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国际理论渊源_科学发展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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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1)02-0035-06

发展观作为关于发展的观点、理论和方法,既依靠于发展的实践,又有力地引导着发展的实践,由此推动和促进人们关于发展观的理论研究和探索。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外发展理论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关于前者,一些专家学者多有论述。对于后者,相对研究较少。本文拟从国际视角,对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国际理论渊源,作些分析和探讨,以拓宽人们的研究思路,增强进一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自觉性。

一、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理论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德国,但它的理论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观,同样对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重要影响和指导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发展问题历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和解答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阐释,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是包括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应包括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社会基本要素的变革和完善。社会发展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既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还有支撑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应当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最终要体现和凝聚在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发展上。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1],这里主要谈以下基本观点:

一是社会发展本源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主要是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而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以往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是用人的意识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包括当时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也不例外。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人的意识只是作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表象,背后还有着深层的物质原因,这就是生产劳动。人们通过生产劳动,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并将其称之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可见,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人的劳动,并由此确立了唯物史观理论的逻辑起点,这就同唯心史观只注重精神意志的作用划清了界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本源的理论。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即使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坚持搞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依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

二是社会发展结构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思想在于:不是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视为分散、封闭和孤立的存在,而是看作各个要素交互作用所构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大体可归结为三个主要层次:第一层次是生产力,即人们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的结构和能力;第二层次是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按照生产力本身的要求而结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也构成了整个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第三层次则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又包含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个层面。社会结构中的每一层次还包含着若干要素,各层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一个交互作用和有序运动的有机整体[2]。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结构论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出社会组织的内在系统结构。阐明了社会的整体性、有机性以及社会结构不同部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思想奠定了根本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它表明社会主义应当是全面发展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的社会。

三是社会发展动力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动力是什么?马克思肯定的回答: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动力,而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生产力又起到了最终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段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3]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说,任何生产结构、政治结构、思想结构,最终不过是生产力借以实现自身发展的形式。当然,经济因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它要受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反作用。总之,社会发展的因素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合力促成的。

四是社会发展主体论。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以人作为主体的发展。人们对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追求,目的是要使人的潜能得到全面的发挥,使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4],从而创造出具有全面素质和真正的自觉的人,进而将获得人的解放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高价值追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社会发展的进程并不像自然界那样,仅仅是各种自然物自发作用的产物,而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思想的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果。正是马克思主义以上这些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共同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指导下,结合我国发展的实践,与时俱进提出来的,即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里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二、对国外发展理论的吸收和借鉴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同样离不开对国外发展理论的学习和借鉴。发展理论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兴起,主要是来自于二战后以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政策为特征的发展经济学。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障碍从根本上是源于过渡的资本缺乏和过渡的贫困,因而实现发展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民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继发展经济学的兴起,相继加入研究和探索行列的是一些政策学家、文化学家、生态学家、未来学家和哲学家们。发展理论的研究由此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从发达国家学者的研究扩展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共同研究。研究范围从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转向社会综合发展观,再由此进行的总结、反思和借鉴,提出新的发展观,强调人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

一是关于传统发展观。西方发展经济学为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作为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为研究对象、考察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的西方发展经济学,试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模式和理论范式。这一时期相继形成了以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平衡增长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1960-1970)”为代表的理论学说及论著。其共同特征是,将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增长论看作是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方向。在思想主导方面,明显表现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倾向,主张广大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应当以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为主要发展模式。在发展战略方向上,突出强调经济指标的增长,甚至认为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

以上传统发展观对发展作出的指标规定,突出强调经济增长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着眼于高指标、高速度、高投入及所希望的高产出。这一发展观背后的深层含义是经济因素决定论及人即是“经济人”的价值观。明显将工业化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视为经济增长,并由此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更无视社会与文化因素在发展中的综合作用。当然,这一发展观也就不能揭示出社会内部诸多因素的相互制约和社会经济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

