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自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至今，中国经济已经历了超过20年的高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GDP年均增长率从改革前（1953—1978）的6.1%提高到改革期间（1978—1999）的9.6%。人均GDP增长率由改革前的4.0%提高到改革期间的8.2%（国家统计局；1999，2000）。
尽管学术界对已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准确有争论，尽管最近几年经济遇到了某些短期困难，但改革期间经济增长明显加快、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什么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加速？这种高速增长是如某些外国经济学家所说，仅仅是由投入增长带动的短期现象，还是可持续的长期趋势？
本文对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基本评价可概述如下：
1.改革期间由储蓄率提高引起的国内投资增长加速，以及90年代以来外资投入大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加速起了重要作用，但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包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包括投资效率提高）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因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能简单归结为“投入带动型的经济增长”。
2.过去2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大规模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从农业向乡镇企业和城市第二、三产业转移和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3.对外开放带来的外资投入和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市场竞争引起的效率提高、激励增强，也对生产率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技术进步还没有成为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因此，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还是外延型的增长。
4.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短缺已经消除，需求结构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外延型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一些尚未解决的体制缺陷越来越成为继续增长的严重障碍，经济增长面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挑战。
但以上局面并不必然意味着高速增长的终结。我国经济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但要保证今后经济持续增长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特别是适度规模的大中型城市不足。通过调整城市化政策，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将会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状况，是今后2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
2.加速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使生产率增长逐渐转移到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的轨道上来。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使这种转化具备了可能性，目前需要完善市场规则，建立健全对产权和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改革金融体制，培养风险投资机制，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状况，以形成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制度保障。
3.政府机构的臃肿、腐败、不公正执法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严重阻碍。迫切需要改革和精简机构，打击腐败，强化公众监督，改善政府对市场和公众的服务，减少妨碍市场竞争的行政干预。
今后20年，由要素带动的经济增长率估计只能保持在4%的水平， 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将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上述几方面问题的解决将有力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上述目标能顺利实现，将有可能使我国经济在今后20年内以平均6.4 %的不含水份的真实速度继续增长。
一、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
（一）储蓄率与投资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改革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显著提高，资本形成明显加速。根据作者的计算，净资本存量1952年为1600亿元，1978年为5840亿元，而到1999年则增长到45100亿元（均按1952年不变价格）。 据计量模型分析，改革期间，物质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改革前的2.6 个百分点提高到5.1个百分点。
导致资本形成加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储蓄率持续上升，90年代达到了38%—43%之间。改革期间居民收入提高是储蓄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近期储蓄率上升也与就业、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关系很大（武剑；1999）。今后随着市场好转、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完善、青年一代消费观念变化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变化（蔡昉、王德文1999），储蓄率会下降，例如到2020年可能下降到30%或更低。
改革期间资本投入使经济增长增加了2.5个百分点。 但根据这一点不能简单地得出如克鲁格曼所说的“投入带动型的经济增长”这样一个结论（Krugman；1994）。与储蓄率提高相比， 资本形成效率提高在导致资本形成加速方面至少同等重要。改革前每百元储蓄中扣除存货增加和投资浪费的部分，只有50.2元最后形成了固定资产（按交付使用的价值计）。这反映了惊人的浪费。改革期间，由于存货比重下降和投资效率提高，每百元储蓄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上升到了62.6元。
