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收藏，“日知录”和学人影响*——论沈从文先生的学术养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人论文,学术论文,从文论文,收藏论文,日知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2-0063-24
沈从文先生(1902-1988)写出了一部文学《边城》，又创造了一座学术“边城”。这个学术的“边城”，就是他后半生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之所以这样称谓，既是为了表明他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取得的双峰并峙的成就，也是指他的学术研究在当时属于少人问经的边缘题材，但从学界流行的“从边缘走向中心”之位移，这个“边缘”实寓“前沿”涵义。当然，学术“边城”的称谓也表明一种多少有些“被遗忘”的寂寞，相对于“作家沈从文”研究的热络，“学者沈从文”的研究要落后一大步。早在沈从文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就有人感叹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似乎从来没有引起过严肃的检视、争鸣，更无批评驳斥之声，这就如同巨人的肩膀已立在那里了，却没人肯登上去凭高望远。倾注半生的研究心血，在身后激不起波澜，引不来争议，这又是何等的寥落光景”①。这就不得不引发人们的一些联想，究竟是他的学问令人高山仰止不予至之？还是有人对他的学术成就尚在信疑之间？学界名耄黄裳先生近来发表文章，重提他多年前的一个观点——“沈是一位写文章的人……真实的意思是，他是凭一支笔闯天下的人”②，这种“一支笔闯天下”的定位，笔底之下隐伏着波澜，或多少有些置疑的意思在。
然而，笔者更愿意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学界权势网络的运转规则密切相关。沈从文师出无门，及门弟子有限，所处位置不居某籍某系的统续之内，所做学问也不在时流大学者的优选之列，逸出权势网络势所难免。但不在权势网络之中，并不排斥他在一个更大的学术脉络中的存在，他虽学非“正途”，其实也是自有门径和学人圈子的。在他通往学者的道路上，就是从求知启智的强烈兴趣入手，追踪时代学术发展流向，取学多方，凭藉“苦读”、“眼摹”、“手追”、“默识”、“心研”、“自度”、“交往”，以刻苦自学打下学问家底而修得学术正果，并非随便翻书攒得零碎的知识学问。故本篇拟爬梳传记、书信、日记、著述、回忆文字等相关资料，从读书、收藏、学人影响各方面，寻绎他学术养成的脉络，试为“学者沈从文”的学术人生做一点开篇处的申论。
一、读书：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
读书是治学根柢。传统读书治学讲究师门出身，现代读书治学更重视体制学历，而这两点，都和沈从文搭不上界。在他各个时期的人生履历表中，学历一栏填的都是“高小”，可1980年11月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学术讲演时，他又自道是“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预备班毕了业”③。学制内的高小和学制外的所谓社会大学本难以相较，但它提醒我们注意，沈从文的读书不是那种考试修学分的“学历”，而是一种虽逸出常轨而又是真正读书的“经历”。后来沈氏回顾平生，谈及“书本的影响”，说：“书籍对我发生的影响，比人的影响大许多。”④可见读书对于他的问学实具有非凡的意义。
我们最早比较集中见到沈从文读书经验的，是他作于民国二十年(1931)的《从文自传》。这部本意介绍他从边地少年变成新文学家的传书，留下了他大量阅读品鉴古史书籍、古器物文字图录和古诗文书画作品的经历。从后视角度观察，毋宁说这也是一部讲述他何以成为学者的“前传”，而这一点常为人目寓却不深究。有意味的是，自传中沈从文从来都是学校里的“逃课生”，但步入军旅生涯后却变成真正的“读书人”。这种刻意区隔的书写，表明他的读书动力来自于内在体会和自我选择。
这些书包括他自有的“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⑤，并石印《千家诗》等⑥，是为他书法诗文习得的起步。芷江驻防时，他在翰林出身、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同乡熊希龄公馆，读过《史记》、《汉书》和一些其他杂书，并从其中十来本白棉纸印谱，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款识⑦。但更多的是来自军中将尉的藏书。他从一个文姓秘书那里经常阅读甚而梦中也翻看的“宝书”《辞源》，获得有关《老子》、《淮南子》等古典文史知识⑧。