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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 02，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8)05-0073-06
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终于成为我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这得力于最高领导层的重视。但不同论者对“生态文明”的界定是不同的。附和主旋律的论者把生态文明看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的一个文明的“层面”，他们以前认为文明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现在认为，还需要增加一个新的部分，这便是生态文明。对现代工业文明有明晰批判意识的论者则认为，生态文明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文明，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全新的文明形态。在这种文明中，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法律、道德等都将经历一次深刻的变革。本文坚持后一种对生态文明的理解。
福泽谕吉说：“文明是个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1]又说：“文明恰似仓库，人类的衣食、谋生的资本、蓬勃的生命，无一不包罗在这个仓库里。”[2](p31)可见，文明就指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意义的“文明”与广义的“文化”同义。广义的文化也指人们的“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涵盖一个社会的物质对象，如枪支、足球、汽车、宗教课本、叉子、筷子等；也涵盖理念和价值，如物质丰富、自由、人权等；文化还由各种制度构成，包括法律、政治、宗教和企业组织的制度。我们穿着、思考、就餐和休闲的方式就反映着我们的文化[2]。人们通常认为广义的文化由器物、制度和理念构成。美国学者莫文(John C.Mowen)和迈那(Michael S.Minor)认为文化有三大维度：(1)物质环境，(2)制度/社会环境，(3)文化价值。物质环境包括经济发展、地理特征、自然资源和科技水平；制度/社会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商业、宗教和各种亚文化；文化价值则指一个社会中人们分享的对理想目的状态和行为模式的理解，即对什么重要、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值得追求的理解[2](P268-269)。就美国文化而言，其文化价值则包括个人主义、年轻、进步、物质主义、积极、成就、效率、随意、平等、不信任政府。也有人认为，美国的文化价值包括“自由、外在的一致、人道主义、权威、对制度的敬重、对环境的征服和宗教。”[2](P269)显而易见，莫文和迈那所说的物质环境、制度/社会环境、文化价值对应着器物、制度、理念。
今天人们之所以日益感到迫切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就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文明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典范。美国文明的文化价值是物质主义的[2](P272)。事实上，现代工业文明需要物质主义，所以，物质主义是所有现代化国家(包括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消费主义正是物质主义在消费社会的表现形式。物质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并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开支持，从而得到根本社会制度的支持，是现代文明区别于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器物无疑是重要的文明标志之一，但唯有现代文明才把器物的价值符号作用凸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现代人就以消费或占有物品的方式标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成就。当代流行的消费主义告诉我们，消费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宗教；如果你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尊重、羡慕，你就必须拼命赚钱并合乎时尚地消费；如果你希望生活得幸福，你也必须拼命赚钱并合乎时尚地消费；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赚钱和消费，当你是个穷小子时，没有人尊重、羡慕你，一旦你有了钱，有了豪宅、香车，经常出入于高档消费场所，立即就有人尊重、羡慕你，你立即就会有巨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现代主流意识形态所宣示的人生哲学就是这种表达为消费主义的物质主义。
并非仅意识形态和媒体劝诱、催促人们拼命赚钱及时消费，现代文明的制度还胁迫人们拼命赚钱及时消费。现代金融制度鼓励人们投资，甚至鼓励人们投机取巧。在现代制度的促逼之下，人们认为，挣了钱舍不得花的人是愚蠢的，有暂时花不完的钱不去炒股或买“基金”而存在银行也是愚蠢的。于是，所有安于本分、忠于职守的人们都被这个制度贬低为愚蠢的人们。
物质主义的文化价值和受“资本的逻辑”约束的制度，再加上运用征服性科技的工业系统构成了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它永无止境地追求经济增长，亦即永无休止地追求物质财物的增长。它依赖于矿物资源，它把沉积于地下、海底的大量矿物资源开采出来，制造出堆积如山的商品，又排放出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渣，污染了天空，污染了江河湖海，强烈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它使城市不断扩大，铁路、公路不断增多，大量挤占了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并使大量物种灭绝；……