根据上述计算，在对经济增长的2.5个百分点的贡献中，只有1个百分点应归于储蓄率提高，0.3 个百分点是外资对增长的直接贡献（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按弹性0.5计算，来自模型分析结果。 外资的贡献中不包括技术进步和外部效应。），还有1.2 个百分点应归功于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尽管如此，投资效率仍不理想，存货增加和投资损失的部分仍然过大。设想今后进一步提高效率可使两者各减少1／3，那么固定资本形成与储蓄之比就能从过去的63%提高到75%。这样，即使储蓄率下降到31%，仍能保持现有的净资本形成率不变。
外商和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在改革过程中持续增加，到90年代后期每年超过400亿美元。由于目前国内储蓄较高， 外资在直接增加投入方面作用未必很显著，但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管理和体制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引进外资在推动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推动竞争和政府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贺力平，1999b）。
根据计算，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目前已占全国净资本存量的10%左右，这部分资本在改革20年中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年均0.3 个百分点的直接贡献（但90年代明显提高）。通过时间序列的多变量生产函数分析尚不能证实外资在宏观意义上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模型分析发现了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而外资显然在促进出口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如果考虑到外资的平均生产率水平较高，以及可能的技术和管理的示范和扩散效应，并假设这两者相当于其直接贡献，那么可以猜想其对增长的全部贡献达到了年均0.6个百分点。 今后虽然外资增长速度可能低于90年代，但由于其在资本存量中的比重日益扩大，在经济增长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劳动力的变动趋势
由于中国存在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弱。在进行了必要的数据调整后，改革前26年（1953—1978）从业人员年均增长率为2.8%，改革期间20年（1979—1998）为2.7%。根据模型分析结果，两个时期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同为0.8个百分点。估计2000—2020年平均劳动力增长率将下降到0.7%， 对增长的贡献下降到0.2个百分点。
作者采用内生增长理论的创立者Lucas（1988）的定义， 用全国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总和（包括大、中、小学、职业和成人教育）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尺度，推算了1952年以来的人力资本存量（注：由于缺乏年度数据，作者以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并根据历年各类学校毕业、肄业、入学、升学人数，人口年龄构成，退休人数和分年龄人口死亡率等数据逐年对人力资本进行了推算。）。根据这一结果，改革20年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7%，低于改革前5.4%的速度，特别是90年代下降到2%。这可能与中小学教育普及率已达一定水平有关， 但教育投入不足和效率偏低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根据上述计算，1978年我国劳动者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5.1 年， 1990年提高到7.4年，1999年进一步提高到7.9年（但据1998年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计算为7.5年），总体人口教育状况仍然较低。1998年，15 岁以上文盲半文盲有1.5亿人。 受过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的劳动者分别只占从业人员的11.9%和3.5%（国家统计局，1999）。 仍有不少少年儿童失学。
计量分析显示，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在改革期间不到1个百分点，比改革前有所下降。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还通过技术创新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那么它对增长的实际贡献会高于上述结果，而人力资本增长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更大。
今后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的劳动力素质状况不能适应这一需要，这可能成为今后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从全局看，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将比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应当是政府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下一个20年中，普及高中（中专）教育，争取将从业人员的平均教育年限提高到11年以上，接近于高中毕业的程度，应当不是一个过高的目标。这将使人力资本增长速度回升到年均2.6%。
（三）资源与环境
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根据不同的估计，每年的环境损失大约相当于GDP的5—10%（世界银行，1997）。这种状况如果长期继续下去，将危及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后代的生存环境，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
水资源短缺今后将严重威胁北方广大缺水地区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地区的衰落。对此必须给予极大的重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充分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以及大幅度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包括改变传统的农业灌溉方式，促进农业向非农化转移，提高水价，及推广各种节水技术和节水产品。
二、制度变革：增长的动力与阻力
（一）非国有部门对增长的贡献