由于书法出色、缮写能力强，他得以担任军队统领陈渠珍的贴身书记，负责管理这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所藏的“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经常和旧画古董打交道(包括为它们编目、造册与登记)，便“知道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由于成天翻看所藏《四部丛刊》，在遇到不懂的时代、人名时查阅《四库提要》，终至“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其时沈氏已经摸到读书问学的基本门径，不仅仔细阅读古籍图录，钩稽文献查明各种知识的出处意涵，而且还掌握了传世文献和出土实物互证法以达格物致知的途径。如在阅读《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书时，就经常“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逐渐熟悉所读古文字和古器物各种形制及相关知识，故而自道：“我所读的一些旧书，差不多就完全是这段时间中奠基的。”⑨后来他到北平苦住，文学创作之余，“为扩大知识范围”，又把“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当作“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⑩。
从所读书籍可知，沈从文已步入传统学问的脉络。如所列举《四部丛刊》、《四库提要》两书，网罗我国古代经史子集重要文献，分类流别而予钩玄提要，是研治古代学术的必备之书，后者还被誉为“书即师也……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11)。又如所提《西清古鉴》，为著录清宫大库收藏古代铜器的大型图录，共40卷(另附钱录16卷)，收录商周至唐代铜器1529件，每卷先列器目，按器绘图，后有图说，注明方圆围径，高广轻重，如有铭文，则附铭文并加考释，考证精审，“虽兼取欧阳修等众家之说，但又非诸家所能及”(12)。《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为南宋薛尚功所著20卷金石考证汇编，临摹古器物铭辞，逐条加以笺释，开后世考释金文著录的体例。两书图文并举，合古人“左图右史”读书法则，也启发后来沈氏学术著述图文映衬的文章体例。更为关键的是，从这些“线装书”中，沈从文体会萌生了关于人类文化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实为读书治学的极则和动力：“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13)
上述读书经历和所得体会，与沈从文后来的学术范围、使用材料、治学旨趣都有所关联。如果意识到这个自传是为传主如何成为一个新文学家现身说法，那么这段阅读古代文献经历的叙述，就通过“书写”的方式保存着传主在现实中暂时压抑了的另一个“自我”和“自性”，也刻画了一个“学者沈从文”的起始面目。这种早期的读书经验，其实就是所谓“童子功”的学术训练。释读古史旧籍书画及金石图录文字诸书，使他得以用一种“默识”的读书方式，不期然“预流”于学术，为他多年之后的回归埋下了伏笔。
然而这个自传中的“伏笔”也并非无意为之，而实与作传时传主的心境有所关联。青年作传，除追述往昔外，必寓透析当下而想望将来之意。结束湘西军旅流寓的读书生涯之后，沈从文经过多年磨砺，终成文坛新秀，并在1931年有了先后执教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的资历。此时他以新文学家身份担任大学教职，学者之路于事实上已无法逆转(14)，故必须“把气力管束到学问上”(15)，所以追溯早年读书经历，就有为将来开新路的准备，并可与当时读书旨趣互为印证。如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或二次”(16)；同期看的还有“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他向胡适汇报阅读王国维研治古代史地书籍，并敦请胡适“指示一下，关于古地理、古史，近人同往人有些什么书可看”，因为“我对于治古文字形象学问必不可少的上古中古史，知道不多，且具常识而缺少正确知识，对于古地理学也处处感到无所措手”(17)。此时他还准备作一部“中国之巫研究”，拟对“中国在儒、道二教以前，支配我们中国的观念与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发展，从有史以至于今，关于他的源流、变化，同到在一切情形下的仪式，作一种系统的研究”，并“已抄得不少材料”(18)，表现出对当时兴起的中国古史、古代神话和民俗研究的跟进兴趣。从他当时撰作《中国小说史》(19)负责的“绪论”、“神话传说”部分看，约4万字篇幅，所涉典籍和引用文献，自先秦神话传说、诸子百家、各朝史传文册、小说演义以迄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竟达百余种之多(20)。即使称引如此宏富，沈氏尤有“无书在手边”的不足之感(21)，可察他意欲广览群书的心愿及对读书与治学关系的理解。该书是沈从文最早付梓行世的学术著作，其价值不在学问之大小高低，而在于它呈现了一份早年沈氏读书清单和他因“志于学”而进行的勤学苦练，以及由读“杂书杂识稍多”，“从传统方面得到些方便”，从而具备了“综合消化古典”的强力(22)。此时沈氏读书已具明确的学术意识，其范围在古代文史、金石文字之间，并窥探、接触学界名流如王国维、鲁迅、胡适等所谈问题及考证方法，准备把自己的所知从“常识”向“正确知识”推进，实为他后来治学之奠基。
