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应重视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导向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舆论论文,导向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传播媒介是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情感的一种载体，如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录音、录像以及当今兴起的计算机网络、通讯卫星等。它以其特有的优势——传递迅速、纷繁多样、具体形象、信息量大、涵盖面广、导向性强等特点，广泛而强烈地影响着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其根本目的是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因此，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就要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规律。而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和完成的，并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这些环境主要有家庭环境、社会组织环境、社区环境和传播媒介环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阅读报刊、收听广播、看电视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传播媒介环境日益显示出其对人们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影响的巨大威力。
在大众传播媒介众多的社会功能中，舆论导向功能是我们尤需重视的。江泽民总书记在1996年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指出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将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作用摆在如此高的位置来认识，不能不引起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深思和警醒。
一
从理论上讲，大众传播媒介所营造的舆论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具有二重性。
在现代社会，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传播媒介以其特有的优势几乎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把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理论观点、生活方式、文化类型展现在人们面前，变革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同时，人们对它的依赖性也与日俱增。据调查资料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除了睡眠、工作时间外，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花在同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的接触上。在我国，现有几千家报纸、上万家刊物、几百座电台电视台，覆盖面广，影响力大（如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早已实现了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覆盖了世界98%的地区）。每天同广大观（听）众见面，随时随地影响着人们，显然已构成了人们生活中一个须臾不可分离并对思想观念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客观社会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大众传媒发挥着这样一些作用：宣传政策、传播新闻、反映社会、引导舆论、介绍知识、开展监督等等。由于大众传媒的受众多、传播快、辐射远，而且具有十分自然、亲切、轻松的特点，没有强制性，加之其手段多样、形式灵活，因而它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感召力、影响力、渗透力是十分强大的，人们在阅读报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会受到教育和启迪，当然，有时也可能会受到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的误导和毒害。尤其对当前大众传媒在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上，我们应持客观、冷静的态度。
舆论是公众对社会的评价和对社会事件、人物所表达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度和持续性，并对社会或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它反映了某种共同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同时也是实现社会调控的一种制约力量。但由于舆论是自发产生的，带有非理性的成分，它在表达公众意志之时，也集中了各种短见和偏见，正如黑格尔所说：“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1]因此，对舆论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主要依靠传统权威和感召权威（指领袖人格的感召），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种权威的引导力度自然减弱，许多引导工作被推向社会，其中最为重要的舆论引导主体，便是影响力极大的大众传播媒介。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家施拉姆说过：“传播还有很大一类用途，我们称之为指导。”[2]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初，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党的领导下对舆论的引导，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具体到一些媒介，舆论引导上的失误，也引起了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局部震荡。一位社会学家曾尖锐地批评过这种误导现象：“在社会转型时期更需要成熟的社会舆论，剧变的社会更需要正确的社会导向，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报纸、我们的舆论却总是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譬如，在一段时间内，报纸上就不断地宣传‘大款’们挥金如土的‘豪气’，杂志上不断报道‘大腕’们形形色色的敛财手段，影视、银幕上不断出现比西方‘阔佬’还要‘阔佬’的生活方式……大众媒介的‘倾斜’造成了社会热点的‘倾斜’，大众媒介的‘滑坡’造成了公民们道德上的‘滑坡’，大众媒介的‘失衡’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群体‘躁动现象’不过是这些‘倾斜’、‘滑坡’、‘失衡’的一种现实反映。”[3]
