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唯物史观思考——消费问题研究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当代论文,主义论文,新视角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人们对消费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企业借助广告等大众传媒手段而传播的意识形态，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消费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随着信用或信贷消费的出现，花未来钱，及时行乐和享受，成为二战后西方大众消费者时髦的消费生活方式。因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文化的研究也一跃成为当代西方学术前沿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这就是异化侵入消费领域，出现消费异化。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本来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这一功能却被异化了，消费被赋予其它意义。一方面，它成为人们在劳动中失去自由的一种“补偿”，成为人们躲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行操纵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
消费是怎样异化的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的生活状况已有较大改善，但劳动的“琐碎化”、“被动化”和“外在化”依然存在，劳动对人们来说依然是单调、乏味、枯燥的苦役，在劳动中人是不自由的。于是人们追求自由的本性驱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消费领域，试图通过自由购买并消费商品来“实现自己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创造性”。① 消费领域正好能满足个人作为积极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客体参与社会活动的心理需求。正如阿格尔所说，“劳动中缺乏自我表现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消费行为”。② 卢卡奇也指出：这种消费文化是一种“肯定的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它为社会提供一种补偿性的功能，它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自由和快乐的假象，用来掩盖现实中的真正缺憾。幸福被等同于消费，幸福的“大小”则取决于消费物品的“多少”。“幸福就是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饮下音乐、电影、娱乐、性欲、酒和香烟。”③
消费果真能给人们带来自由与幸福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也是受控制、被操纵的。从表面上看，只要有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消费，但实际上，人们是按厂商的意图，按广告商的意旨来消费的。在消费领域如同在劳动中，人们也是不自由的。马尔库赛指出：“在极其多样的产品和服务中进行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④ 马尔库赛将这种消费称为“强迫性消费”或“受操纵的消费”。弗洛姆认为，人们在购买消费品时的情趣是被安排好的，人们的需要也是被煽动起来的，我们消费球赛、电影、报刊、书籍、演讲、自然景色等，都缺乏主动性，我们并不是主动地参与这些活动，而是被动地“吸收”这一切。马尔库赛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把操纵消费当作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通过制造各种“虚假需求”，把人自身的需要与商品体系一体化了。人与商品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不是商品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人为了使商品得到消费而存在。在这一意义上，消费文化无疑是一种异化的文化。
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消费异化的社会政治分析，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发生于劳动领域，而是发生在消费领域。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是与经济无限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不断制造“虚假需求”，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从而使社会生产无限地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又受到生态系统的制约，这样，在无限生产能力与有限生态系统承受之间必然发生矛盾。这一矛盾引发的生态危机将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导火线。在这方面，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尔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消费领域的变革，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其它领域也随之发生变革：首先是劳动及对劳动的管理发生变革，劳动将不再被看作是获取消费品的手段，而成为实现人类自身基本愿望和价值的手段。现时对劳动的集中化、强制性管理，将为分散化、非官僚化管理所取代，实现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这又将导致对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全面改组。其次，工业的民主化过程将扩展到政治领域，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将发生彻底改变，现时等级制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将被分散的、自治的民主制所取代，资本主义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批判现行制度的视角着手，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消费”做出深刻的剖析，的确有助于我们透过当代西方社会繁盛的外表，洞察它被全面“异化”的本质。但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未能从终极原因上揭示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从而也就未能揭示有效地克服消费主义、向每个人的能力都获得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过渡的路径。
罗兰·巴特是把符号学引入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先驱。在《神化：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他对包括食品、时装、玩具、摄影等日常消费进行了符号学的“解魅”。他指出，符号的意义有一部分是较为明确的，称之为“明示”(denotation)；另一部分是不那么明确的、联想性的、富于感情色彩的，称之为“暗含”(connotation)。以可口可乐为例，作为一种特定的饮料，它通过与其它饮料，如橙汁、绿茶、矿泉水等的差异在食物符号系统中获得意义，这就是明示；可口可乐又代表着“美国文化”“快餐文化”，甚至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这种意义就是暗含。
从符号学角度对消费社会和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了深入考察的是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他前期的三部力著《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以商品的增值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他认为，只有借助一种符号学理论才能解释为什么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挥着如此重要的功能。
鲍德里亚认为，既然“物”与“消费”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那么，通过对“物与消费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进行分析，就能够使我们理解日常生活的结构，把握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鲍德里亚在其处女作《物的体系》一开始便描述了“物”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组织结构，其理论依据就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是通过物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活动来组织其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环境完全成为一种多功能的有限空间，“物”不再像以往那样是表现性的、主观性的、家族的、传统的和装饰性的，而是更为功能化、同质化、人工化和缺乏深度。鲍德里亚认为有关“物”的话语必须同其他社会实践相关联：“毋庸置疑，物品往往构成了一种认同体系，但它连接于尤其是附属于其他的体系(诸如手势、仪式、典礼、语言、诞生仪式、道德价值符码等)”。⑤
