意识地与陌生人交往，从“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38)里寻找社会资本。由于“关系”网络中的“圈子”往往是封闭性的，(39)“圈子”与“圈子”之间缺少信息沟通与资源交流，存在着大量的“结构洞”，因此，个体要占据“结构洞”的位置优势，首先要有意识地改变华人只与熟人打交道的社交习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人，不是排斥而是理解，并从中寻找合作交流的机会。其次，由于“圈子”的情感关联，“圈子”之间的交流会有心理上的障碍。因此，个体还要善于应用“关系”的赞助效应(即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来获取他人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圈子”之间可能的合作机会。最后，在“关系”网络的“结构洞”中寻找社会资本，还需要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在华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与熟人交往相比，具有更多的不可预测性和变化性。
第三，有意识地选择技术性强、不确定性大、创新型强的工作，是另一个避开及淡化“关系”网络困扰的策略。这样的工作需要个体有独特的能力和素质，替代性小，而“人情－面子”关系在大多数人均能胜任的、替代性强、没有竞争性的工作中更显普遍。因此，个体如果想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运用于创新、竞争与合作，而不疲于经营“关系”，选择实力型工作无疑是重要的。
2、群体减少“关系”网络负社会资本的途径
群体由于是集体行动，在规避“关系”网络的负社会资本时比个体更加困难。因此，它既需要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以及领导人有意识地引导、组织和发动，也需要群体成员对“关系”网络的反思性认识。笔者认为，从群体层面减少“关系”网络的负社会资本，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圈子”比较密集的组织和群体，领导者应该有意识地强化成员的组织认同，并在制度设计、舆论倡导中强调组织、群体利益和价值。如前所述，“关系”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交往模式。(40)其人际交往规则依据个体之间的亲疏远近而不同。而现代的组织和群体管理，需要依规则办事的普适主义。它强调依据规则同等对待所有人。当“圈子”连带的特殊主义与组织所需的普适主义相矛盾时，组织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领导者应该有意识地通过强化组织、群体利益和价值等，发出组织和群体的声音，来弱化“圈子”带来的负社会资本。
其次，从政府和社会层面来看，减少“关系”网络所带来的负社会资本，应着手倡导和培育普适性的“声誉”机制。“关系”网络的“声誉”机制是特殊主义的。它所提供的信任、规范和预期与人与人之间“关系”连带在一起，不可转移。换言之，一个对朋友“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对任何人“有情有义”的。这不利于人们突破“关系”圈与陌生人交往。因此，政府和社会组织应着手倡导和培育提供整个社会网络信任、预期、规范的“声誉”机制。其内容应该关乎个人的能力、诚实和可靠性。而且，这种新的“声誉”机制下，个体的“声誉”可由第三方组织他人“推荐”在社会网络中任意转移。这样，个体可以突破“圈子”任意扩展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得到更多的信息和合作机会。
最后，从整体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完善市场经济、倡导法治理念、推进技术进步，仍然是减少“关系”网络负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关系”作为华人社会成年人处理日常人际关系的文化养成，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加以根除。但通过完善市场经济、确立法治社会、推进技术进步等建构非“关系”性的人际交往领域是可行的。事实上，“关系”建构在像香港、台湾那样现代化的中国人社会里也并没有消失。(41)经济发展和法治成为主要价值追求的现代化中国，关系实践的范围应该被限制在一定的人际交往领域，其策略运用也应该与群体、社会利益不相冲突。
当然，“关系”作为儒家文化的现代传承，其与西方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这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关系”文化如何与“规则”文化交融，并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仍然是华人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注释：
①Granovetter,Mark,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3) pp.481-510.
②参见Pye,1995; Kipnis,1997；金耀基，1992; Park,S.H.and Luo,Y.,2001:455-477。
③参见Bourdieu,1986/1990; Coleman,1988; Burt,2000; Putnam,1995; Nan Lin,1999/2001a
④Lin,Nan,2001a,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⑤Putnam,Robert D,1995,"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ournal of Democracy,Vol.6 pp.64-78.