如果考虑到沈从文在文学上是一个高产作家，那么他的学术性读书实为不易之举，而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读书范围有日益扩大之势。据学生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读书多而且杂，除一般中外人文社科如四部书、文学书、哲学书、道教史、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外，还有《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观赏植物等博物之类，后又购藏《南海陶瓷》、《高丽陶器研究》等，兼收并蓄，五花八门(23)，“大概除了《相对论》，在他的书架上都能找到”(24)。从现今《沈从文全集》新编《见微斋杂文》看，收沈氏1943-1947年杂文《见微斋笔谈——小说上吃人肉记载》、《宋人演剧的讽刺性》、《吃大饼》、《应声虫》、《宋人谐趣》5篇，涉及古书篇目已从经史子集等常见书流向野史杂录残丛笔记(25)。诸篇联类古史杂著记述中国故事，以古例今来针砭国民性，对中国社会进行文明批判。虽然沈氏以“无怪乎饱读旧书的吴稚老，总说旧书读不得”(26)来解旧书之毒，但还是引来读者责其为“古董”且“读古书入迷”，可见其文足具学人面目，已不再符合读者对他旧有的作家印象(27)。
由读“杂书”进而写“杂文”，起铺垫作用的其实是博览群书所积聚的“杂学”。沈从文曾自道：“因为学无专门，看的书就比较杂……早打下个‘杂学’底子。”(28)但自北大复员返京参与北大博物馆事务后，其读书便多集中在文物研究、工艺美术范围。他虽不愿坦承“读古书入迷”，却敢号称是“东方迷”，“受中国文化熏陶至深……对于中国文史，古典文物艺术，特别倾心，亦若具有高度兴趣，及文艺复兴梦想”(29)，所以读书渐趋专门，虽在学艺上位列“杂项”，但圈地清晰，且作文时考述称引具足本色当行。比如讨论唐代王维画，从晋代“顾恺之述画”探源，以下推及唐代“《酉阳杂俎》、《历代名画记》和唐人集中题跋王画”者；五代荆浩“洪谷子论画”；“宋人《广川画跋》、《图画见闻志》……《德隅斋画品》，东坡、山谷、秦少游、刘后村诸人题跋”及“米芾叙《画史》”、韩拙“《山水纯全集》”、邓椿“《画继》”等；“入元则汤垕……虞集、郝经、鲜于伯机、赵松雪……每人集中画跋都有涉及王维(宋元集子文章极重要，中日写美术史的俱因力不及而忽略)”者；“入明则更得从刘基集中起……除论画如《式古堂书画汇考》董其昌意见外，还有著录画目如文氏子侄所述严家灭籍诸王画，项子京过眼之画，张丑还有《清河书画舫》，以至于孙承泽、高江村清人大收藏家的诸王画过目记”和“清人集子中跋王画和收藏目中涉及王画”者；最后是当代大村西崖(日籍)、向达、邓叔存、余绍宋、黄宾虹、张伯驹、滕固等著述(30)。即以此例而论，他对王维画的画史记载、研究源流，就已通读精审。此时他还接触瑞典汉学家安特生从西北彩陶出土判断文化西来之文书，表示“见解可疑”，并对斯坦因、伯希和、柰柯克、羽田亨相关著述有所研究应对(31)。从现存几款“从文用书题识”看，他读书常对心得、心情有所交代。如题郑师许《漆器考》卷首：“卅四年十月五日从枪声盈耳中购来。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材料少。”题小山冨士夫《支那青磁史稿》“用越州青瓷片筑墙的农舍插图旁”：
就花纹考捡，亦可知粉定来源。花纹单片极可贵，因尚可知唐代纹饰繁复到何等程度。
我如住(越窑)一年，得上万不同单位，一定有许多新发现，足供美术史、陶瓷工艺史作重要参考资料。但这一生那(哪)有希望？
这些事始终就无一个人肯来作。我想作也能作，可来不及自由使用生命，生命即萎谢了。
又题该书封面：“此书具创始性，引用史料也极丰富，(陈)万里先生之作实多抄自此书，但许多中国文献反而遗落不称引。”题寂园叟《匋雅》日译注本《支那陶器精鉴》扉页：“三十八年九月廿六，天地忽清朗异常，已入深秋。”《匋雅》一书，原著以随笔形式分为910节，日译者盐田力藏对每节均附加注释文字，沈氏研读之余，意犹未尽，以自己的见解，据新实物材料对该书近600节又作了上千条评注，达数万字(32)。他因比较中日文物研究而对中国“恐怕永远要走在日本后面”产生紧迫感(33)，遂起东渡观摩交流之意。1948年中央大学友人吴学义到日本参加审判战犯工作，他曾设法赴日考察日本漆工艺：“如真能赴日，弟实亦想看看日本漆工艺，因私意中国漆工艺技术，可从日本取法必甚多也。”(34)以此观之，人们常用“从边城走向世界”称其文学成长轨迹，即在读书治学一面，也是恰如其分。