由于获得了一种符号学的视角，鲍德里亚便对“消费”做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察。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可以被称作是“消费社会”，并非因为我们比以往变得更富裕了，占有了更多的意象和资讯，也不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更多的器械、设备和科技手段，而是因为“物”的数量和需求的满足仅仅只是“消费”的前提条件，不足以用来界定“消费”概念本身。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的连贯一致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资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消费就是经济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转化，鲍氏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我们不能再从生理需要或社会地位的角度去定义和解释消费，也不能把消费看作是同积极的生产方式相反的一种消极的吸收和使用方式，而必须将之视为一种积极的建立关系的方式。因为特定的经济阶级或社会地位群体的成员资格，不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认同感、确定感和归属感，我们只能通过消费与客体、集体与世界建立联系，来获得一种身份和建构意义。他把目光投向了另一种他认为是“同样基本、普遍的过程”，即“作为一种从经济交换价值向符号交换价值转变的消费”。⑥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鲍德里亚结论性的指出：“如今，消费(如果说该词具有不同于庸俗经济学家的含义的话)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商品完全被当作符号，被当作符号价值，而符号(文化)则被当作商品。……如今任何东西(物品、服务、身体、性、文化、知识等等)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都不能够单独被作为符号来解释，或者单独被作为商品来把握，在一般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起主导作用的任何东西既不单独是商品也不单独是文化……而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结合体……。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集聚在一种复杂的模式中，从而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最普遍的形式。”⑦
鲍德里亚等学者将消费解释为一种符号操作、将物理解为一种文本，就将消费和生产、将物与社会关系割裂开来，使得消费成为一种无根的“独立”文化现象，由此可以做出任意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有关消费的符号学解释的致命缺陷所在。
鲍德里亚等人对消费的符号学解释也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不满。玛丽·道格拉斯和贝伦·伊舍伍德在《物品的世界》一书中提出：在社会生活中，物的作用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九等”正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等级区分的产物。
而从社会学角度对消费主义文化做出独到而系统分析的，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其代表作《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他努力要证明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消费是一种形成“区分”的手段。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文化实践，从饮食、服饰、身体直至音乐、绘画、文学等的鉴赏趣味，都表明和证明了行为者(agent)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也就是说，在文化符号领域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对应。布尔迪厄指出，在鉴赏趣味中，之所以存在高雅与低俗、精制与平庸、新奇与陈腐等各种类型的等级区分，“是因为在背后支撑它们的是整个社会结构”。
布尔迪厄用于把自己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被动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区别开来的是两个关键概念：“惯习”和“文化资本”。在他看来，社会实践是连接主观认知图示与客观社会结构的中介，正是在实践过程中，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惯例逐渐内化为行动者的“惯习”(habitus)。而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不同秉性系统，又影响到消费模式的选择。人们在消费行为中的鉴赏趣味就是由这种惯习决定的。惯习是一种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被塑造的结构，它受到特定的生存条件和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塑造，从而产生出与之相应的生活秉性、生活方式(life style)和身心结构。
布尔迪厄提出的另一个对消费主义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概念是“文化资本”。布尔迪厄拓展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范围，把它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符号领域。他指出：资本同时还以非经济形式存在，它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一、经济资本，它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二、文化资本，它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三、社会资本，它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三种资本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场域，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与经济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传承。所谓的鉴赏趣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比如社会上层阶级喜欢听歌剧、打高尔夫球，讲究着装和仪态的优雅；而下层阶级忙于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没有更多的欲望，也缺乏必要的文化修养来鉴赏那些形式精妙的艺术品，这与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资本有关。
布尔迪厄对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明确打破了审美消费和日常消费之间一度不可逾越的界限，“将审美消费置于日常消费领域的不规范的重新整合，取消了自康德以来一直是高深美学基础的对立，以及轻易获得的愉悦与纯粹的愉悦的对立”。⑧ 在《区分》中，布尔迪厄以大量实例证明了审美消费与日常消费的同源性。他指出，日常消费和审美消费一样，是受消费主体的社会地位制约的。以饮食趣味为例，“饮食趣味依赖于每一个阶级关于身体的观念以及这些食物对于身体的影响，这就是对身体的力量、健康和美的影响。在评价这些影响的时候，不同的阶级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评价其重要性。工人阶级更关注男性身体的力量而不是他的外形，因而倾向于那些既便宜又富于营养的食品，而专业人士则偏爱那些可口的、有益健康的、清淡的不会令人发胖的食品。趣味，一种阶级文化转化为自然，或显现在自然之中，帮助构造了阶级的身体。”⑨ 艺术鉴赏品味和生活鉴赏品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不同阶级在实践中建构起来的，因而它们具有文化任意性，但却不具有社会任意性(social arbitrary)。
布尔迪厄明确地将消费模式与社会地位、尤其是与阶级地位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就使他在对消费模式的解释上要胜过前述的两种模式。但布尔迪厄并未回答，消费模式为什么是与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相联系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追溯到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物质生产能力这一终极原因上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
纵观上述学者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研究，可以肯定，他们都从某一特定视角对消费主义文化做出了颇有见地的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把握住了当代西方社会消费主义文化造成的异化现象；符号论者敏锐地注意到了当代西方社会商品使用价值较少，而符号价值、时尚价值凸现的现实；研究消费文化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正确地揭示了消费模式与社会阶级地位间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未能从终极原因的视角考察消费文化，所以他们都未能真正把握导致消费主义文化产生、演进的终极推动力，由此也就无法洞察消费文化演进的历史规律，无法把握理想消费文化的真正内涵。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就是人们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生产能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是消费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决定着消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相应的消费模式，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消费文化必然相应地变化。下面我们就结合马克思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形态理论探索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实质内涵。
就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来，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⑩