改革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提高了3.6个百分点。 市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增长对此作出了主要贡献。特别是乡镇企业部门，年均增长率高达20%，在非国有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城市个体、私营、外资企业虽份额较小，但发展也相当迅速（夏小林，1999；王小鲁，1999）。表1是作者估算的改革期间非国有部门在GDP中的份额变化以及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包括农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占GDP 的份额在1978—1998年间由42%持续上升到63%，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制度变革的结果，而且主要是通过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实现的。
表1 各部门对GDP的贡献
部门 GDP构成
部门增长率
(GDP=100)(%)
1952年 1978年 1998年 1953-1978年 1979-1998年
农业51 28 182.15.0
第二、三产业 49 72 82
国有*
20 58 3710.5
7.4
城市非国有*
29
7 17 0.5 14.3
乡镇企业-
5 28 -
19.6
其他及误差-
2 - --
GDP 100 100 1006.1
9.7
部门对增长贡献
GDP增长率=100
1979-1998年
农业10
第二、三产87
国有*
35
城市非国有*
19
乡镇企业33
其他及误差 3
GDP100
注：按所有制分解的各部门构成和增长率数据由作者根据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商业和其他第三产业部门的有关统计数据推算。各部门对增长的贡献根据其同初始年份相比的产出增量在GDP 增量中所占份额计算，并根据价格的相对变化做了调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8，1999。
但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非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看，1997—1999年，集体所有制企业自1990年以来首次降到10%以下；个体、私营和其他类型企业自1980年以来首次回落到20%以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表现出来的情况更为严重，同期非国有部门投资自1990年以来首次增长率连续低于国有部门，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在1999年下降到5.2%，是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二）国有企业改革
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扩展相对照，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状况堪忧。虽然1999—2000年有好转趋势，但如果扣除利率和价格变化等外部因素，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国有经济占产出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投资结构仍向国有经济倾斜。国有单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80年代一直保持在2／3左右，1998年仍占54.1%（国家统计局，1999）。这种国有企业高投入、低产出的状况反映了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加大了金融风险。
如果国有企业问题不解决，将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而解决问题主要有三种可能：
第一，国有企业通过改革重振旗鼓。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看来最主要的是没有解决好如下三个问题：
（1 ）激励机制：多数国有企业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合法收入过低，几乎不包含对其真实业绩的回报，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防止管理者挥霍公款或化公为私。这种由体制原因造成的激励机制缺陷和错位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效率。
（2 ）惩罚机制：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无论业绩好坏都享受着终身就业保障。近年来工人下岗剧增，但这并未对管理者形成有效约束。这种无风险的就业是对管理人员不负责任和失职的鼓励。
（3）监督机制：放权让利给了企业管理者较大的权力， 但也放松了对管理者的监督。同时政府部门的监督与通常意义上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相去甚远，对企业的不适当行政干预仍然存在，而且成了某些政府官员寻租谋利的手段。
第二，简单过渡。维持现有局面，国有企业会逐渐收缩，更多地让位于非国有企业。这是一条难度较小的路，但危险在于可能维持更多的冗员，需要投入更多的政府补贴，造成更多的银行坏债，对经济造成更大的拖累（樊纲，1999）。
第三，产权改革。如果国有企业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不能取得上述改革突破，就需要进行所有制结构方面的改革，更多地通过产权的多元化打破僵局（樊纲，1999）。
（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与金融改革
我们在某些省市的调查发现，目前经济增长面临来自体制环境方面的严重障碍。其中现行金融体制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约束是一个突出问题。以工商银行为例，截止到1999年6月， 在短期贷款余额中对非国有企业只占20.9%。后者又以对集体企业贷款为主，三资企业占5.2%， 个体和私营企业仅占0.54%。与此相对照，199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集体、个体、以及其他企业（私营、股份制和外资）分别占工业总产值的28%、38%、17%和17%。这种与其发展状况不相称的倾斜信贷结构约束着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技术更新和新产品开发。
调查发现，除政策导向方面的偏向外，全国性大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成本远远高于对大企业贷款的成本，是限制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天然障碍。而较小型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较低的成本，具有某种竞争优势，但我国的金融部门所有制结构和规模结构都过于单一，缺乏为小企业服务的地方性金融机构。
我国需要继续改革金融体制，发展金融市场，逐步形成大中小并存、全国性和地方性并存、专业化和全方位服务并存、不同所有制并存的金融体系。在金融深化的同时，规范金融市场，强化监管，防范风险，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为了防止金融风险而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否则将最终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