沈从文读书深符博闻强记之道。这种读法，使他在原稿散失后，于文革干校中，即便手边无书也能凭记忆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改订重写工作，以致有人回忆：“他埋头在写，未见他读书，写出来的，引经据典，毫厘不差，记忆力委实惊人。”(35)由于研究领域特殊，其读书状态与研究常见题目的学人相比，也需特别的手眼和心力。如所研究服饰、陶瓷、玉器、漆器等工艺杂项，其中材料，除有限专书外，还需到其他文献中广为搜罗，一些吉光片羽，断碎记载，非经过通览细读披沙拣金否则不能见到。所以他重视经史，也重视子集，对杂记跋文图录等边缘文献尤其留意。由此还引发他对一般史学家专重经史，轻慢子集，拒绝工艺美术部门进行大胆的非议：“友人中有治史学，正如大学近三十年习惯，平时阅看《九通表志》，能熟诵大事年月，条理清楚，(惟)对于《四部》中之子集二部，及工艺美术部门，复能狠心加以拒绝，完全不生兴趣。”(36)这对他圈定研究范围、在学术领域辟土启疆，实具重要的意义。由读书进而购书、用书，以及他对所藏图书的聚散在“自用”和“供他人参考”方面的态度尤其值得追述。如是自用之书，则珍视如宝藏，必以购进坐拥观睹为要务。在1970年代“读书无用论”环境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沈氏犹在尽力买书和索讨借出书籍。下放咸宁干校时曾请史树青在京中旧书店代购图书，书目包括：“《北堂书抄》(似有新印)；《艺文类聚》(似有新印的)；《太平御览》(新影印本)；《子史精华》(旧小字印本)；《格致镜原》(木刻不贵，扫叶山房似有石印本)；《全唐诗》(新印)；《杜佑通典》(清刻或新印本)；《大明会典》；《元典章》；新印通鉴(上海旧石印本也成，主要是查查)；新印四史；《文选》(中华印，如你上次给我那种也成)；《艺术丛刊》(似黄宾鸿编小本)；《佩文斋书画谱》(旧小字印本)；《三才图会》；《淮南鸿烈解》(刘文典？)；开明印小字廿五(四)史(一折八扣本也行，主要是为诸志作注)；《绎史》(小字石印似不贵)；中华印图书集成零散部门(如食货、舆地等部门和文物关系较多的)；一些成为处理品的近廿年出的图录(又雷海宗教授在云南似印了一本《历代兵制》，记得曾看过，也有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似有石印本或扫叶山房出)。”(37)达21种。不少地方交待图书的版本、用途，似可摸索当时沈氏学术关怀的方向。返京后又于住处兼工作室贴上还书“告示”，上写：“凡在京友好，借过我一切图书、资料，务请即早一律见还，便于清理一下，万万不要再冻结在任何个人手中，失去原来好意，使我工作无法进行。”(38)这些书包括“《中国古代石刻》(王子云编)、《唐宋名迹》(谢稚柳编)、影印《燕寝怡情》、《秦会要》、《图书集成》中有关泽运部分一册及其他廿年来所借各图书”等(39)。对于勤力聚书之举，他曾自作解释：“在博物馆工作，就事言事，就只希望手边能够多有些书，多有些对于古器物的知识，便于明天能更好些完成任务，因为明白‘爱祖国文物’及‘接受优秀传统’，都不是空口说的空话，只有能掌握丰富知识，并具体理解问题，明白传统优秀伟大何在的工作者，才能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40)1952年和1964年，他曾经历两次“书厄”，所藏图书数千卷被没收处理，其中包括重要大型图录、工具书和稀世文献《知不足斋丛书》原刻本(30集，207种)等，使他激愤之下发誓：“必须牢牢记住，且尽可能不读‘四旧书’，免得中毒，任一回倏然而来风雨中重作代为消毒，麻烦别人！”(41)这种非常时代冲冠一怒为图书的大胆表露，正显示一个迂阔老书生的本真和本色。
但在珍视所失之书的珠还璧归之外，沈氏又有慷慨散“书”之举。他曾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捐献《阿房宫图》长卷和上千种乾隆朝以前珍贵旧纸等，意在“或足为其他好事热心人作参考，增加一点常识……必可给别人一种新教育”(42)。而从1953年起，他为方便同行研究与集团协作，经常从自己经手过眼的实物、图录、书册文献资料中，“梳理出某一类别、某一问题线索，列出草目”，为他人提供导引性质的研究资料，“因随写随送，多不留底稿，总量无从查考，但估计以三位数记”(43)。从《沈从文全集》现辑21篇草目看，《龙的图案在工艺美术上的应用》所涉图书、实物资料达100种，《鸾凤百种(有代表性)》达65种，《关于玉的图录和文献资料》达34种，《带子种种》达114种，《可供参考的新出土文物中特别精美重要艺术品》达47种，《山水形象在古代工艺品上的反映》达31种，《前期山水画问题图像部分目录——由汉到隋的反映种种》达25种，《水纹在工艺中或艺术上应用的发展》达85种，《乐舞杂伎与戏剧》达84种，《杂伎图像参考》达38种，《唐以来乐部形象反映》和《关于唐代种种》各达57种，《〈卧薪尝胆〉参考资料应用》达25种，《〈文成公主〉演出形象参考》11类达69种，《〈武则天〉戏用参考》达24种，《宋戏文服饰、生活、行住、人物形象参考》达46种，《曹操像参考》达5种，《有关唐玄奘绘画》达7种(44)，致王家树信谈及“玉工艺的常识”达20种(45)，《关于马——给鸿祥同志信》达44种(46)，《马和马具的应用及其发展》达84种(47)，共计有1061种之多！不少地方或作钩玄提要，或罗列研究思路，“用这种方法，把若干孤立的材料‘排排队’，从中发现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影响和制约关系”(48)，经过如此的“材料一汇集……专门知识即可一变而为共同常识”(49)。这并“成为他实践‘古为今用’和‘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常用方式”(50)。由此可见，这种书册聚散流布的态度实际上表明了沈从文阅读史上“书缘”与“学缘”的关系——读书既是个人学术上独得之秘的津渡，也是还其天下之公器的孔道。