事实证明，现代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不能超越现代文明，人类将走向毁灭的深渊。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必由之路。
但我们不可一笔抹杀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民主宪政是现代文明的一大成就；现代科技也是现代文明的一大成就，尽管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其基本方法也是有缺陷的[3]；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其值得继承的积极因素，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高效率的生产。我们也只能对照现代文明的根本缺陷去描绘生态文明的蓝图。生态文明将是继承了现代文明的优越性而避免了它的致命缺陷的更高级的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有三项核心任务：一是以普及生态学知识和树立生态价值观为目标的“良心的革命”；二是科技的生态学转向；三是促成生态经济和绿色消费的制度建设。这三项任务恰好对应着对现代工业文明之文化价值、物质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的改变或改造。
没有人的观念的根本改变就不可能实现文明的转变。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普及生态学知识，必须使越来越多的人树立生态价值观。普及了生态学知识，树立了牢固的生态价值观，就能实现“良心的革命”。良心就是我们判断善恶是非和择善而行的能力。多数人都有起码的良心。这起码的良心就相当于今天人们常说的“道德底线”。在去道德化(demoralization)的现代社会，人们避讳谈论道德，甚至耻于谈论道德，仿佛一谈道德就会被人认作伪君子。但现代社会以“权利”为核心范畴的底线道德是保护弱者的重要屏障。现代社会的道德底线便是不伤害他人，而不伤害他人的生命则是“底线中的底线”。现实中，我们可能给予从不杀人、强奸的小偷适当的同情，但对心狠手辣的杀人犯决不会有任何同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关爱人的生命的良心！为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须把这种良心加以扩充。现代人大多对人怀有良心，对非人事物却没有什么良心。例如，我们在建葛洲坝时，丝毫不考虑对其他物种的伤害甚至灭绝。据目击者说，葛洲坝建成后，许多头中华鲟撞死在大坝上，情景惨烈无比①。人们之所以对此无动于衷，就因为人们一向认为，只需要对人讲良心，对非人事物讲良心是可笑的。为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成见。我们不能坚持认为，与自然事物打交道时无需追问道德上的“应该不应该”问题，只需考虑技术上的“能够不能够”问题，以及经济上的“合算不合算”问题。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我们的生存依赖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依赖于其他生物的健康，我们不是凌驾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上的“神”，也不是可独立于地球生态系统的“仙”，却就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物种(尽管是一个创造了文化的物种)，那么，我们就不仅应该关爱人的生命，而且应该关爱一切生命。我们应该记取利奥波德的金玉良言：一切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情都是对的，反之是错的。如果能恪守这一是非标准，我们就有了生态良知，就实现了“良心的革命”。
显而易见，“良心的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革命，而是只能发生在每个人的内心的革命。这种革命只能通过教育和循序渐进的社会变革而得以实现。从现在起，对青少年进行环境教育至关重要。一定要让青少年了解生态学常识，让他们从小就树立生态价值观，从小就培养关爱生命、保护环境、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
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将是无比艰难的。抵制生态文明建设的旧思想十分顽固，这些旧思想甚至还占据着当代思想的主导地位。今天，仍有很多人信仰物理主义的世界观。物理主义告诉人们：世界的根本规律就是物理规律，对任何现象的说明都可以归结为物理学的说明。这种世界观支持着科技万能论。科技万能论者认为，谈论生态危机的人们不是危言耸听，就是杞人忧天。生态危机只是暂时的危机，随着科技的进步，一切危机都会成为过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根本不同的科学的对立：物理主义科学与生态主义科学的对立。物理主义科学认为，人类并不依赖于地球生态系统，人类可凭科技之剑彻底征服自然，创造一个完全人工的世界；人类的食品生产甚至也不依赖于动植物的生长，格来的科技也许能帮助我们合成粮食，我们现在要用化肥通过植物在土壤中的生长而生产粮食，将来或可直接用某些原料像生产化肥一样直接生产粮食；将来的科技也许会深刻地改变人的本质，或把人提升为“超人”。而生态主义科学有对人的有限性的深刻体认，其基本设定就是：人是生物性的(虽然他以文明的方式生活着)，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人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物种，人的生存依赖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或说“人类是生物圈的一员，生物圈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赖以支撑的最重要的环境”[4]，如果地球上的其他生物灭绝了，人类也将灭绝。坚持物理主义科学观，提不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只有相信生态学的人们才会有对生态危机的忧虑，才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主张。
