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回归文学理论——以乔纳森#183;卡勒的“后理论”转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为例论文,乔纳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近以来文学理论与“理论”的转换起落是文学研究领域发生的一桩重大事件，对此学界可谓众说纷纭。在众多阐释者、评说者中，乔纳森·卡勒无疑是最受关注的：是他最先提出“理论”的概念以区别于文学理论，是他重提“文学性”问题并赋予新的内涵，是他重解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也是他发现了“理论”回归文学理论的可能性。对于这最后一点，文论史家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肯定卡勒针对一个时期以来“理论”产生的偏差，发出“也许该是在文学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的时候了”的呼吁，具有拨转风气、导夫先路的作用，“这样，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回归‘诗学’，回归卡勒早期著作中关于诗歌与叙事作品的作用和接受之类的研究了”①。因此卡勒在晚近以来文学研究中具有标杆的意义，他的学术探索标志着当今文学理论趋于成熟且开了新生面。
一 卡勒学术历程的重大转折
对于乔纳森·卡勒的学术生涯是否可以这样评价：《结构主义诗学》(1975)和《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1983)二书早已使之成名，但使他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热点人物的，则是列入牛津版“当代学术入门丛书”中的《文学理论》(1997)这本小书。人们对于后者格外关注的缘由在于，卡勒在该书中所提出的概念、作出的阐释以其对于以往文学理论种种陈规旧说的消解作用而令人耳目一新，如“理论”、“文学性”、“文化研究”、“表征性解释”等问题，它们更多涉及的是现实、历史、社会、政治，而不是形式、语言、文本、结构，甚至不是文学本身了。不过，如果说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从卡勒的阐释中更多看到的是“理论”对于文学理论的疏离的话，那么可能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卡勒恰恰也在力图把握一种可能性，即“理论”对于文学理论的回归。
卡勒曾对自己的学术历程作过以下描述：“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核心，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代理，被S.纳泼和W.B.米查尔斯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②显然，卡勒在经历了1992年“离开了文学理论”以后，在1997年出版的《文学理论》中，就已“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试图向文学理论回归了。这一转折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而这一点，在卡勒后来发表的论文、演讲和访谈中也多有明确的表述。
二 “理论”与文学理论难解难分
“理论”是从文学理论演化成长起来的新文类，按照常规，如果要肯定其独立自足的身份地位，就必须确认它不同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于是在卡勒《文学理论》中更多引起注意的往往是这样一些厘定：“理论更像是一种活动”，“理论是包罗万象的文类”，“理论是跨学科的”，“理论是对文学常识的否定”，等等。依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势必得出“理论”日益远离文学理论的结论。而卡勒回答“理论是什么？”的问题时也确乎颇多此类表述。然而，卡勒一边求“分”，一边也在求“合”，也就是说，一边在揭晓“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一边又在寻求二者的同质性。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理论”增强了文学研究的活力，扩大了文学解读的视野。卡勒讲过一句话：“从原则上说，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不必一定要存在什么矛盾。”③在卡勒的辞典中，“文化研究”是可以与“理论”互换的概念，从而在他讨论“文化研究”问题时，说的往往也就是“理论”。因此他这里的意思也就是说“理论”与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之间并无根本矛盾。文化研究原本就是从文学研究生发而来，或者说最初只是用文学研究的方法研究文化现象而已。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一帮文化学者原本就是文学批评家，他们将文化现象当作文学文本来解读，于是就有了“文化研究”之说。无可争辩，文化研究有其明显长处，它大大扩展了文学研究所及的范围，而且使之得到深化，从而一部文学作品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进行研究，这无疑有助于对它的解读，使得该作品呈现出更多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因此卡勒认为，没有必要担心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就把读者从文学的经典著作那里夺走了，相反这恰恰扩大了文学作品的读者圈。如今对于莎士比亚的解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更活跃，人们可以用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历史的以及解构主义的词汇去解读莎士比亚。不仅如此，以往遭到忽视甚至歧视的关于女性、种族、族裔以及后殖民等方面的文化研究被增补到文学教学内容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论极大地丰富和激励了对文学作品的研究”④。
