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麒的身份转换与政治抉择——兼议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势力的国家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势力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意识论文,身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8—0189—13
马麒其人
马麒，字阁臣，1869年生于甘肃临夏，1931年8月病殁于西宁。1902年，作为马安良的部属驻防于青海化隆县扎巴镇，是马麒进入青海之始。1906年，马安良为壮大自己的实力，保荐马麒为花翎副将衔循化营参将。马麒就在这时发迹起家，势力由扎巴扩展到循化地区，从而取得了对循化和巴燕戎格(今化隆)地区的领导权，奠定了马家在青海统治的基础。其人“容仪丰伟，胸怀沉静，寡言笑，重然诺。进入仕途后，远交近攻，随机应变。一生作风，粗鲁中含沉重，急进时衡利害，言行谨慎，不轻举妄动，力求实效。他运用民族宗教地区固有的特点，因势利导，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虽不知文，然对士大夫青眼相待。每擢用，倚重信任，推心置腹，言听计从，随善如流，俾竭尽其智谋。一时才智之士，望风归附，鞠躬尽瘁，多所建树。故终麒之世，辄以得人称盛，也在陇上八镇中声誉鹊起。”① 马麒在北洋时期的最高官职是西宁镇总兵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青海建省后他是第二任省长。
为什么研究马麒
中国幅员辽阔，族群众多。在近代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之后，中国社会被迫进入现代化转型之时，当时的“五大族群”满、汉、蒙、回、藏，在生产生活方式、语言、宗教信仰、政治体制、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并不亚于欧美各国之间的差异。一般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统一的“帝
国”，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社会发育出了一套能够应对特殊的自然环境问题并且较为成熟的以文官体系为特色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而在清末民初，中央政府的影响力衰微，文官体系失灵，新的权威没有确立，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地方各自为政、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与此同时，西方列强觊觎“大清帝国”版图，也极尽能事在中国各大“部族”中进行现代民族主义的启蒙，甚至直接策划、参与分离进程。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民族几经生死关头，除外蒙古在特定的国际政治条件下脱离中央政府独立外，其他边疆地区始终维系在中华体系之内。如果从1840年—1949年国际局势和内政演化的“宏观逻辑”来分析，中华体系，至少处于其边缘的一些区域，在民族主义浪潮中分崩离析应当是合乎历史趋势的必然，而一个具有丰富多样性的统一的东亚大国的继续存在似乎是某种意识形态和特殊政体孕育出来的“怪胎”。
相对于中华体系孕育、成型和维系的历史来说，一百年是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单位。而相对于这个体系所涉及的自然生存条件以及生产适应和文化表征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复杂性来说，一百年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实践，可能并不能提供一个分析、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合适框架。因为这种路径不能同时避免以下两种风险。第一种风险是以中华体系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为前提假设，进行所谓的宏观结构分析，虽然能够大致模拟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变的概貌，但却无法为有目共睹的内部多样性找到合适的位置。这种风险还会进一步使我们对中国社会体系的认识陷入“中心—边缘”关系模式的窠臼之中。第二种风险是当人们充分重视到中华体系的内部多样性时，却既不能对当前中国保持统一政治体的现实给出有力的解释，也不能有效说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的相互依存(相互性)以及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共性。这种风险下的学术思维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表现在历史延续性和社会群体关系方面的双重断裂。强调一致性而忽视多样性，或者强调多样性而忽视一致性，似乎是我国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难以突破的二元对立，而任何一方，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间玩着排斥的游戏，而非作着整合的努力。
青海处在中原地区和西藏、新疆的过渡地带，是一个至今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没有重要地位的地区。然而，这里却包含着持续千年的关系模式——如高原游牧部落与低地农耕社会的关系，以及影响广泛的互动——如茶马贸易。如果我们把中华体系看做在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部落与低地农业社会相互依赖的基本历史情境中经过长期互动而得以成型的社会系统② 的话，青海既是现实的桥梁，也是历史的桥梁。实际上，可以说分布于欧亚大陆东部第二阶梯的各个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桥梁的作用，这里正是中华体系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关系生成结构”发挥作用的场域。而我们对这些桥梁的形成机制、现实(realized)结构、实际影响和作用方式还所知甚少。
具有历史性的机制和影响，只有放在它所发生的具体的历史进程(process)中才能加以研究，而历史的具体进程，只有在其行动者的具体社会活动中才能得以观察。从上文对马麒其人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到，马麒一生正处于百年巨变的中间时段，经历了西北“回叛”、庚子之役、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四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时期，其身份也一个接一个，从“河州回贼”到“朝廷命官”，从“前朝之臣”到“光复大员”，从“光复大员”到“地方政要”，再从“地方政要”到“党国中坚”(新建之青海省省长)，走马灯一样不间断地转换。这些身份以及与这些身份相关联的社会互动，实际上涵盖了那个重要的历史时段中发生的几乎所有重要进程。如此多重的身份可以集于一身，作为个体，马麒是如何协调其中的各种关系，以维持他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可理解性的呢？