二、收藏：由个人“私有”转向博物馆“公藏”
对于收藏家而言，他们搜寻收藏古代遗存下来的金石铭器珍玩，虽不乏趋风附雅以提高文化身份或待价而沽以为囤奇生利者，但以“好古而敏求之”的态度收集古物，展开“玩物”而“研物”的学术活动，来破解这些古代遗存的文化密码，进而发掘其中埋伏的历史演进轨辙和时代传承变异的文化踪迹，却是其中名门正派的作风。起码自北宋刘敞刊刻《先秦古器图碑》、吕大临撰作《考古图》，尤其是欧阳修“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而号称“六一居士”(51)并作《集古录》以来，有宋一代由“好古”进而“集古”再到“考古”逐渐演为风气。在“好古”之风的吹拂下，宋人致力于撰写关于文物收藏和评鉴的著作，后起之赵明诚《金石录》、赵希鹄《洞天清禄集》都可称为其中的代表。“宋人对收藏及馈赠文物的兴趣，几乎所有的赠物诗中皆以‘好古’、‘古雅’称赏收藏者和文物，‘雅俗’观念结合‘古今’时态，广泛适用于评价文物，论定良窳。”(52)这种风气影响了三百年后明代屠隆的《考盘余事》、陈继儒的《妮古录》和文震亨的《长物志》等著述，并且从晚明延续到晚清(53)，终至独立出来而命名为“金石之学”，其中都可见出数世代学者以俨然心情从事收藏，并以肃然态度进行研究的迢递不断的信息。“金石学”位列“史部”，自近代西方考古学传入和对象范围的扩大，更拓展为“物质文化史研究”。作为物质文化史研究大家的沈从文先生，宗古人之遗韵先风，其学术道路也经历了从“好古”、“集古(收藏)”以至“考古”的过程。而随着治学方式由传统到现代的时代变迁，文史研究开始从“个人专事”向“集团研究”(傅斯年语)的合力攻关位移(54)，古物研究也经历了从倚重个人“私藏”向利用研究机构“公藏”的转换，资料向研究者的公开远比个人私有更为重要。置身于这样的学术潮流，沈从文先生的“集古”从专事个人收藏到捐赠博物馆予以公藏，以至形成博物馆建设要达到“集思广益，约请全国专家学人合作同工”的思考(55)，对其个人治学和现代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作用，都有令人不能忽视的意义。
如前所述，自在军中得览古书古器，并掌握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对勘研究方法后，沈从文好古之心油然而生。直到北京、武汉等地从事文学创作，他文学上的趋新似和“好古”的兴趣并行不悖。在他与亲朋好友往来的书信中，留有不少这方面活动的记载。如1930年1月寄赠自作诗画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友人王际真：“诗可裁去了。另外有一张画，还用酱油染成黄色，据说即像古董……画是不好，但请想想用酱油染黄题诗于其上的心情，或者以为有趣味吧。”(56)同年8月14日复王际真信，问及“考古学”事：“不想上天，还是向地下钻，你那考古学怎么样了呢？”(57)次年2月再次致信王际真，追问“考古学”事，并道及“南京古物展览会”情况：“你的考古学做了什么论文没有？近来中国南京开了一个古物展览会，听郑振铎说，龟甲文怪美怪体面精致，其余古东西也十分好。”(58)信中信息披露，沈氏不仅有假造古董慰藉心灵的趣味，也有爱慕朋辈有条件从事考古学的心情，对于龟甲碑版的审美意态同样表露无遗。
“好古”成为习惯，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如结婚布置新房，都用仿古家具，追求“古意”盎然的效果：“木器、碗盏，皆仿古式样，堂屋中除吃饭用小小花梨木方桌外，只是四张有八条腿的凳子，及一个长条子案桌，一个茶几(皆红木与花梨木)。房中只一床，一红木写字台，一茶几，一小朱红漆书架……木器我们总尽可能用硬木，好看些也经用些。”(59)书房墙壁则“有杨仲子所作对联一，系集甲骨文字……家中悬挂或尚不俗气”(60)。同期他的大哥沈云麓在湘西沅陵营建新居“云庐”，他还写信建议大哥“过上海一看新木器新家庭陈设，再来北平一看旧家具旧陈设，则心领神会，仿造制作，无不如意”(61)。但在家具布置陈设的“京派”与“海派”之间，他对北京旧式花样特别称道，认为“木器样子、门样子、一切窗格样子，只有北京形式极雅极美”(62)，再“经有艺术思想之大大设计，美丽动人，不问可知也”(63)。过两天他再致信大哥，答应帮助购买铜兽环，或“请专家画一图样，照式制作”，并夸说自己新居“椅子式样极美，若可照相当为照一式样寄来仿作”(64)，和兄长分享仿古器物之美。抗战期间的1938年，他曾返湘到沅陵造访这座他参与遥控设计的云庐，并在此迎候徒步远涉昆明的文史学者李宗侗、闻一多、许维通、浦江清等，留他们栖息小住。1937年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携家中老小循此路往昆明(后转至四川宜宾李庄)，途中兼做古代建筑调查研究，想到附近辰州龙兴寺实地考察这座宋朝古建筑，他建议大哥云麓“向当地大老、绅士、和尚、驻军设法，使他们得到种种便利，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座大庙”(65)，并特别说明：“他(梁思成)专门研究建筑，注意的是大殿斗拱(檐下那种承柱撑木，形如
