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柏《诗疑》的文学思想——兼论南宋后期经学与文学之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互动论文,文学论文,南宋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4)03-8-5
王柏是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诗疑》二卷是王柏仅存的《诗经》学（以下均简称《诗》学）著作。《诗疑》以其中的删“淫诗”说而备受后世关注。删“淫诗”是王柏《诗疑》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内容。可是自清代以来的研究者似乎均把删“淫诗”说作为了王柏《诗疑》的唯一体现，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王柏《诗》学中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作为南宋后期《诗》学发展的代表，王柏《诗》学思想的价值是多元的，而这一点在《诗疑》中更是有充分体现。《诗疑》中的文学思想就是其中有价值的内容之一。《诗》虽然自汉代以来被长期尊奉为经典，但由于《诗》之诗歌的特殊本质，决定了它在经典化旅程中始终不乏文学性的思想。宋代自北宋庆历刘敞、欧阳修《诗》学变革至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诗》学新诠，其中的《诗》学文学化一直是疑古惑经和《诗》学创新的突破口。秉承这些《诗》学文学化发展思路，王柏的《诗疑》也充满着以诗看《诗》的文学色彩，而且这种以诗看《诗》又呈现出宋代末期经学与文学互动的新特征。
一、《诗》学方法论的文学内涵
宋代《诗》学家十分注重文本解构。王柏之前，如刘敞、欧阳修、二程以及朱熹等多从诗篇“文理（意）”上寻找《诗》学发展的突破口。注重文本解构成为了宋代《诗》学批驳汉唐旧说，创立新论的基本途径。王柏继承并发扬了这种《诗》学方法。请看王柏《诗疑》卷一的有关论述：
《行露》首章与二章意全不贯，句法体格亦导，每窃疑。后见刘向《列女传》……遂作二章而无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乱入无疑。
《东方未明》之诗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二句自嘉，但与上下意不贯，未必本之也。
《下泉》四章，其末章全与上三章不类，乃与《小雅》中《黍苗》相似，疑错简。
以上材料表明，王柏十分注重上下文文意审视诗篇。王柏认为诗篇中凡与上下文文意不合的文句皆不是诗篇本文。这是文学视角的疑古惑经。王柏坚信，今本《诗》经不是孔子所删旧本，并认为今本《诗》经是秦火后“汉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撺杂以足三百篇之数”（《诗疑》卷二）。显然，文学性的解构方法为王柏《诗》学疑古惑经提供了重要佐证。
王柏从文本解构上疑古惑经很有自己的特色。再请看如下论述：
笺者曰：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虽自晓然，窃恐蟋蟀元在七月之下，以诗之句法律之当然也，不应独此数语出奇如此。
或谓《巧言》之末章有“彼何人斯”一句，与后篇《彼何人斯》实相连，恐后篇错杂在前。以句律观之，非可合也。（均见《诗疑》卷一）
上两例中的“句法”、“句律”是指诗篇的行文规律，其中还包括诗人文笔的基本风格特征。这样的文本解构显然带着强烈的文学批评色彩。又如《诗疑》卷一论《大雅·江汉》说：
如《江汉》云“明明天子，令问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观此议论，岂不正大，其句法雄健，岂后人可及！
以“句法雄健”评点《大雅·江汉》，此无疑属典型的文学批评了。王柏对诗篇的句法解构，还涉及到对诗人创作构思的心理剖析。如《诗疑》卷一说：
《定之方中》最善赋其事，作室而先种树，为琴瑟之需。可见其规模深远。其次方及于农桑，此国家之先务而不可缓者。又其次方言牧马之盛，则中兴之功次序粲然，其要尽在“秉心塞渊”一句上。