本文试图把马麒这个人物放在他活动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来分析他的这些身份，把这个个体的行动放在其发生的社会结构背景中加以解释。
马麒的多重身份
1.河州回民身份的意义
在本文所要讨论的马麒的几种身份中，只有这一个是先赋身份。这种身份对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影响深远。
首先，“河州回民”实际上复合了地域和族群两种身份，在地域经济生态和文化表征两个层面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含有重要的政治文化象征资源。
甘肃临夏旧称“河州”。河州为陇东之左，连接中原与藏区。这里的回民也多以兼营藏汉贸易谋生。从事藏汉贸易一直是河州回回获取农业以外生存资源的重要手段，他们实际上也是中原农业区与高原牧业区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由于经商，河州的回回中有许多人兼通汉藏两种语言，与藏区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马麒之父马海晏，早年即以务农兼营药材、木料生意为生。“马海晏长期往来于藏区之间，不仅使他对藏族社会情形十分熟悉，而且还学会了一口藏话，这是他后来能够结识一批藏族头人的重要条件。同时，在与各地商人的接触中，他对中原内地情形也时有所闻，眼界日益开阔……”③ 马麒自幼即跟随其父，耳濡目染，也精通蒙藏事务。而一直充当其左膀右臂的胞弟马麟更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
历史上，河州人把生活在当地及周边的人们分为汉人(或汉民)、番人以及回民。汉人指讲汉语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番人指不讲汉语的人，回民指信伊斯兰教的人。在临夏地区一般老百姓的头脑中，“番人”指不讲汉语也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所以有对不讲汉语而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人、东乡人、保安人的虐称“半番子”④。这种共和国建立以前的族群划分方式揭示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在分别使用汉语和藏语的农牧两大经济圈中间，有一个似汉非汉、似番非番的过渡群体，当时他们的整体认同就是“回回”。回回一方面既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上与汉一致，又因信仰伊斯兰教区别于汉，另一方面又因贸易活动与蒙藏联系广泛，其中的一部分人口还使用藏语或蒙语。
从上文对“河州回回”身份的说明可以看到，汉、番和回在生计方式、语言和宗教信仰三个方面互有异同，彼此联结，三大群体之间的关系牵涉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回回正处于青藏高原的蒙藏和中原地区的汉之间，对两个群体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分别与这两个群体存在着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因而实际上是农牧两大经济圈生态互赖的具体社会表征。如果考虑到农牧两大集团分别拥有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中心，那么，回回就是游走弥散于这些中心之间的过渡群体，起着沟通各方的重要作用。恰恰是从位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河州以及生活其间的回回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体系的整体性。如果我们把这一地区群体关系的演变放在上自秦汉、下至民国的长时段历史中来观察，这种在中华体系“双核”甚至“多核”磨合过程中内生出来的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就会更加清晰。⑤ 这是“河州回回”身份所具有的深层意涵。河州回回登上历史舞台，肇始于回民起义。在经历了多年战乱纷争，在马占鳌带领下他们选择了战胜而降，从此步入国家政治舞台。⑥ 马麒即带着这样的身份背景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其次，对马麒的政治生涯来说更为基础的，就是这种身份认同所连带的人力资源。
清末以来，各地强人设法攀附权要，通过为其效力，换取合法旗号，以图称霸一方，作威作福；平民百姓犬随其后，凭借出卖一身武力，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而不被追究，可以此道发家致富。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各系军阀崛起的社会结构和观念行为基础。马麒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西北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除了他从前朝因袭下来的地位和庇护关系之外，就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拥有一支听命于他并且颇具战斗力的军队。辛亥革命爆发时，马麒已在河州、循化、巴戎(今青海化隆)一代招募大批回民投军，以原循化营参将的部属为骨干组织起精锐马步十四营，共约7000人，另有“跟营”2000多人。⑦ 他任用自家亲族弟兄把持要津，在军队中形成了以家族、同乡、同教为基础的控制网络。由于各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利害关联和感情纽带，马麒的“宁海军”一开始就如一块铁板，官官相护，官兵相通，沆瀣一气。这是马家军一个重要的先天特征，其要害就是同族、同乡、同教认同。
以这种身份认同网罗人力资源，形成武力，这在当时整个西北地区尤为盛行，西北诸马都以此为特征。由于西北地区多族群杂居，清中晚期以来族群关系复杂，这种凝聚力量的最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最易遭人指戳、受到攻击的软肋。回回毕竟只有区区百万之众，聚居一隅，是一个没有纵深的社会，对于一个地方政客来讲，这种先赋身份的局限性也是其政治生涯中必须克服的障碍。马麒的成功之处，即在于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河州回回”身份中所蕴藏的政治文化象征资源，同时很好地隐藏或“包装”了其社会动员资源。这就要看他如何展示其从政治活动中获致的各种身份。
2.作为朝廷命官的马麒
马麒之父马海晏随马占鳌降清，甘效犬马之劳，屡立战功。光绪二十六年(1900)随董福祥入卫京师，在护卫慈禧西逃途中病殁于宣化。马麒当时随父从军，任哨官，其父亡后，承袭遗职，任旗官。当慈禧和光绪经晋南风陵渡过黄河时，风浪汹涌，情势险恶，马麒、马福祥等带领子弟兵掌舵扈从，博得慈禧赞赏，从此登上飞黄腾达的阶梯。11年之后，甘军受命于岌岌可危的朝廷，积极镇压起义的革命党人。马麒奉马安良之命率部进攻宁夏，以其弟马麟为先锋。马麟攻入银川，杀害革命志士和群众数百人，并纵兵抢劫3日。灵武、平罗一带也深受其害。马麟又借“善后”之名勒索富户，劫掠财物满载百余辆大车运回河州故里，把宁夏多年积累的元气摧毁殆尽。⑧ 以上是马麒作为清朝的一员武将，在其职务生涯中值得一提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东部各省在组建民团、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之中已经逐渐发展出一定的自主性，当慈禧借用义和拳反对洋人的时候，东部沿海地区联省自保，不听朝廷调遣。这种形势下，朝廷从西部调集了大批主要由少数族群组成的军队，作为阻击八国联军的中坚。其中，20多年前还反清的甘省回回，却成了危在旦夕中的慈禧的救命稻草。之所以能够这样，除了全国大势所迫之外，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甘省回回自降清之后，忠心耿耿，不遗余力效命朝廷，赢得了甘陕各级官员以及朝廷的信任。这是甘回成功扮演朝廷命官角色的结果。马麒在这种形势下步入官场，在马安良的翼护下坐镇巴燕戎格，并在1906年由旗官升任花翎衔循化营参将。即使不计马麒跟随父亲所受熏染，独自为官10年，已使得朝廷命官的身份内化为他人格的一部分，这在他以后的政治行为中看得更加清楚。
