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的研究及对今后的展望——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荣誉教授称号仪式上的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称号论文,文献论文,仪式论文,荣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我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授予的荣誉教授称号。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对此我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位领导、特别是文献信息中心主任李惠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吴云贵教授以及给我特殊关照和帮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纪念此次获荣誉教授之事，我想回顾一下自己的研究经历以及对今后做一展望。
1.对华严教的研究
1958年4月，我修完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博士课程， 进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工作。我的指导教师是结城令闻先生。从结城先生那里，我得到了唯识学的指导，在华严学方面学习了《五教章颖川录》，这对理解《华严五教章》很有益处。
当时，我接受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仁井田升先生的劝告，读了守木顺一郎教授的论文《朱子学的历史结构——中国封建思维的形成及其背景》（《思想》354、355号），受到很大震动。因为该论文认为，华严思想是支撑古代奴隶制的意识形态。在该论文的激励下我了解到，仅仅研究符合一定框架的教义学，是不可能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的。
我首先研究澄观的华严，作为正式研究华严思想史的第一步。并将研究结果作为申请学位的论文提交给东京大学；并于1965年出版了《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在澄观的华严研究之后，我又对日本的华严产生了兴趣，开始研究凝然的《法界义镜》。岩波书店出版的《镰仓法教》就是该项研究的成果之一。
与此同时，我还发表了对华严宗第五代宗师、宗密的《原人论》、《禅源诸诠集都序》等的注释研究，并把研究转到宗密上，《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即是研究成果之一（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第二，东京大学出版会）。此后，我对华严学继续进行研究，其成果之一是发表了《华严五教章》。
此外，我还收集了华严学的典籍、资料及研究文献等，出版了《华严学研究资料集成》。
2.对朝鲜佛教的研究
1970年，日本与韩国恢复邦交后，开始同韩国自由往来，我第一次访问了海印寺、法住寺、佛国寺、通度寺等韩国寺庙，进行了最初的韩国寺院实地调查。1971年，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的“东亚世界的形成”出版了，我在其中担任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及东亚佛教圈的形成”部分，这是我着手研究朝鲜佛教史的最初成果。
10年后的1980年，为了介绍韩国的寺庙，我写了《朝鲜佛教的寺庙及历史》一书。该书是想让人们了解同属东亚佛教圈，但与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相比有不同特色的朝鲜佛教。在该书的前言中，我写道：“镰仓时代的佛学家凝念虽然写下了《三国佛学传通缘起》一书，但却认为佛教的传播是印度、中国、日本三国，这种传统此后长时间影响了日本佛学界，朝鲜佛教的独立性未被承认。”
作为通史的《朝鲜佛教史》的出版，是此后七年的1987年之事。这部通史的出版，可以使人们大致了解朝鲜佛教的发展，后来，我又构思考虑写一部详尽的《朝鲜佛教史》，其准备工作之一，是重点论证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新罗的义湘。1988年2月，我从东京大学退休时， 发表了《新罗佛教史序说》。
1987年8月， 我又有幸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妙高山普贤寺等寺庙。
3.对中国佛教礼仪的研究
目前，在现代中国佛教礼仪实际状况研究方面，有霍尔梅斯·维奇的《佛教礼仪》和J.普利普—莫尔的《中原佛寺图考》。在日本，虽说有零星研究成果，但没有归纳在一起的著述。
在中国佛教礼仪研究方面，我提出了一个假说，即中国唐代的礼仪传到了日本南部的寺院及高野山、比
山等地，唐末五代到北宋的礼仪保存在韩国的佛教寺院里，南宋的佛教礼仪传到了日本的五山禅林，明代以后的佛教礼仪保存在中国大陆的寺庙以及香港、台湾、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寺院里，并由日本的黄檗宗继承下来。因此，我首先着眼于现代佛教的礼仪上。
