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石：经济和道德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基石论文,和谐社会论文,协调发展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历史与现实的表象看，经济与道德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与其说是经济与道德的冲突，还不如是说人类在生产力、制度和文化发展上的不足所造成的一种历史局限，这种局限使经济与道德之间缺乏一种相互融洽的机制和契合点。从本质上看，特别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经济与道德是共同承托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巨大车轮。
正确认清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掌握经济与道德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克服当前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困惑与迷乱，促进经济、社会的优化发展，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些人认为，经济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消解的“二律背反”，经济发展必然以道德沦丧为代价，道德进步则必须以效率牺牲为前提。应该说，这些观点不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都还可以找到某些事实依据。然而，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难道真的不可调和吗？难道它们不能并行不悖、优势互补吗？回答是否定的。诚然，从历史与现实的表象看，经济与道德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与其说是经济与道德的冲突，还不如是说人类在生产力、制度和文化发展上的不足所造成的一种历史局限，这种局限使经济与道德之间缺乏一种相互融洽的机制和契合点。从本质上看，特别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经济与道德是共同承托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巨大车轮。经济与道德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相互依托、相互促进。没有道德的经济不可能是完善的，更不可能达到理想境界；缺乏经济效率的道德一定是有缺陷的，更不可能造就完善人格。正确认清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掌握经济与道德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克服当前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困惑与迷乱，促进经济、社会的优化发展，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为了认清经济和道德的内在依存性，不妨从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帕累托佳境说起。所谓帕累托佳境是一种对经济运行理想状况的经济学描述。这一描述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式作出的。这一描述形式优美，逻辑严密，因而被称为帕累托佳境。在帕累托佳境中，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以致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状态。自帕累托提出这一资源配置的理想原则以来，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以此作为衡量经济运行是否有效率的基本标准，并把它运用于对一些具体经济行为的分析中，提出了生产、分配以及经济改革等方面的帕累托标准。一些经济学家还进一步揭示了其隐含的一些前提条件，如“完全竞争”、“无外部性”、“完全信息”以及“交易费用为零”，等等。但是很少有人去探讨帕累托佳境的道德前提或伦理蕴涵。不少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一原则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就是因为它不包含价值判断，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实际上并非如此。美国著名学者艾伦·布坎南就认为，帕累托原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效率原则，而是以一定的道德原则为前提的。他说：“帕累托原则近似于这样一个原则：社会安排在下述意义，即在追求一种帕累托佳态和帕累托优态的努力，都承认一些人的得到不应使其他人不利的意义上，应当是互利的。”（注：[美]艾伦·布坎南：《伦理学、效率与市场》，廖申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p.18) 我国经济学家盛洪在《经济学精神》一书中，则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探讨了帕累托佳境的道德前提（注：盛洪：《经济学精神》，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p.103)，为我们认识经济与道德的内在的依从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帕累托佳境当然首先是一种经济学和效率原则。它所揭示的是当一种经济实现帕累托佳境时，各种社会资源的利用和财富的分配都达到了一个均衡的状态，没有过剩也没有不及，因而效率是最高的，社会福利得到了最大的实现。但是，帕累托佳境并非只靠经济学的原则就能够实现，其中也蕴涵着一些基本的道德精神，或者说，只有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原则能够得以贯彻践履的前提下，帕累托佳境才是可能达到的。
第一，帕累托佳境是以“平等”和“自由”的道德原则为前提的。资源的最优配置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的，而市场实现对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每一个交易主体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并以公平的原则来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都根据理性原则，从交易中得到各自的满足，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反之，如果交易双方不平等，一方可以用特权来使自己获利而使另一方受损，经济效益原则就必然被扭曲，交易就不可能达到帕累托状态。而且，权利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会使交易双方的收入偏离其实际的生产贡献。这种收入与生产贡献的偏离，必然减弱对下一轮生产活动的激励，因为如果收入多少与生产性努力关系不大，而以权势大小为依据，人们就会减少生产性资源的投入，而用较多资源去追求权势。这样，整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就会减少。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是实现帕累托佳境的前提条件。