（四）政府与企业和市场的关系
改革以来，在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同时， 各级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种种不规范、不透明的税外收费却直线上升。据对若干省市县的调查，这些不规范收费加上财政预算外资金，总量大约相当于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另有业内人士认为，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收费，保守估计可能相当于当年GDP的8%—10%。
调查发现，地方政府的滥收费常常与政府机构臃肿膨胀相关。不少县、乡党政机构人员超编一倍到数倍，极大地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事权不清、机构重叠、包揽过多。一些政府部门常常越俎代疱，去做本该由企业和市场做的事，在遇到市场不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时不是通过进一步改革解决深层次体制问题，而是习惯于回到行政干预的老路上来，包括限制价格竞争，随意改变市场规则，甚至侵犯企业和居民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许多本该由政府去做的事，包括提供公共服务、消除垄断和市场障碍、依法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等等，却常常没有做好。
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物资和资金分配等政府职能已逐渐消亡，减少了政府工作人员寻租的机会。但那些无法市场化的公共职能部分，例如税收、司法、公安、土地管理、环保、技检等等，执法违法、滥用职权的现象大量存在。许多企业负责人的主要工作时间不是企业管理，而是用于应付政府执法人员和各级官员。
上述情况造成了市场的严重扭曲和不公平竞争，是对企业发展的限制和惩罚。已经到了再不改变，将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扼杀经济增长的程度。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已成为决定今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五）技术进步与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
另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市场秩序混乱。拖欠和逃废债务、对合法所有权的侵害，是当前司空见惯的现象。特别是企业开发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仿冒、侵权屡禁不止。这对从事正常经营和技术开发的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结构调整的转折点，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此情况下，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对合法财产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实行有效的保护，对于保障今后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三、结构变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产业科技化
在经历了20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面临来自几方面的重大结构转换挑战。
（一）农村工业化和要素再配置：正在减速的增长源泉
改革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1 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部门。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这一重新配置是近20年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加上城乡间、国有和非国有部门间的要素转移，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1.4—1.5个百分点（王小鲁，1999；蔡昉、王德文，1999；Wang，1997；世界银行，1996；Kalirajian and Wang，1993）。
尽管过去20年乡镇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低技术的乡镇企业已经面临市场饱和，发展空间正在缩小，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自1997年开始停滞甚至倒流。同时城乡劳动力流动遇到了城市容量制约、政策限制和城市失业增加的压力。今后数年中，如果不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前面所说的资源配置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
出现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效应的潜力告终。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1）目前滞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还有近3亿人，农业和非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仍然有巨大差异；（2 ）国有经济部门仍然拥有整个经济多一半的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优于非国有企业平均状况的技术装备，以及9000万训练有素的职工队伍。大量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有待通过改组改制优化资源配置。
上述增长潜力需要通过政策调整和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使之发挥出来。
（二）城市化：下一个主要增长点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指导方针。到目前为止，城市化率只有30%，远低于其他同等人均收入国家42%—54%的城市化率。加速城市化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王小鲁、夏小林，1999）。
我国的城市规模也明显偏小。在全部3.6亿城镇人口中，有1.5亿居住在平均规模仅有8千人的镇，1亿人住在平均规模仅18万人的中小城市。50—100万人之间的城市和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仅分别容纳全国人口的2.5%和6%（国家统计局城调队，1998）。
国际经验证明，城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而且明显比小城镇节约土地资源。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方面。我国10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达43%，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只有23%。因此发展大城市还意味着发展第三产业和增加就业机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主要是城市化程度过低和城市规模过小限制了服务市场的形成。