1970年以后，我有幸参加了大渊忍尔、窪德忠、直江广治等博士为团长的海外学术调查团，考察了香港、台湾、东南亚华人社会佛教的礼仪。
在新加坡访问时，我曾长期留宿于福海禅院，看到了该寺院举行的所有法事，由于不仅见到了佛教的“破地狱”，而且也看到了道士破地狱的礼仪，因而详细地了解到了佛教与道教混淆的状况。
我访问了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华人的大寺院，有新加坡的双林寺，吉隆坡的千佛禅寺、槟榔岛的极乐寺，马六甲的青云寺，金边的广林寺，马尼拉的信愿寺，以及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的寺庙。我还游览过婆罗洲的哥打基纳巴卢、古晋等地。
1986年，我将这些地方的考察结果归纳成一部《中国的佛教礼仪》出版。
4.对中国佛教现状的研究
中日邦交恢复之后，我开始访问中国大陆的寺院，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中国寺院的访问及对石窟寺院的参观上。1976年夏天，四人邦被粉碎后不久，我第一次访华。当时是作为日本友好宗教者恳谈会的一员，访问了北京、太原、西安、南京、上海等地。那时，还访问了“农业学大寨”的大寨村，然后访问了净土教的圣地玄中寺。
此后，我每年都要来到中国，有时一年来两三次。访问了上海的玉佛寺、南京的栖霞寺、杨州的大明寺、杭州的灵隐寺、浙江的天童寺、国清寺、广州的光孝寺、诏关的南华寺、衡山的福严寺，庐山的东林寺、成都的文殊院、四川的乐山大佛，大同的上下华严寺，西安的草堂寺，桓山的悬空寺，夏河的拉卜椤寺，以及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云南、陕西、甘肃、四川、辽宁各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我把访问上述寺院的部分成果归纳成《中国佛教寺庙及历史》一书出版。
在山西省的调查中，我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教授以及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五台山研究会理事崔正森先生的大力协助。这两位先生陪同我访问了山西省南部，解释了碑文以及佛教文物。我不会忘记这学术上恩情。特别是丁明夷教授，他使我在佛教美术上大开眼界。
在陕西省的调查中，我得到了杨曾文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畅耀先生、陈景富先生、王亚荣先生的大力协助。
在参观寺院的同时我还参见了石窟寺院，访问了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马蹄寺、麦积山、炳灵寺、云冈、龙门、天龙山、巩县、响堂山、云门山、驼山、大足、重龙山、安岳、须弥山、石空寺、云南的剑川、新疆的三仙洞、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锡克沁。在访问石窟寺院中，在佛像的式样及壁画的内容上，我对佛教美术给与了关注。
我还访问了中国的四大佛教灵山。1985 年夏天访问了五台山， 与NHK的特别报道部的成员们一起进山， 考察了死在五台山灵境寺的日本僧人灵仙三藏的足迹，《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发表就是对五台山的考察结果。
此后，我还访问了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等佛教圣地，访问四大圣地的记录，最终归纳成《中国四大灵山之旅》一书发表。
5.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
我研究佛教的目的，是想探明为中国社会所接受的佛教的历史与化为中国人血肉的佛教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于是便产生了从另一个角度研究华严学的的必要性。
在宗教研究的方法中，有教义方面的研究、教团方面的研究、礼仪方面的研究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过去，日本大学的教义研究主要由国立大学的印度哲学专业或专门大学的佛学系进行，对中国佛教教团史的研究属于东洋史专业，对礼仪的研究大多在宗教专业中进行。然而，在这三方面的研究中，若以其中一个为对象，而不吸收其他研究领域的成果，就几乎不可能掌握整个佛教研究。
我的研究是从教义开始，并以教义为中心，又研究了教团史、礼仪史、以此来理解中国佛教史的发展。为此，我写了一部可以了解中国佛教发展过程的著作《中国佛教史》（岩波全书）。
在这部著作中，我写道：“本书即不偏重于佛教教义史，亦不偏重佛教教团史，而是试图解释在中国的大地及社会中，佛教如何被改造吸收，以适应汉民族，并在其精神生活上给予何种影响，并贯穿了从历史角度叙述这一问题的宗旨。中国佛教的变迁，由于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国家权力及佛教教团的关系极为密切，为此，本书力图从政治与佛教、社会与佛教的关系上阐述这一问题。”
在这以后，我开始更详细地研究了教团、教义、佛教文物等的变迁，为了自身的学习，我开始写《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初期的佛教）、第二卷（变化中的佛教）、第三卷（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上）、第四卷（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下）第五卷（隋唐时期的佛教·上），现在我正在写第六卷（隋唐时期的佛教·下）。
