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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与科教、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切理智的人们，无不为中国果断地打破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崇拜，坚决走市场经济之路而欢呼。然而在各种市场经济成份迅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难以完全回避在承负某些社会局面正在滋生、蔓延某些严重社会问题的代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所产生的种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对于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这种复杂的二元现象，原因何在？对策何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从不同的价值选择出发进行着不同价值尺度的评判，然而不管从哪个角度审视我们的社会现实，有一点应当成为共识，这就是：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探索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及人的全面发展[10]。
1.国际社会的共识：经济增长绝非社会发展唯一动力
六、七十年代以来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后来居上，领现代文明风骚的实践，也从一个重要层面向我们展示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致力于社会文明增长的重要性。新加坡在大量吸纳西方经济因素，实现本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挖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明因素，辅之现代法制，整悚社会问题，教化社会成员，调适人际关系，倡导廉洁吏治，收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同步增长的良好效果。许多国家类似的实践经验说明，能否高度重视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社会文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能否协调、和谐、稳固，而且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能否有持续的后劲和张力。这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有规律。任何社会，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都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经济增长绝非社会发展的唯一内容和动力。经济增长特别是一种新经济体制的建构和新经济形态的生成必然涉及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等广泛的社会领域以及意识、道德领域，要求社会机制从各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文化意识和道德素质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健康的势头和内生的活力。否则，社会文明与经济增长错位，社会文明滞后于经济增长，市场经济积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酿成某种社会危机，形成经济发展特别是新经济体制生成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障碍，往往比来自经济自身的障碍要严重得多，也顽固得多。正反经验说明，对待经济增长中的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有须臾忽视和懈怠。
2.以人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蕴含着人文价值的重塑
首先，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文化力的生长，把提高人的现代化素质作为可持续发展题中应有之义，并放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地位，依托现代科技，加大文化投入，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经济竞争的一大总趋势。现代市场经济竞争实质上是科技文化的竞争。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价值观念瞬息万变的今天，文化力已经成为现代市场发展的根本资源和基础动力。若不注重市场经济中文化力的增长，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更不会有持久的后劲。在文化基础尚还薄弱，国民文化素质尚不发达的我国现实国情条件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投入和文化生长，否则急功近利，重利轻文，各种低层市场经济的自发冲击必然造成相当程度的文化失落现象，甚至导致民族文化素质的衰褪。显然，这与可持续发展的性质和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加大我国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投入，关键在于加强教育，发展科技，包括高度重视社会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现代化素质。
其次，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人文价值的追求，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价值取向。这就要求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在人们从事的一切商品经济活动中，都必须自觉的灌注人文社会价值，用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根本价值尺度来支配、规范经济活动。具体来说，各种利益实体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在遵循价值规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的权益，而绝不能为逐最大利润损害社会效益和人的价值。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包括党和国家机构以及文化、教育、科学等非生产性社会系统，更不能把追求经济利益当成发展动力和最高目标，而应以追求人文社会价值作为最高目标，为提高国民素质，保障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环境提供积极的服务。
总之，通过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向社会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且内涵对社会文明的重铸；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凭物质利益动机来启动，而且需要有高尚的精神动力来推动。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