自由也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基本条件。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不是指人们在市场交易中可以不守规则，任意妄为，而是指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经济决策和选择，即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如果自由进入市场受到限制，就必然形成某种垄断，而垄断必然造成市场机制的失灵，使资源配置失当。而自由退出市场的权利，则是被错误配置的资源能够进行重新调整的条件。人们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完全或市场条件的变化，资源被错误配置的情况经常发生。如果一个社会缺少自由退出的条件，缺少纠正错误决策的机制，就会阻塞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领域向生产率较高领域转移的通道，从而也就不可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佳境。
第二，诚信和互利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内在要求。法国经济学家魁奈说过，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写在自己的脑门上，社会福利将会大为增进。诚信之所以能增加社会财富，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首先在于经济活动中的诚实不欺、讲求信用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如果人人都诚实守信，社会活动的信息透明度就会增加，行为确定性就会增强，就可以大大减少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获取和辩识信息的费用、谈判和监督费用，以及违约造成的种种成本。如果一个社会欺诈成风，交易中尔虞我诈，人们将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去相互防范和解决各种欺诈所造成的纠纷，大量的资源就不能用于生产性活动，从而使社会丧失大量的可以创造出来的财富。其次，诚信也是促成社会财富增长的一个激励条件。社会财富是靠人们的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诚信风气，通过欺诈可以轻易地获得财富，就会使一些人缺乏进行生产性的努力和资源投入的动机，社会财富就必然减少。而且，当一个社会充满道德风险时，人们对未来就必然缺乏稳定的预期，这就会使人们或者采取短期行为，捞一点算一点，而不顾资源的长远优化配置，或者减少和不进行资源投入，以保障已得利益。这些行为都将大大降低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扭曲资源的配置，造成社会总福利的下降和损失。所以，帕累托佳境应该是一个“人人诚实的君子国”。
互利也是帕累托佳境中人们行为选择的一个基本原则。帕累托佳境的实现要求不同资源的拥有者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使各种资源的投入形成优势互补，创造最佳的社会总效益。而不同资源拥有者比较优势的发挥，依赖于社会的分工和交换，这种有效分工和交换实现的前提条件就是合作。现代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都充分证明，合作是人类经济发展的真正奥秘，而合作的有效达成需要合作者之间具有一种互利意识。如果合作只对一方有利而使另一方受损或无利可图，合作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因此，在社会形成普遍互利的道德意识、遵循互利的道德原则，就成了实现不同资源的优势互补、取得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帕累托佳境的必要条件。
第三，帕累托佳境的实现也依赖于一定的利他精神的确立。西方经济学一般假设人是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经济人，并认为这是促成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动力。实际上，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自利固然是人经济行为的动力之一，但要实现社会经济总体上的最优，只有自利是不可能的。美国学者萨托利指出，市场“遵循的是适者生存的规律，它试图让每个人适得其所，并鼓励个人竭尽全力，但是，无可救药的不适应者总是被逐出市场社会……那是社会的或集体的残酷性，市场是无视个人的，它是一台服务于社会的无情机器。”（注：萨托利：《新民主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p.465) 这也说明，要实现社会经济总体上的最优，就必须扬弃单纯的自利的行为，其原因就在于：首先，片面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必然引发损人利己的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也就会降低社会总福利。事实上，我们所讲的诚信、互利等道德精神，其中无不包含一定的利他因素，因为，任何道德能够成立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对他人是有利的。同时，有一些社会产品或社会问题，是不能靠市场交换来解决的，如公共产品供给、生态环境保护等这些关系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都是经济学上所讲的“外部性”很大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责、权、利关系是很难划分的。一个人或一部分人作出的努力和投入，自己无法独享，他人也可以分享；一个人或一些人造成的危害，也会殃及他人。如果人们只是按照个人的成本效益来计算。就不会有人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的是具有超出于个人利益计算的、为社会和他人着想的公益或利他精神。此外，像扶危济困等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如果没有一定的利他精神，就不会有人去干。而如果少了这些扶危济困的慈善福利事业，一些陷入困境的人就无法发挥自己作为人力资源的作用，人不能尽其力，社会也无和谐可言，社会资源也不可能实现最优配置。
总之，帕累托佳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它是高效的，也是高尚的。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实现，不仅需要完善的经济机制，也需要完善的道德条件。走经济与道德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之路，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
应该说，就现实而言，还没有那一个经济体系在总体上达到了帕累托佳境，帕累托佳境还是人类未曾实现的一种经济理想。帕累托理想之所以还没有实现，除了这一理想包含着许多经济上的严格条件在目前的现实中很难达到以外，人类道德状况的不完善也是根本的制约因素之一。当然，道德的完善并不是凭某个或某些人的良好愿望就能实现的，而是有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过程性。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似乎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原始社会，经济与道德是混合在一起、天然同一的，部落内部的勇敢精神、团结互助精神是支撑当时经济的最根本力量，道德法则也是当时的经济法则。然而，经济与道德这种低水平上的混合和天然同一，不可能使经济有质的飞跃。私有制的出现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动力源，自利的贪欲促成了经济的某种发展，但它带来了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和冲突，以致战争和残杀，社会资源被大量地无效损耗。如是人类创设了伦理道德等社会规则，用以约束人们的自利之心，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以减少相互冲突造成的资源浪费。但在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制度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行为总是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的。