样子)，以及屋顶、檐口、窗棂等等……这庙如当真是宋元建筑，他们必可以来看看。”(66)其时沈从文虽是文学家名分，但对梁思成及其营造学社欲破解古代“天书”《营造法式》之谜、为传统建筑艺术张本的志业甚为认同，并予以襄助。1950年代，他还撰文《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文汇报·笔会》1956年10月15日)、《故宫的建筑》(《人民画报》1957年第1期)，与梁、林夫妇大力推行的民族建筑复兴工程互相呼应。
然而，“好古”需要的仅是文化心灵，由“好古”到“集古(收藏)”，则需要物质基础的支撑。沈氏有条件收藏文物，直到其文名显扬且结婚之后才得以实行。如他自道：“其时经济上和时间上，都像是容许我把生命一部直接消耗到美术品的搜集上，因此有机会进而从北平市面还缺少商业价值，却具有充分美术价值的明清彩瓷和青花瓷平面小件器物，有系统保留一点印象。”(67)这是沈氏第一次收藏高潮，“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瓷盆”(68)；“他收集青花，远在外国人的注意之前。”(69)虽无具体记载详其细末，但从他1938年避战昆明，与妻子张兆和谈及京中旧宅藏品存放的家信中可见规模已非同一般：
各书各物不必吝惜，丢的丢，不要紧。我那些宝盘子尽可能带来存老伯伯(或为杨振声——引者按)处好，带来也好，全寄存瑞菡处更好。这里不需要它，因为走动时磕磕撞撞不便。这里有四个。最可惜的是在家打破那个小的，旁边有小眼儿的，只剩下些碎片，非常可惜。我们若当真在北方住上十年，我的收藏倒真可成一格，能印出书来必成为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现在已不可能了。我拟在无事时写一本忆盘录，用顶新方法来写它，每个盘子成为一个故事。(70)
从“我的收藏倒真可成一格”，到刻印图录，再到书写“每个盘子成为一个故事”的“忆盘录”，沈氏从倾力收藏到准备从事文物著述的心迹昭然若揭，也在完全追踪前代学者“好古—集古—考古”的学术道路。而“用顶新方法来写它”，同时意味着他在研究思路和述学文体方面会有新的创制。这个创制，可能就是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运用的“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71)那样的“新文体”。由于时局纷扰不断，“忆盘录”等终付阙如，但这段收藏经历无疑成为沈氏文物研究的开路。其后他撰作长文《清初瓷器加工》，还不忘提及：“作者在五六十年前，究竟经眼过手不少珍品，因此很多意见，还是相当重要。”(72)
沈从文收藏的第二次高潮是在避战时期的云南昆明。如果说北京收藏的便利是由于自圆明园劫余，且江山易代之后，大量大库及官绅私藏宝物流落民间，给收藏提供机会，并为学术研究给予方便，那么昆明虽偏居西南一隅，却与中原交通日久，和东南亚各民族国家来往密切，地方文化积淀深厚且独具特色，对沈氏的收藏而言，同样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73)。
其实在1938年由湘黔入云南路上，沈从文就被沿途所见“明代仿哥瓷”、“式样完全如宋制”的瓷罐等所吸引；甫抵昆明置办伙食用具，又为“汁水浓厚，温润无匹，形制尤古秀动人”的绿釉黑釉陶器所震撼。这些陶器或“完全保存定窑风”，或“竟和传世越窑如嫡亲兄弟”，或“转多唐三彩风味”，“所看见的在素陶上实可以排成一个新系统”，使他起意“如能收集百十种不同器物，陈列到任何现代陶瓷工艺博物馆，也将毫无愧色”(74)。从此他常与同道好友朱光潜、施蛰存、李长之、张充和、吴晗、汪曾祺等到昆明文物市场“觅宝”，收购瓷器、竹器、缅盒、彩陶器皿、服饰绣件、铜锡象牙杂器等等，以至“收集也日益丰富，几几乎可说是凡能用较少的钱，能买的全买到了”(75)。其中尤为他所宝贵者，一是康熙八骏图磁碟三只，沈氏曾著有小说《八骏图》，可谓机缘巧合，两者相映，有文、史互达之妙，惜未凑足八匹之数；二是购藏西南漆器，并引起研究兴趣。如他所言：“对于西南漆器更深的爱以及更多的关心，几几乎把陈列市上能买的全买到了。本意以为如能收罗到三百种时，必可就手边所有，写出个比较报告，向对于这些器物有兴趣的朋友，作个抛砖引玉的工作。”(76)对于西南漆器的发现，还触动他如扩展收集的地域范围，必将对文物研究有新创获的思考：“就川蜀接壤区域的木胎和夹纻器，与黔中接壤区域的皮胎漆器，及迤西南竹胎或编藤器物，能作较多收集，必然还可得到一个不同印象，足供漆工艺史专家学人作更深一层的探讨。”(77)
上述思考出自沈从文作于1949年的第二个自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中。如与1931年《从文自传》对读，1949年版自传的副题“一点幻想的发展”，或许也可视为第一个自传所压抑的“学者”沈从文的浮现。其实早于此时，即有人注意到“作家”沈从文在“玩物丧志”，但他自道：“古人说，‘玩物丧志’，两年来我似乎就在用某种癖好系住自己……需要它，我才能够贴近地面，不至于转入虚无。”他反对有人对“这人笔下枯窘，因为心头业已一无所有”的风议，进而自白：