第二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中东部地区正在为新的国体及其民族属性争论不休，⑨ 各界都在倾力改朝换代。马麒兄弟受命率军前往宁夏镇压革命，可谓不遗余力。从他们的作为中可以看到双重动机。第一种动机是通过军功表现赢得朝廷的欢心，继续飞黄腾达；第二种动机从其纵兵抢劫中可以看到，即聚财发家，网罗自己的势力。这两种动机可以让我们联系到整个帝制时期中国社会的为官理想：“效忠朝廷，造福一方”。只不过，对于马麒来说，他有责任造福的那一方，只是河州地区的回回而已。而他所要效忠的“朝廷”又是什么呢？这要在局势变动时他的种种表现中才能看得清楚。
3.作为“光复”者的马麒
马麒之所以能攫取青海，其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作为是基础。在马麒的“华丽转身”中，他的先赋身份和获致身份都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1912年2月，正当马氏兄弟全力以赴在陕西与革命党人鏖战之际，清帝宣布退位，公告承认共和。马麒遂“因风转舵，卷旗西返，退回河湟，聚兵敛财，待价而沽”⑩。当时民国初立，各地纷纷通电拥护共和。甘肃通电拥戴袁世凯，经袁任命都督而正式纳入共和政体。甘肃省也成立了临时议会，各方参议组织新政府。虽然名义上已经进入共和，而实际上在甘肃地方仍然是前清时期的实力派人物在其中相互攀缘，你争我夺。其时，西宁镇总兵一职空缺，马麒以为有机可乘，请求马安良出面保荐。为得此职，马麒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剪除政敌，并不惜以数百两黄金行贿，终于如愿以偿。
马麒能出任西宁镇总兵，除马安良的正面保荐和他对相关要人的重金行贿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时任甘督赵惟熙见马安良重兵驻兰，诸多掣肘，有意分化他的势力。这可以看做马麒第一次在其上方权力倾轧之间巧取私利而大获成功。二是马麒在政要之间周旋时识人善用，并有意结识一批胆略才智出众之士。从那个时候开始，马麒为自己笼络了一个卓越的“智囊团”，其特点是任用汉人而避用回民，任用甘青本土和外省士绅而避用河州同乡，其中核心幕僚若非学贯中西即是文通汉藏，多交游广泛的饱学之士。这第二点的影响甚至更为深远，因为，“在一些伟大的历史帝国文明中，中国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交织是最紧密的，几乎成为一体……儒家精英是一个较有内聚力的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儒家伦理取向的基本对象就是帝国——科层框架中的政治活动……”(11) 结识并团结了这样一批上达中央、下通各地的精英，实际上就是构筑了高效的权力通道。
由此可见，马麒在官场习得的身份在其政治操作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他有意识地强化他的政府官员身份而弱化“河州回回”身份。但马麒的身份政治如果仅止于此，他便失去了有别于一般中国官员的个性特征了。实际上，马麒也做足了他的先赋身份的文章，将这种身份中隐含的政治文化象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影响力。
马麒任西宁镇总兵，负有统兵守土确保一方安定之责。他权力的基础，以及在官场倾轧中保住位置、向上钻营的本钱，就是军队。所以他自然会尽其所能掌控和扩充军队。陈秉渊记：宁海军的军饷，起初由甘肃藩库按月支领。协饷停征后，由地方筹措，但镇守使署经费仍由藩库支领。宁海军建成巡防马步兵十三营后，开支增加，甘肃督署除将西宁所属毛皮、统捐等税收拨付外，并将武威、张掖、酒泉等县应征烟亩税收，调拨军费，马麒每年派员率兵前去收取。(12)
马麒虽有兵权，但获得军费既属不易，又无保障，常需与行政文官周旋。这就迫使他设法攫取地方行政大权。第一步，是着手在青海蒙藏上层中建立影响。他以新任总兵的身份陪同西宁办事长官廉兴祭海，借机向蒙古王公和藏族千百户赠以厚礼，示以同心，极尽拉拢之能事。嗣后又致电袁世凯称功曰“(此次大典)宣布中央德意，使与祭王公咸晓然于民国共和之宗旨”，并表示对袁“率属以景从”。在争取蒙藏民心的同时，他还派幕僚到兰州活动，贿以厚礼，于1914年获得青海蒙番宣慰使一职。(13) 此一职位使马麒可以遵遗规借成例，合法地在蒙藏上层拉拢人心，网罗亲信，培植势力，并将自己置于中央与青海地方族群通政和人的中介位置。如果没有作为“河州回回”所具有的与青海蒙藏的社会联系，这一点几乎是无法做到的。
第二步，是借镇压吕光复辟之机，一举多得，使自己以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将青海军政大权统于一身。首先，在马麒任西宁镇总兵兼青海蒙番宣慰使之后，西宁办事长官就成为他总揽地方军政大权的障碍。1915年10月，自称“清室六皇子”的吕光在宗社党人的支持下到青海煽动蒙藏“助清灭民”，进行复辟活动。当时的西宁办事长官廉兴收留辛亥革命后负隅顽抗的清朝陕西巡抚升允，而升允又是吕光复辟的主谋。吕光之事一出，马麒即指使青海蒙藏王公千百户和商业巨擘控告廉兴“窝藏清室余孽，图谋不轨”，遂使廉兴被先行革职，旋即解递兰州询办。西宁办事长官予以裁撤。(14) 其次，马麒随后挥兵镇压，历时一年半，平定了吕光的复辟活动，以此利于民国之举增加政治资本，扩大声名。用兵过程中，马麒兄弟乘机对地方强取豪夺，获利甚丰。此举对马麒来讲可谓名利双收。再次，马麒本为马安良下属，自出任西宁镇总兵以后即与其疏远，此二马之间遂生罅隙。吕光举事，初曾与马安良联络，请其响应。马安良态度暧昧，模棱两可。马麒以变起肘腋，威胁其统治，呈准派兵镇压。马麒派马麟率宁海军第十营出动，却在边都口被围。马麒电请马安良出兵救援，而马安良不仅按兵不动，反而以“(马麒)贪功冒进，在边都与事外无关之藏族开仗，致激边患”为词，电请甘督转报北洋政府加以制止。马安良此举不识时务，加之素与甘督张广建有隙，张即电北京弹劾马安良，使马麒一人专任。(15) 这些事情使得二马之间的裂痕公开并且加深，此事中的马麒无论在甘青回民社会内部还是甘肃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中都始终居于主动，获益甚多，从此摆脱了对地方强势的依附，“专任”于青海。最后，借平定吕光，马麒以实际行动彻底洗清了与前朝的瓜葛，俨然成为一位支持革命、拥护新政的新人，成为“光复革命”的功臣。
经过短短五六年的经营，马麒便在青海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为其最终主政青海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是每逢大事马麒必与其高参相谋，并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这也使得他的幕僚事事倾力而为；第二，马麒善于趋利避害，在族群身份上巧做文章，笼络各族人心；第三，也是马麒较其他回族军阀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每行大事必于事前多作铺垫，谋得上方认可或中央授权。
