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三种错误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观点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系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根本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传媒数字化、社会网络化的今天，各种文化思潮大量涌入，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国家兴亡和人民祸福。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如果任由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噪音”、“杂音”泛滥，必定会涣散人心、瓦解斗志，严重影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会给中华民族招来灭顶之灾。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解体已经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而，我们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决反对以下三种错误观点。
一、“无用论”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不时有人散布马克思主义“无用论”，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对过”，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误区重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虚构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持这种观点的人对马克思主义不是无知，就是怀有偏见。事实上，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国走向多国的实践表明：尽管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出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情况，远不是马克思当年所能具体预见的，它的一些个别论断已经过时；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曲折和挫折后，尚未走出低谷，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仍然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仍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历史经验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科学，我们只能坚持，决不能放弃。[1]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崛起的社会主义，才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的面貌。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纪元、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抗衡战争并维护了世界的和平、瓦解了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迫使资本主义进行调整和改良，使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从而为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崛起，正是20世纪世界和人类的“大幸”，而不是与此相反。
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使一部分人怀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于20世纪首先在十几个不发达国家胜利符合并且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苏联东欧各国发生剧变的深层原因是违背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推行过度集权的体制和先“左”后“右”或一“左”到底的错误路线。[2]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一种特定的实践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错误地对待（先是不改革，后是彻底摧毁）这一模式所造成的悲剧。苏联模式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但却是严重扭曲和僵化了的模式；尽管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尽管这一模式在苏联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以及后来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决不能将其神圣化、绝对化，特别是在战后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新国际环境下，其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必须全面彻底地进行改革，否则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3](P141—142) 因此，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用”使苏联东欧发生“蜕变”，而恰恰是其没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引导。
中国人民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今天的沧桑巨变中，更是深切体会到，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而不是认可马克思主义“无用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从容应对挑战、有效化解风险、开拓新的局面、实现共同目标提供了行动指南。面对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在这个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充分挖掘和鼓励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更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凝聚力量，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P81)
历史和现实的实践经验表明，尽管我们今天的时代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并没有过时，他们有的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消失”与“过时”。他们有的赞扬马克思主义“仍然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有的则惊呼“马克思的幽灵仍然在世界上空徘徊”。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马克思的影响不容忽视》的文章，作者迈尔斯写道：“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政府垮台了，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争先恐后地皈依自由市场原则，连策划苏联政变的人都不愿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对当代人的历史观和经济理论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作者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震撼人心，影响深远，已经融进了民众的现代意识”。
英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戈兰·泰尔博恩说：“在我们的时代，任何思想家的影响都不能与卡尔·马克思相比，只有这样讲才是正确的和适宜的。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编纂学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这不仅表现在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而且表现在其影响的持续的时间上。的确，若不充分地认识马克思的重要性，那么就不能理解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史。”
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不是已经枯竭了，它还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好像刚刚在发展。所以它仍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被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和法学博士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写道：“我跟萨特一样深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哲学。它不仅提供了一种历史观，同时它也是作为历史创造的指南。尽管世态多变，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著作仍然不失其效用。在我们的时代和今后，世界的改变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大部分将是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鼓舞和指导下进行的。要探索人类发展的前景，就势必要求教于马克思主义。”[5]
二、“过时论”
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以下简称“两个必然”）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分析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揭示出的科学结论。“两个必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然而，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演进中出现了一些繁荣景象；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胜利发展后出现严重挫折。面对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一些人攻击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理论，认为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些观点看似在用“事实”说话，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发现：资本主义是面貌虽新，本质依旧。尽管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上层建筑的渐进调整和改良、阶级关系的缓和以及财富分配的福利化等方面与早期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但是如果我们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和历史视野来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非但依然存在，而且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际关系阶级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有了全球性。
从结构上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中心—外围”或“中心—卫星”式的体系。在这样一个“中心—卫星”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其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内部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逐步突破了原有的国民经济的范围，发展为全球性资本运动中的，即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过数百年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拥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比较完备的宏观调控体系，它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科学技术先进，而实现经济全球化的手段，如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又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其运行规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形成的结果。这一系列因素使得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对象，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及剩余价值的转移，获取巨额利润。[6](P92)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中心”。
第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劳资矛盾得以相对缓解的表象背后是资本和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