在《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的序文中，我把佛教史全八卷的写作意图及目的作了交待。在序文中我写道：“在研究中国佛教时，必须同印度佛教学、中国史、中国思想史、道教史等各相邻学科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深入。在目前尚未开拓的领域过于多的情况下，掌握中国佛教史的全体面貌，很有可能是近于无谋的企图。若是不了解处于东亚佛教圈核心的中国佛教，就会妨碍对朝鲜佛教、日本佛教的理解，因而我不顾自己学识浅薄，冒味地提笔著书。”
作为NHK电视节目“大黄河”运营委员的一员， 我在担任“佛陀之道”时，他们同我商量在麦积山石窟中拍摄哪个洞的佛像，我对自己在佛教文物上的无知非常震惊。自从发现了自己这个缺点后，我就想得到有关佛像等佛教文物上的知识，哪怕是一点点也行。
为了全面掌握中国佛教史，有必要关注教义、教团、礼仪、佛教美术，推进研究的全面发展。今后，我要尽可能吸收其他领域的成果，以及中国学者的成果，来理解中国佛教变迁的历史。
6.将来的课题及其发展
自从1958年4月我进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之后， 已过了大约40年，我一直专心研究中国佛教。毫不分心，像中了魔似地不断考察中国的寺庙及石窟的实际情况。在此，回顾过去我感到留下的课题实在太多了。
就中国佛教史来说，对现代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是明清时代的佛教。不了解明清时代的佛教，就几乎搞不清同现代的联系。
对于现代中国佛教，我认为应当注意存在着汉族佛教和藏传佛教两种佛教这一问题。例如，众所周知，山西省五台山寺院由青庙和黄庙组成，青庙是汉族佛教的寺院，而黄庙是西藏佛教的寺院。五台山的佛教是礼仪和教义全然不同的佛教的共存。
此外，甘肃省夏河的拉卜楞寺和青海省的塔尔寺等，是西藏佛教的巨大寺庙，这类西藏佛教寺院在甘肃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有许多，在现代的中国佛教中也含有这类寺庙，因此，在调查中国佛教实际情况时，也同样不能缺少西藏佛教的知识。
在教义史方面，天台、华严、三论、法相等的学术观点各不相同，过去是对不同的学说分别进行研究，但作为中国佛教思想史，能否把握其一贯的思想脉络，是我近几年的心愿。
例如，天台与华严虽同是一乘佛教，但在学术的构筑方面相互迥异。我认为，似乎应当把它们都包括在中国佛教之中来研究其教义。要研究什么是其根本的思想，在什么概念上思想发生变化。
另外，我认为应当开辟出一条道路，把中国佛教思想的变行置于更广阔的中国思想史观点中，在中国思想史之中理解中国佛教。由于在中国佛教思想中，借用了大量中国古典成语，因而中国古典思想也必然对佛教有所影响。
在朝鲜佛教研究方面也有许多有待解决的课题。在教团史方面，李朝的佛教对于理解当今韩国佛教意义重大。而且，还应加深对高丽佛教的理解。为了正确把握高丽佛教，有必要研究中国宋元佛教，同时不应忽视西藏佛教的影响。
上述有关中国、朝鲜佛教研究方面尚未进行的课题，恐怕是我有生余年力不能及的，我只能期待新一代的研究者去探明这些问题。
今后，在未完成的三卷《中国佛教史》和常盤大定教授的《中国文化史迹》业绩的基础上，为了完成新的《中国佛教文化总览》，我还要扎扎实实地努力工作。若是能完成《华严学概论》以及《华严思想史》，我想赋与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最近，我想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考察，进一步加深同中国的学术交流。幸运的是，由中外日报社主办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于本年已举办了六次，昨天刚刚闭幕。另外，五台山研究会，法门寺学术讨论会，鸠摩罗什诞生1650年纪念学术会议等许多国际会议也相继在各地召开。
学术交流任重而道远，不是一时的冲动。为把学术交流持久化，我决心做不懈的努力。
无论是进行研究，还是进行实地考察，都需要有超出想像的长久的时间。为此，我要一直坚持下去，“吾道以一贯之”（《论语·里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64章），学问是要一步步地走在千里之遥的大道上，要以这样的认识扎扎实实地前进。为了感谢这次授予我荣誉教授称号，作为一名佛学研究者，我决心将余生献给研究事业。
在推动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发展方面，大力仰仗了以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历代所长、中日两国的教授、以及中外日报社各位先生的协助。对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名誉顾问、中外日报本间昭之助社长，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我要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
（何培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