辛亥革命中的甘青地区，既没有受到当时在内地已经成为士大夫必议之题的“民族主义”、“建国纲领”的启蒙，也没有发展出有社会基础的革命者组织，除“主要出自会党，其他各方势力代表，均未能联合一致，内部一开始就存在很大矛盾”(16) 的宁夏起义外，其他基层社会几乎没有动静，从地方社会政治层面看，至少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革命”既没有目标，也没有对象，仅是原来的朝廷命官和地方士绅“改章易帜”、地方实力派重新洗牌的一次机会而已。从马麒的“转身”中，可以看到“洗牌”的规则和实力的内涵，看到所谓“革命”中的变与不变。
4.主政青海的马麒
如果从1906年出任循化营参将算起，到1926年西北军主政甘青，马麒经营青海已有20年时间。若从1915年起计，他“专任”青海也有11年。这期间，除了上文已经讨论过的先赋身份和官员身份之外，马麒展示了他的国家意识和文化取向。
马麒之经略青海，着眼点首先是国家的统一。在其《经略青海意见书》中有这样的陈述：“然国事日非，边局益棘。库伦独立，而海北蒙古时有潜通消息之虞；西藏反，而海南番族更有脱离羁绊之想……迩来中英藏会议问题咄咄逼人，而界务节略欲将昆仑以南当拉岭以北划为内藏，中国不设官，不住兵。果如其议，则青海大半部将非吾国之有……总之，卫藏系中国领土，一切问题，应由中藏自行解决，他人何得干涉。”
1917年9月，西藏和四川地方部队发生冲突，川军败绩，藏军夺取了金沙江以西的全部地方。英国乘机要挟北京政府，提出重开中英谈判，要求将德格以西各地包括当拉岭以北、昆仑山以南地区设为内藏，不设官不驻兵。北洋政府与1919年9月5日向与西藏毗连各省通电征求意见。当拉岭以北、昆仑山以南地区实际上就是青海的玉树地区。马麒与其幕僚商议，认为此议“纯系分裂祖国领土，危害边域安定”(17)，必须争界昆仑，于是共拟“艳电”，通电全国。以马麒名义发出的这份通电，“据理力争，词严义正，不仅揭露了英帝侵略野心，也批评了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而且回顾了历史，展望了未来，是当时最有说服力、最有号召力的宣言，因而发出之后立即得到川、康、滇、甘各省及一些团体的响应，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北洋政府不得不拒绝英帝的无理要求”(18)。马麒在其“艳电”中基于国家大局，“援引历史和地理上的正确理据”，倡明大体，催发力挽狂澜之势，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赢得了声誉。在军阀混战过程中，西北其他大小军阀要么灰飞烟灭，要么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只有在青海的马麒几经危难最终还是攫取青海，割据一方，这与他行事行文中能够超越一般的地盘意识和族群意识，处处以国家大局为重的表现密不可分。如果马麒的此番作为确系为谋一己之私、一族之利，那他谋取私利的方式则是服务于“国家”的现实政治需要和长远利益。
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甘肃地方的权力倾轧也卷入各系军阀混战的漩涡中。这种形势下，马麒颇识时务，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见风使舵，改弦更张，因应时局，苦心维持着自己已经到手的地盘。在此期间，马麒提出青海建省的动议，并派员到历届北京政府中说项。1925年冯玉祥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冯的势力及于西北。在看清冯玉祥在西北的雄踞之势后，马麒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发出专电，主动欢迎西北军进入西宁。在冯玉祥经略西北的几年中，马麒最惨淡的时候只留有一个空名，丧失全部军政权力。但他听从幕僚的建议，躲到时局幕后，相机动作，以期重整旗鼓。冯蒋大战爆发后，西北军势力撤出青海，马麒当上了青海省主席。重掌青海之后，蒋阎冯中原之战正酣，鹿死谁手尚难定论。马麒重聚幕僚，计议自固，一面跟踪时局，一面进行秘密军事政治行动，伺机起事，正面打着拥冯倒蒋的旗帜，同时又派人秘密联系蒋介石，冀求蒋获胜后能够谅解。大局将定之际，马麒揭起反冯拥蒋的旗帜，特电蒋介石表示拥戴，并吁请马福祥代为说项。通过这些活动，马麒赢得了国民政府对他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的承认，并从此与蒋介石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19) 马麒在这段时间对各路军阀的态度表现出他的一个原则：谁强大到能够成为“中央”就投靠谁。
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紧紧盯着不断变换的“中央”，这或许就是马麒的“国家意识”，实际上承袭了传统的帝国官僚的行为模式和意识形态。相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种种“新式”人物，马麒是一个相当保守的角色，他因循旧制，但却不故步自封，这在他的文化取向上表现得尤为清楚。我们可以从他对汉、回和蒙藏三方所采取的态度来分析。
马麒出身行伍，不善文牍，但自其出入官场以来，有意结交了一批在西北政界声望很高、颇具影响的人物，如李乃棻、黎丹、周希武等人。这批人，既不是回民，也不是本乡人，但马麒把他们奉为上宾，推心置腹，言听计从。马麒的政见、举措，以及公诸世人的文字，几乎都出自这些人之手。马麒治青期间，既是他借这些人之力培植自己在青海地方乃至西北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是这些人借马麒的地位和身份资源实现自己经略边疆的抱负。如果没有彼此之间深刻的文化和政治认同，这种合作关系不可能达成并持续十多年。
“河州回回”笃信伊斯兰教，但是，当他们深度参与到中国社会政治之中时，首先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具有内部凝聚力的儒家精英集团，只有采用这个集团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才能畅行其间，更不用说文牍往来、政治宣示都须用这个精英集团的话语方式。马麒自己虽不通文墨，却深谙其中奥妙，且能放下身段，从长计议，这在河湟地区回回社会中堪称罕见。可以说在马麒身上，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与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归属之间是并行不悖的，至少在政治上展示其官员身份所需要的文化特征与在私人生活领域做一个穆斯林之间没有冲突。从马麒的角度来看，这也反映出他协调内在的文化归属方面的成功之处。