本课题基于全国六百多座城市数据所作的一项模型分析发现，城市的规模收益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在扣除了外部成本之后（注：这里的外部成本包括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维护、公共管理、污染治理等政府财政额外开支，也包括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居民生活费开支、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和医疗费用等。），在10—1000万人规模区间都有正的净规模收益。在100—400万人之间时净规模收益最大，约为城市GDP的17%—19%（见图1）。因此这一区间的城市可以称为最佳规模的城市（王小鲁、夏小林，1999）。过去若干年中，这类城市恰恰增长最慢。这说明目前的城市政策体系不利于最优规模城市的发展。
图1 城市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拟合曲线
注：城市规模总收益与外部总成本曲线分别以规模收益和外部总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表示。两条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是城市规模净收益占GDP的百分比。该距离越大说明城市的规模净收益越高。U是城市规模（单位：万人）。
根据上述结果，城市发展政策需要调整，从限制转向允许和鼓励在合理区间内扩大城市规模，重点促使一些有较好基础条件的中小城市发展成为100—200万人的城市。加速城市化建设应以市场导向为主，包括：（1）市场进入和产业选择；（2）产业投资和部分基础设施投资；（3）人口、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的流动；（4）城市现有产业的结构调整。但政府也应在以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 ）消除不利于城市发展和市场运行的行政障碍和地方保护，鼓励市场导向的跨地区投资、产业重组和兼并；（2）提供合理的城市规划， 加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环境；（3）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对城市布局、规模、 产业结构进行引导；（4）提供良好的城市公共服务，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设想如果在2000—2020年间城市化的速度从90年代的平均5 %提高到6.5%（按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计）， 而且城市化进程主要集中在规模优化的城市，这将每年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生产率、带动投资需求等途径使经济增长提高1.5个百分点，这将对消除农村贫困、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作出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带动因素。
（三）需求结构变化与增长方式转换
经过20年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初期那种由填补市场空缺过程拉动的增长势头已明显减弱。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导致了市场饱和。根据1995年工业普查，104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生产能力利用率超过80%的只占30%；利用率在50%—80%之间的占46%；利用不到一半的占24%。90年代后期，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进一步加剧。
同时，由于收入提高和差距拉大，需求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较高的消费需求与目前占主体地位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供给结构不相吻合，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带动的是进口。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增加，这种需求与供给间的结构错位还会扩大，低技术产业可能进一步衰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规模重组、管理入轨、产品和技术更新换代的挑战。只有成功地进行结构调整和加速技术进步才有可能完成增长方式的转换，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为了使企业蕴藏着的巨大技术进步动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解决一系列制度保障问题。首先是消除阻碍技术创新、扩散和产业化的市场障碍，包括前面已提到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市场和企业的不适当干预问题等等。此外，在那些市场失灵的领域，适当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以促进技术开发和产业化也是必要的。
四、宏观环境：国际经济、宏观政策、社会稳定
（一）经济增长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
中国经济的迅速国际化是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结构性变化。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5%上升到了1998年的19%。最高时达到23%。出口年增长率以美元计高达16%。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商品的比重由12.4%提高到89%，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0%上升到46%（贺力平，1999b）。到1997—1998年，年顺差高达400亿美元，净出口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占44%，外资企业对于缩小我国的国际营销差距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国内市场上，外资企业也给国内企业带来竞争的压力，推动它们提高效率，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产生了示范和扩散效应。这对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有重要意义。近两年来，外资投入明显趋缓。这有国际经济状况和投资格局变化的影响（包括世界市场上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已经转为跨国企业并购），也有国内市场竞争加剧、需求不振的影响。同时，外资投入的速度也取决于国内进一步开放和国内市场环境改善的力度。这包括提高政策与市场的吻合、政策的一致性和透明度，制止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消除政府腐败和提高政府效率等。