我这支笔一搁下就是两年。我并不枯窘。泉水潜伏在地底流动，炉火闷在灰里燃烧，我不过不曾继续使用它到那个固有工作上罢了。一个人想证明他的存在，有两个方法：其一从事功上由另一人承认而证明；其一从内省上由自己感觉而证明。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我走了一条近于一般中年人生活内敛以后所走的僻路。寂寞一点，冷落一点，然而同别人一样是“生存”。(78)
据他在联大的一些“文学士”学生回忆，他们此时“走僻路”的文学导师，“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79)；他“时常拿起一件竹编小器物、一件手工编织的带穗挎包、刀鞘、伞带，向我们称道一番；或是翻出一件什么铜器的铭文拓片，要我们和他一道沉浸在对于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慨叹中”(80)。此时沈氏已经意识到“金玉木石”也是“人类一颗心走向另一颗心的一道桥梁”的材料，值得灌注深情与心力，“用各种不同的文字”加以表达(81)。多年之后，汪曾祺为80老翁沈从文先生写下的“从来玩物非丧志，老去著书为抒情”寿联(82)，恰如其分地呈现了沈氏由“玩物”而“研物”、由“集古”而“考古”的治学轨迹。
1946年北大复员返京后，即以向达为主任，梁思永、裴文中为导师，重建文科研究所文物古器物整理室，继续原北大国学门马衡、罗振玉、伯希和诸先辈开创的文物考古研究，并于1947年4月16日，由校长胡适牵头，组成十一人委员会筹备成立博物馆(83)。为充实馆内文物收藏，特向北大内外“收集近代及现在的民间工艺(手工制)品与其工具”，“边疆民族的文物及道佛的法物与衣冠”，“清代的衣饰、兵器、钱币、家具、戏剧衣饰”等(84)。这次文物征集，成为沈氏把个人收集转为捐献博物馆“公藏”的契机。据史料记载，沈从文先后捐赠自藏器物7批次，计有“漆器九件竹枕一个”(85)；“漆盒一件”(86)；“张墨农藏古印押一册”(87)；“青花串枝莲觥一件”(88)；“民国十二年宪法起草委员会纪念笺三张”(89)；“绿轴陶豆，彩绘芭蕉瓶，乾隆云蝠盘，霁兰小碗，仿哥蓝花小碗，青花番莲碗，及青花碗等七种”(90)；“升官图八幅，清康熙青花碗一件，织绣水烟袋套一件”和“清宣统二年简报一纸，十月十一日益世报周刊一张，绣缎镜帘一件”等(91)。后更将从云南购得的西南漆器尽数捐献(92)。范围涉及珍贵瓷漆器物和画印字纸等项，为一干捐赠人中最为活跃者，致使该馆表示：“经过沈从文、杨振声、唐阑(兰)诸教授之努力，采购藏品日增，故成立未久，已感馆址之不敷用。”(93)北大博物馆“暂时附设于文学院内拟在两年之内成立独立学系”(94)，如此院、馆设置的混搭，也成为文学教授沈从文向文物学者“悄然转身”的一个重要机缘。而在北平易帜后的1949年5月，北大化工系主任袁翰青教授前往参观，致信沈氏谈及观感道：“北大博物馆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历史，又在这样穷困的情形之下，竟能有如此成绩。使我对于在馆内埋头工作的朋友们，深致敬意。后来又知道，先生在这方面所费的心血最多，更令人感佩。新中国需要各种岗位的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博物馆事业在中国虽然刚刚萌芽，可是我们认定它是人民教育的一个重要部门，政府和人民一定会重视它的。而从事这项任重道远的工作的人，也一定会受到各方面的崇敬的。我以极诚恳的心情写这封短信，来表示我对于先生和北大博物馆诸位先生的敬意。”(95)信中言及种种，从专业角度考量，或可看作曾以民间手工艺制作研究中国化学史的袁氏的同人赞语；但从政治方面思索，由于袁氏一向都是“红色知识分子”，在共和国成立后又担任过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和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等职务，这封书信未始没有来自新政府的“统战”授意。据此或可推测，在共和国成立之先，官方即有对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的暗示。而考虑到同年3月28日，沈氏因受郭沫若等斥其为“反动文人”及北大革命学生在校园悬挂“名文”《斥反动文艺》大字报等等刺激，一度自杀，则袁氏来信不免还有一番私谊背后的“安抚”和期许吧。
沈从文献诸博物馆公藏的热心，实是他在文物研究方面越发自觉起来的反映。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文物研究从上层文化表征的金石龟甲碑版扩大到下层文化符号的一切工艺制作，加之考古发掘使研究对象的范围和种数更加广泛，都促使文物研究越发依赖资料的集中和公开。博物馆的设立即为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应运而生。然在沈氏看来，个人收藏无论怎样宏富，都无法达到“全与真”的程度，文物研究利用公藏资料显得尤其亟需和必要。博物馆正是保护“学问的原料”的最佳去处，对于博物馆的建设和功能的强调便成为沈氏关注的重心所在。特别是抗战结束而内战复起，百废待兴同时也千钧一发之际，文物的加紧购藏、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就显得更为紧迫，绝不能以轻浮放任的态度加以对待。1948年10月沈氏致信凌叔华，即对上述问题作出明确阐述，言辞峻急而不客气：