如果把他在回民社会中所产生的导向性影响考虑进来的话，马麒的文化归属倾向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马麒在甘青回民社会提倡新式汉文教育。“回族人一般从事农业和商贩活动，知识分子都来源于清真寺，均习阿文经典，甚至有人认为读了汉文书，而背叛了伊斯兰教……马麒为青海少数民族儿童上学，开了风气”(20)。“1922年5月27日正式成立宁海回教促进会，以‘促进回教青年习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为宗旨”，马麒自任会长。(21) “从它创立宗旨可以看出，这在当时是通过宗教渠道在信仰伊斯兰教群众中推行新教育的”(22)。这反映出马麒在推进回民社会的新式教育时，为了适应回民社会的心理情感和观念，也在积极进行调适。1929年青海建省，首任青海省主席孙连仲“改宁海回教促进会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提出以‘阐扬回教真理，灌输三民主义’为宗旨，更进一步明确通过宗教渠道来推行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式教育，同时决定在各县设立分会，以推进各县的回教教育，鼓励回民子弟上学读书”(23)。国民军撤出青海以后，马麒担任青海省主席。他虽然撤换了回教教育促进会的副会长，但对于回促会新的章程却继承下来，并且在回促会的学校系统中认真宣扬三民主义，表现出他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视。马麒之兴办教育，当然有其实用目的，但教育的内容直接引导着当地回回社会的文化认同倾向。马麒在教育方面的这些动作，一方面将回回社会的“排汉”文化倾向导向认同汉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回回社会中培养对国家的认同意识。与此同时，马麒为控制回民社会，选择支持新出现的伊赫瓦尼教派，改变了在他控制之下的回民社会的宗教生活状况，并对这个教派的影响作了明确限制。(24) 马麒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作为可以看做是他为适应主政青海的需要而改造“河州回回”社会的努力。这实际上与他的国家意识和文化归属感是一致的。
马麒任职青海时，青海“经济文化落后，且权力不集中，行政不统一。东部湟水流域历史上开发较早，为农业区，设有县治，但同时存在世袭的土司制。其余地方，则是由王公统治的盟旗制度和由部落头人统治的藏族千百户制度”(25)。对青海蒙藏社会，马麒凭借先天具有的与蒙藏上层集团的亲和力，首先让自己成为上层集团利益的代言人。“任西宁镇总兵后，为了进一步沿用蒙藏王公千百户制度，派其弟马麟到蒙藏地区四处活动，除拉拢宗教寺院上层外，进一步健全蒙藏王公千百户制度，并以羁縻笼络手段，鼓吹安边固圉，保境安民”；1915年，“马麒设置玉树理事后……报请北洋政府重新颁发玉树地区千户、百户执照，承认藏族各部落头人的封建特权”。对于土司，在川、滇都已实行“改土归流”的情况下，马麒并不急于推行改革以正式取消土司制度，而是通过不再倚重土司兵马无形中解除土司兵权、通过各县政府征粮征税取消土司行政权，使土司名存实亡，仅存其制。同时，委任逐渐失去其实的土司担任各级官员，使他们能够维持过去的社会地位，身份得以平和转换。马麒主持青政以来十分重视“祭海”，以“祭海会盟”的传统方式聚会蒙藏僧俗上层人士，互赠礼物，联络感情，协调政事，处理纠纷，深得拥戴。(26) 从这些活动可以看出，马麒深刻了解蒙藏有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并且尊重这种结构，以蒙藏之人为本，能够按照蒙藏社会的价值和规范与他们打交道，表现出足够的文化包容力和耐心。
在与各族王公贵族打交道的过程中，马麒深感由于不通汉语文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对各种社会政治事务的不利影响。陈新泰记道：“(马麒)比较了解青海地区民族杂居和少数民族分片聚居等情况，特别是蒙番宣慰使这个任务，使他认识到，开发民智，搞好民族之间的关系，必须从教育方面下手，便在西宁宏觉寺街创办蒙番学校(原蒙古小学)，招收蒙藏两族学生入学学习。在西宁东关，由他私人捐资，将原回民社学更名为西宁县立高等小学校，再一次更名为同仁小学，表示在招收学生方面，不分民族，一视同仁。”(27) 从马麒早期的职务行为来看，兴办青海的教育与其推动少数民族教育的初衷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在青海早期现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当地的汉族文化精英多着力兴办了主要针对汉民的新式教育，而马麒及其幕僚的核心成员之一黎丹则将重点投入到少数民族的现代教育中了。首先设立蒙藏学校，继而将回民社学改为新式学堂，这是马麒推动少数民族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从他个人出资所办的第一所学校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来。
黎丹是马麒幕僚的核心人物，不仅在西北政、文两届有重要影响，还精通藏事，曾创立“青海藏文研究社”，创办无我蒙藏学校，主持编印《汉藏大辞典》、汉藏合璧《分解名义大集》等，致力于汉藏文化教育事业长达20余年。(28) 马麒支持黎丹发挥其个人影响力，既重视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又借办教育的渠道向蒙藏社会输入新的文化和政治理念，由此，将自己塑造成蒙藏文化发展和推广的支持者。
青海是一个多族群地区，在处理蒙藏事务时，马麒表现出的文化包容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做中国传统社会体系中处理文化差异的历史经验的翻版。而他对汉文化的态度、他的国家意识，既反映出传统官僚的取向，又具有“河州回回”的一些新的文化动向。至于他对回民社会的文化引导，对回民宗教的改革意识，则表现出一定的文化革新的能力。这些文化取向综合起来，所展现的，正是马麒给自己的“青海地方政治主持者”这一身份赋予的内涵。
行动发生其间的结构
在说明马麒的多重身份时，笔者的表述暗含了一套方法，基本上按照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时间参照，在那个时期甘青地区的具体社会环境中来分析马麒这个历史人物的内在结构。
身份本身是自我与社会共同确定的结构，这种结构规定着特定情境中行动者的社会实践。由于马麒几乎不通汉文，没有留下日记、书信之类可以让后世了解其内心活动的记录，他对自己这些身份的认识如何，我们只能通过他的政治和社会作业来分析。前文提供的信息涉及马麒的先赋身份和个人动机的内容已有不少，这里不再赘述。根据上文分析中所涉及的各方对马麒的认定，我们对当时社会各界对马麒的正面认识和定义做了一个归纳，见上表。
可以看出，马麒是个四面讨好的人物。要理解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主政青海的会是马麒，马麒为什么能够演绎出这样一套身份组合，在青海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这套身份组合为什么有效，还需要进一步说明那个时期青海的社会环境和马麒所具有的宏观社会关联。
1.青海的社会环境
(1)多种多样的社会进程
青海的自然地理环境主要包括两大部分：河湟谷地和河湟谷地以西、以南的高海拔草原地区。河湟谷地主要以农业为主，人口以回、汉为主，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方面与其东部北部的农业区相似，实行与全国一致的行政管理制度，以全国的整体发展水平来看，只存在程度上的差距，不存在实质性差异。但是，受伊斯兰教影响，回汉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差异颇大，对外部冲击判断和反应不同，内部进程有所不同。由于回民社会近百年的“造反”暴动，地方族群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回汉关系一度非常紧张，成为地方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河湟谷地以西、以南为高海拔草原地区，以牧业为主，人口以蒙藏为主。青海藏族各部，差异较大，基本可分为环湖、玉树和果洛三大地区。环湖地区和玉树地区在清末都实行千百户制度，但环湖地区与蒙古盟旗相互影响，受东部农业区的影响也较大；玉树更多地受到以拉萨为中心的格鲁派政教系统的影响。这两个地区在文化取向、社会组织结构发育方面具有各自的特征；果洛自然条件恶劣，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一直处于原生的以部落游牧为主、以抢劫作为必要补充的状态，无论是藏传佛教系统还是清朝的治理体系都未能有效渗透到这一地区。青海的藏族部落之间在辛亥革命前后并不存在一致性和整体性，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依然遵守持续上千年的高原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规则，在社会变革开始以后，三个地区的经历各不相同。