3.21世纪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世界的瞩目。在当前市场经济建设中，在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我们应时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世界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国民综合素质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一句话，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这个要素能不能发挥作用，是由人的最基础素质来决定的。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国民综合素质尤其是科技文化素质在经济发展、世界竞争中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以至于经济学家们把为提高这些素质而进行的活动称为人力资本投资。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力资本由数量向质量扩展的历史。在工业革命前期，生产和技术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劳动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工业劳动力一般从农业中转移或从殖民地国家中获得，这一时期主要追求劳动力的数量补充。工业革命后，逐步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科学技术成果不断应用于生产，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对劳动者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说工业革命标志着机器替代手工操作，使机器成为人手的延伸，那么20世纪中叶后微电子工业和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则标志着电子计算机代替人脑的部分劳动。总之，科学技术发展总的趋势是以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劳动者代替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劳动者。同时，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将把劳动力推向一个不论智力水平是健康水平等综合素质方面都越来越高的阶段。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营养的改善、疾病的控制、智力水平的提高对人体的健康有重要影响。经济学家将民族的健康状况称之为经济发展的健康存量，认为它同样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据世界银行对8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在这8个国家中，由于疾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相当于其年收入的2.2～6.5%，因此，减少疾病可以相应地提高GDP国民生产总值。在中国，由于体力和智力因素导致的健康问题危害到经济生活的数量和质量的例子到处可见。比如，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事实，在中国，缺碘人口占地区人口的比例与地区间人均GDP差异之间显著相关。一个地区缺碘人口比例越高，地区的人均GDP越低。目前，中国有4.2亿人生活在严重缺碘地区。在这些地区消除碘缺乏对消除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具有重要影响。中国黑龙江省桦川县苏家店乡的集贤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以致时常为国际控制碘缺乏理事会(ICCIDD)所引用。1978年以前缺碘导致该村80%的人口受到严重的智力损害。后因防治措施得力，碘缺乏危害得到有效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九年内人均年收入提高了2.5倍。除碘缺乏危害以外，目前中国其他地方病、流行病对人民健康、经济发展的危害也十分严重。
由此可见，国民综合素质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而且影响到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实力。展望21世纪，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知识和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因此，要使中国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国民综合素质问题，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知识和劳动者素质、依靠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轨道上来。
4.处理好与科技兴国战略关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这必将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加快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科学教育不仅能兴农、兴工，而且能兴国，这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科教兴国的基础前提是全民族的科学教育文化素质的提高，这又有赖于体力、智力、健康等基本素质的提高。因此，科教兴国，要先兴科教，科教要兴，必须先投资于民，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社会问题和危机的出现，从世界某些国家市场化进程看，都是从教育基础的不适应和缺乏时代应变能力开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全面拟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战略，加速培训符合市场需要的各类人材。不论是从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近百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还是从六、七十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事实，都可以看到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根本作用。90年代初的一份关于美国的研究报告表明，仅技术进步这一项就占了自1945年以来美国产出增长50%以上，其中提高人口素质对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与之相比，劳动力的增加只占27%。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工业化是以其原有很高的识字率水平以及大力推进教育事业，尤其是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为基础的。韩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始于20世纪初，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推行了重大的教育计划，60年代初，以其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加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世界银行的专家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增加9%，即受三年教育与不受三年教育相比能使GDP提高27%。
在中国，要实现科教兴国，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目前要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全社会都要重视科学、教育的投入，切实解决科教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气提高人口质量，以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从婴儿和孕妇抓起，重视妇女儿童的健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营养状况，从体力和智力上强健国民的体魄，增强劳动者的在职培训，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水平，减缩贫困，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这些为保障社会长期发展的投资，从短期来看好象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是要“花钱”，但从长期来看，其经济效益和创造的财富是直接而巨大的。