这就使得一方面，这种自我牺牲虽然可以减少社会的矛盾冲突和资源耗费，但却使道德履行者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由于缺乏交换机制，这种牺牲也难以有效地转化为一种更大的社会效益。同时，道德也约束了由自利冲动而引发的经济创造力；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特权者却可以无偿地享用一般老百姓的道德牺牲所形成的成果，这就造成讲道德的人用自我牺牲去供奉了那些不道德的特权者，使特权者可以不去创造财富而只是占有和享用财富。道德在这里陷入了双重悲哀：一方面损害了道德履行者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成了一些不劳而获的特权者生存的条件。其结果是道德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人们的经济创造力，弱化了经济激励，使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出现了所谓经济与道德“二律背反”的困境。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带来了经济与道德关系的重大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彻底摧毁了封建宗法道德的禁锢，把人的自利之心和贪欲充分激发出来，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所有的经济活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沦丧。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野蛮的掠夺和卑鄙的欺诈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以一种极端形式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系创造了一种把人的自利行为转化为一种社会效益的崭新机制，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讲的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将促成了社会福利的增加。但是应该看到，市场机制不仅利用了人们的自利之心，也在客观上促成着人们利他的行为。市场机制把个人利益与他人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个人利益的实现必须得到他人承认，必须为他人提供有效服务，满足他人需要。因此，市场经济真正的伦理基础，并不是人们的自利之心，而是互利精神，也就是黑格尔所概括的“他们为我，我为他们”的市场伦理关系。市场经济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迄今为止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而且也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地解决利己与利人这一对人类社会深层矛盾的经济机制，使经济活动可以做到在互利基础上来展开，通过市场交易，各方都可以从中获得效用的最大实现却不损害他人利益。应该说，正是这种互利机制才是市场经济促成社会经济发展最深刻的奥秘。
现代市场经济逐步摆了早期那种以掠夺与欺诈为能事的状况，其内在的互利机制日益成为基本的交易法则，经济与道德的协调一致、良性互动逐步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经济与道德良性互动、协调一致的发展趋势，首先明显地体现在现代经济服务中。“服务”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内容和基本方式。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服务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步成为主导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服务产业已占到60％以上。同时，服务也将成为一种最为根本的经营策略和方式。以至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代经济已进入了“服务的年代”，市场竞争已由传统的产品质量的竞争转化为服务质量的竞争，服务的优劣将决定企业的命运。
同时，服务也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范畴。古人说：“德，内得于己，外得于人也”。这里的“外得于人”，也就是说道德就是要使别人得到好处和便利，包含着服务的内涵。毛泽东将服务范畴加以升华，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的根本道德宗旨。十四届六中全会更把“为人民服务”确定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我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说：“什么是道德？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有为了人、服务人，为社会献身的精神。”（注：罗国杰：“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11期。）可见，“服务”二字集中体现了人类特别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高尚的道德精神。
服务作为经济活动和道德范畴当然是有区别的。经济服务的目的是效益或利润，道德服务的目的则是为他人提供便利或利益，但二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有效的经济服务中，必然包含着一定的道德内涵。在这里，经济与道德交融在一起，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服务效益的创造必须以一定的道德精神为前提。离开了为服务对象着想、便利顾客的道德意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服务，也不会有好的服务效益。而且服务越讲道德，越对顾客真挚、诚恳，就越能赢得顾客，越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服务效益也是服务中道德行为的有效激励机制。优质服务创造的效益又将反过来促成主体去提供更优的服务，对顾客奉献更多的爱心与道德回报。在服务中，经济与道德常常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优质服务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展示一种道德精神，奉献服务美德的过程中也就是创造经济效益的过程。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服务中经济与道德就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更不是说现实中的服务都会自然达到经济与道德的统一。事实上，现实的服务行业中，借服务之名坑蒙拐骗者大有人在，质次价高、贪图暴利的宰客现象也屡见不鲜。但这些所谓“服务”实际上已背离了服务应有的性质，它不是一种道德的行为，也不是一种真正的服务行为。而且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所谓的“‘服务’”活动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必然被淘汰。这说明，在服务中包含着一种内在机制，能不断调节服务中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使二者不断趋于协调与统一。这种内在协调机制是由服务的本质特性所规定的。服务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它的效用就是提供顾客的便利与满意，而顾客的满意既依赖于产品质量和价格，也依赖于接受服务中感受到的尊重与爱护，二者缺一不可。因此，服务内在地包含着经济与道德的双重规定。同时，服务的立足点是人，在为人这一点上，经济与道德又达到契合。我们知道，传统经济的立足点是在产品上，直接关注的是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而服务则把立足转向了人，追求的是使主体的人得到满足。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生产经营理念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正是这一转变，经济与道德走向了统一，即它们都是立足于人，为了人。
