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与巴西工业化道路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西论文,韩国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韩国和巴西具有以下几个相似之处：（1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国都曾经历过较快的经济发展。例如，1968～1974年巴西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0％（其中1973年高达14％），被誉为“巴西奇迹”，而1961～1972年的韩国经济发展则被誉为“汉江奇迹”。（2 ）两国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标志是农业在GDP 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所占比重扩大。而且，两国都已经建立起较为齐全的工业基础。（3）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国都曾经被军政权统治过。（4）两国政府都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力的干预。
当然，两国的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巴西是拉美大国，拥有将近8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韩国则不足10万平方公里。 巴西的人口为1.6亿，韩国的人口不足5000万。但是，韩国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巴西。按国土面积计算，韩国的人口密度居世界第三位。其次，巴西的自然资源禀赋优于韩国。巴西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相比之下，韩国在这方面的劣势较为明显。除钨、无烟煤、石灰石和硅石以外，其他矿产资源的储藏量都比较小，开采价值不大；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具有开采价值的石油资源和天然气资源。因此，工业用和民用的大量燃料必须从国外进口。第三，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努力，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巴西。第四，就非经济因素而言，巴西的地缘政治地位高于韩国。作为拉美大国，巴西对外政策的回旋余地似乎比较大，韩国则不然。第五，在工业化进程中，韩国产业政策中的体制化更明显，计划性似乎也更强。例如，1963年，韩国政府设立了经济企划院，由副总理直接主管。巴西没有这样的体制。韩国自1962年起连续不断地制定“五年计划”，而巴西仅制定了“目标计划”和1974年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
二
韩国和巴西的工业化进程都从进口替代模式开始，但实施这一模式的时间长短不一。
巴西的工业化进程始于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如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巴西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首先，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的国际贸易萎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外部条件的变化，迫使巴西加快本国的工业发展。其次，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基本上都是从进口替代开始的。这一示范效应无疑强化了巴西采用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决心。第三，1930年，代表巴西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瓦加斯上台执政，为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韩国的工业化进程明显晚于巴西。韩国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其进口替代工业。韩国选择进口替代模式，与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国的援助）不无关系。首先，由于美国的援助除资金以外还有农产品，韩国就必须建设一些能够加工从美国运来的初级产品和原料的工厂。其结果是，以加工小麦、皮棉和原糖为主的所谓“三白产品”（即面粉、棉花和糖）加工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成功地替代了大量制成品进口。其次，美国在向韩国提供物资援助时，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例如，韩国用美国援助的棉花制成的棉纺织品不得向美国出口。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韩国的出口。
虽然两国都奉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但巴西似乎更加注重重工业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是因为，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市场上一些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而机械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则上升。这无疑进一步凸现了自己生产机械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必要性。为了推动所谓“增长点”工业的发展，库比契克政府于1956年制定了“目标计划”。该计划将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和其他一些基础工业部门作为发展的重点，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物力。与巴西不同的是，韩国首先发展轻工业，直到7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将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造船、电子和机械这6 个部门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对其加以有力的扶持。政府发展前3 个部门是为了实现工业原料的自给自足，发展后3个部门则是为了使其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进而增加在国民经济中的技术含量。
由于韩国在实施若干年的进口替代后立即转向出口导向模式，因此其国民经济外向性高于巴西。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杜勒曾将1976 ～1985年期间世界上95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开放度的大小分为四个类别。韩国在第一类别，而巴西则在第二类别（注：David Dollar."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Economies Really Do Grow More Rapidly:Evidence from 95 LDCs.1976-1985".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April 1992,p.532.）。
巴西在奉行进口替代的过程中对本国“幼稚工业”进行了多方面的保护。如在实施其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时，政府制定了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进口商必须在银行中存入一笔资金，国内能够生产的商品不得进口，甚至国有企业的进口在数量上也被限制。政府的保护使企业在没有外来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因此企业的效益得不到提高，其产品明显缺乏必要的国际竞争力。