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对于“理论”的贡献也不可低估。卡勒曾指出，晚近欧洲哲学的种种流行理论，包括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福柯、德里达、塞瑞、利奥塔、德勒兹等人的理论，都是通过文学理论家而非哲学家得到流传的，“正是文学理论家，在建构‘理论’这个文类中，作出了最大的贡献”⑤。理查德·罗蒂的一个说法可援为佐证，他说，现在“文学理论”与讨论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福柯和德·曼、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基本上是同义词”。因为“在英语国家的大学中，开设较多有关近来法国和德国哲学课程的不是哲学系而是英语系”⑥。按英语国家大学中的英语系就相当于中国大学中的中文系，由它来开设上述种种哲学课程，不免因其越俎代庖而受到质疑，甚至认为这些课程的功能有被政治化之嫌。罗蒂则不然，他对此予以高度赞赏：“英语系在20世纪美国社会变革史上将占据一个重要而又光荣的位置。因为在最近的一些斗争中它们已经站在了大学其他[学科专业]的前列，而且是站在道义的一方，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他还针对有人担心文学理论正在被政治化的误解，以哲学家的身份向英语系的从业者致意：“我想要说你们真不知道人家觉得你们还值得被政治化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⑦可见，文学理论往往在学术界领风气之先，成为新理念、新学术、新话语的渊薮，其他学科往往是从文学理论中获得种种“理论”新潮的前沿信息，而“理论”也由于文学理论的发明而被广为传扬。
那么，文学理论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呢？卡勒总结了三点：首先是文学理论富于人文色彩。文学以全部人文经验为题材，重视种种人文经验的整理、解释和连接，它关心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心理复杂万状的表现形式以及物质条件对个人经验产生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在文学理论的视野之中，受到文学理论的整合和提升，从而“诸色纷呈的理论工程之受益于文学，其结果亦有似于关于文学的思考，便非事出偶然”。其次是文学理论富于反思性质。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的理性提升，以标举反思精神为要义，“文学理论之将堪称范式的文学之反思理论化的努力，理所当然便是属于反思及元交流的那一类问题”。再次是文学理论富于探索精神。文学理论家特别容易接受其他知识领域中的新理论发展，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也对心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中的新潮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对于这些新潮理论也不乏大胆怀疑的精神，“这使理论，或者说文学理论，成了一块热闹非常的竞技场”。综上所述，卡勒给出了一个与通常理解迥然不同的结论：“由文学理论在行将确定的‘理论’文类中来出演中心角色，并非不合适。”⑧
三 “理论”中的文学性
卡勒不止一次指出，“理论”肇始于结构主义，甚至它最早就是指结构主义理论，而结构主义所显示出的普遍意义，使之对于各个知识领域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理论”仿佛先天般地具有一种学科间性，它激活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人类学、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等。对于结构主义的跨学科特点，学界是早有定评的，J.M.布洛克曼指出：“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思想流派，又不是一个运动，既非一种哲学的又非一种文学的思潮”，然而结构主义的概念“不但可以用于阐明语言学的问题，而且还可用于阐明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以及与科学理论有关的问题。并且也只有遵循这种思想方式，才可以使这些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⑨。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结构”就像关系、秩序、逻辑一样无所不在，存在于一切事物、一切知识之中。有论者指出：“当然，一个典型的个性可以看作有一个结构。但是这样一来，生理学，任何有机体，一切社会和一切文化，晶体，机器——实际上，一切不是完全无定形的事物，都有一个结构。”⑩