⑥Coleman,James S,1988,"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⑦参见Coleman,1988; Elinor Ostrom,1999; Putnam,1995
⑧⑩Portes,A,1998,"Social Capital: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pp.1-24.
⑨Wayne E.Bakera and Robert R.Faulkner,2004,"Social Networks and Loss of Capital",Social Networks,2004.
(11)罗家德、赵延东：《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2)(41)金耀基：《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二十一世纪(香港)》1992年8月号。
(13)梁潄溟：《中国文化要义》，正中出版社1988年版。
(1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乡土中国》，群言出版社1949年版。
(15)“声誉”是个体在社会网络中得到的赞许性或批评性的评价……它可以被看做是个体社会获得能力的一个指示器(Nan Lin,1999)。从社会层面看，“声誉”机制也提供人际交往的信任、预期和规范，从而提高社会交往的效率。参见：Werner Raub and Jeroen Weesie,1990。
(16)(22)Lin,Nan,2001b,"Guanxi:A Conceptual Analysis",Contributions in Sociology,135:153-166。
(17)Yang,Mayfair Mei-hui,1994,Gifts,Favors,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8)黄光国、胡先缙：《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Chiao,C,1982,"Guanxi:A Preliminary Conceptualization",In K.S.Yang and C.I.Wen(Eds.),The Sinicization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pp.345-360,Taipei,China:Academia Sinica.
(20)Walder,A.G.,1986,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1)Duran Bell,2000,"Guanxi:A Nesting of Groups",Current Anthropology41(1).
(23)参见：边燕杰，2010；K Tsetsura,2009; Leung,TKP、Wong,YH,2001。
(24)(31)李智超、罗家德：《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特质——一个社会网的观点》，《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
(25)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30卷第3期。
(26)(30)罗家德、王竞：《圈子理论——以社会网的视角分析中国人的组织行为》，《战略管理》2010年版第1期。
(27)杨国枢：《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反应：心理学的观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8)黄光国、胡先缙：《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9)普适主义和特殊主义是对待他人的两种相反的方向。普适主义觉得自己有义务根据统一的标准来对付他人，而无视他人是否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然而特殊主义则觉得自己有义务给予那些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他人多于统一标准的优越权。参见Parson & Shils,1951。
(32)有学者认为中国人长于创业，就在于中国人的关系“圈子”可伸可缩，这样才能一方面寻找机会，又有足够强的动员能力掌握机会。参见：罗家德，2012。
(33)参见：Ying Fan,2002; Chao C.Chen、Xiao-Ping Chen,2009；Lowell Dittmer,1995；罗家德、郑孟育，2009。
(34)Portes,A,1998,"Social Capital: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pp.1-24.
(35)Kramer,R.M.,and Tyler,T.R.1996.Trust in Organizations:Frontie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CA:Sage publications inc.
(36)参见：Pye,1995; Kipnis,1997；金耀基，1992。
(37)近些年来，中西方的许多研究论证了，个体的社会资本很多时候不是靠强联结获得的，而是依赖和陌生人建立联系的弱联结(Granovetter,1973/1974; Burt,2000; Sparrowe,R.T.,Popielarz,P.A.,1995；陈璐、赵峥、井润田，2009)
(38)罗纳德·伯特指出，“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用来表征非冗余联系之间的分离(Burt,1992:18)。换言之，两个有必要联系的人但没有联系在一起，此处便存在一个“结构洞”。伯特认为，“结构洞”能够为其占据者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提供机会，从而比网络中其他位置上的成员更具有竞争优势(Burt,1992; 2002; 2005)
(39)这种封闭性有时是源于“圈子”成员间紧密的情感联系，有时则仅仅是华人的社交习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人喜欢和陌生人交往。在聚会上，熟人不会扎堆(即与认识的人在一起)。但华人(特别是中国人)喜欢和熟人交往。在聚会上，熟人扎堆在一起，很少与陌生人交往。
(40)正如社会学家帕森斯在谈到儒家伦理的性质时写道：“它给予个人同其他特殊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以伦理认可，并且不遗余力地仅仅强调这些关系。”(金耀基，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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