在第一大社会形态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只有数量有限的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心者”才能从直接物质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也只有这些人才能进行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以外的消费。正如凡勃伦所指出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常只有有闲阶级才能无限制地消费财物，尤其是一些高级的财物；就是说，在观念上，只有有闲阶级才能进行最低限度生活需要以外的消费”。(11) 对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任何超过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之外的消费都被视为是浪费和可耻的。因此，在生产发展的这个阶段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消费价值观相应地是禁欲主义和消费理性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节约简朴、崇尚节制欲望、倡导先苦后甜和滞后享受是社会所遵奉的道德规范。例如，在东西方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就是极力传播禁欲主义，把欲望看成是邪恶，加以大力鞭挞。孔子说：“中人之情，有余则奢，不足节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故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蓄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孔子集语·齐侯问》)在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通常要求教士们清心禁欲，过贫困的生活，“认为一个人的消费少于他的同伴是突出的美德，消费少是高尚的生活方式”。(12)
在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下，工业革命的爆发大大提高了物质生产力的水平，剩余产品也相应地大大增加，这就为人们超越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消费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历史学家们发现，正是在18世纪，人们经历和体验了“商品世界”的巨大扩张。在这一时期，一种新的奢侈消费风气逐步在社会上层阶级中形成，也就是凡勃伦所说的“夸示性消费”形成时期。“处于准和平时期的有闲绅士，不仅是他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远在维持生活和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上，而且他所消费的财物的品质也是经过挑选的，是特殊化的”；(13)“对有闲绅士来说，夸饰性消费是博取荣誉的一种手段”。(14) 但是，在这一时期，广大的体力劳动者还是被摈弃在奢侈消费之外，社会大多数劳动者消费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从18世纪后期起，“消费”开始作为一个技术性的、中性的术语被人们使用，成为西方政治经济学中与“生产”相对的一个概念。到了19世纪，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物质财富在日益增多，但在西方社会中占主流的消费价值观仍然是崇尚勤奋节俭、努力工作的新教文化：“我们应该鼓励人们勤奋节俭；我们必须勉励所有基督徒获得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节省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15) 亚当·斯密也说：“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16)
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已经进入第二大形态的高级阶段。在这一时期，社会产品空前丰富，商品消费周期大大缩短，产品更新速度加快，寿命缩短。一种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形成，“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17) 此时，消费已不再作为生产的派生物，而是成为建构生活方式的主要手段，“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与物而且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映方式。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18)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以往的经济学不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提倡消费。凯恩斯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讲，当经济不景气时，节约并不是美德，反而会导致贫困。他还认为浪费和奢侈固然在道德上是劣行，对社会却有好处，节俭和储蓄固然是美德，但对社会却不利。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消费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而是扩展到交通、教育、健康、娱乐、福利等方面。正是在形形色色的大众消费活动中，消费主义文化一跃而成为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再生产模式。
然而，随着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对环境和能源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要求改变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以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消费主义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绿色主义、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运动的兴起，也构成了一股遏制消费主义的社会力量。在90年代，西方(如英国)出现了一种反消费主义的社会运动。这一运动主张重新回到简朴，反对奢侈和浪费。
唯物史观认为，理想的消费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以人的享受和发展需要为中心，不断提高在满足人类需求的消费品、消费环境和消费生活中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早就指出：在未来社会，“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19) 作为一个全面的人，必须是既能生产，又能合理地利用消费来满足自身劳动力再生产和精神、审美各方面的消费需求，从而更好地投入明天的生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西方社会从第二大形态向第三大形态过渡，人们在消费领域也必然会发生改变，消费会重新变成满足人类多方面需要和享受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描述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人的特征，“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且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这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0)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消费只是作为一个与生产相对应的概念，远未受到今天这样的重视。因此，马克思也只是从生产的角度展望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在生产领域的“全面性”。笔者在此斗胆假设一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在消费领域将会是：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作时间减少，闲暇时间相应增加。人们通过闲暇消费，追求自己的爱好、发展自己的个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应用。另一方面，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也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衣着、饮食、交通、住房、健康、教育、旅游、审美、情感等全方位的需求，消费是为了提高人的多方位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注释：
①②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93、495页。
③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330页。
④马尔库赛：《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页。
⑤Jean Baudrillard,The System of Objects,Verso Books,1996,p.9.
⑥⑦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Telos Press,1981,pp.60-70,80.
⑧⑨Bourdieu P、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p.5,190.
⑩(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123页。
(11)(13)(14)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8、59、60页。
(12)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页。
(15)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16)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7页。
(17)(18)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