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目标的转换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英国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英国论文,中国论文,目标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3年开始，英国货币当局正式放弃了施行了近30年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政策操作，同时明确地将货币政策目标转变为抑制通货膨胀；与此相应，货币当局的监控指标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并非英国独有现象。在世界其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自90年代以来，类似的转变也在发生。
这种重大的转变，对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发展，肯定是影响深远的；对于正在深入进行的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当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转变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开始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施以系统的干预。由于战时经济管制的惯性，由于对战后经济衰退的担心，并受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各国政策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种主要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之间，对财政政策较为依重。
但是，在需求不足的总背景下，运用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财政赤字增加。多年累积下来，不仅财政难以承受，货币供应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货币供应的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加速，加之其他产生于实际经济中的各种原因，终于在西方国家演成了“滞涨”局面。对于这种局面，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该理论所倡导的经济政策手段也难以施计，于是便产生了以弗里德曼为主将的货币主义的“反革命”。
货币主义的政策思路并不复杂。在确认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之间存在着某种确定性联系的基础上，他们主张，货币政策应实行固定增长率的“单一规则”。这种政策主张，自70年代开始，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被广泛采用，并坚持了十余年。应当说，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对于解决70年代和80年代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滞涨”问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197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建议各成员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并反复告诫各成员国：该指标应由货币当局每年预先公布，并予以严格执行。
但是，自80年代初期开始，以“单一规则”为核心的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表现是，货币政策在效力的效率方面都不能尽如人意。货币政策的效力是递减的，就是说，在精确算度基础上制定的货币政策，以及运用日益娴熟的货币政策工具，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使货币供应增加或减少若干）。货币政策的效率也不断降低，就是说，即便货币政策达到了预期的调控效果（例如，使货币供应量减少若干个百分点，或使利率降低若干个百分点），它却不能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发生预期的影响。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二。（1）60年代下半页以来， 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开始了规模益大的“金融创新”浪潮。在金融创新的名目下展开的金融活动，大约可归纳为回避风险，技术更新和规避管理三类。在回避风险方面，可变利率存单、金融远期和约、期货和期权交易等等发展起来；在技术更新方面，类如信用卡和现金管理帐户等等新的支付手段得到广泛采用；在规避管理方面，欧洲美元、商业本票、回购协议、货币市场相互基金、可转让提款帐户、自动转帐服务等等层出不穷。所有这些，使得货币供应的定义和统计变得日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以货币供应量作为判断、指导经济增长的准则，不可避免会出现失误。（2）70年代末期以来， 以离岸金融和跨国银行活动为主导，国际上也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国际间资本流动比70年代有跳跃性增加，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和外汇交易，增加得更为迅速。由此造成国际间支付呈指数增长。这些资金流动，对各国经济的运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一方面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的水平以及通货膨胀率的相关程度日益下降。
各国货币当局起初试图在既有的框架内寻求解决办法。具体地说，他们做的主要工作，是改善货币统计体系和统计分析技术。例如，自80年代初以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就不断增加同时也不断整理其货币供应的统计口径；日本中央银行则把原来测度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指标“M2+CD”，扩大为“M2+CD+新的金融工具”，并称其为“广义流动性”；英国货币当局则在不断延长其货币统计口径，曾经甚至长达M7。但是，这些在原来的框架所做的调整，尽管颇费心智，却未能显著改善货币政策的效果。
在这个背景下，许多国家中央银行开始酝酿调整其货币政策。
1990年，新西兰率先倡导以控制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其后，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1991），瑞典、芬兰、西班牙（1992）、以色列、墨西哥（1993）、美国（1994）等国都先后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德国的货币政策目标虽未有明显的转变，但是，她一贯奉行的“保卫马克”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正是反通货膨胀的另一种表述。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英国在1992年也接受了“新的货币政策目标，并以1993年正式开始实行。
二、致力于反通货膨胀的“新”货币政策