大众传媒的这种舆论引导双重特性也会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大众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从传播学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工作。只不过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知识传播、商业传播等而已，其本质应是一种价值观念上的“劝服性”传播。可以说，它是以一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为核心内容的传播实践活动。因此，它也具有一般传播过程的基本特征及工作原理。而且，大众传播中的受众在不同场合往往也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受教育者，也即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中的“受众”。那么，大众传播媒介所营造的舆论环境对受众的双重影响就会直接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致使其教育效果受到影响；第二，大众传播媒介本身也经济被用作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一种载体，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大力宣传，人们能够了解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更多地认识社会、交流思想，也能自学知识、自我教育。这样一种生动形象的教育方式既易于为人们接受又能取得颇好的效果，有助于人们建树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针砭社会时弊，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但是，大众传媒在舆论引导上若出现失误，也会使这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受损，甚至可能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从而产生逆反心理或不良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导向功能，尤其是在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方面的引导，应该引起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深切关注。
二
从实践中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舆论环境对人们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1.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换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的践行过程中，人们自我利益意识的唤起，竞争意识的加强，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社会风险的增大，既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同时也带来了压力。利用大众传媒对人们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引导，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建设是新时期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介在舆论引导上就必须突出经济宣传的内容，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上来。实践表明，我国的大众传媒在这方面的引导作用总体上看是发挥了积极意义的，注意到某项经济生活的报道，诸如“菜蓝子”、“米袋子”、金融、股票、保险、再就业等，如今都是人们经济生活中的热门话题，而大众传播媒介也充分用上了它的舆论引导机制，及时、迅速地在宣传报道中传递新知识、新动态，为人们排除困惑、解答疑难，引导和教育更多的下岗职工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眼前的困难，增强在岗人员的竞争观念和责任感。然而，有些传媒由于自身对经济改革的错误理解，在宣传某些经济现象时也会出现误导。如有的报纸在宣传各地如何贯彻十五大精神、加快改革发展步伐时，对某地在国企改革中提出的“突出‘卖’字、搞好‘股’字、推动‘私’字”等思路大加赞赏。这就极易使人们在价值观念、思想认识上产生冲突和混乱。
进入90年代以后，商业文化大潮对严肃文化、精英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无主流、无深度、一次性、平面化的消费文化呈现泛滥的趋势。这些东西反映在电视传播领域中，集中表现为电视剧文化品位低俗的倾向。一位剧作家沉痛地写道：“电视剧是用金钱堆砌出来的，一堆养生的血汗钱可以让很多需要救助的孩子重归课堂，可以给灾区的群众解决饥寒，然而，这堆钱堆砌出来的却是一部让中国老百姓认为不属于他们的戏，甚至戏中的富丽堂皇和缠绵悱恻非但不能激活他们生存的意志，甚至会引起一种人生无奈，抱怨自身命运的悲凉感叹。”[4]此外，在当前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中隐含的一些不良价值观，媒介是可以进行监督和批评的。但事实证明，许多广告不仅在推销某种产品或服务，而且无形中推销着越来越多的超前消费和享受观念。一位作者在肯定了广告的正面作用之后，清醒地写道：“广告商总要塑造出具有购买力的富有家庭和个人形象。他们不会告诉我们这种生活不是惟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他们不会告诉我们处于工业化前期，仍然需要提倡与‘新教伦理’相类似的节俭、克制、奉献、勤勉的处世准则与生活方式。”[5]确实，一些广告中隐含的不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不容忽视。
批评和揭露时弊，对大众传媒来说也是必要的，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揭露去评击社会阴暗面，弘扬社会正气，引导人们奋发向上，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在这个问题上，中央一台每晚《新闻联播》之后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堪称典范，通过电视屏幕的“曝光”，许多违反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人伦世情的社会丑恶现象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同时又起到了深刻的教育作用。相反，时下有少数作者由于立足点错误或盲目追求经济效益，以迎合部分粗俗低级受众的不健康需求，在其稿件中侧重于详细描述坏人坏事，如《黑社会面面观》、《盗窃集团种种》、《色情业探秘》等，往往将人物刻划得惟妙惟肖，将情节描写得绘声绘色，以致产生负面效应，甚至起到诱导犯罪的作用。传播学的研究也表明，长期接受大众媒介的传播，媒介中显现的事实有可能取代现实中的事实成为人们决策的依据。确实如此，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引导失误，所带来的后果有时是十分严重的，甚至会直接动摇人们原本正确的一些思想观念，从而引发不良行为。
