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共论文,领导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相结合，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中，准确把握时代主题，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一、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认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指出，现在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①斯大林也认为，现时代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时代”，②战争与革命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并且“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③所以，发生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一切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怎样取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现成的答案。正如列宁所说，落后的东方国家“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④因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变，为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1920年1月，李大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整个国民遭受世界资本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他在介绍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时又说，我们“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⑤李大钊的论述表明，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煎熬之下产生的，所以，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有着共同的敌人——国际资本主义，在这一前提下，中国人民能够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比李大钊又进了一步。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⑥具体说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之下，一方面，他们对内争取政治自由，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具有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意义，因为封建军阀政府已经投靠了帝国主义国家并成为其附庸。另一方面，他们对外争取经济独立，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一致的。所以，中国国民革命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的，并在她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革命事业，所以，由中国共产党参与和领导的国民革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还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国际帝国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中夏对李大钊、陈独秀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强调了无产阶级结成国际同盟军的重要性，指出工人阶级“除了革命，并且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革命”，才能“根本推翻资本制度，打倒帝国主义”。⑦他还分析了产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帝国主义实行的国民革命之关系，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固有助于民族革命，民族革命亦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其最终目的都是根本推翻帝国主义而使被压迫之阶级与民族得到完全之解放”。⑧所以，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⑨
瞿秋白则从分析中国革命发生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全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争取政权。他不得不资助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尤其是辅翼其幼稚的无产阶级，以行世界的扑灭帝国主义的总斗争。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在世界的斗争范围之中，与国际无产阶级同是最终的共产主义目的”。⑩他还提出，随着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地位的提升和领导权的取得，到国民革命最高度时，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这里可以看出，瞿秋白准确把握了时代主题，明确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连接的关系，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他错误地判断国民革命胜利后可以直接达到社会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并不代表中国革命可以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间必须经过一个民主革命的阶段。
中共早期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明确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准确把握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正确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二、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探索
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首要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深入探索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李大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思考是伴随十月革命开创的新时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的。他认为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最坚决，只有无产阶级能当先锋。他还指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11)可见，李大钊已经意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不能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只有无产阶级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与农民结成联盟，并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李大钊的这些认识对最终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及其革命同盟军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12)这里，陈独秀已经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同时，陈独秀也非常重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13)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思想的影响，以及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其思想受旧民主主义的影响，使得他用一些已经不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旧的过时的思想来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理论，导致出现了错误观点。陈独秀认为，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所以，“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14)同时，由于他不懂得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所以，他认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15)后，才有可能。陈独秀的这些错误观点，是导致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针对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蔡和森强调，在民主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领导阶级，并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实现领导”。(16)邓中夏则批评了陈独秀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很幼稚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17)在国民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一方面要与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要与农民结成联盟。瞿秋白同样批驳了陈独秀夸大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作用的观点。他总结了五卅运动的经验，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18)他还非常重视农民的作用，认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19)所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得到农民的支持与拥护，争得了对革命战争的指导，才能真正实现对国民革命的领导。
由此可见，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蔡和森、邓中夏和瞿秋白等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正确认识和判断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明确提出了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思想。尽管此时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中共早期领导人没有完全解决革命领导权问题，但是，他们的探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陈独秀在国民革命初期，肯定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但是在后期，他没有冲破共产国际指导和旧民主主义思想的束缚，没有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然应该由资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这与列宁倡导的在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20)的观点是相违背的。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资产阶级领导过中国革命，由于其天生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都失败了，因此，领导权必须让位于无产阶级。可见，只是准确把握时代主题，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机结合，同样不可能形成系统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所以，陈独秀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擦肩而过，其“理论带有明显的探索的痕迹”。(21)
三、对革命阶段与革命前途的认识和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问题，实际上是指无产阶级如何处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共二大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但中共二大并没有搞清楚两步之间的关系问题。
陈独秀是我党较早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1922年9月，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22)这里的论述区别了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性质，包含了无产阶级应当先帮助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革命胜利后再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
但是，由于受党内外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个人的局限性，陈独秀的思想出现较大反复。1923年12月，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指出：“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23)后来，他又说：“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是不会有的事”，我们“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24)陈独秀的这些论述表明了其“二次革命论”思想，即国民革命胜利后，先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待中国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矛盾激化的时候，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源在于陈独秀只看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没有看到二者的联系，错误地认为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党，没有认识到它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对革命阶段与革命前途问题，蔡和森十分关注，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对症之方”。瞿秋白则认为，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其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阶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愈普遍，那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与资产阶级的奋斗也愈有保证愈易开展”。(25)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又是民权革命的必然前途，因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即使“中国的无产阶级确实幼稚，然而他的目的必然在于社会主义”。(26)尽管他曾经混淆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27)但他始终认为“国民革命的任务，至少应当是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推翻封建式的剥削”。(28)这些论述有利于正确认识国民革命的任务和前途问题。
中共早期领导人对革命阶段与革命前途的认识和探索，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中的最初运用。“不断革命论”主要是指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肩负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重任务，应当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任务，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应“不断革命”，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主要包括：必须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二者性质不同，解决的矛盾和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也不同，不能将二者混淆；同时，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有密切的联系，不能割裂。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发展趋势。所以，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29)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只是将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而没有将列宁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看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没有看到二者的联系，在中间硬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脱离了中国国情，犯了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革命论”，脱离了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实际，只看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没有看到二者的区别，主张将两次革命并为一次进行，犯了“左”倾错误。上述两种观点都不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只有经过两次失败两次胜利的革命实践后，毛泽东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总结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30)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基础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总之，中共早期领导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革命前途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尽管没有完全解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但是早期的时代化探索对于后来的时代化探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链条，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毛泽东的探索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正是在上述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中共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探索是功不可灭的。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6页。
③《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5页。
④(2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221页。
⑤(11)《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4、834页。
⑥(12)(13)(14)(15)(23)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424、157、158－159、157－158、158页。
⑦⑧⑨(17)《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312、312、101页。
⑩(1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429页。
(16)罗绍志、宁丹阳、何鹊志等：《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
(19)(25)(26)《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2、65、56页。
(21)肖贵清：《陈独秀政治思想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第67页。
(22)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1页。
(24)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27)(2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77页。
(29)《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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