一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两极分化。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有十三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消费了全球86％的商品和劳务，而全球20％的最穷的人，却只有1.3％的消费份额，几乎只有30年前的2.3％的一半。各占世界人口20％的少数富国与一批穷国，其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则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联合国《2000年发展报告》曾指出，当今世界3名巨富的财产，比48个最贫穷国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要多。二十年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有2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而现在上升到48个。有关国际组织的材料还显示，20世纪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到了90年代，差距则扩大到150倍。
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相当严重的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1993年美国《商业周刊》调查了365家美国大公司中730名经理的收入，结果发现，1992年总经理的年均收入达384万美元，与工人的收入差距达157倍。最近，《商业周刊》又一次披露，到1998年，大企业总裁的平均年收入是1060万美元，是蓝领工人平均年收入的419倍。其中，施行者集团的总经理萨福德·威勒1997年收入高达2.276亿美元。[7](P161—162) 衡量财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英国1980年为0.65，1994年为0.66，均属于贫富差距过大的范围。如果加上不具有交易价值的个人拥有的职业养老保险金权益和国家抚恤金收益，则财富拥有的情况是：5％最富的人1980年拥有财富占财富总额的24％，1994年拥有财富占财富总额的25％；而50％的下层居民1980年拥有财富占财富总额的21％，1994年拥有财富只占财富总额的17％[7](P165)
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亿，而1980年至1993年间，这个数字上升为10亿。据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的统计表明，60年代被视为工业化样板的拉丁美洲国家，70年代以来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均在发展。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总人口5％的富人就拥有社会总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6](P108—109)
全球范围日益拉大的“数字鸿沟”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阶级对立、贫富差距。当代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的。“不发达并不是由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历史进程。”[8](P151)
如此全方位而又深刻的两极分化，必然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统治。[9]
第三，国际资本主义的掠夺和穷奢极欲，严重破坏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0％，消耗物质材料和能源却占全世界的80％，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质材料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污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50％以上。仅以造成地球升温的主要温室气体——CO[,2]的排放来说，1950年全球CO[,2]排放量的43.7％来自美国，1965年这一数字是31.9％。[10](P410) 1989年，美国工业过程排放的CO[,2]仍占世界总量的22.5％，连年名列第一。从1950年到1989年累积的CO[,2]排放量美国仍拔头筹，占到世界总量的27％，[11](P280) 无与伦比。从1965年到1995年30年间，全球人均CO[,2] 排放量基本维持在4吨左右水平，并且1995年有所下降。而美国人均CO[,2]排放量则高居不下，由17.64吨上升到19.88吨。仅就1989年看[11](P655)，世界人均CO[,2]排放量为4.21吨，而美国人均19.68吨，是世界人均水平的4.72倍。这意味着当年一个美国人占了约5位世界公民的份额，全体美国人多占了9.1亿世界公民的份额。[12](P102—103)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污染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破坏，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于危机的深刻反映。
第四，金融全球化作为资本全球化的枢纽和杠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扩大了资本主义生存空间，但也给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为追逐最大利润，投资者将大量资本投向金融市场而非生产领域，导致金融投机活动猖獗，特别是金融衍生物这一新投机方式恶性膨胀。全球金融衍生物交易额1990年为5万亿美元，1994年激增到45万亿美元。目前，国际金融虚拟资本已是天文数字，1999年全球游资已达7.2万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投机资金。这一数字相当于全球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在全世界每天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用于投机的超过90％，而用于贸易的直接投资还不到10％。一旦金融市场投机过度，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13]
当代世界历史的进程表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也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得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极限，也将使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不论资本主义再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其发展的趋向必定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过时”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误解。
三、“速胜论”
在我国，一些人虽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但认为马克思主义阐明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速胜论”。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4](P341) 资本主义会“迅速奔向毁灭”，[5](P500) 很快被社会主义取代。列宁也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6](P330) 他还在1918年指出：“……英法帝国主义，也可以说世界帝国主义，就要咽气了。”[16](P75—76) 然而，如果我们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而不正视当代世界的新变化，以理论来裁剪现实，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速胜论”，我们就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就无法正确做出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平共处、合作竞争的战略选择；我们就无法有效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以世界眼光看待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明确：“两个必然”论断依然正确，然而它的实现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思想体系，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运动进程。“速胜论”无疑是一种错误观点。这是因为：
第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不会马上灭亡“两个必然”是科学的论断，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7](P33)“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是一个理论整体，它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二者的辩证统一是现实与未来的统一、量变与质变的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而且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不断增多，就使得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从原来通过激烈的质变形式转变为一个渐进的量的积累形式，这种渐进的量的积累形式使得“两个必然”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上说，现实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每一次自我调节，都使它所容纳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挥一分，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就成熟一分；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越是发挥，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就越是趋于成熟。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殆尽之日，就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完全成熟之时，当然也就是“两个必然”全面实现之秋。[18]
第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不会迅速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国家的首先实现标志着“两个必然”由一种历史趋势开始转变为现实进程。但从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看，社会主义的历史还是短暂的，总的说来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其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与此同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水平、文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充分显示自身的优越性，只有建立起自己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邓小平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第三，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卫星”、“外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摆脱对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从属”和“依附”关系，走向富强和发达，仍是一个需要长期摸索实践的过程。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若不具备特殊的矛盾和革命形势，则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长历程，才能逐步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基础。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将是一个从个别国家逐步向更多国家扩展的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第四，从历史经验来看，一种社会形态的灭亡及其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必然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要经历许多阶段。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全人类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和谐、幸福的崭新世界。如果说私有制范围内的社会更替尚且需要经过相当漫长、艰巨的历史进程，那么以消灭私有制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不是一个更为漫长、更为艰巨的历史进程。[18]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使得“两个必然”的实现成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是我们坚信，不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有多长，道路有多曲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就，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9](P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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