王柏通过对诗篇的结构分析，充分揭示了诗人的创作心理。其中说《定之方中》全篇其要尽在“秉心塞渊”一句上，这已经注意到了诗篇警句在诗人构思与创作中的意义。类似的：
《文王》、《大明》、《绵》、《皇矣》四篇之中，又莫如《文王》。初言文王只如此
然，勉强做将去而令问自至今不已。“”二字又未足以尽其形容，又添一个“穆穆”字，其所以能如此深远者，只是缉熙此一个“敬”字而已。
于“缉熙敬止”之遗意，紧要又只在几个叠字，曰，曰穆穆，曰勉勉，曰翼翼，曰雝雝，曰肃肃。
周公叙周之所以兴，上极后稷之功德见于《生民》等作，可谓至矣。于《思文》言后稷配天之实，不过八字曰：“立我烝民，莫非尔极。”
《板》之末章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玉。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此八句反覆再三，而不若“上帝临女，毋贰尔心”八字为约也。（均见《诗疑》卷一）
以上均为品评诗篇的遣词造句艺术。这充分显露出王柏《诗》学思想中较为自觉的文学批评意识，也代表了南宋后期《诗》学文学化发展的新特征。
二、“味”与《诗》学批评
“味”乃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范畴。早在宋代以前，以“味”评诗便已经展开。例如，梁朝钟嵘《诗品序》称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以“韵味”论诗等等。至宋代，“味”又被引入到了《诗》学中，特别是宋代理学家的《诗》论尤其注重“味”。《诗疑》卷一说：“明道先生善言《诗》，未尝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处。”卷二说：“程夫子始曰：学《诗》而不分六义，岂能知《诗》之体。门人谢氏又曰：学《诗》须先识六义体面而讽味以得之。”王柏反复称引二程“玩味”理论，这不仅充分说明了早在北宋时期人们便已经开始以味解《诗》，而且也完全表露了王柏以“味”论《诗》的审美追求。如果说程门的“味”还带有更多的《诗》学方法论色彩的话，那么朱熹则已经将其注入了审美批评内涵。例如《诗传遗说》卷一说：“《诗》……但须是沉潜讽诵，玩索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得。若只章章看过，一部《诗》只三两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显然，朱熹的“味”已不仅是一种《诗》学方法论，还明显吸收了宋以前诗歌审美批评思想，带有浓厚的文学审美内涵。王柏师承朱子之门，加之广泛吸收了二程等前人《诗》学思想。因此，王柏对《诗》学之“味”又有其深刻独到的认识。请看《诗疑》如下论述：
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于诗，而直指之曰：此为淫奔之诗。予尝反覆玩味，信其为断断不可易之论。
学者但当悼后世之不幸，不得见圣人之旧经。相与沉潜玩味，其所无疑者，斯可矣，则其可疑者，虽圣人之复生亦将阙之也己。
惟《閟宫》一篇，……愚尝即其诗而熟味之，固不敢以为非僖公之诗也。
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乐之教，于是语太师教以六诗。……使学之者，循六义而歌之，玩味其词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万理水融。
据上，王柏论《诗》特别注重“反覆玩味”、“沉潜玩味”、“熟味”、“玩味其词意而涵咏其情性”。这里的“味”明显是一种文学批评性质的《诗》学审美。又如：
《思齐》……于“缉熙敬止”之遗意，紧要又只在几个叠字，曰，曰穆穆，曰勉勉，曰翼翼，曰雝雝，曰肃肃，尤有精神滋味，文王之德，可谓盛矣。
古人作诗，章句虽重而有味，条理虽宽而实密，不必如是之断续破碎也。
至于《扬之水》亦谓之淫奔，愚则未从。若曰：人有间其兄弟而兄弟相戒之词，岂不平易明白而有余味。
愚窃谓《诗传》之说固高矣，转旋颇费词，今以平易为主味，“胡瞻尔庭有悬狟”之句，他人指之为直接。（以上均见《诗疑》卷一）
以上材料中，王柏所强调的“滋味”和“余味”均带有十分强烈的文学批评色彩。这也是典型的以诗看《诗》。王柏把“滋味”、“韵味”等诗歌批评理论充分运用于《诗》学中，使得《诗》学突破了经学与文学之间的藩篱，实现了双向自由互动。
