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公益社会组织：裂变与联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公益论文,组织论文,社会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直至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鼓励社会人群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出现“井喷”的状况。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组织最活跃、最有生机、最有潜力的类型，值得关注和重视。其实，欧美国家及亚太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社团崛起”的热潮，中国受世界趋势影响也加快社团崛起的趋势。美国非营利组织研究专家萨拉蒙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一书的开篇就说道，“近年来，全球出现了非常重要的浪潮，即市场和国家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机构被冠以‘非营利的’、‘自愿性的’、‘公民社会的’、‘第三的’或‘独立的’部门”[1]。经过20年之后，现在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出现新的趋势，越来越活跃，特别是青年公益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在社会治理创新和基层民生改善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是指以14-35岁年龄人群为主体，聚集起来从事帮助社会人群、改善民众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组织，包括依法注册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广东青年职业学院社会工作系、广东青年干部学院青年研究所等机构长期跟踪调查研究青年公益社会组织的发展变化，最近发现“裂变与联盟”是新的趋势。“裂变”是原有的青年公益组织不断衍生出新的社团、机构，产生大量新型组织；“联盟”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公益组织在平等基础上寻求合作，建立互相支持、互相补充的关系，壮大社会服务的力量。“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7万个，比上年增长9.6％；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36.6万人，比上年增加3.8％；形成固定资产1496.6亿元；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71.1亿元，比上年增长8.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0.22％。”[2]广东省是全国社会组织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拥有4.6万多个社会组织，其中许多是青年为主体或青年占比例较大的。本文依据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对青年公益社会组织的“裂变与联盟”状况进行初步研究，提供学术界同仁参考。 一、从单一到裂变：青年公益组织激发活力 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青年公益组织发展也从集中、单一状况向分散、竞争状况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加快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青年公益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中最活跃、最有创新热情的力量，大胆响应中央的号召，大力创办各类公益服务机构，在“裂变”过程中推动社会转型。 1.裂变的背景：社会政策创新 青年公益组织裂变和繁荣的主要背景，就是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理创新各项政策措施的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3]。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不断思考、不断实践，探索发展社会组织、活跃社会力量、激励公民参与、健全社会治理的途径，特别希望有一些社会组织率先探索、率先实践。这时候，青年公益组织就成为党政部门作为试点的首选，给予推动和扶持（见表1）。北京市、广东省提出“枢纽型组织”建设的战略，要求工青妇和群团组织发挥枢纽型作用，在各类群众社团中建设一大批枢纽型组织，联系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服务社会。其中，青年枢纽型组织再次率先探索、创造特色经验。如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通过省社工委颁发支持枢纽型组织建设的《意见》，提供政策支持、资源支持，共青团广东省委专门建立“广东省青年枢纽型组织”。第一批挑选出广东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等10个全省性的枢纽型组织，要求每个组织联系10个不同类型的青年组织，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公益组织，提供智力与资源支持。另外，每个市县的团委都选择10个左右的青年枢纽型组织，带动其他青年组织发展。在这些组织中，公益志愿组织是党政部门重点支持、群团组织重点培育的对象。经过我们的调查和梳理，有关党政部门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的政策措施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影响力。