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要注意通过发展政策调整矫正“市场缺陷”。纯粹因市场自由发展的办法并不能解决环境污染、贫困和分配不公、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和引导，以便克服“市场缺陷”，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国民综合素质提高的问题，需要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的合理干预行为，需要企业家确立利润目标的同时确立社会责任目标，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才能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质量，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作出贡献。
五、人口与农业、治贫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反贫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准确地分析和判断市场经济给消除贫困带来的利弊，并采取有效措施兴利除弊，从而确保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机融合。同时，中国农业基础比较薄弱，生产技术陈旧落后，人均粮食产量一直偏低，农业粮食的生产水平长期处于增长缓慢和起伏波动状态。即使把以往有关政策失误存而不论，人口十分庞大而农业仍处在初级落后状况，足以使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举步维艰。
1.在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中反贫困
区域性反贫困是相对于阶层性贫困和结构性贫困的。指的是在发展过程中，某些区域因远离发展中心等原因而产生的贫困。在发展中大国产生和存在区域性贫困是由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进程形成的。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东部先进，中部次之，西部落后。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若干连片的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自然条件差、人口过快增长、区域内整体贫困、反贫困难以进入。
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基本消灭地区差距用了50年，德国、日本用了20年，我国更需长期努力。因此，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快促进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包括如何优先在西部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建设项目及相应投资，如何鼓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投资。具体操作如下：其一，政府计划调控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弗雷德曼从边缘区和核心区关系提出，改善核心——边缘关系要依靠政府政策努力，而不能靠市场机制来解决。[11]从国际社会反贫困实践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计划手段，都是在政府强有力的调控下进行的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缺陷的一种弥补，实际上是对市场自发力量的反向调控。通过政府的二次调节，对贫困地区进行开发，推动其发展，把区域性贫困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政府调控的功能体现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对贫困地区实行产业倾斜。其二，把握好平等与效率的度。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比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权衡更加棘手，影响也更加棘手，影响也更加广泛的权衡——平等效率。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权衡。”“或者以效率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平等，或者以平等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效率。”[12]其核心就是那个“稍多一点”，即度的把握。平等是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理解。在产品经济和计划体制下，人们注意更多的是平等，希望的是收入分配能够均等，忽视效率，共结果导致全社会贫困。但仅重效率，竞争加剧，势必会带来双重效应：效率提高，差距拉大。既有机会不均等，也存在结果不平等，引起贫富悬殊，从而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发展。其三，法制与经济手段结合，便贫困地区的开发走向制度化、法制化。
2.在合理调节社会分配、缩小城乡差别、扩大就业中反贫困
(1)失业和反贫困是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的增长尚不能满足大量增长的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需要，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存在。其一，经济发展速度与扩大就业的矛盾。社会就业压力实际上已经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基建投资规模形成了倒逼机制。其二，市场化与就业的矛盾。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必然要释放出大量隐性剩劳动力。如何培植新的生长点消化富余劳动力，是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课题。其三，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与城市有限的就业岗位的矛盾。“民工潮”影响着社会生活各方面。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镇居民在就业岗位上竞争，竞争的失败者形成新的城市贫困人口。成为消除贫困的又一现实难题。为此，对策是：基本需求战略与发展极战略结合。基本需求战略是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村贫困阶层的收入等手段来提高他们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力和自力更生的程度，逐步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世界银行在总结了80年代世界反贫困的经济发展战略后指出：“要迅速改善穷人的生活质量，并能在政治上保持不断提高，最有效的途径是实行从两方面减轻贫困战略。第一方面是寻求一种能保证穷人最丰富的资产——劳动力用于生产建设的发展模式。第二方面是广泛地向穷人提高基本的社会服务，特别是初级教育，初级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第一方面是提供机会；第二方面是提供穷人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13]基本需求战略针对的是贫困者个人，可以使贫困人口直接从中获益。同时，打破区域性贫困的“恶性循环”，在基本需求的前提下，选择有基础的部门，优先发展，扩大对其它部门的投资，以形成若干小的增长中心。没有发展极的贫困地区要制造发展极，提高社会发育程度，在充分扩大劳动就业中反贫困，巴西在这方面较为成功。