2.对人们政治态度的引导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引导功能去影响受众政治态度在西方国家生活中较为普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西奥多·怀特写道：“在美国，没有任何国家的重大立法、任何国外冒险、任何外交活动、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能够成功，除非新闻界准备好了公众的思想。”[6]因此不难理解，在美国，有人将大众传播媒介称作“政策第四部门”或“无冕之王”。今天美国的任何一个政治教科书，都有一章是专门论述传播媒介的政治作用的。
运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具有极强的感召力。1995年1月，《光明日报》发表“部长同志您办公室里有国旗吗？”系列报道后，不仅在国家各部委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受到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同志的广泛重视。在报道刊出后的两三天时间里，中央和国家机关34位部委领导同志就都在自己办公室里插挂了国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爱国主义仍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振兴中华的一面旗帜。所以，利用大众传媒生动的视听效果加强对人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让人们从形象、逼真的画面上深切理解我国的历史与现状，无形中就会激发和增强人们的民族自尊自强的信念。无怪乎有些基层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感叹，政治教育讲半天，不抵半小时电视片。
然而，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舆论的失控，对其悲剧的发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反面说明传媒对人们政治态度的舆论导向之重要。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强调民主化、公开性原则，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原则走向极端，引起人们政治思想上的混乱。最为典型的是由“反思热”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从反思历史开始，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最后变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时期的苏共历史，甚至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历史也被涂得一片黑暗。这种舆论宣传的误导，造成了人们的信仰危机，使人们丧失了对党的信心，大批党员都纷纷退出了苏共，相当多的人患上了“政治疲劳症”，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厌倦、冷漠观望。
3.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引导
道德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善恶来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实现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及其相应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维护社会秩序靠两点：一是法律，二是道德。两者在根本目的及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对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规范传播也承担着重大责任。一方面，对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的进程中出现的道德失范行为，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其舆论引导机制，可起到一种软控制、软约束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扼制人们的短期行为、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实现最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宣传报道，尤其是这些典型人物在工作、生活中的模范表现，本身也反映了传媒对人们的道德品质的引导作用。此外，社会公德、恋爱婚姻家庭道德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包含的内容，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中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弘扬。1998年7月的大洪水牵动了亿万人民的关怀之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北京做的调查显示，随着大众传媒日益深切的“关注”（实质即是舆论引导），从8月8日至16日，给灾区捐赠的人从21%直线上升到88%；另一部反映当代社会部分家庭现状的电视剧——《牵手》，唤起了多少人对理想情感与家庭责任的严肃思考！显然，这些事例对人们的教益是深远的。
然而，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有时也会忽略对人的道德教育，而使得一些很好的事件失去教导人的意义。1996年11月上旬，某报道说，浙江天台一公司经理王某在杭州乘出租车时遗失了手机，后被陈某拾到，于是，陈某向王某索要3000元。为此王某向派出所报案，希望由派出所来处理此事。然而，接手的一位民警却说：“经请求区公安局，认为陈某索要3000元虽然过分，却无什么法律依据处罚他。你们还是自己协调好，我们当下一中间人。”最终，在派出所的协调下，以620元成交。对此，王某很委屈地问：合理吗？[7]其实，这样一个显然不符合道德观的事实，完全可抓住这一事例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记者却始终没有鲜明的态度来批驳，而且标题冠以“拾的不愿白捡，丢的不愿白给，无法可为难为警察”。这样的报道又怎能起积极的价值导向作用呢？同时，也无形中削减了大众传媒的道德传播功能，正所谓“没有观点的客观报道就像没有灵魂的稻草人”。[8]所以，随着大众传播媒介从早期的单纯传播意见的女仆，成长为世界的影响者，人们越来越要求大众传播媒介在享有自由权力的时候，必须更多地履行对社会对公众的义务和责任，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综上观之，大众传播媒介凭借自身优势对公众进行的思想政治品德方面的舆论导向功能，既有积极的正面导向，也有消极的负面导向，虽然总体上我国的大众传媒在对人们的舆论导向上是利大于弊，但就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必须全面、深刻地注意到其引导作用，从中认真反省当前应当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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