我国经济今后仍需继续走向国际化。从长远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有助于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减少贸易阻力，推动外贸和外资的增长，也有助于技术引进和推动国内的竞争。
但“入世”也可能对某些国内产业形成很大的冲击。国际经验证明，如果国内市场以“大爆炸”的方式对外开放，国内经济政策不相协调，国内企业缺乏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有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管理部门都应研究“入世”带来的相关产业领域的新竞争和市场变化，学会在新形势下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发展空间。改革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在一定时期内减小开放对国内产业的冲击。
目前一部分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不如外资企业。若干正在或即将对外资开放的行业，例如金融、通讯等，还没有完全对国内非国有企业开放。这不利于我国的国际竞争地位。在更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之前，应当认真解决对内开放的问题，这应当成为迎接“入世”挑战的重要一环。
（二）宏观政策与稳定增长
改革期间经济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宏观政策大体维持稳定运行，避免了改革以前的大起大落。但尽管如此，经济波动还是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以1989—1992年为例，虽然该时期的平均GDP 增长率达到了7.7%，但计算显示，经济波动至少造成了2800 亿元（1989年价格）的效率损失。
改革期间宏观调控对经济形势判断的准确性和预见性、手段选择和力度把握的科学性方面还是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近年来，宏观调控逐渐走向成熟，自1993年又一次经济过热后，适度的紧缩政策使经济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近来又通过扩张政策有效地启动了经济。不过，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教训。主要表现在1996年景气状况已开始转冷时，“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没有适时转向，加重了1998—1999年启动有效需求的困难（张晓晶，1999）。
正确的宏观调控，还必须建立在准确的经济信息之上。在过去某些年份中对经济形势判断欠准确，与统计失真有关。尽管统计部门已做了大量纠正工作，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现象，这主要来自各级政府对统计工作的任意干预。这在今后仍然可能是妨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危险。严肃统计纪律，排除行政干预，并进一步将统计方法科学化，将是保证宏观政策正确，从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孟连、王小鲁，1999）。
（三）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增长的边界
过去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基本保持稳定。但近年来不稳定因素有上升的趋势。这些因素如果积累到一定临界值，有可能发生突变而危及经济增长。以下是几个重要方面（周天勇，1999）：
1.金融风险。20年来，金融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了银行不良资产大量积累的金融风险。目前清理坏债的工作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更重要的课题在于消除导致坏债大量发生的机制。金融改革本身也会带来风险，例如地方金融机构、农村基金会、保险公司因管理不善和缺乏金融监管造成的不良资产和兑付困难，今后必须花大力气解决。但有问题并不意味着应当停止改革，金融改革必须积极而审慎地进行，在加强金融监管、健全法制的同时逐步开放金融市场。
2.失业增加。近年来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实际失业人数迅速上升。1998年估计实际城镇失业率达到了8.5%， 加上企业内的潜在失业，可能达到13%。今后能否使失业率不超过危及社会稳定的临界点，主要依赖于非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
3.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多数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在地区差距方面，省际人均GDP标准差在1991 —1996年间增加了1.6倍。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改革初期趋于缩小， 但以后转向扩大，大体回到了改革前的相对水平。在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由于工人下岗、农民负担加重和卖粮难等原因，贫困人口都有明显回升。
4.农民负担。在许多地区，农民人均实际税费负担大大超过中央规定，屡禁不止，严重者甚至危及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一个主要原因是地方党政机构膨胀、编外人员无限扩大。一些干部以权谋私、追求享受、铺张浪费也是增加农民负担的重要原因。只有推进农村基层政权的体制改革和扩大基层民主选举，才有可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
5.吏治和司法腐败 我国吏治和司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类似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病症。国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索贿、参与走私、买官、贿选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1995 年涉及干部经济犯罪案件立案15万件，追缴脏物66.8亿元，其中涉及县处以上官员5000余人。官员徇私舞弊等腐败现象还导致了大量投资失误和“豆腐渣工程”，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司法腐败更是近几年社会反应强烈的问题。吏治和司法腐败导致经济秩序严重混乱、效率下降和社会不满，是对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
上述各项中，特别严重的是行政和司法腐败及机构臃肿。这些问题愈演愈烈，说明缺乏必要的民主监督机制。没有群众和新闻舆论监督，单靠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自身监督和互相监督是远远不够的，为保障经济持续增长，政府自身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五、增长综述：过去20年和未来20年
（一）改革20年的经济增长综合评价