(2)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可持续发展反贫困战略是与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问题交织在一起。过去经济建设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必定要在低收入水平下维持高积累。不能不压低工资和其它工业成本的水平。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压低作为食品和大部分轻工业原料的农产品价格。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对农产品的低价统购和代价统销，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石。改革后，市场化程度低的城市工商业根本不可能顺利地消化市场化程度高的农产品。因此，应当积极寻求在城乡改革不同步的现实约束下，把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时时处处放在优先地位。农民利益与宏观的稳定之间，在长期中的一致性和短期内的某种矛盾性，是我国转型期一系列两难决策问题的根源。历史经验表明，不能长期置农民和农村利益于不顾。在城市工业发展起来并有能力实行自身积累后，应让农村创造的价值更多地留在农村，给农业造成宽松发展环境。在现阶段要做到工农业等价交换，并逐步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变，在加快缩小城乡差距中反贫困。
(3)改革前，中国处在贫困和均等化的分配格局下，分配矛盾并不突出。转型期，人们对公平关注的普遍性相当突出。利益分化较快，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甚为严重。对策是，强化对收入分配方面的宏观调控。特别要依靠财税杠杆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保证其不偏离适度差别区间。税收可以通过普遍的所得税制度调节不同收入阶层。从财政上政府可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把从高收入者那里征收的财富转给低收入者，从而为贫困者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3.市场经济下影响农业粮食保障的新问题
改革以来特别是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农业粮食保障面临新挑战，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追逐非农利润和收入，乡村农业青壮劳动力大量流失，有的地方耕地被搁荒。前面已经分析了乡村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本来是正常的，然而，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拉大，工农商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差距扩大，致使大量乡村青壮劳动力流向城镇、流向沿海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非农产业部门，不少地方只留下妇孺老弱等辅助劳动力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加之价格体制不够完善，农田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1986—1992年年均上涨约10%以上），使农民从事农业的实际收益相对下降，尤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农民的非生产性负担，摊派各种费用，一度使许多农民感到种田不如从事非农经济活动收益大，而脱离农耕，使一些地方出现耕地抛荒的现象。
其二，在利润动机的驱动下，农业经营采取了非可持续的生产模式。主要表现有：(1)农业生产上的短期行为，对农业基本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很大的提高，但由于土地产权虚置（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属集体、个人承包年限不确定），农民不愿对生产基本设施（如水利灌溉系统和平整土地、修建道路等）作长期投资。而且经济规模小，土地分散，也使许多农民无力投资。近年来政府的农业基建投资也相对减少，1993年农业基建资金只占基建总投资的2.8%，1994年继续下降，扣除物价因素后几乎等于负增长。由于缺少维护资金，全国水库1/3以上有隐患险情，这显然不利于持续的农业粮食保障。(2)和前者相联系，不少农户采取掠夺式的土地经营，这在“出口赚钱农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增产，除了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地膜、过渡灌溉使土壤受了污染和肥力减退外，还有不科学地增加复种面积，力求双季甚至三季收获，取消了保持土地肥力的轮作制和休耕制，或者缩短休耕的周期，结果也导致土壤肥力严重退化。在1980年至1992年间，总播种面积由14637.9万公倾增至14900.7万公倾，复种指数由147.4增至156.1，粮食播种面积占播种面积比重，则由80.1%降至74.2%。这种发展趋势如果没有新兴技术（如有机肥料、优良种子）和合理政策加以调整，将不利于农业粮食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贫富差距拉大，使乡村社会不稳定性增加，非可持续消费模式的影响扩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转向市场经济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许多乡村地区出现了一批“万元户”，甚至百万富翁，使贫富差距拉大。以往乡村中收入最高的20%的人同收入最低的20%的人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不会超过3:1，如今却有可能超过7:1。许多富有的农民虽然已懂得享受现代化的物质生活，但缺乏现代化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社会的许多陋习。他们往往对现行的富民政策存有疑虑，缺乏不断扩大生产投资以追求更大财富的雄心，却把财富浪费在盖房子、婚嫁摆阔，甚至赌博等非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上。在这种情况下，乡村中有不少人不安心务农，热衷于寻找谋利的捷径，甚至企图以非法的手段获得暴利。这无疑不利于实现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保障和维持社会安定。
其四，还应指出，实行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和转向市场经济以来，有的乡村地区集体经济力量在农村粮食生产上削弱了，社区的内存凝聚力削弱了，互相协作精神削弱了，加以生产经营规模细小分散，因此使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下降了，出现了不规模经营问题。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土地经营的最优模式也是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14]
4.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路线
导致近代农业资源的破坏和生态环境恶化，有经济制度上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农业技术的不当所致。
现代农业，主要是以“石油”为主的“工业式农业”。它虽然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较之传统农业成倍，成十倍地提高，但这种方式，不但不能维护和提高土地的自然肥力，而且还严重损害着它。农产品是生物有机体，维护和提高土地的自然肥力是农业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因此，凡是不能维护土地资源的技术，即使暂时有经济利益可图，但最终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石油农业”、“绿色革命”都已证明了这点。