应当指出,在这种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指导下,战后世界经济确实出现了飞速增长,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在“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中,基本上达到了当时联合国所设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5%的目标。其中,有的拉美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欧洲共同体。

但是,这一发展理论并没有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践结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生活状况,农民依旧极度贫穷,失业有增无减的现实没有改变,社会不平等问题愈益突出。特别是它忽视了人和自然、人和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作用,从而导致自然环境在相当程度上的破坏。因此,传统工业发展观所带来的发展模式被称为“有增长无发展”的“恶的增长模式”。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伊尔奇曼教授和印度学者巴加瓦就曾对此批判说:“在任何领域,正统思想都没有像在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的那么短促。今天的经济增长战略成为明天的障碍。”15]

科学发展观正是吸取传统发展观造成的单纯发展经济的教训,创造性地提出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又好又快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正如胡锦涛所指出:“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6]850胡锦涛同时还强调要协调发展,即“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6]850。此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在“五个统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三个统筹”,即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些统筹兼顾方针的内涵、对象和范围,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切入点和重要途径。

二是关于综合发展观。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有些学者开始在对传统工业发展观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发展理论,即“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还应有更广泛、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由此提出了社会综合发展观,他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7]托达罗提出的社会整体推进的综合发展理论得到广泛认同,社会综合发展观由此得以确立。这一发展观标志着人类对发展的认识发生了明显变化,向更加科学方面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人们由此开始注意确定其中的基本目标来代替过去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并注意确定其中的基本目标以及多重目标之间的关系和发展顺序,使之得到了合理平衡。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认为,社会各因素之间、社会发展各种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社会发展是个有机的综合过程。综合发展观摒弃了传统工业发展观的思维定式,要求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环境、资源等自身内在条件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学技术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变迁、社会转型等多维的综合进程。

科学发展观同样是在吸收了综合发展观的积极思想,强调协调发展、综合发展、全面发展的。胡锦涛对此指出:“我们要牢牢坚持发展观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仅仅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8]这里胡锦涛第一次把我国的发展目标概括为“四个建设”,即综合发展思想,进而完整地揭示了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要求。

但是,国外综合发展理论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对“人”自身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把握,还未真正深刻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是人的发展、是人的内涵力量的具体体现。这一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倾向,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走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同样遭到人的质疑。

三是关于新发展观。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发展理论学家对早期发展理论进行了反思,开始从重视物转向重视人。1979年8月,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了“研究综合发展观”的专家会议。作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成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法国数学科学和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朗索瓦·佩鲁撰写一部《新发展观》的著作(1983年出版)。佩鲁的基本观点是: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发展观。所谓“整体的”是指在发展模式上,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点,不仅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对其内在关系也进行了充分阐述即必须承认发展各个方面的不一致所造成的危害。所谓“综合的”即在发展的战略目标上的各方面的一致,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发展的协调一致。所谓“以人为中心”是指人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佩鲁指出:“必须牢牢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9]发展是为了一切人和完整的人的发展。新发展观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人的发展的手段,但不是以社会发展的名义去剥夺人的发展权利,而是从人的发展的视角去衡量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其必然归宿都是人类的幸福、解放和全面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离开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史,离开人的发展就不可能谈社会的发展,因为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与人相对立的、外在于人之外的社会。

新发展观中突出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科学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这表明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所体现出的根本价值取向。他多次指出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四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随着人类对全球环境和发展问题的广泛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观取得了新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问世。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报告中采纳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明确定义。从1990年起,人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发表主题不同的发展报告,并在“发展”上取得一致意见:即发展必须把人置于一切问题的中心地位;发展的目的是扩大人类的选择范围,而不是仅仅增加其收入,它所着重关注的是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既与扩大人的能力有关,也与保证充分利用这些能力使其变成现实的结构有关;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公正、持续性和享有权利之上。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战略,并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全球广泛接受。