粗略看来，反通货膨胀的“新”货币政策、似乎并未脱离货币主义的窠臼。确实，如果说货币主义倡行“单一规则”，为的是维持一个稳定的物价水平，那麽，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与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在目标上应当是一致的。但是，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之所以“新”，恰恰在于认定：货币供应量并不象货币主义所坚持的那样，能够被货币当局左右；而且，即便货币当局能够把握货币供应的步调，仅仅依靠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也还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就此而言，“新”、“旧”货币政策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如果再看到，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依赖的是对诸如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变量的调控（货币主义者反对的就是运用这种调控工具，它们属意的是货币供应量这种“数量型”工具），那么，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就与货币主义的主张相去甚远了。
在离开了货币主义之后，各国货币当局为什么选择反通货膨胀作为政策目标，而不是其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西方国家宏观管理的哲学来看，作为以市场机制立国的国家，西方各国政府虽然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他们主要崇尚的依然是以非国家所有制为主的自由企业制度和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政府只是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才会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在这种认识下，政府的职能，自然就限定在为企业的活动和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个经济环境，主要就是稳定的物价和稳定的汇率。
在西方国家政府看来，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敌人。关于通货膨胀的危害，已经有了多方面的讨论。近年来，比较强调的有如下三点：
1、通货膨胀使得人们面对着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2、由于对未来前景缺乏稳定的预期，社会的真实投资减少， 与此同时，以赚取短期金融利益为目的的金融投机盛行；
3、在通货膨胀不断发展的时候， 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受到其多方面的不利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更为严重的是，当政府开始治理通货膨胀时，其影响也是很不利的。例如，在通货膨胀时期签订的各种利率固定的合约，将面临严重的贬值危险；即便那些可调整利率的合约，也因为根不上通货膨胀变动的步调，有时可能受到十分严重的影响。简言之，如果说在通货膨胀发展时期，有一部分人受损的话，那么，在通货膨胀逐渐减弱的过程中，还会有另一部分人受损。就是说，从通货膨胀开始，到通货膨胀被压到一个合理水平的整个期间，国民经济都将受到不利的影响。
多数西方国家从70年代初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开始，到实行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了十余年才把通货膨胀压到可承受的水平为止，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不得不忍受低增长和高失业的痛苦。这一经历，必然给这些国家的宏观管理当局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较之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在实施上需要监测更多的变量，也需要更为熟练的政策操作。从英国的经验来看，货币当局主要监测的经济变量有如下七类。
1、通货膨胀率。度量通货膨胀是货币当局最主要的工作。 在诸多可以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中，英国货币当局的主要监测目标是“零售物价指数”，“不包括抵押贷款利息支出的零售物价指数”、“产出价格指数”以及制造业的“支出平减指数”。此外，“经过住宅价格调整的零售价格指数”以及“不含间接税的零售物价指数”作为辅助指标，也在监测之内。
2、定价行为。与各种价格指数的动态相联系， 管理当局密切监测各个经济部门的定价行为。其中，贸易品（进出口产品）和非贸易品的比价、制造业、公用事业、服务业和零售业的价格，尤其受到关注。
3、货币供应。在英国货币当局的6个主要货币统计指标中，货币当局重点监测四个指标，即“纸币和硬币”、M0、M4、以及一个将M4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按照各自的交易特点加权平均之后得到的“加权货币”。
4、利率。官方利率（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 三个月期银行间市场利率、抵押贷款利率、10年期政府债券利率，是货币当局主要的监测指标。
5、英镑汇率。由于英国与美国和德国在经济上有比较特殊的关系，货币当局特别关注英镑对美元和德国马克的汇率变化。
6、需求和供给。在需求方面，除了需求总量之外， 对国内需求（包括：个人部门需求、企业部门需求、公共部门需求）和国外需求（净出口）是分别进行观察的。在供给方面，除了供给总量，重点监测的是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自的产出。
7、劳动市场。在这方面，主要分析的是工资率、劳动收入、 对劳动的需求、失业率、以及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动态。
从货币政策操作上看，货币当局直接的行动对象主要是短期利率，包括英格兰银行贴现率以及银行间市场利率。公开市场上的买卖、政府债券的发行、英格兰银行最低贷款利率的限制等等，都是为了使短期利率达到适意的水平。
美国也是如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于1994年宣布，从该年开始，联储将采取“中性”的“新”货币政策。所谓货币政策“中性”，就是使利率水平保持中性，使之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这一讲话表明，美联储将以实际年经济增长率为标准来调整实际利率。他们认为，美国劳动力的年增长率约为1.5%， 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约为1%。因此，美国潜在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2.5%左右。据此，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整利率，使年经济增长率基本稳定在2.5%左右，这样就可以解除通货膨胀之忧。
各国货币当局在操作利率的具体做法上，也与以往有所不同，主要的发展，是抛弃了过去的神秘主义，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自实行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来，各国中央银行每次提高利率，都在作出决定的当天公开宣布。这种作法，无疑减少了政策上的确定性，正因如此，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加大了。