从国内外的经验看，社会政策创新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特别是公益组织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中国青年公益组织正是借助党和政府加快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决策，把握大好时机顺势发展起来，不断分化组合、不断孵化衍生，形成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繁荣的局面。 2.裂变的动力：青年热衷公益 中国青年公益组织不断裂变，不断诞生和发展新的组织类型，除了外在支持、促进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青年思想行为发生变化，对于公益的理解越来越丰富，参与热情越来越强烈。“社会开放和社会转型，让广大青年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参与感，要求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决策权，不论是‘用手投票’、‘用脚投票’还是‘用嘴投票’，都要表达对社会发展与建设的意见。”[4]如果说，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兴起的“学雷锋、做好事”热潮，既有青年友善互助的因素影响，也有政治运动冲击和政治表现心理影响，那么，20世纪90年代青年掀起的“友爱、奉献、互助、进步”公益志愿热潮，则既有青年在市场经济中重新寻找爱和温暖的因素，也有人与人之间重建亲密关系、重建爱与信任的原因。我们的调查发现，如今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青年都乐于参与公益志愿服务，乐于选择参与可信任的公益志愿组织，实现自己的愿望需求（见表2）。
具体分析，青年参与公益的动机纷繁多样，但是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帮助他人。最初是职业稳定、学习稳定、“衣食无忧”的青年想到为他人提供爱心奉献和服务，但是伴随社会越来越崇尚公益，志愿服务逐渐成为时尚生活方式，普通的农民工青年、农村青年也乐于帮助别人，体现自己的友善、友爱。我们曾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调查志愿服务，有位农民工青年谈起他第一次参加志愿组织服务活动的情形时深有感触。当时，该镇志愿队在广场进行文明卫生的宣传与清洁服务，他说：“我穿着红色志愿者马褂在服务的时候，发现市民看我的眼神是赞赏的、鼓励的，不像平时看我们的眼神是冷漠的、排斥的。做志愿者有利于融入当地生活。”就是说，青年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时候，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重新找到人生的目标。二是充实自己。在进入社区、企业访问的时候，有些青年志愿者说：“我们感觉生活孤独、寂寞，就尝试报名做志愿者，发现既能够交朋友，又能够充实精神，很有好处。”有些青年在公益服务中锻炼胆量、才能，有些青年在公益服务中扩大交往、拓展视野。这样，青年通过公益实践不知不觉成长成才。三是参与社会。作为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不是简单的理论说教，也不是机械的宣誓表态，而是切实在服务过程中获得体验，获得认知。中国青年从公益志愿服务中真正认识到“权利”与“义务”，真正理解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也要尊重公共利益、他人利益。总而言之，由于参与公益志愿服务给青年带来多种多样的好处，就有许多青年投身公益组织，催生丰富多样的组织类型。 3.裂变的机制：组织培育孵化 中国在21世纪进入社会改革时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各地区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等。最先是上海恩派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浦东成功孵化公益组织，引起全国的关注和学习。上海团市委率先建立“上海青年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以“青年家园”为平台促进各类公益志愿组织快速发展、发挥作用。杭州团市委成立“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不仅孵化本市的青年组织，而且从2010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品质公益峰会”，汇聚120多个民间公益组织交流合作，营造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近年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是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较多的区域，深圳市民政局引进上海恩派前来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团市委则建设青年社会组织总部服务基地。广州市民政局及各区民政局建立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团市委则建立“青宫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东莞市民政局建设“社会组织大楼”，提供培育孵化等服务，团市委建立“莞香花青年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市妇联建设“白玉兰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肇庆市社工委建设“人人公益组织培育基地”，吸引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拓展服务。共青团广东省委建立“广东省亲青家园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成立“广东省青年社会组织联合会”，为大量青年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支持。“2014年6月19日发布的《广州市慈善事业发展报告2014》披露，截至2013年底，广州市登记的各类公益慈善组织达到792个，比2008年底增加626个，远超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的发展速度。5年增加3.7倍。”[5]由此可见，“党政支持、群团培育、社会自发、公众追捧”成为青年公益组织发展的新机制。各类“培育基地”、“孵化基地”将政府的政策资源、资金资源与社会人力、物力资源聚合起来，集中帮助和促进有潜力的青年公益组织健康发展，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 4.裂变的体现：社会服务繁荣 青年公益组织裂变、分化出多种类型的服务力量之后，就针对社会的需要、发挥团队的特长，提供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的服务。