国际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与当代转向,为我们树立和落实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是对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科学阐释。它既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代际关系原则,即每一代人的发展应该为下一代人的更好生存和发展留下空间和条件。同时又强调,要面对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重,我国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并付诸了实施。

三、取西方人本主义的理论精华

科学发展观还吸取了西方人本主义的优秀成果。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作为这一发展观的实质与核心,既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西方人本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纵观西方思想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发展经历了长久的历史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还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家伯里克利就主张:“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都是人的劳动成果。”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也明确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重要命题,这不仅标志着智者学派把哲学研究的对象由自然转向了人,而且也标志着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最终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继此之后,苏格拉底又将哲学由自然哲学转向伦理学,所有这些都清楚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家们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由此得出结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而不是别的,它强调要从人的需要出发,特别注意的是突出人的利益和进步。

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人的地位被神所淹没所取代。到了近代,以弘扬人文主义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把人由对神的崇尚进而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因此,可以说文艺复兴是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下,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想的复归。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们更是通过复兴古代希腊的文化教育艺术,歌颂人、赞扬人的崇高价值,强调要进一步提高人的地位,维护人的尊严,追求人的解放。他们提出理性是人性的基础,人有意志自由,强调应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使人能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造就多才多艺、全知全能的人,等等。总之,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在根本意义上推动人本主义的发展,并使之成为一种较系统的思想形态。人本主义作为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思想工具,使社会意识由“神本位”转向“人本位”,进而为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和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思想先导作用。到17、18世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进一步高举文艺复兴的旗帜,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提升成为以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人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阐发了哲学形态中的较为完备的人本主义。康德强调人的生存和价值,主张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为自然立法。费尔巴哈虽然还不能理解人的本质关系,但他把人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和哲学的对象。他以抽象的自然人为对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西方人本主义学说。应当指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吸取了人类历史上唯物主义尤其是18世纪唯物主义的积极思想成果,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度,恢复了人的自然形象,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及20世纪的人本学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已经发展成为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流。无论是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和思辨哲学的过程中回到了自然的人,还是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以及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则都是在批判这种自然人及其日常状态的前提下走向了“超人”。柏格森更是把主体的能动性归结为生命的原始冲动,即“生命之流”,把主体性看成一种发自生命本源的自我超越能力。从现代人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脉络中可以看出,与传统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不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极力宣扬非理性主义,并由此形成了一种非理性主义思潮。他们都主张把人本主义建立在反唯物主义、反理性主义和反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即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认为人是孤立的人,其真实的存在和本质是超出物质和精神存在之外的。要把握人的存在和世界的本质,主要不能依靠理性,而要依靠非理性的直觉,因而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

以上我们不难发现,西方人本主义在发展中尽管有许多缺失,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具有一定的合理价值。如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主张用“以人为本”代替了“以神为本”,把人从对神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进而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还比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出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基本理念,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基本主导思想理念。尽管它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它毕竟是西方社会普遍认同的、合理的人文价值观;再比如,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本主义强调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人的能动性。总之,人本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民主反对专制、以自由反对禁锢,弘扬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反对教条的束缚。正因为以上人本主义包含的这些合理思想,它才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思想体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本主义思想最后主张都没有摆脱西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窠臼而具有极端的片面性和抽象性,因而都没有达到对人的科学认识。

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它一方面吸收了前人思想的理论精华,另一方面则创造性地发展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从而使“以人为本”获得了完全的科学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用“以人为本”的概念去表述他的人学思想,但他们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继承了以往哲学中关于人的思想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吸收了包括人本主义思想的理论精华,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在批判和超越人本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唯物史观,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就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借鉴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理论精华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强调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想,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综上所述,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深邃的世界眼光和广阔的理论视野,结合我国发展的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理论的精华而创造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供发展中国家走向强盛参考的理论瑰宝。我们坚信,科学发展观必将引领全党全国人民向世界文明的巅峰不断迈进。

[收稿日期]20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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