由于反复沉潜玩味，因此，王柏“味”出了《诗》之丰富多样的风格内涵。请看下列论述：
《凯风》之诗，孝子之心至矣。其为词难矣。是诗也，寄意远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可谓能几谏者也。
《黍离》，周大夫所之作，亦善于为诗者，感慨深而言不迫切。初不言其宗国倾覆之事，反复歌咏之，自见其凄怆追恨之意出人意表。
卫武公学问精密，孜孜求善，老而不衰，如抑抑宾筵之作，森严渊奥，参之二《雅》中，真可无愧。《淇澳》一诗，形容武公之盛德，条理慎密而寄兴遐畅，非大贤不能道此。
《伐檀》之诗，造语健而兴寄远。
《著》之诗，先儒取其可以见当时亲迎之礼非而不罪。此女气象轻佻，无肃敬之心，非嘉诗也。
《考槃》，词虽浅而有暇裕自适气象。
观此（《閟宫》）一诗，命词措意，雅奥源渊，必出于贤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鱼气象尚可揖也。
以上“婉而不露”、“微而甚切”、“森严渊奥”、“寄兴遐畅”、“造语健而兴寄远”、“气象”等无疑属于典型的批评话语。这些话语也揭示了《诗》之丰富多样的美学风格特征。在这些《诗》论中，王柏新创了一系列文学批评范畴。这种新的文学批评范畴构成了王柏《诗》学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类似的还有，如论《雄雉》的“闲雅优柔”；论《卫诗》的“词气忠厚”；论《七月》的“缜密”；论《大雅》的“典重渊奥，正大明白”、“铿锵渊永”；论《颂》的“精密严约”等等。这些充分显示了南宋后期经学文学化的发展特征。
三、以情论《诗》
为情造文乃诗歌的文学本质特征。王柏对此是有十分深刻认识的。例如《诗疑》卷一说：
《陟岵》之诗，见父子兄弟相望之真情，亦善作诗者也。晋之《鸨羽》，《小雅》之《杕杜》皆不及也。
王柏认为创作《陟岵》的人很善于作诗，因为诗人把父子兄弟间的真情抒写了出来。王柏论《诗》是以是否成功地抒写真情为审美标准。这样的评论可以说把握住了诗歌创作的艺术本质。《毛序》说：“《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国迫而数侵削，役乎大国，父母兄弟离散，而作是诗也。”朱嘉《诗集传》说：“孝子行役不忘其亲，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不难看出，汉儒和朱熹的诠释虽然也不自觉地触及到了《陟岵》为情造文的问题，但重点却在赞美孝子的孝道，仍带有浓厚的道德说教色彩。王柏解说的重点却在称赞诗歌的艺术表现。而且通过与其他诗篇对比，进一步说明诗歌善于抒写真情的艺术价值。又如《诗疑》卷一说：
《桧》、《曹》二风多好诗。……《桧》则西周时贤人忧周道之衰，百姓怨征赋之重不如无生。其后桓公灭之。《羔裘》之作，疑其思旧君也。《索冠》尤见贤者伤今思古。
王柏说“《桧》、《曹》二风多好诗”，其评判好诗的基本标准正是诗篇那“忧”、“怨”以及“伤今思古”的浓郁情感。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王柏对《诗》中所塑造的大量妇女形象的情感世界进行了深入剖析。请看下例：
《谷风》之诗，妇人为夫所弃，委曲叙其悲怨之情，反覆极其事为之苦，然终无绝之之意。与《柏舟》思奋飞大有间矣。此圣人所以制三不去之义。其意深矣。
《中谷有蓷》，虽妇人为夫所弃，想出于凶年不得已之情，而非有所怨恶也。是以有闵之之心而无恨之之意，其人忠厚如此。（均见《诗疑》卷一）
这些论述深刻分析了弃妇的情感心理。王柏诠释弃妇情感心理时仍遵循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原则。《诗疑》卷一说：
《卫》之诗，淫奔者固多而贤妇人之诗亦不少。前有庄姜四诗，后有《柏舟》、《载驰》、《竹竿》、《河广》以至《泉水》、《雄雉》皆“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之诗也。
王柏讲“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实际上是儒家诗教在南宋后期的理学转化。其中对弃妇委曲悲怨之复杂情感的解构以及情礼矛盾冲突的心理剖析则深深地带着文学的烙印。又如《诗疑》卷一说：
《君子于役》，闺思之正也。感时念远，固人之常情，至情所钟，聚在“苟无饥渴”一句上。