如广州启智志愿服务总队，1995年成立的时候是十几人，2001年换届的时候是100多人，由李森接任队长并通过网络平台建设“志愿营地”、扩大社会传播，迄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志愿者6万多人，骨干成员3000多人，分化出30多支分队，具有20多个长期服务点。最近几年，借助公益类社会组织放开登记的契机，启智队鼓励成熟的分队独立注册，成立了“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十多个新型社会组织，面向社区、农村、学校、企业开展不同特色的服务。调查发现，由于青年公益组织大量增加，改变了原来志愿服务“扫大街、看老人、做表演”的“老三样”单一局面，拓展了“智慧服务、技术服务、行为服务、信息服务、联系服务”等多层次、多类型的格局。(1)智慧服务是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加入青年公益组织，提供研究、教育、辅导、评估等服务，帮助城乡家庭及群众提升生活与发展的水平。(2)技术服务是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发挥特长，为群众提供生活设备维修、家具检修安装等服务，特别是为困难家庭、困难人士提供技术类服务。(3)行为服务是各类爱心人士提供关爱与帮助，对特殊困难人群进行生活扶助等，也为城乡群众提供便民利民的服务。(4)信息服务是借助网络平台，爱心人士为社区、农村群众提供生活、发展的信息咨询，介绍可供学习、参考的社会信息。(5)联系服务是青年发挥了解面广、联系资源多的特点，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资源链接、机遇链接的服务。青年公益组织拓展这些多层次、多类型的服务项目之后，适应广大群众日趋多样的生活发展需求，产生良好的效果。 5.裂变的成效：惠及人民群众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城乡群众对于公益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从单一需求到多样需求，从固定需求到灵活需求，从传统需求到新颖需求等等。青年公益组织的裂变，产生了服务内容丰富、服务职能多样的各类组织，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新利益、新需求。民政部李立国部长指出，“逐步把服务对象的范围从传统民政对象向有需求的城乡居民拓展，重点发展适度普惠的社会化养老服务、面向困境儿童的福利服务、面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社区服务，以及民政领域面向社会公众的其他服务”[6]。我们曾经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农村社区、平原农村社区、山区农村社区、边疆农村社区等不同类型群众的服务需求进行归纳和分析，获得有益的认识(见表3)。
不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信息网络的冲击，人们对于生活与发展的需求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因此，传统的单一青年公益组织，运用简单的服务活动，期待满足城乡群众的各种需求，是越来越难以产生良好的效果。促进青年公益组织裂变，不同专业、不同特色的公益组织，针对城乡群众的不同需求，开展适应性强、实效明显的服务，就能够受到广泛的欢迎。中山市阳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公益团队开展的“拯救天才——读写障碍儿童服务项目”，就是针对很多少年儿童成长期间都有过的阅读困难、写作困难状况，通过游戏活动引导理解和改变，通过激励方式建立自信和动力，让许多孩子摆脱困惑，走向快乐与成功，因此非常受欢迎。调查发现，目前有越来越多专门针对群众某一特定需求，提供专门精细服务的青年公益组织，创新了公益志愿服务的观念，创造了新的公益志愿服务模式。 二、从裂变到联盟：青年社会组织壮大力量 中国青年公益组织在不断裂变、不断分化的同时，又进行新的组合，结成各种联盟。我们调查时发现，“联盟”是一种联合、合作，而不是合并、统一。合并和统一是各类组织放弃独立性，加入到新的统一性组织；联合、合作是各类组织保持独立性，但是基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认知，共同使用社会资源、共同推进社会服务。青年公益组织联盟的产生，壮大了公益志愿服务的力量。 1.联盟的背景：多元共治趋势 党和政府提出“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之后，专家学者进行热烈的讨论，社会组织进行热情的探索。从学理的角度，管理与治理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强调统一垂直，后者强调多元共治。多元就是多主体、多力量、多资源；共治就是汇聚到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行动。青年公益组织的联盟，就是适应广大青年自主独立趋势与联合合作趋势的交叉，提供积极的导向。“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觉醒和强烈起来，公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7]公众包括青年自发、自主参与社会的潮流，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发生较大的改变。 中国最先进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广东，这次社会治理创新又是“先行先试”的地区。省委省政府成立社工委统筹社会建设相关工作之后，形成“一委两会”的格局，即“社工委”是领导机构，“单位成员会议”是执行协调机构，“咨询委员会议”是决策咨询机构。邀请众多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热心公民参与志愿委员会，定期开会讨论商议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措施。共青团广东省委将各类热心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青年组织聚合起来，举办“亲青议事厅”，定期举办会议，听取来自青年公益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且与政府交流，促进政策改善。我们发现，党组织在“多元共治”的格局中发挥核心领导和支持的作用，各类社会机构与组织沿着理性、积极的方向，为社会转型和进步提供服务(见表4)。