青海蒙古部落曾一度控制青藏，罗布藏丹津叛乱被平定后，蒙古王公的势力被清廷削弱，盟旗扎萨克制度正在崩溃，人口开始与藏族相互融合，社会基层出现的是与环湖藏族一样的进程，而社会上层还在为维持或恢复蒙古王公的辉煌而努力，这种动机下，河南、海西和海北蒙古部落的走向也不尽相同。
在河湟谷地内部以及农牧交错地带，还有所谓“土民”和“撒拉”，实行土司制，生计、社会组织以及文化表征都介于农牧之间，分别信仰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精英文化方面则倾向于东部。
虽然在马麒主政时期，青海全省人口不到一百万(29)，却涉及如此之多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其社会状况多样性、族际关系的复杂性、管理和协调的难度可想而知。这种多族群、多进程的社会状况，非熟知蒙藏社会状况者难于驾驭。深刻了解青海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能与绝大多数蒙藏上层交好，协力维护青海牧业社会的稳定，保护农牧之间的经济交流，是把持青海、在青海建省后在这些地区建政设治的前提条件。马麒正是一个能满足这项条件要求的人。
(2)动荡不定的回回
甘青回民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处境，造成长达百年的社会动荡，使回民成为西北地区最为敏感的人群，地方一有风吹草动，回回社会就有可能出现大的动荡，并直接殃及紧邻的其他族群。清末西北回民的造反起义，只有到了回回社会中出现一支不愿继续战乱、甘为朝廷效命的力量之后才得以平复。(30) 回民社会之复杂，主要源于教派纷争，而教外势力的干预往往不仅不能解决争端，甚至挑起更大的冲突。左宗棠之后有了“以回治回”之略，回回社会内部的冲突一般都交由回民官僚处理。即使这样，回回社会的动乱仍然时有发生。正是回民社会的这种不稳定性，强化了回民官僚在西北地方政治中的地位。国民军进驻甘青时期，由于回民社会权力结构受到冲击，引发“河湟之变”。国民军东下时，高树勋曾访青海政要李乃棻，李说：“非马麒出山，则马仲英无人制服，地方亦难安定。”(31)
(3)两端摇摆的蒙藏
近代以来，列强觊觎中国，英国图谋西藏，德日俄算计蒙古。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西藏的离心势力也乘机蠢动。清帝宣布退位以后，库伦以“光复大清”为旗帜也宣布独立，但在列强干预下最终走上分裂的不归路。
民国初年，青海尚未设立省政，玉树、果洛等地在行政上处于真空状态，来自南方的在英国人支持下的西藏亲英势力，试图在东、北两个方向扩展其控制范围。西姆拉会议更是设局试图使整个青藏高原脱离中央政府控制。而在祁连山南麓，一些蒙古王公试图与外蒙古联系，以恢复往昔的影响力，虽然为数极少，但难除引狼入室之嫌。
因此，在青海的南北两端，实际上都存在着政治归属尚未确定的地带。当时的北洋政府，不仅无力固边，而且为了获取列强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还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中央”的影响实际上是缺席的。这种情势下，甘青地方社会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需要找出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不仅要有军事实力控制局势，而且要有强烈的中华认同和国家意识，并且有足够的动机、能力和资源把青海各方整合为一体。如果把以马麒为代表的青海精英集团在西姆拉会议问题上的表现与当时北洋政府的表现作比较，就会发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悖论：当攫取了“帝国”权力资源的军阀为了逐鹿中原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时候，边疆地区的军阀为了建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却要竭力维护国家的统一。
马麒本是前朝命官，在改章易帜、革命图新、攀附翻覆之间，表现出他的政治原则和决断力，为甘青地方精英所认可。如果说马麒原本尚不具备局势所要求的各种条件的话，他至少是一个洞悉时局的能动者，能够通过对自己的身份构建把自己改造成历史所需要的人物，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是青海地方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时局，加上马麒自身特定的内部结构，使他成为20世纪早期青海地方政治中不可替代的人物。
2.马麒的宏观社会关联
青海的局势本身与国际关系相连，事关中华统一和国家前途。马麒是一个“河州回回”，身为“朝廷命官”的他除了两卫京师之外，一直在西北一隅从事政治活动。那么，他是如何把国内政治以及国际事务统统纳入自己的政治操作视野的呢？或者说，马麒是如何获得这样一种能够让他置身于国家政治舞台的身份结构的呢？
了解青海近现代史的人们公认，马麒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得到了有志于青海政事的地方精英集团的支持，而其中的核心就是马麒所倚重的幕僚们。分析马麒获得这种身份结构的机制还要看他的“智囊团”的特征。这一点引导我们关注中国社会既有的精英结构在近代的作用方式。
前文已经提到，“马麒为自己笼络了一个卓越的‘智囊团’，其特点是任用汉人而避用回民，任用甘青本土和外省士绅而避用河州同乡，其中核心幕僚若非学贯中西即是文通汉藏，多交游广泛的饱学之士。”这个“智囊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具有中国近代儒家精英的共性。“(在中国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中)至关重要的是将帝国中心与广泛社会联系起来的那个阶层——文人——的结构。这个阶层是补充科层系统的源泉，也是维系与士绅的密切关系的纽带。这种双重的身份取向使得文人可以在帝国体系中承担一些至关重要的整合功能……而作为一个精英群体的文人的存在则依赖于统一帝国的理想的维持”(32)。霍尔认为，“帝制时代的中国的最高治理形态就是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平衡，这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停滞，而是有益于长期的持续”(33)。马麒的智囊团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植根于甘青社会，真正能以这个地区的地方眼光判断时局，并且能兼顾到各种各样的黎民百姓的生存需要。一方面，他们可以按通行的价值和规范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表演，这种表演中他们主要展示的就是地方势力的存在对于中华体系统一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能以地方的实际需要为导向，将国家时局中的各种因素导向于地方有利的方向。