三、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货币政策的上述变化，在西方国家是从90年代以来开始的。其最终效果如何，今后还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都还有待实践来回答。但是，西方国家货币当局在执行货币政策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以及货币政策的变化轨迹，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虽然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特别是，在金融方面，例如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方式、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接轨等等方面，我们的差距还很大，但是，西方国家货币政策所走过的历程，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这是因为，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经历，可能正展示了我们未来的某种前景。
1、在不久前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 我国的货币政策被确定为“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提法已经较“发展经济、稳定货币”的双重目标有了进步。在新近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九五”建议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文件中，更把反通货膨胀摆在宏观调控的首位。这种进展，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至少在政策目标上，与发达国家有了一致性。我们认为，选择反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说明我国的货币政策正在从粗放走向成熟；而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则为我们借鉴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经验奠定了基础。
2、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是对几家国有专业银行实行信贷规模控制。从理论上说，控制信贷与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效果是殊途同归的，不同的是，所用的手段比较直接，而且其基础是行政性机制。然而，90年代以后，经济环境的若干变化，促使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这种调控机制。首先，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加大，中央银行资产中外汇占款份额加大，外汇占款的波动直接影响到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供应的调控效力。其次，包括银行间拆借市场、债券回购市场以及票据贴现市场在内的货币市场的产生与发展，使得中央银行单纯依靠控制信贷规模，已经很难有效地控制信贷的总量机器微观配置。鉴于此，我国在1994年完善了货币统计体系，并且，从1995年开始，货币调控机制逐渐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调控对象也逐渐转向币供应量。1996年，全国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的形成，债券回购市场的进一步规范，以及票据贴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都是向金融间接宏观调控机制迈出的有力步伐。
在发达国家已经抛弃对货币供应量控制的背景下，我们却在努力建立对货币供应的调控机制，这是否有悖潮流呢？对这一问题，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尤其是金融体系的现状，才能作出有根据的回答。
首先，在中国，尽管不同层次的货币（M0、M1、M2等）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密切程度有所不同，它们在刺激经济增长和引发通货膨胀方面存在着长短不一的时滞，但是，总体上说，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由于存在着这种联系，将调控货币供应量引为货币当局的主要任务，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鉴于此，我们当前尤其应当认真研究的是，西方国家在与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相当的“那个”时候，都遇到了怎样的问题，以及采取了怎样的对策。也就是说，80年代（而不是90年代）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控制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实践，对分析和研究我国目前的问题，有着较大的适用性。其次，从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来看。经过了十余年的对外开放，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虽然有了联系，但联系仍然不那么密切，特别是在金融方面，可以说只是与国际金融市场有了初步的接触。因此，国外因素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冲击，还没有严重到非改变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不可的地步。简言之，坚持现行的货币政策改革方向，是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
3、然而， 尽管困扰西方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的各种问题尚未在我国大规模出现，但是，某种相似的迹象却也的确产生了。新金融工具的不断产生，新金融机构的不断出现，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日益增大等等，就是产生于我们这个贫穷国家中的“富贵病”的主要表现。因此，在从信贷分配为主的货币政策直接调控机制向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的单位调控机制转变过程中，我们应当密切注意研究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动向，并结合我国的现状，及时调整我们货币政策的目标和调控手段。
4、 在确定了控制货币供应量将是我国货币政策今后一段时期主要任务的前提下，进一步的问题，是选择合适的政策手段去实现它。毫无疑问，使用“数量型”手段，控制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是重要的，但是，“价格型”手段，即利率手段的使用，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迄今为止，利率在我国货币政策的武器库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是，最近几年金融调控中出现的问题告诉我们：在金融机构多样化，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实行利率管制，已经很难实现金融调控的目标。因此，西方国家在运用利率手段方面的经验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从今年统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如果这一进程能够加快一些，对于实现我们的反通货膨胀目标，显然是有利的。
注释：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赴英国考察团的考察报告。 考察团由副院长王洛林率领，成员有杨圣明、李扬、汪利娜、何德旭。本文由李扬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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