不过卡勒力图说明的是，尽管结构主义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性，涉及众多学科，但文学问题乃是其中的核心。他充分肯定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罗曼·雅各布森的贡献，指出他们将文学性引进了结构主义，张扬了语言的诗性功能。不过在具体做法上，雅各布森等人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而将文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或一种类别，譬如他们有时以政治口号为例来说明某种语言学的道理，以至改变和降低了文学的成分。但是就像“特洛伊木马计”一样，他们恰恰是以放弃文学的优先地位为代价，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现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地位，譬如从某些历史叙述、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就是显例。马克·爱德蒙森一语道破其中潜藏的“反向殖民”策略：“如同在政治世界里频繁发生的情况一样，某种反向的殖民正在出现。当前，把一种文学批评研究称为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就是对它的最高褒扬，这种褒扬通常意味着该工作已成功地把文学语言不断转化为更普遍化因而也是更稳定的知识领域内的术语。”(11)
进而言之，在结构主义那里，文学性对于“理论”的置于已超出了语言的范畴，而扩展到构架、模式、范型的层面。卡勒指出，与文学作品的结构之复杂微妙相比，“理论”的研究简单粗放，为此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一种“潜在的概括力量”，一种“范例性结构”，一种“代理的来源”，而为“理论”提供杠杆，启发思考。如列维-斯特劳斯对于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研究，J.巴特勒对于社会结构中政治关系模式与亲属关系模式之间关系的研究，都从文学作品的结构中获得资源和启发。而大量“理论”著作如《安提戈涅的要求》、《反俄狄浦斯》、《美杜莎的笑声》、《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单从书名看，便知其来自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正如罗蒂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种学、历史编纂学和新闻学不断扩充人们对向人类敞开着的可能性的认识。但小说这种体裁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它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我们自身道德词汇的偶然性。”(12)基于这一点，卡勒提出了“理论的文学性成分”的概念，他说：“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13)
为此，卡勒非常赞同D.辛普森关于“文学的统治”的观点。在有人哀叹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即将死亡、文学研究被边缘化之际，辛普森却独具只眼，指出在后现代学术中恰恰出现了大量传统的术语，主要是涉及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老一套词汇，它们跨越了学科边界，确立了方言词汇、自传、趣闻逸事等在学术研究中的中心地位。“文学研究本身变得比以往更加跨学科(例如以文化研究的形式)，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精神分析等等那里借用了新的描述形式。”(14)这一切正宣告了在种种非文学之中实行了“文学的统治”！卡勒对于辛普森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轶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15)基于此，卡勒对于文学性在文学理论与“理论”既相互分化又相互交织的格局中的未来走势作出了充满乐观的估价和展望：“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奠定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出来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16)。
四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兼容并举
文化研究从文学研究延伸出来，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人们预料，结果就不只是研究对象转变的问题，更是一个解读模式转换的问题了，从而导致了文化研究的解读模式占据王座，而文学研究的解读模式遭到冷落的局面。
在卡勒看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种解读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诉诸“鉴赏性解释”，而后者诉诸“表征性解释”。“鉴赏性解释”采用“细读”方式，通过对于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叙事、修辞、文体、音韵、形式等具体元素的仔细分析，以把握作品的意义，这就要求对于作品的错综复杂、精细微妙之处具有高度的敏感、透辟的洞察和丰富的感受。而“表征性解释”则采用“社会政治分析”的方式，依据所谓“社会同一性”的理念，通过社会政治分析去把握作品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同一关系，它将研究兴趣从作品之内转向了作品之外，聚焦于作品背后的社会政治结构，将不同作品视为显示同一个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从而形成了新的标准和方法。卡勒这样说：“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它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象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象”，“文化研究热衷于直接关系的思想。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基本社会政治结构的表象”(17)。但从“鉴赏性解释”转向“表征性解释”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偏差，即对于文学解读实践的忽视，导致对于文本细读的个体性、多元性及其必要的敏感、洞察、体验和感受的搁置。