进入本世纪70年代以来，生物工程技术给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生物技术被人们誉为“干净技术”，以生物为对象，着眼于再生资源的充分利用，可以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和维护生态环境。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可以培育出耐旱、抗寒、抗病虫害、省水、省肥、缩短生产周期的高产、优质、优效的新的生物类型，生物工程技术是靠生物内部的生命作用，来适应自然环境的影响，不需要大的机械，无机能源等设备，因而投资少、效益高。据测算，我国手工业、传统工业、高技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是1:10:100。可见，生物工程技术是一种既能产生较高经济效益，又能保护自然资源维持生态环境的农业生产技术。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生物工程技术作为重点产业予以投资。人们预言：21世纪是生物学世纪。农业现代化将不是机械化，而是生物工程化。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技术路线转到“生物工程”技术路线上来。邓小平同志提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15]可以说，生物工程技术给我国农业无疑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发展机会。这是因为，这种技术不是靠物质力量，而是以人为中心的竞争；传统生物技术，有机农业一直在我国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延续下来；我们有一批生物技术的科技人才。自从"863"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某些成果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实行鼓励政策，增大投资，定会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生物工程要在农业中成为主导技术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我们的农业技术也要尽量采用近期经济效益，长远经济效益和生态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技术。如发展“生态农业”和“立体农业”。“立体农业”是在单位土地面积上，通过“种、养、加”的合理结合，多项目、多层次、高效地利用土地、空气、光能等资源，从而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比较成功的有水田立体结构，蔗田立体结构，果园立体结构等模式。在“生态农业”方面，我国的“田塘系统”、“农村复合系统”、“综合养渔系统”，有机废物的生物利用系统（包括“饲料—沼气—肥料”三次利用系统，“饲料—沼气—蚯蚓—肥料”多次利用系统，“蘑菇—饲料—沼气—蚯蚓—肥料”循环系统等，都是比较成功的。
近年来，我国传统农业创造了许多适应各地自然条件的有机农业生态系统，并且被公认为是世界各国效仿的有机农业之母。它既能在产品上满足人们对食物能量和养分的基本需求，又能在土地利用上保证用养结合、地力常新。这种传统的有机农业生态系统，同农业生态系统的现代化农业—生物化农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其综合效率和效益不亚于“石油农业”。更重要的是，它是走向可持续农业的基础。
5.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走的是一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工农二元产业结构的路子，这种政策导致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单一、人口素质低下。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二元结构有所松动但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目前，仍然有70%的人口滞留农村，在狭小的天地里从事着单一且有限的农业生产。在“无工不富”的导向下，盲目办污染严重、产品低劣、效益低下的小工业；在一片经商热潮中，纷纷弃农经商，盲目涌向大中城市。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转变指导思想，即把农业仅仅看作是解决温饱问题转变到把农业看作是主要产业的认识上来，把仅仅生产初级产品转变到产前、产中、产后、种、养、加工一条龙上来。在工业化的美国，其农业是全国最大的优势产业系统，包括生产、加工、储藏、包装、运输、供应销售、出口等产前产后部门，其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比任何其他产业系统都大，形成全国乃至全球的优势产业。荷兰的人口密度比我国大，而且土地条件比我国差，在人均耕地只有0.9亩的情况下，每年出口农产品却达100多亿元美元。[16]因此，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从思想上、政策上真正把农业当作第一产业、优势产业，由粗放型农业变成效益型农业。由单一种植业变成产业化农业。
注释：
[1] 肖枫：《发展学与可持续发展》，《光明日报》，1991年6月13日
[2] 袁方：《社会指标与社会发展评价》，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年版
[3] 韩明谟：《人的发展在90年代中国社会工作中的位置》，《社会工作研究》，1992年（增刊）：第53－60页
[4] 郑世杰 张锐：《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现代化进程中的初步策划》，《学海》，1994年第6期，第34－40页
[5] 宋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人民日报》，1996年2月28日
[6] 陈俊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北京：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论文》，1995年11月
[7] 戴星翼：《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5期，第10－19页
[8] 田雪原：《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1期，第1－6页
[9] 刘怀玉 王中江 徐必珍：《当代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的结构分析》，《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第54－59页
[10] 包心鉴：《当代发展理论新走向与我国社会文明新发展》，《探索》，1995年第3期，第4－9页
[11][12] 秦均平：《区域性反贫困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北京：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论文》1995年1月
[13] 迟福林 朱华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反贫困战略》，《光明日报》，1996年3月7日
[14] 李竞能 徐斌：《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农业粮食保障和乡村可持续发展》，《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2期，第12－21页
[15][16] 刘占昌：《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光明日报》1996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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