2.联盟的基础：公益理念认同 青年公益组织结成各种联盟的基础，就是对于现代公益及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具有共同的认知。在联合、合作的过程中，青年公益人不是否定对方的想法，灌输自己的想法，而是聚合各种各样的想法，指向社会进步和文明。美国学者理查德·C.博克斯提出，“公民战略是这样一种模型：公民、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在治理社区的过程中一起加入进来，因此，他们各方面力量集合起来共同应对下一个世纪提出的挑战”[8]。其实，青年公益组织及其成员，要实现理念认同，也是需要实践磨炼，也是在挫折考验中逐渐适应的。不少青年公益人，最初都受成长家庭的影响，习惯“家长制”、“一言堂”，自己认为是好事、善事就要求成员都去做，也要求其他公益组织都去做。结果，缺乏沟通、缺乏共识，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北京惠泽人公益咨询服务中心、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等经常举办公益组织领袖研讨班、讲习班，特别是青年公益人乐于参加。在学习、参观、体验、交流中，青年公益人学会了“换位思考”、“另眼看世界”，能够接受其他人和其他组织的理念。最终，和睦社会、温馨生活、友善关系、互相尊重等成为青年公益组织之间共同信仰的要素，同时也理解每一个组织的独特要素，形成建立合作联盟的良好基础。 3.联盟的机制：交叉联系合作 青年公益组织联合、合作的方式多样，成员交叉、项目合作是最为主要的形式。我们曾经承担广东省社工委的“志愿服务岗位化专题研究”项目，发现任何一个对象的需求，都需要一群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技能特长的志愿者提供服务。过去，青年志愿者提供服务的时候，较多是满足对象的想一想层面需求，难以适应和满足内心深层的需求。如今，青年公益组织联盟合作，发挥不同组织的优势互补，就能够满足城乡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我们发现，在青年志愿服务领域，一线志愿者、专业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志愿者机构、志愿者平台、志愿者体系来自各类青年公益组织，不仅有直接服务组织，还有服务研发组织，甚至服务统筹组织。这些不同的公益组织在联盟合作过程中，各施所长、互相支持，既能够满足城乡群众的负责需求，也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壮大（见图1）。例如广东省社工与志愿者合作促进会投标中的民政部“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志愿服务示范项目”，在设计标书的时候就提出在12个城市各扶持一支市民志愿队、一支外来人口志愿队，总共扶持24支志愿者队伍，培养240名专项服务志愿者，覆盖2400名服务对象。也就是说，促进会获得的资金、资源不仅仅是本机构使用，而且提供12个城市的24支志愿者队伍使用，帮助各类志愿组织做好服务、帮助对象。调查发现，越来越多青年公益组织摒弃“门户之见”，抛弃“山头主义”，通过联盟合作的方式既为其他公益组织提供了支持，也为自身发展获得更大的空间。
4.联盟的支持：网络实体平台 青年公益组织的联盟，借助网络技术的发展，可以走得更快，做得更多。一方面，各地区的共青团组织推动公益网络的普遍化。广州团市委支持研发的“志愿时”系统，联合了几百个民间公益组织、几千个非注册公益校团队、吸引100多万的志愿者注册。通过网络，实现对象需求与志愿者服务的对接、实现志愿者愿望与组织服务安排的对接、实现服务项目策划与实施团队的对接、实现志愿者服务与回馈激励的对接。深圳团市委支持的“电子义工证”、佛山市南海团区委支持的“爱心同盟”等，都通过网络的联系和认证，为志愿者参与服务、享受回馈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青年公益组织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实现联盟。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国际志愿者协会、英国海外志愿者社等都越来越注重网络传播和联系，建立支持系统和服务系统。进入21世纪以来，“实体组织网络化、网络组织实体化”成为普遍趋势，谁先搭建网络平台，谁先提供联盟支持，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获得更多的组织认同。青年公益组织的网络平台，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呈现各不相同的状况，但是都在积极建设兼容机制，努力实现最为广泛的联盟。 5.联盟的价值：社会共建共享 中国青年公益组织裂变和联盟的趋势，不仅仅是客观环境影响的结果，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首先，只有从原来的“大一统”、“单一化”公益组织格局中解放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可能让更多的青年公益组织具有生命力，展示服务才能，实现服务愿景。其次，在大量诞生新公益组织、大量创造新服务项目的时候，又需要联合与合作，将公益资源共享，实现服务社会人群的效益最大化。在联盟的过程中，让青年公益人学会理解对方、调适自己，不断培养宽容和睦的胸怀，成为未来社会建设的优秀人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写道：“我在展望人类学的前景时，提出人类学要为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做出贡献。这就是意味着人类学应当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9]。费老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是青年公益组织希望达到的境界。一是要让每一个公益人和公益组织的特长和才能得到发挥，形成特色各异的公益服务格局。二是要建立青年公益人互相欣赏、互相支持的心态，在思考和选择公益事业方向的时候，不封闭、有开放，不排斥、有包容，忽略其他组织与个人的弱点，吸收其他组织与个人的长处，逐渐增强公益组织的正能量。三是面对国际国内解决社会问题、改善人民生活的需求，青年公益组织要主动联合、积极合作，汇聚每一个组织与个人的能量，创造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多样内容和多样形式。 青年公益组织裂变与联盟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社会服务功能，在倡导公平正义、促进健康生活、帮助困难群体、实施社区营造、践行环保低碳、发展民主参与、培育公民领袖、重建社会结构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加快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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