韩国也对本国市场加以保护，但保护的力度和程度不及巴西。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还积极扩大出口。
韩国于60年代中期开始将进口替代模式转向出口导向模式。为了扩大出口，1964年，政府实行统一汇率制，并将本国货币贬值100％。 政府向企业提供了出口补贴和现金补贴，并允许企业通过举借外债等方式来扩大出口。政府还通过受国家控制的银行系统，以优惠的利率向那些政府有意扶持的出口活动和产业提供资金。按照政府的指示，银行把出口能力作为企业资信的衡量标志。此外，在推动出口的过程中，政府还在其他方面与企业密切配合。事实上，韩国的整个政府部门都被动员起来，为企业扩大出口提供多方位的服务，甚至韩国驻外使馆也承担了为国内企业推销产品的任务（注：尹保云：“从日殖、美援到发展型专制的韩国”，载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
由于韩国和巴西在扩大出口方面的力度大不相同，两国的出口业绩也相差较大。诚然，在50年代，即使对国际贸易持乐观态度的人也无法预见此后30年韩国的出口会以4 倍于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增长（注：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37.）。
三
在韩国和巴西的工业化进程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本国私人企业发挥的作用不同。外国直接投资在巴西的工业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垂直型进口替代”开始后，由于机械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为了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缺陷，库比契克政府修改了瓦加斯政府制定的外资政策，在许多方面放松了对外资的限制。对于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巴西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注：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除外资企业以外，国有企业也在巴西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70年代初开始加快发展重工业后，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更为突出。例如，1973年，国有企业投资相当于GDP的2％，1977年提高到6.2％。事实上，国有企业在巴西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一直延续到90年代实施私有化。如在1990年，国有企业在主要部门20家大公司的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公用事业为100％，钢铁为67％，化学工业和石油化工业为67％，矿业为60％，交通运输业为35％（注：Werner Baer and Annibal V.Villela,"Privat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State in Brazil",in Werner Baer and Melissa H.Birch (eds),Priv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Praeger,1994,p.3.）。
一方面，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巴西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巴西的民族资本也在工业化过程中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而且，总的说来，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本国私人企业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利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被国外学术界称作“三体联合”的模式（注：Peter Evens,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State,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国际学术界常说的巴西“依附性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基础。
相比之下，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韩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比较小。1962年以前，韩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尽管朴正熙上台后制定了一些吸引外资的政策和措施，但是总的说来，韩国对外资企业仍然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并不真正鼓励外国直接投资。这主要是因为韩国的当权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利于保护本国民族企业。其结果是，在1972～1976年期间，韩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4.6亿美元，人均12.8美元，同期巴西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高达61.6亿美元，人均55.9美元（注：转引自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即使在1979～1981年韩国政府放松对外资企业的限制后，外国直接投资仍然面临着不少限制。因此，1987年，外国直接投资累计额相当于GDP的比重，在巴西为9.6％，在韩国则仅为2.3％（注：NeantroSaavedra-Rivano,"From Promising Beginning to Divergent paths:Brazil and Korea".in Akio Hosono and Neantro Saavedra-Rivano (eds.).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Macmillan,1998,p.181.）。有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1997年韩国的国际支付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片面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注：樊纲：《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教训：政策、制度与危机对应》，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第56页。）。
与巴西相比，韩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小得多。但是，在韩国，被称作财阀企业的私人大企业则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推动企业发挥规模经济效益，韩国政府向那些保持良好出口业绩的“骨干”出口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其结果是，以三星和大宇等30～50家大公司为代表的财阀企业，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韩国经济。它们涉及的部门既包括制造业（如汽车、电子产品、化工和造船），又有对外贸易和石油冶炼业等。
韩国的财阀企业最早出现在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以前。80％的财阀企业获得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人遗留的财产。财阀企业的兴起与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李承晚政府在发放美援的过程中，有能力接近政府的企业获得了特殊的照顾。财阀企业的这种不正当的资本积累方式使朴正熙上台后能有充足的理由来调整这些企业的产业结构。 进入70年代后，随着重化工业的兴起，在政府的刺激下，财阀企业更加积极而有力地介入世界市场。