同样，没有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没有生态文明。一切制度都是在一定思想的指导下设置的。在政教分离原则的指导之下，今天西方社会的基本制度与各种宗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制度的修改、更新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受“资本的逻辑”的隐秘制导。以美国为例，美国社会把经济增长看作最高的社会共同目标，即人们共同认为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认为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即承认了“资本的逻辑”的有效性②。一个把经济增长看作最高共同目标的社会必然尽力使制度和公共政策有利于资本的增殖，也就是说，其制度更新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受制于“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背后隐藏着一种意识形态，这便是经济主义。经济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包括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进步)的根本动力，科技进步可保证经济的无限增长。服从“资本的逻辑”的人们就是经济主义者。现代社会制度受“资本的逻辑”制约，就是受经济主义的指导，就是偏向于经济主义者。
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必须摆脱“资本的逻辑”的制约，即必须摆脱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只有按照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制定的制度才可能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即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应该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变革时期。今天，生态学还没有成为公共知识，生态价值观还远不是多数人信持的价值观。但我们相信，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生态学知识会日益普及，接受和信持生态价值观的人们会越来越多。到绝大多数人都有生态学知识且都信持生态价值观时，生态文明建设便水到渠成。
受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指导的经济制度不会再激励无止境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它会激励产业结构的转变，即严格限制重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奖励生态产业，直至使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产业统统淡出，使生态产业蓬勃发展。
生态文明不可能废除市场经济，从而不可能彻底废除“资本的逻辑”。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有人说：“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市场反映经济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市场反映生态的真理。”[5]为克服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必须“建立起反映生态真理的市场。”[5](P192)我们决不能像有些经济学家那样，认为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最终可通过市场而得以解决[6]。生态文明必须限制市场的作用，控制“资本的逻辑”的有效性范围。首先，制度的形成不受“资本的逻辑”的约束，便是对“资本的逻辑”之作用范围的最重要的限制。其次，扩大生活世界的非商业性领域也是对“资本的逻辑”的限制，“资本的逻辑”在非商业性生活领域中是无效的。生态文明的制度将鼓励各种非商业性组织和活动的发展，如各种环保组织、学术团体、艺术团体的发展。最后，生态文明的法律必须为企业规定明确的环保责任，污染环境的企业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是经济主义在消费社会的表现形式，其实质就是物质主义。消费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表明消费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为走向生态文明，我们必须彻底摒弃消费主义。这和“良心的革命”一样，属于文化价值方面的革命。
在西方世界，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流行与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有关。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或权利)凸显为最高政治价值，认为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保护个人权利，社会基本制度的设立只为保障人人都需要的社会秩序，公共政策的制定只为激励人人都需要的事业的发展。总之，制度建设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旨在保障或促进人人都需要的公共利益。这一思想也许并不错。但现代制度和公共政策的一个基本预设大可质疑，这个预设就是：人人都永远希望经济增长，人人都永远希望物质财富的增长。少数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就是人的本质。这是个被现代文化矫饰着的巨大错误。