现代经济与道德的良性互动、协调一致的发展趋势，也通过人们需求的发展而体现出来。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的需求包含着多种层次，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过去，人们的需求主要是物质方面的，经济活动也主要是给人们提供物质生产资料。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活动的道德内涵相对较少，也就是说，生产经营者只要能够提供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产品，就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消费中，人们不仅追求一种物质上的满足，而且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即使是物质消费也蕴含着一种对精神满足的需求。人们在消费上的这种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追求，也就要求生产经营者不仅要在物质技术上下功夫，生产出质优价廉的商品来，而且必须在服务的方式、态度、质量上下功夫，去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根本上说，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主要是靠生产经营者的道德精神和道德行为来提供的，即靠一种为消费者着想、对消费者负责、尊重和关心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来实现的。所以，现代经济活动只有同时能够提供物质功用与道德关怀时，才能有效地去满足人们的需求，也才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现代经济发展追求与道德良性互动、协调一致的趋势，还通过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体现出来，这就是大部分国家都必须同时重视效率与公平作为两大不可或缺的政策目标，而不是片面地去追求效率或者公平。我们知道，二战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自由放任、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也造成了每隔数年就出现一次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战以后，公平与效率作为两大根本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被大部分西方国家所接受。一些西方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和扩大转移支付等方式，建成了以公平优先为导向的福利国家。虽然一些福利国家在注重公平时，造成了效率的下降，但这并不是注重公平目标的错，而是因为在注重公平目标时没有注意协调其与效率的关系，特别是没有把公平的政策目标与公共道德、勤奋精神等价值导向结合起来。政策上给人们提供了各种福利保障，注重公平，而意识形态上、价值观念上却宣扬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因而使得人们只去享受社会提供的福利，却没有积极去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意识，这就不能不导致社会经济效率的下降。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注重社会道德与提高社会效率是不可分割的，表明了经济与道德有着深刻的内在依存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制定第二个10年（1970—1980）国际发展战略时，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战后照搬西方片面追求效率的传统战略所造成的失误，把社会公平作为特别重要的目标加以关注，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把公平作为一个基本目标，必须注重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社会需求，优先解决关系社会公平的就业、教育、公共设施建设等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注重的是公平，忽视了效率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又出现了偏重效率、忽视公平的现象。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公平与效率是两个始终应该同时注重的目标，不能舍此求彼，否则，就既不会有真正的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高效率。
应该说，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强调效率与公平的兼顾，正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经济与道德良性互动、协调一致的趋势的反映。而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偏颇一方，忽视另一方所造成的种种失误与危害，也充分说明只有把经济效益与道德价值有机结合起来，才可能有健康高效的经济发展。
经济与道德良性互动、协调统一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它深刻反映了经济与道德的内在联系，反映了人的本质需求中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经济和道德作为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历史和现实中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背离，是人类发展历史不成熟不完善的表现，是人类制度的缺陷、理性的迷误、发展的不足造成的，也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逐步被克服。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应该是一个经济与道德高度统一、良性互动，丰裕的物质财富与良好的道德风尚有机结合的和谐世界。
三
社会和谐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历史表明这一崇高理想只有建构在经济和道德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坚固的基石上才有可能实现。促进经济和道德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过程，也是大力发展经济，加强道德建设，促进人的自身解放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人类在经济领域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