这是王柏对征妇情感世界的解读。思妇对征人的无限思念，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说，但最后却只集中在“苟无饥渴”一句上。看似平淡而缺乏浪漫色彩的话语实质上却寄托了思妇的无限真情。王柏用“至情所钟”来称之，显示出一位理学家对女性情感心理的细腻感知。而这种细腻的心理剖析还有不少表现，再如：
《诗传》疑《柏舟》之诗亦庄姜作也。愚谓词意全不类。以兄弟不足依据而叹其不能奋飞，此闾巷无知之言也。苟能奋飞则弃其所天，可乎？庄姜安得出是言哉！至于寤辟有摽则哀而伤矣。此为他妇人怨夫之词非庄姜也明矣。
《葛生》传言妇人以其夫征役而不归，思之而作此诗也。予观“所美”二字，则知其非夫妇之正。当时贤妇人称其夫多曰“君子”，军士之妻亦有称“伯兮”者，未有称其夫曰“予美”。《防有鹊巢》之诗，既以“予美”为所私，则此不得而独异。是必悼其所私之人也。（均见《诗疑》卷一）
第一则材料中，王柏通过分析庄姜的个性情感心理特征，从而判断《柏舟》非庄姜所为，并修正朱熹《诗集传》说法。第二则材料，王柏通过对比分析《诗》中女性对丈夫和情人的不同情感称呼，从而判断《葛生》应为妇人思其情人而非丈夫。不难看出，王柏正是通过对女性情感心理的细腻剖析，从而形成自己独到的《诗》说。这样的以情论《诗》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住了《诗》作为诗歌的文学特质。王柏也通过以情论《诗》取得了《诗》学发展的新突破。
四、南宋后期《诗》学文学化探因
《诗》在其被汉儒尊奉为经典的同时便也开始了其文学化的发展历程。例如，《汉书·艺文志》一方面把《诗》作为六经看待，而另一方面却又把《诗》与辞赋、歌谣、乐府等放在一起审视，这无疑显示出汉儒《诗》学观中经学与文学思想的交融。而汉以降的《诗》学观也大体如此，像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理论著述均是既把《诗》当经看，也以诗歌看《诗》。而诗人李白高喊的是“《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古风五十九首》其一）；白居易反复强调《诗》学的风雅与四始六义（《与元九书》）；杜甫也用了毕生精力去“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在宋以前的文学创作中直接采用或间接化用《诗》之文句、题材、艺术手法以及创作思想的实在不胜枚举。这种现象在宋代更是表现得十分突出。宋代的《诗》学家大多同时都是文学家，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辙、王安石、朱熹等等，这些毫无疑问会导致《诗》学与文学的交融。显然，在王柏之前，《诗》学文学化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发展经历。学术思想的积淀与发展惯性决定了王柏也会以两种《诗》学观看《诗》。这无疑是《诗疑》丰富文学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王柏以诗论《诗》还直接受到了南宋后期《诗》学文学化思潮的影响。在南宋后期的文论思想中，诗与《诗》是不分的，凡论诗歌却总是杂糅《诗》学理论。例如，刘克庄《戊子答真侍郎论选诗》说：
昨承尊旨，令编选诗。今取百十三首作一册，申纳古诗九首、汉九、魏十二、晋五十二、宋二十一、齐八、梁二诗。古诗发乎情性，止乎礼义，《三百五篇》多淫奔之词。若使后人编次，必皆删弃，圣人并存之以为世戒。其流为后世闺情等作，几于劝淫矣，今皆不取。
刘克庄乃南宋后期的理学宗师，与王柏为同时期人物。同王柏一样，刘克庄也主张除删《诗》中的“淫奔”之诗。不过刘克庄充分运用删“淫诗”的思想来编选古今诗歌，此又充分显示了南宋后期《诗》学与文学的交融互动。诗与《诗》杂糅的思想在南宋后期理学大师魏了翁、真德秀等文论思想中多有表现。例如，魏了翁《吕氏读诗记后序》说：
凡以厚于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义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于其君者也。……《小弁》、《凯风》，子之不得于其亲也。……《燕燕》、《谷风》，妇之不得于其夫也。……呜呼！其忠厚和平，优柔肫切，怨而不怒也。