人没有什么不变的本质，无限追求物质财富更不是人的本质。现代多数人贪婪地追求财富，是现代文化熏陶和培养的结果。古代文化不受“资本的逻辑”约束，古代制度(礼法)的制订者不是经济主义者，所以，古代文化不激励人们的贪欲。例如，古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学，儒学对民众虽有“先富之后教之”的政治主张，但决不激励人们的贪欲。相反，儒家力倡“贫而乐，富而好礼”，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事实上，古代中国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十分知足，孔子、颜回等人则树立了“贫而乐”的典范。古代西方人也不认为无止境地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原始基督教和中世纪的基督教都蔑视财富，认为财富是灵魂拯救的负担。
在现代社会，可以说增加物质财富是多数人的共同目标，但不能说这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标。美国也有人主张过简朴生活。在现代美国，有人创建了“简朴生活中心”，他们编辑、发行了《简朴》杂志，以宣传他们“在通往更简朴生活的道路上的奇妙发现”[7]。他们拒绝使用现代技术，且不无骄傲地宣称：“《简朴》杂志的生产方式倒退回了前电脑时代，就是为了表明这是能办到的。《简朴》的每一页都是由手工排版的文字和原始的木刻画构成的，这些木刻画都是在手动送纸、利用太阳能运行的古董式印刷机上印的。我们的印刷速度缓慢但无噪音，用人取代了电脑，而不是用电脑取代人”[7](P8)。
现代多数人贪婪地追求物质财富，并非人性使然，而是文化使然。是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培养了多数人的生活信念和生活习性，使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多多地赚钱，洒脱地消费。为走出生态危机，走向生态文明，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生活信念和生活习性。
生态文明的经济应是生态经济。生态经济的基本预设是：社会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系统不能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我们不能再像现代人那样，认为“生态系统只是经济的输入(inputs)，不是经济的基础(foundation)”[8]。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必须受生态系统承载力的限制。生态经济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生态经济主动谋求生态系统的健康，自觉地调适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消极的生态经济在微观领域不注重调适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只关注物质生产是否能为生态系统所承受。生态文明要求我们逐渐从消极的生态经济走向积极的生态经济。
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人们认为，“商品就是好，商品越多越好。”[8](P51)在生态文明中，我们必须明白：“商品也许是好的，但谨慎的消费更好。”[8](P53)
消费通常被定义为为败坏或毁灭而花费或用掉某物。从热力学角度看，这就是熵增。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就是为生存和繁衍，归根结底为留传基因而获取物质和能量。从社会的角度看，则是为提高自我价值、群体身份和自主性而耗费物质和能量。
在设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明确区分的现代经济学中，人们不把生产看作消费，也看不出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生态经济学要求我们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或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互动。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人类的生产活动也是对自然资源的消费。在人类与生态系统的互动中，物质生产是最基本的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类型的物质生产方式，即狩猎/采集、培育(cultivation)和制造。
生态学认为，仅当人类把自己的生态角色定位于狩猎者或采集者时才是自然的。在狩猎/采集阶段，消费开始于一头鹿被猎获或一个苹果被采摘，结束于鹿和苹果中的物质和能量被使用者所用尽。这种消费只占有、吞咽了不同物种的个体。一头鹿或一只苹果被永远降解(degraded)了，但鹿群和鹿这个物种以及苹果树和苹果这个物种还在。
在培育阶段，消费已超越了单个物且有了外部效应。在这一阶段，消费开始于一片森林的砍伐或一片草场的翻耕，结束于庄稼的收割、树木的烧毁和面包被吃掉。被用掉或毁掉的不仅是树木的纤维或单个植物的种子，还有培育之前就存在的生态系统，而被培育的植物已不在完整的生态系统中发挥其生态功能了。
培育只涉及辅助现存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制造则是人工制造物品，即用人类劳动和智能创造全新的东西。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它远不止利用现成的土壤、水和与之相连的生态系统。它大大扩展了消费，它把生物物理环境当作资源库和废物槽。例如，把原木加工成木材和家具就意味着耗费低熵燃料和丢弃废料并释放热[8](P55-56)。更不用提现代制造业已达极度反生态的程度。