应该指出的是，帕累托佳境是资源配置的理想境界，但还不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最高境界。经济活动作为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确证，因而其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止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在于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去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促成人的自觉自由本质力量的真正实现，也就是促进经济发展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所谓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是标示人类活动所达到的自觉境界的一对哲学范畴。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必然王国是指人们受着盲目的必然性（包括自然的和社会关系的）支配的状态。自由王国则是指人们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奴役，认识和掌握了客观必然性，从而成为客观世界和自己生活的主人的状态。经济活动的自由王国也就是人们在充分认识和掌握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必然性的基础上，自觉自由地去处理各种经济活动，使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自由发展和精神完善的境界。社会作为人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根本形态，其和谐的根本要义正在于此。
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相当漫长的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经济活动基本上还处于必然王国之中。一方面经济活动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的必然性支配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剥削制度与封闭的经营方式制约和禁锢着人们对经济行为的选择，使大部分人处于经济奴役之中。当然，即使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科技的每一成果的取得，生产经营方式的每一次创新，社会经济制度的每一次演进，都是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坚定步伐，只不过在总体上人类未能走出必然的迷宫，踏上自由的大道。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人类经济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重要的一步。一方面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经济理论的长足发展，使人类逐步发现和掌握了客观经济活动中的一些必然规律，在一些方面一定程度上成了自然的主人； 另一方面是市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地发挥经济潜力，促成社会经济在分工与合作基础上去不断发展的途径。这就使人们的经济活动由靠天吃饭向靠主观努力获得成功的方向转化，人们逐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主地去选择自己的经济行为。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的自由是有限的。这不仅在于这一历史阶段，自然的必然对于人类来说还有许多是未被认识、无法控制的，更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的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造成大部分人在事实上还受着各种经济上的不同程度的奴役。市场的盲目驱利机制以及利己主义的价值导向，使人们的经济活动变成了一种金钱的竞争，物欲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拜金主义、唯利是图之风盛行，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而冷漠。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谐是难成为现实的，因为人们在社会关系上仍然处于一种被外在支配的状况。这就说明，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由王国的实现还有待于更高形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产生。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人类经济走向自由王国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它虽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已显示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展示了人类经济发展走向自由王国的美好前景，也为和谐社会的建构开辟了广阔的现实的道路。
那么具体说来，作为自由王国的经济形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或者说，我们还要为和谐社会的最终实现作出什么样的努力呢？第一，人们的经济活动已从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层次得到升华，主要成为展示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价值的实现方式，因而作为经济行为的劳动不再是一种外在强制，而是人的一种内在需要，或者像马克思讲的“劳动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这种劳动才可能是完全自觉自由的劳动。第二，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和掌握了经济活动的客观必然性，能够完全自由地去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而社会财富将极大地丰裕，能充分满足人们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需求。第三，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谐、融洽，没有剥削，只有互利，没有欺诈，只有合作，没有两极分化，一切都是公平公正的。而这种公平公正又并不否定个人需求的差异，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受好去获得相应需求的满足，它已不是哪个人或社会集团的特权，而是人人可以拥有的权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千百年来进步人类的道德理想将成为一种真正现实的实践。
显然，人类经济发展的自由王国不仅仅是一个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效益实现最大化的状态，而且也是经济伦理的一种价值追求。在自由王国中，经济活动的目的已超越狭隘的功利目标而升华为对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与精神完善的伦理价值的追求；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利益交换关系，而是一种通过互助合作来促进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精神完善的活动方式。总之，在经济发展的自由王国中，义与利、公平与效率、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都在一个完善的基础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也许这还是一种遥远的理想，但绝不是空想，它根植于人类现实生活中，代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和道德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正是适应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