王柏《诗疑》中类似的话语也不少，如论《雄雉》的“闲雅优柔”；论《卫诗》的“词气忠厚”等。王柏与魏了翁一样，尽管《诗》学话语仍带有一定的理学色彩，但更多的却是浓厚的文学批评色彩。又如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论“诗赋”说：
按古者有诗，自虞《赓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备于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辞》则又《诗》之变也，而赋之祖也。朱文公尝言：“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汉魏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自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古法始皆大变矣！”
真德秀从文体发展演变史上把《诗》与古今诗歌视为一体。经学与文学的界限在这里已经不复存在。又如包恢《答曾子华论诗》说：
其次则所谓未尝为诗，而不能不为诗，亦顾其所遇如何耳。或遇感触，或遇扣击，而后诗出焉。如诗之变《风》、变《雅》，与后世诗之高者是矣。……况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今人只容易看过，多不经思。诗自志出者也，不反求于志，而徒外求于诗，犹表邪而求其影之正也，奚可得哉！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岂苟作者哉！
包恢的诗论思想几乎完全从《毛诗序》转化而出。此充分显示了南宋后期经学与文学的密切互动关系。在南宋后期的文论思想中，经学与文学的界限已经突破。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王柏的《诗》学自然也会染上文学化色彩。
南宋诗话等诗歌批评形式的兴盛也影响着王柏以诗看《诗》。不难发现，王柏论《诗》的基本风格与宋代诗话十分相似。南宋后期的诗话也多是诗学与《诗》学杂糅的。例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
《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蜘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
以上论述的重点在品评《诗》的遣词造句艺术，这里已经没有了经学与文学的区分意识。这与王柏《诗疑》的风格基本一致。如王柏《诗疑》卷一说：
宋公笔记云：“‘萧萧妈鸣，悠悠旆旌’，见其整而静也，颜之推爱之。‘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写物态，慰人情也，谢玄爱之。‘远猷辰告’，谢安以为佳语。”
王柏这样的《诗》论可以说就是诗话，且内容与上引张戒的诗话材料都基本一样。实际上，王柏在其著述中已经有意识地在打破经学与文学的界限。据朱彝尊《经义考》所载，王柏有著作《诗可言》二十卷，这实质上就是诗话性质的作品。方回序曰：
可言前后二十卷，金华鲁斋王公柏之所著也。此集专以评诗，故曰可言。前集取文公集语録等所论《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诗之教之体之学而及于《骚》。次取文公所论汉以来至宋及跋近世诸公诗。后集各专一类而论其诗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横渠、龟山……，其第十三卷专取汉唐山夫人房中乐。……予考十家所评诗话始于胡苕溪博也，终于王鲁斋约也。（见朱彝尊《经义考》引）
据此可知，王柏的《诗可言》实质就是诗话。方回已经说明了《诗可言》在诗话中简约的风格特征。在王柏的《诗可言》里，经学与文学的界限也已经不复存在。王柏以诗看《诗》意识是自觉而明确的，而《诗》的创作与审美标准也成为了王柏进行诗歌批评的基本参照。在王柏的思想深处，经学与文学的藩篱已经被彻底打破，这无疑使得王柏在论《诗》时会带上强烈的文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