狩猎/采集对应着原始文明，培育对应着农牧文明，制造对应着工业文明(虽然在农牧文明中有手工制造业)。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原始人并没有明晰的生态学意识，但他们自然地服从生态规律。农牧文明已开始破坏生态健康，但其破坏力度远不及现代工业文明。农牧人勤俭节约，决不暴殄天物，这与现代人截然不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工业文明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可能像甘地所希望那样，拒绝一切机器生产回到“手摇纺织”时代，更不可能回到狩猎/采集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生态文明的绿色消费。在生态文明中，我们将以明晰的生态意识指导我们的消费，我们将学习农牧人的勤俭节约。
绿色消费应以生态经济大系统的整体优化为出发点，以最小的自然资源消耗实现最优的效用传递。
生态经济是循环经济，这与现代的线型经济形成对照。在线型经济中也有人打着绿色消费的旗号促销其产品。但线型经济的绿色消费模式最终仍鼓励大量消费，其实质仍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短期利益。这样的绿色显然是假绿。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起步阶段，线型经济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绿色”、“生态”等语词已成为褒义词的今天，我们应谨防商家打着绿色产品的旗号促销其非绿色甚至反生态的产品。
“绿色消费”要求消费者培养“耐用性”意识。“耐用性”不仅意味着延迟特定物品退出消费阶段变成废物的时限，还意味着废旧物品回收和循环利用。
为激励生态经济和绿色消费，政府应通过生态学和经济学的计算，规定主要消费品的最高消费额度：如汽车消费额度、住房消费额度等，并通过立法和公共政策去限制过度消费。不必采取刚性的管理办法，可采用刚柔并济的办法。例如，可根据经济学、生态学的计算，根据尾气排放量、公路和停车场占地面积，规定人均汽车消费额度。假如人均消费0.2辆汽车就是生态极限，那便意味着5口之家才能拥有1辆汽车。这时完全刚性的法律规定可能难以实施，倒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分配汽车消费权。在现代思想仍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多数人都想拥有汽车，于是，汽车消费必须算作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法律可规定，人人都有0.2个汽车消费权。政府据此给每个公民发1张汽车消费权证。5口之家可凭5张证而买1辆汽车。3口之家想买1辆车，需再拥有2张证才行。他们从哪儿去弄这2张证呢？到市场上去买。法律规定汽车消费权证可上市交易。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初始阶段，毕竟有一些环保主义者，或绿色消费的先行者，他们拒绝消费汽车，他们就可出售自己的汽车消费权证。今天，还有部分人买不起汽车，他们也可出售自己的汽车消费权证。这是现代经济学提供的办法，生态文明既然并不废除市场经济，就可以借用这种办法。使用这种办法有两个好处：一是不用强行限制人们买汽车，二是补偿了环保主义者和穷人的损失。今日之中国，在汽车消费方面很不公平。汽车消费者的个人效用得到了满足，但污染了空气，挤占了公共空间(如没有车库的住宅区的公共空间都成了停车场)，这显然损害了不买车者的利益。但不买车者丝毫得不到补偿。决心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和政府应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制定鼓励绿色消费限制汽车消费的法律和政策。
绿色消费的实质是反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反对消费主义就是反对物质主义。许多人批判主张过简朴生活的观点，认为让绝大多数人都像颜回和梭罗那样生活是不可能的。诚然如此！但如果我们摒弃了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我们就不会像现代人那样把颜回、梭罗那样的人当作怪人，而会把他们当作榜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生态文明应该发展文化产业，激励文化消费。在今日之中国，许多人以拥有汽车、洋房为荣，这样的消费当然是反生态的。我们希望文化产业日益发达，人们文化消费的比重日益高于物质消费的比重。今天，许多有钱人的汽车已不止一辆，而是两辆以上，如果城市以单双号限制出行，他们可骄傲地说，这限制不了他们。绿色消费者对这样的消费定然不屑一顾，他们宁肯多听一些音乐，多参加一些论坛，多看一些画展，……
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9]。生态文明应通过制度激励人们以多种方式追求无限，追求人生意义，这需要通过民主法治保障各种非赢利组织的健康发展。如果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的非赢利性组织发展起来、活跃起来，那么人们就有很多机会不以商业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某些需要。从个人的角度看，物质适度丰富，精神无限丰富的人生才是健康的人生。从文明的角度看，激励人们无限追求精神价值、适度追求物质丰富的文明才是可持续的文明，生态文明就是这样的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之所以是不可持续的，就因为它激励人们以追求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
注释：
①中华鲟是秋季产卵的种类，繁殖群体每年的7～8月溯河，在淡水中洄游，滞留一年后，于翌年秋季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产卵繁殖。葛洲坝的建成阻断了中华鲟原先的洄游路线。
②从逻辑的角度看，“资本的逻辑”指资本的定义：资本就是处于投资过程中的能增殖的资产。能增殖的资产才是资本。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必须通过人们的投资经营，资本才能增殖。于是，表达为现实生活之行动律令的“资本的逻辑”是：要尽力让你的资产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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