在“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这两种解读模式之间，卡勒选取了一条中庸之道，既不摒弃传统的文学解读方式，又不排斥激进的社会政治分析之道，而是更多寻求二者之间的相通、互补之处。在他看来，虽然习惯上“鉴赏性解释”与文学研究攸关，而“表征性解释”与文化研究相连，但实际上这两种解读模式对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双方都适用，不妨鱼掌兼得、左右逢源。他说：“仔细解读非文学作品并不意味着要对它做出美学的评价，而对文学作品提出文化方面的问题也不说明这部作品就只是一份某个阶段的记录文件。”(18)也就是说，对于非文学作品也可以进行“细读”，对于文学作品也可以在文化层面上进行考量。
至于如何平衡和协调这两种解读模式，卡勒以他关于福楼拜评论的一书为例加以说明。他说该书原先是探讨小说写作规律的，并没有打算对具体小说进行解读，后来听从出版商的建议，在诗学与诠释学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增加了表征性解读的章节，促进了读者对于福楼拜小说的阅读。他认为：“这种折中办法是非常实际的，或许也是明智的，这样更多的人会对这本书产生兴趣。”为此，卡勒肯定“过度解读”的必要性，认为它往往能够揭示作品中以往被忽视的含义，“跟那些温和的解读相比，过度解读有时更为有趣、更有启发性”。不过他也指出，对于“过度解读”要避免与“过度进食”之类负面理解联系起来，它通常是指“通过非常规的方法和视角，阐述文本中隐含的、或者读者引申出来的意义”(19)。同时，文学教授也可能会做一些与文学毫不相干的研究，一方面，文学研究不可能与文化研究完全一刀两断，它能与电影、连环漫画、哈利波特完全脱开干系吗？它能对历史话题、文化话题、妇女解放、社会动荡漠不关心吗？既然文学研究与这一切无法截然分开，那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即使文学研究纯粹以解决某一文学问题作为终极目标，也不能不涉及大量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的资料，它需要阅读和研讨种种历史文献、哲学理论和文化遗存，而这一切却又都是非文学的。因此卡勒肯定所谓“粗读”(distant reading)的方式(20)，这种解读往往采取新的视角，退到背景的位置，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它不像传统的“细读”，不是对某个特定文本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关注文学活动在社会层面上的宏观形势，这种研究方法通常被称为“文学社会学”而划归文学研究。
总之，卡勒主张突破传统的解读模式，从“鉴赏性解释”转向“表征性解释”，进而从“解读”转向“过度解读”，从“细读”转向“粗读”，但他始终为这种转换设了一个限度，那就是将问题限制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提倡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兼容并举，进而在这两极之间的张力之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五 在“理论”与文学理论的联姻中取得进展
最近卡勒在中国所作的题为《当今文学理论》的演讲(21)中，指出了当今文学理论有六个方面的新进展，即叙事学的复兴，德里达研究的复兴，伦理学以及动物伦理研究转向，生态批评的兴起，“后人类”理论的提出，回归美学。按说这一说法在概念上是存在错位的，这六个方面除了“叙事学的复兴”和“回归美学”在字面上与文学理论相关之外，其余按通常界定均不属文学理论问题，而只能算作“理论”。即便是上述两个方面，它们取得的新进展与文学理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叙事学的复兴”主要体现在“当今的叙事学试图与认知科学相连，研究大脑处理信息的原因”，而与以往结构主义叙事学将语言学当作模本，试图生产类似于叙事语法的东西有所不同；而“回归美学”则体现在对于新数字媒介、超文本以及计算机游戏的世界展示出新的美学问题的考量：“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的转移将会对文学观念与今后的文学理论产生影响吗？”其中所涉及对于认知科学、人脑信息处理以及新数字媒介、超文本、计算机游戏的研究，大体仍属“理论”的范畴。那么，卡勒何以将这些方面统统归入文学理论的新进展呢？
卡勒有其独到的见解，而这还得从“理论”说起。在他看来，以往的文学研究存在着明显缺陷，它起码有两点不足：其一，以往许多文学研究只是一种陈旧的、衰老版的历史，它仅限于在历史的语境中了解作者及其对文学史的贡献，而不考虑作为文化实践的文学如何起作用，不考虑如何表达在文化层面上最有趣、最有挑战性的东西；其二，以往文学研究基于“细读”的观念，认为直接接触文本的语言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吸收借鉴其他方法的构架。而“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研究的重新定位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它促使文学研究从原先的局限中抽身出来，借助“理论”中那些有关历史、哲学、语言、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的概念以解决文学本身的问题，从而揭晓了一个事实：文学研究不仅与语言相关，而且也牵涉许多其他问题。总之，“理论”带给文学研究更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一重要转折开始于1970年代晚期，新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酷儿理论等理论模式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