然而，1997年韩国遇到的经济危机似乎也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并非永远是上策。1996年，韩国的所谓“50大企业”的净利润是负数。可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取决于企业的规模，而是其效益。
总之，在韩国和巴西国民经济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发挥着不同的重要作用。以1987年为例，在巴西的10大企业中，国有企业共有6家，外资企业为3家，本国私人企业只有1家。而在韩国的10 大企业中，国有企业只有1家，其余9家均为本国私人大企业。再以10大公司的销售额占GDP的比重而言，1987年，巴西为10.5％， 而在韩国则高达63.5％（注：Gary Gereffi,"Big Business and the State",in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Wyman (eds.),Manufacturing Miracles: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96.）。
四
在比较韩国和巴西的工业化道路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韩国和巴西两国都举借了大量外债，然而巴西遇到了债务危机，韩国则不然。如前所述，自50年代起，巴西通过较为宽松的外资政策，吸引了跨国公司的大量直接投资。但是在60年代，一方面由于受到依附论思潮的影响，巴西又加强了对外资企业的限制，转而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举借外国商业贷款上；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巴西对外资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此外，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后，巴西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因为石油进口在巴西进口总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石油危机爆发后不久，巴西政府制定了宏伟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通过建设一大批大型工程来发展资本货工业和基础原料工业。为了实施该计划，巴西奉行了一种所谓负债增长（debt－and－growth）模式。其结果是，巴西向外国私人银行举借的长期债务从1970年的不足10亿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400亿美元。外国贷款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1966～1970年为29％，1976～1980年扩大到66.7％。相比之下，外国直接投资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则从同期的将近40％跌落到不足26％。
如前所述，韩国利用外资的重点不是外国直接投资，而是外国官方贷款和外国私人银行的商业贷款。即便在外国直接投资较多的两个阶段（即1971～1975年和1983～1986年），这种外资所占的比重也仅为11.5％和11.8％，大大低于巴西任何一个时期的比重。而在韩国重化工业计划启动后，由于对外资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向外国银行举借的长期债务从1970年的不足2亿美元扩大到1982年的97亿美元（注：B.Stallings,"The Role of Foreig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in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Wyman (eds.),Manufacturing Miracles: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79.）。就外债总额而言，1981年底韩国的负债总额已达到324亿美元，相当于GNP的50％左右，成为第三世界中的第四大债务国（注：张宝宇、周子勤、吕银春：《拉丁美洲外债简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既然韩国和巴西都举借了大量外债，那么为什么巴西在1982年遇到了债务危机，而韩国则避免了债务危机？
举借外债并不必然会导致债务危机，关键在于债务国能否增强还债的能力。由于韩国奉行的是外向发展模式，出口能力很强，因而有效地增强了偿债能力。1981年，债务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重，巴西为298.7％，韩国仅为76.6％。同年，还本付息额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重，巴西高达132.6％，韩国为90.1％。正如D.杜勒所说的那样， “外向发展能在大量利用外资的情况下不遭受严重的偿债问题，而内向发展则是拉美国家蒙受债务危机的原因之一。”（注：David Dollar,"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Economies Really Do Grow More Rapidly:Evidence from 95 LDCs,1976-1985",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April 1992,p.532.）此外，韩国的外债多来自外国公共部门，而巴西的外债主要是外国私人银行贷款。由于外国商业贷款的利率比较高，偿还期比较短，因此巴西的债务负担比韩国重（注：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在比较韩国和巴西的工业化道路时，还可以发现，韩国的收入分配较为公平。与此相反，巴西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公，贫富悬殊之大在整个第三世界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3、0.60和0.57，韩国则分别为0.34、0.39和0.36（注：Nancy Birdsall and Frederick Jaspersen (eds),Pathways to Growth:Comparing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7,p.87.）。两国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巨大反差，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第一，韩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而巴西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则始终得不到解决，尽管历届政府曾颁布过一些土改的法律。第二，巴西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不如韩国发达。第三，在卡多佐总统实施雷亚尔计划以前，巴西一直为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困扰，而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则比巴西低得多。第四，韩国政府的领导人比较注重改善收入分配，而巴西的决策者则似乎倾向于采用“先增长、后分配”的政策。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韩国和巴西的工业化道路，可以看出以下几点：（1）进口替代能带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 但它固有的内向性则是非常不利的；（2）与内向的进口替代模式相比， 出口导向模式具有多方面的优势；（3）扩大出口永远是一种抵御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4）负债发展这样一种增长方式，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行的，但它具有较大的风险和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