马麒接受这个智囊团的影响，放手让这个智囊团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按照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来处理修身齐家治国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甚至在家族与地域、教门与国事之间亦能够秉持“以中华统一为理想，以天下大事为重”的原则。坚持这一原则，使马麒具有来自上方的权力合法性，甚至可以代表“中央”治理地方。与此同时，马麒因其“智囊团”的第二个特征又很好地兼顾了地方特点和利益，使在他治理下的大部分青海社会有可能处于一种局部与整体和谐互赖的状态，从而获得来自当地的认同与支持。这是其地方性权威的来源。正是在这样一种权威的结构中，马麒的各种身份得以整合，并且都能够有效“运转”。
马麒的“智囊团”的人员构成是传统的，他们与政治领袖的关系是传统的(34)，因而这个智囊的影响，可以视做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影响的延续。正是这种延续性，把马麒个人与整个国家的政治联系起来，把马麒的地方性身份角色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方面也发挥出来，使马麒对青海的控制具有全局意义上的合法性。
那么，人们为什么需要并且能够这样做？
鸦片战争后，中华面临几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现代化进程逐渐启动。“现代化对中国的冲击性质是什么？在这些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不得不应对的问题是什么？现代性对中国的冲击采取了两种方式，这样也就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提出了两类虽然不同但又相互密切联系的问题。第一类是外部的力量与问题，即西方与日本的冲击提出了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维护民族主权的能力问题。第二类则是内部的，即如何克服帝国秩序崩溃的潜势，以及在这种秩序被毁灭之后如何解决内部无政府状态这种新形势下的分裂势力(比如军阀们建立割据政体的努力)，以及在旧的秩序消失之后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秩序”(35)。
马麒的身份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回答了艾氏的问题。从青海的政治实践来看，外部力量的冲击凸现了中华整体边界的意义，使得社会内部多样性整合的压力退让给维护中华统一的需要，增强了地方势力以压制分离倾向的方式经营一方的合法性。正是中华整体性面临危机这一事实，使得地方势力可以打着维护统一的旗号而谋地方自治之实，既有助于克服地方层面的无政府状态，也有益于控制包括地方自治在内的分散化势力，使之不能走得太远。青海一例至少可以说明在近代中国历史中，还存在着一种与已被普遍关注到的社会的政治体系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相反的进程。在这种相反的进程中，传统的具有维护整合功能的精英集团借助具有内在多样性身份结构的行动者，在中华体系的链接部发挥作用，主导了这些关键地区的走向，并对全局发挥作用。
在长时段分析中华帝国体系的演变时，艾森斯塔特指出：“军事总督和军阀的政治取向通常也是在现存的价值和政治框架内形成的。虽然他们努力在更大程度上脱离中央政府，或控制中央政府，但他们很少想到去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体系。在某些特定的阶段上，比如军事总督的发展和活动会导致帝国的分裂这样的极端结果——并建立一些不同的诸侯国，儒家的取向和制度会受到削弱。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诸侯国中，也存在着多种实现帝国统一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趋势甚至成为终极的政治理想。这种种倾向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儒家文人的支持；而传统制度的肯定与强化，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36) 艾氏已经讨论到了中华体系内在的整合机制，但由于他没有把视野扩展到对更长时段中中华周边的自然环境和族群生态的整体性研究，他的研究只能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表征的角度解释这种中华内在的维护统一的力量。而当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亚欧大陆东部，把北方、西部游牧族群和南方、东部农业族群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就会看到南方与北方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存在的系统性的生态互赖，看到中华之为一整体的“历史本相”(37)，亦即中华体系的环境和经济生态的决定性。
艾氏所分析的那种维护统一的机制在民国初年依然可以观察得到。但与以往的改朝换代和分离运动不同的是，近代以来，伴随其中的还有一些新的社会活动，如全社会范围展开的新式教育运动。这些运动，或保守地基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追求而展开，或激进地以改造所谓的落后性、实现西化为目的。从马麒及其幕僚在青海的作为来看，保守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为了适应已经冲击到家门口的各种变迁，耐心地聚数十年之力于育人，从改变人的内在观念和知识结构入手，平稳、渐进地为自己培养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可用之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地方力量在培植自己的亲信力量的时候，都扛着“维护中华，保境安民，忠孝仁义”的大旗，使得教育中对国家意识的强化从未间断。这说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在面临社会变迁时，不仅有能力维持社会的平稳过渡，而且有能力找到一个可以满足各种需要的突破口，从人的培育开始，耐心孵化之，待之成形、成势。无论其初衷究竟如何，这些努力在改变中国社会面貌方面的影响不可低估，否则，我们无法全面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动员，也无法全面解释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渗透到整个中华体系各个角落的国家再造。重教，这种儒家精英集团的传统特征，正是近代中华政治精英沿用传统模式启动新的进程的钥匙，也是儒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中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
在这种系统结构中，青海内部的多样性需要尊重和协调，青海地方在整个体系中的自主性和合法性需要维系，相邻地方势力之间的影响力需要制衡……与此同时，在青海与中原的接合部，孕育出马麒及其智囊团这样一群人物，这些人物身上整合了能够兼顾青海的地方性需求和中华体系的整体性需求的各种要素。历史，就这样由结构中的行动者应和着时局浇筑成型。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青海的局部特征及其与整体的相互依赖所揭示出来的一种关系模式，这个关系模式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实像。