1.经济增长率究竟有多高？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近年来国内主要报刊发表的涉及统计失真问题的文章和报道有50余篇，其中反映最多的是某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虚报产值。尽管国家统计局对汇总数据进行了大量核实和调整工作，一些研究仍然认为公布的增长率偏高（世界银行，1997；Maddison， 1998）。本课题的一项研究发现，改革前（1953 —1978）经济增长率可能高估了1.8个百分点。改革期间的1978—1990 年可能高估了0.5个百分点。主要偏差发生在1991—1998年期间，高估了2.2个百分点。同期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高估了4个百分点。 如对此进行修正，那么改革前26年平均增长率应由6.1%调整到4.3%，改革20年的平均增长率应当由9.7%调整到8.4%。调整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仍位居前列（孟连、王小鲁，1999）。
2.增长的贡献因素：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 依据作者对1952 —1999年期间全国固定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和对劳动力数量的调整，使用生产函数模型对1953—1999年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计量分析，并据此计算了各生产要素、体制和结构变动因素在改革前和改革期间对经济增长贡献（见表2）。 表中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是除去要素和制度变量贡献后的剩余项，按调整后的增长率计算。
表2 要素的产出弹性和结构变动对增长的贡献率
1953-1978年
其中:
1953-1960年 1961-1978年
GDP增长率(未调整) 6.109.40 4.70
GDP增长率(调整后) 4.306.63 3.31
资本
2.552.90 2.40
其中:储蓄
资本形成效率
外资
劳动
0.840.84 0.84
人力资本
1.080.58 1.32
要素贡献合计
4.474.32 4.56
农村工业化 0.40-
0.58
城市化 0.170.73-0.08
其他 -0.741.57-1.75
生产率贡献合计-0.172.31-1.25
1979-1999年 其中:
1979-1990年 1991-1999年
GDP增长率(未调整) 9.60 9.00 10.30
GDP增长率(调整后) 8.30 8.50 8.10
资本
5.10 4.85 5.45
其中:储蓄 (+1.0)
资本形成效率 (+1.2)
外资 (+0.3)
劳动
0.81 0.99 0.48
人力资本
0.93 1.32 0.40
要素贡献合计
6.84 7.16 6.33
农村工业化 0.83 1.09 0.49
城市化 0.50 0.57 0.40
其他
0.13-0.32 0.88
生产率贡献合计 1.46 1.34 1.77
注1.根据模型分析结果，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的弹性值分别取0.5、0.3、0.2。农村工业化贡献系数为1.2。城市化贡献系数按0.8计算。
2.资本贡献项下“储蓄”等三项是它们在资本贡献比改革前提高的部分中各自贡献的百分点。
改革期间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比改革前提高了2.5 个百分点，对增长加速起了主要作用。其中因投资效率提高导致的资本形成加速，对增长的贡献是1.2个百分点。 因此资本形成加速对增长的贡献中有一半是来自改革带来的效益。劳动力在改革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0.8个百分点，与改革前相当。同期人力资本的贡献接近1个百分点，比改革前有所下降。
以上三项要素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合计6.8个百分点， 比改革前提高了2.4个百分点。按照调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计算，改革期间还有1.5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上述研究还发现，改革中的生产率提高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进步，而是改革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按部门考察，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是非国有部门的迅速发展。而直到90年代中期，该部门的主导部分一直是乡镇企业。这主要归功于改革期间农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向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转移。农村工业化对增长的贡献在1979—1990年期间达到了1.1个百分点，21年平均也超过了0.8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改革期间估计有0.5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
（二）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
1.要素投入增长的潜力。储蓄率虽然在今后10—20年可能下降，但提高投资效率的潜力仍然很大，有可能完全补偿储蓄率的下降，使资本形成率继续保持在过去20 年的水平。这样， 根据增长模拟的结果，在2001—2020年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为3.3个百分点。 再考虑到劳动力增长的自然减速（但加强教育事业仍有可能使人力资本的贡献保持在0.5个百分点），今后20年间全部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达到4 个百分点，比过去20年下降2.8个百分点。 今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将主要取决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这又主要取决于：（1）资源优化配置的潜力还有多大？（2）能否实现技术进步加速和产业结构优化？（3）能否进一步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体制障碍， 形成保证市场机制运转、鼓励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的制度环境？
2.城市化：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今后市场对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越来越高。农村工业化受到若干因素制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正在下降。城市化在吸纳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重新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通过政策调整，加速城市化建设完全有可能成为今后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特别是要发展合理规模的大中型城市，促使一批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加速发展成为一、二百万人规模的大城市。这在今后20年可带来年均1.5个百分点的增长。