由此可见，如今“理论”已经成为文学研究接受的既定事实，融入了文学研究并改变了文学研究的学术图景和专业特点。可以预测，在未来的较长时间内，只要讨论文学理论的问题，便绕不开“理论”问题，反之亦然。它们的区别只在于主次之分、轻重之分，而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对手之分、敌我之分。因此卡勒说：“由于文学理论不仅是文学性质的理论，而且指大量的对于文学来说是重要东西的理论作品，所以正在发生的东西不是某种系统的变化，而是优先权的改变，特殊领域的改变，有时也是新的思考范围的变化。”(22)也就是说，如今文学理论的学术图景就是由文学理论与“理论”按照一定的配置和关系建构而成。不过在文学理论与“理论”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比起文学理论来，“理论”更加活跃、更加新锐也更具挑战性，而这种精神活力来自它的混杂性、综合性和学科间性，所以它往往成为刺激、唤起和感召文学理论的强大动力，成为打破僵局、扭转定势的激活机制。因此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文学理论的学术图景中，只要轮到文学理论出场，往往就被“理论”抢了风头。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卡勒在演讲中说的是当今文学理论的进展，但却是种种“理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所在。
卡勒将上述理念运用到对于文学理论的建构之中，将其视为值得推崇和褒奖的新原则。他2010年3月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以“韦勒克文学理论奖”评委会主席的身份作了题为《理论在当下的痕迹》的演讲，对于近年来美国文学理论界堪获这一殊荣的优秀著作进行评点，指出像弗莱什《应得的惩罚》这样的著作让文学理论领域的前景变得更加光明。该书采用“进化生物学”这一新潮理论，论证了读者对于小说和叙事学的兴趣植根于人们天生秉有的道德偏好之中，求解了那些宣扬劝善惩恶之类道德观念的文学作品何以使人获得快乐的原因，并将这种求证凝练为一以贯之且简明扼要的理论框架。卡勒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这看上去是一次进化理论与文学理论传统颇具创意的联姻。”(23)总之，卡勒力图说明，对于在文化研究中涌现的种种“理论”仅仅表示不屑一顾和拒之于千里之外是草率的，合理的态度是重视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相互依存关系，倡导二者之间的互补双赢和共存共荣，并在此基础上推助文学理论的复兴。
六 “后理论”转向的风标
卡勒将文学理论的学术图景界定为由文学理论与“理论”按照一定的配置和关系建构而成，肯定文学理论与“理论”的联姻，这其实已经带有“后理论”的色彩了。“后理论”的特点有若干(24)，但说到底，其核心则是向文学回归的问题。当然，这里的“文学”是一个集成性概念，包括文学作品、文学性、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等。
早在2005年，就有文论史家宣称“后理论”转向的时代已经到来，此前“理论”对于文学的基本预设、阅读方式以及价值判断标准等的消解引起了普遍的焦虑和抱怨，使得“后理论”的产生成为必然：“新千年开端的一些著述却奏响了新的调子。似乎引发上述焦虑的那些理论岁月已经过去了。……一个‘后理论’转向的时代开始了。”(25)“后理论”的应运而生乃是出于对“理论”的反拨，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的很多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如它对于种种时髦学说表示热衷，但它高踞于观念的、创造的、批评的话语的等级序列之上，否认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必要性，则使这些学说最终变成了不着边际、抽象沉闷的教条。它刻意与文学批评和作品阅读隔绝开来，偏好那种玄虚晦涩、令人望而生畏的论说文体，最终导致对于文学研究正业的偏离。这些弊端引发了“后理论”向重视文学阅读、崇尚审美经验的“前理论”回归的冲动，于是在新世纪之初问世的一批以“后理论”或“理论之后”为标目的著作对于今后的文学理论提出了种种构想。有人认为“理论”缺少了文学和美学只是成为半壁江山，而这缺少的一半恰恰是更真实更有活力也更具本质意义的；有人主张回归文本细读的传统；有人认为应当对传记的、历史的、目录学、版本学的文学研究予以高度的重视；有人则主张回归对于文学文本的形式主义读解(26)。
在这股“后理论”转向的大潮中，卡勒无疑是中坚。他对于文学理论与“理论”之间相互激励和推助作用的肯定，对于“理论”中的文学性的开掘，对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平衡机制的探讨，对于“理论”与文学理论相互联姻的可行性的求索，都不乏“后理论”的意味，其所思所论在许多方面显示了“后理论”的鲜明特征。
首先是自反性。卡勒越到后来，越多对于“理论”的成败得失的反躬自省。卡勒的新版《文学理论》增加了第九章“伦理学与美学”。他提出：“理论并不是提供了一系列的解决途径，而是引发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它需要投身阅读活动，挑战预设观念，质疑你阅读中的假设。”(27)不过他相信立身于自反性之上的“理论”永远不会死亡，因为它被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所驱使，“这种渴望期待人们超出现有的思考水平，同时也被一种可求的渴望所驱使，这是一种自我充实、自我反省的渴望。所以理论领域总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28)。这番表述不妨解作卡勒对自己此前学术历程的重大转折所作的一个注脚。