透过马麒这样一个人物，我们可以触摸到那些在时间上跨越千年的关系模式、在空间上遍及长城内外的互动模式以及在文化上连通各族的意义模式。由于他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历史行动者，我们可以透过他来窥见中央和地方、地方社会内部及其各个族群之间的互动，进而探究在内部中央政权影响衰微乃至解体，外部分化力量影响甚强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仍然发挥作用维护着中华的统一，是什么样的机制和过程决定了今天的中华民族能够比较完整地继承帝国的历史认同和政治版图。
中国，依然是她自己的历史的延续。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YZY17)。
注释：
①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78页。
② 王明柯：《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 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页。
④ 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⑤ 王明柯：《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⑥ 菅志翔：《简论共和国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⑦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⑧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⑨ 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总第77期，转引自《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70期。
⑩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11) 艾森斯塔特：《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选自何炳棣、邹谠主编《处在危急中的中国》，芝加哥，1968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087—1109页。
(12)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13)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14) 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15)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166页。
(16) 全国政协、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本书编辑组：《青海三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5页。
(17)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18) 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
(19)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41页。
(20) 李文实：《马氏家族长期统治青海的原因试测》，载青海省政协办公厅《西北五省区政协第五次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会刊》，1986年，第41页。
(21) 陈新泰：《西宁东关回民社学的创设及演变》，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宁市委员会编《西宁市文史资料》第4辑(内部资料)，1986年，第46页。
(22) 李文实：《马氏家族长期统治青海的原因试测》，载青海省政协办公厅《西北五省区政协第五次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会刊》，1986年，第42页。
(23) 李文实：《马氏家族长期统治青海的原因试测》，载青海省政协办公厅《西北五省区政协第五次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会刊》，1986年，第42页。
(24) 菅志翔：《简论共和国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5) 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26) 全国政协、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本书编辑组：《青海三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7—18、55—56页。
(27) 陈新泰：《西宁东关回民社学的创设及演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宁市委员会编《西宁市文史资料》第4辑(内部资料)，1986年，第46页。
(28) 全国政协、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本书编辑组：《青海三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8—49页。
(29)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46—747页。
(30) 菅志翔：《简论共和国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31) 全国政协、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本书编辑组：《青海三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32) 艾森斯塔特：《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选自何炳棣、邹谠主编《处在危急中的中国》，芝加哥，1968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098页。
(33) 约翰·阿纳森：《东方与西方：从蔑视性的两分到不完全的结构》，载德兰迪、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0页。
(34) 全国政协、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本书编辑组：《青海三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8—51页。
(35) 艾森斯塔特：《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选自何炳棣、邹谠主编《处在危急中的中国》，芝加哥，1968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090页。
(36) 艾森斯塔特：《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选自何炳棣、邹谠主编《处在危急中的中国》，芝加哥，1968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100页。
(37) 王明柯：《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