3.增长模式转换：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正面临着由于全面竞争和需求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增长方式转换。由填补市场空缺带动的外延型增长势头将减弱，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质量和企业管理水平将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实现这种转换，效率无法提高，预期的经济增长无法实现。这就提出了促进市场导向下的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任务。在结构调整中，第三产业发展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金融、信息、通讯、交通、科研、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将大大提高经济的总体效率。而零售、餐饮、生活服务、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管理、旅游的发展将改善和提高大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提高人口素质，也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如果进展顺利，可望带来不低于0.9 个百分点的生产率提高。加上城市化加速的贡献，总共可以实现2.4 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是保持今后20年继续以中高速度增长的关键。
4.改革与制度建设是增长模式转换的前提。要实现上述生产率提高和增长方式的转换，必须解决几个瓶颈环节的体制问题：国有企业和金融领域改革滞后；不适当的政府干预和税外摊派造成的不良经营环境和企业负担；政府机构臃肿和腐败现象导致的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缺乏对公平竞争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和法律保护。为此迫切需要改善市场环境，完善要素市场，改革政府机构，整治腐败，加强法制建设。这些决定了上述加速城市化、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进程能否顺利实现。
5.增长预测。我国目前正处在结构变动引起的高速增长动态过程中。今后即使要素投入和增长率都保持不变，经济增长率在中长期也会下降。为了更准确地模拟动态增长中的增长率收敛过程，这里将资本存量的增长设定为内生过程，它在一定储蓄率和投资效率下由GDP增长率决定，同时又和其他要素的增长一起反过来决定下一阶段的GDP增长率。
根据这一模拟结果，表3列出了今后10年和20 年可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这一预测是基于以下条件的：储蓄率下降但被投资效率提高补偿，城市化加速，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加快，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制度环境改善而得到保证。
表3 今后1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基本估计
2000-2010年2010-2020年
2000-2020年
资本 3.423.14
3.28
劳动力0.240.15
0.20
人力资本 0.520.52
0.52
要素贡献合计 4.183.81
4.00
城市化1.5 1.51.5
技术进步及其他0.9 0.90.9
全要素生产率合计 2.4 2.42.4
GDP增长率 6.586.21
6.4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
模拟结果显示，今后20年，如果上述几个目标能顺利实现（称为基本假设），将使我国经济在今后20年内以平均6.4 %的不含水份的真实速度增长（在2000—2010年间平均为6.6%；在2011—2020 年间平均为6.2%）。
模拟分析还考虑了除此以外几种可能的条件变动导致的增长率变化，包括储蓄率不下降，外资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投资效率不再提高，不发生城市化加速，制度环境没有改善因而不能保证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详见总报告附录4，各自假设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这些可能性导致的不同增长率列在表4中。
表4 在不同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预测
GDP增长率 人均GDP增长倍
(2000-2020年均） 数(2020/2000)
基本假设
6.40% 3.1
储蓄率不下降
6.73% 3.3
外商投资按8%增长
6.62% 3.3
投资效率不提高 5.94% 2.9
城市化没有加速 5.03% 2.4
生产率提高缺乏制度环境的保证
3.82% 1.9
模拟结果显示，今后储蓄率不下降或外资投入增长较快，只能在较小程度上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未包括外资的间接贡献）。如果城市化进程没有加速，经济增长率将只能保持在5%左右。更重要的是， 如果前面提到的制度环境改善不能实现，则城市化加速、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都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提高可能停滞，在极端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仅能维持在3.8%的低水平。在后一种情况下， 20年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将仅为2000年的1.9倍，大部分地区仍超不出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不会明显缩小（更坏的情况是经济增长由于社会不稳定而中断）。此外，如果人力资本继续保持缓慢的增长速度，就其作为投入要素的直接贡献来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考虑到由于人力资本储备不足将大大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其后果也可能相当严重。
如果按照上述基本假设，增长率保持在6.4%的水平，20 年后人均GDP水平将达到2000年的3.1倍，超过2500美元（按1999年汇率计），达到目前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将告别贫困。
（注：本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研究课题总报告的缩写稿。该课题由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组织进行，并得到了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和中国改革基金会的资助。课题负责人：王小鲁、樊纲。课题组成员：樊纲、蔡昉、杜方利、贺力平、黄晓京、孟连、王小鲁、武剑、夏小林、张晓晶、周天勇。总报告由王小鲁起草完成，其中吸收了11篇分报告的主要研究成果（分报告和背景报告目录见参考文献），但错误和疏漏由本文执笔者负主要责任。此外，陈锡文、海闻、江小涓、林毅夫、刘世锦、卢迈、米建国、盛洪、石小敏、汪同三、温铁军、易纲、余永定、张春霖、张军扩、张曙光、郑京平、郑玉歆等曾参加过对总报告和各分报告的讨论并提出过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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