其次是包容性。卡勒《文学理论》“前言”开宗明义指出，介绍理论比较好的办法是讨论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共有的主张，而不是把一个学派置于另一个学派的对立面。在他看来，如果把当今各种理论“作为相互对立的研究方法或阐释方法，就会使理论失去许多其本身的趣味和力量，这种趣味和力量是来自它对常识的大范围的挑战，来自它对意义的产生和主体的创造的探讨”。这种富于包容性、开放性的思想方法在他梳理和厘定当今文学理论的新进展时得到具体的运用。这些新进展涉及伦理学及动物伦理研究、生态批评、“后人类”理论以及认知科学、大脑信息处理技术、新数字媒介、电子文本等等，将这些与文学理论相去甚远的学科领域和学术派别接纳到文学理论之中看似匪夷所思，但它恰恰体现了“后理论”的方法论和学理逻辑，特别是卡勒多次表示神往的那种“有趣的、有启发性”的研究，展示了诱人的前景。对于这些新进展为文学理论提供的生长性、未来性空间，卡勒抱有足够的信心：“我已经提到了六种相当混杂的发展趋势，没有特别的层次或清晰完全的指向。尽管如此，我仍想说，在理论的范围，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是处在一个相互依靠的世界……无论发生什么，我确信，将会有一个持续活跃的、迷人的理论的事业——文学理论的活动。”(29)
再次是怀旧性。有人说：文学属于过去，文学从来就生不逢时，因此任何文学诉求都是怀旧的。为此文论史家指出，像卡勒这样从“理论”回归文学理论的冲动无疑就是怀旧的表现(30)。有一些现象让人觉得卡勒非常矛盾，如他在肯定生态批评的新进展时，仍然不忘用文学研究作为参照来进行衡量：“我认为生态批评还没有对文学研究做出很大贡献，我是说还没有出现学术界公认的为未来生态发展指明道路的生态批评的杰作。”(31)卡勒此论是公允的，但又是怀旧的。有趣的是，卡勒对于自己的怀旧情绪也曾公开予以坦承：“我非常钟情于文学经典，部分原因是我在花时间阅读别人认为值得阅读的作品。……我最近研究抒情诗歌，选取的文本均是经典诗歌。有人可能热衷于发现无名杰作，但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32)在一般意义上说，怀旧是对于过去的回望；而从辩证法来说，怀旧则是在更高水平上的精神还乡，它承载着比过去更丰富更深刻的意味，它已经是一片崭新的风光。
①(24)(25)(29)拉曼·塞尔顿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第329页，第326页，第328—333页，第3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13)(15)(16)乔纳森·卡勒：《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余虹译，《问题》第1期，第119页，第126页，第128页，第12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③④(17)(18)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第50页，第45页，第53页，第56—5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⑧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第4页，第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第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⑦(12)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第56页，第7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⑨⑩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第13页，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1)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王柏华等译，第12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4)大卫·辛普森：《学术后现代？》，杨恒达译，《问题》第1期，第144页。
(19)(20)(30)(31)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的现状与趋势——乔纳森·卡勒教授访谈录》，何成洲译，《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1)(22)(28)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 Today，《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23)乔纳森·卡勒：《理论在当下的痕迹》，周慧译，《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26)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33.
(27)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和批评对于学生理解世界非常必要》，《文汇报》2012年1月30日。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乔纳森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