为中博在云南丽江收集的东西，也丰富惊人。从近事看发展，中国美术字画铜玉时代似已过时。具地方性特种美术品，将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与现代接触。我想如果在三年后还有机会来为美术现代化运动作点事，十年后一定还可把许多有地方性工艺品，使之与现代工艺重新接触。惟照目下情形说来，我们是否还能活三年，可看不准！
北平也许会毁到近一二年内战炮火中，即不毁，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么都留不住。目下唯一还可收购的，似乎还有丝织物中的绸缎，许多还是清初东西，即是晚清出品，也多乾隆花样，照时价还不过一美金一码，收二三百种，还有办法。可惜学校还无此眼光(即艺术专校也无此认识)，只有坐视它完事。凡这一类工作，我们恐怕永远要走在日本后面，军事上还可转败为胜，这类认识将打长久败仗了，因为专家学人可以说对此尚毫无兴趣，毫无认识。最作孽的无过于故宫，什么事都不作，只养下一些职员办公！木器家具除登记后搁着下来，竟若毫无用处，陈列室却用一专室放西洋钟！丝织物有上千种不注意，许多都在你们住平那个时候随意卖了，现在却还有一个房子陈列郎世宁艾蒙的大马。真是作孽子！
日本近十年在北平留下了一大分现代漆器和高丽陶，都因为没有人注意，散失到普通人手中去了，陶器有极好的。这些方面中央可没有人接收。徐悲鸿在这里作艺专校长，在交际上还活泼，在设备上却无能力补充。事实上艺专在北平办，唯一方便即利用故宫收藏，并为自己学校收藏就工艺美术方面作种种补充，因为先生比学生事实上还需要教育。但学校事实上还如一般学校，注册庶务一大堆职员，却没有几个人能研究。一个国画系慢慢的对于纸张笔墨也毫无知识，颜料也不会运用了，真可说相当可怕！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才真要革命！若照当前那样办下去，不低能即堕珞(落)，如同命中注定也。(96)
沈氏批评的锋芒所指，认为收藏机构未能尽力收聚散失文物或对文物处置不周，显然缺乏保护意识及应有的学术准备；任事者对藏品“毫无兴趣”且视之为“食余剥剩，无用当弃”，会阻碍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扬和现代工艺美术的发展；而研究机构未能以“学者”为中心，配置失当终使主脑尽失而枝蔓丛集。种种不当之举不仅可能在相关研究中出现“低能”，亦无法在与别国的文化竞争中“转败为胜”，导致一种新的“民族堕落”。而应对之策，在于“根本改造”博物馆的功能设计并加强其收藏整理，在专科以上院校设立文物院编印文化史或美术史参考图录，以及扩大省县市博物馆，注重地方性文物和民俗工艺品收集(97)，使“文物保卫”、“艺术革命”、“特种手工艺复兴”终不至于成为“空洞名词”(98)。
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从北大调整进入历史博物馆，虽在政治上仍被视为“反动作家”，但在文物工作方面终得到“收之桑榆”之效。且“十几年来，我因为征集文物，明白好坏，也明白价值。我有能力收买，并没有作，主要原因，是不想自己占有这些东西，公家东西见得越来越多，个人收藏就显得毫无意义了”(99)，他除得广泛接触馆藏文物外，还立意“让瓷器回老家”(100)，继续向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湖南博物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天津工艺学校、山东大学、长春人民大学、吉林艺术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学院等捐献大量个人私藏古物(101)，充实各学术机构的文物馆藏建设。而早在1948年，沈氏“振兴博物馆的新尝试”即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02)。如建议：“北大文、史、博物馆科，清华文、史、人类、社会、建筑、以及新成立的美术考古系，师范学院的博物管理系，辅仁美术、人类学系，燕京史学系，以及美术专门学校，采取一种崭新的进步合作态度”，选派学员，“一部分时间就各校所有课目授古器物学，美术史，及近代博物馆保管与陈列等等专题训练，一部分时间就故宫所有实物分组作观摩学习，并参加故宫某部门整理研究目录卡片工作。以两年为期。这种学生训练结果，即可作如下分配：一各回本校服务，二入故宫作专门研究，三至各省市及国内公私博物馆主持工作，四出国去作国外博物馆有关远东文物艺术的助手。其次是特辟若干陈列室，将有关现代文化特种工艺美术品，如瓷、漆、玉、牙、丝织物、景泰蓝、家具，专供国内学术单位，中博协会会员，及各有关部门专家，工艺美术指导设计人研究参考，并在技术上贡献以一切便利。”(103)国内文史学者利用这种成效，或兼任博物馆研究员，或于假期利用博物馆资料进行研究工作，“从实际出发，注意材料的全面性和不断发展性”，使文史研究充分结合文物，必能弥补“放弃实物，自然容易落空”的缺陷，“才可望工作有真正的新的展开”(104)。这种崭新尝试，在沈氏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在历史博物馆做“说明员”十余年，进而又“陈列员”而“研究员”，识器愈广，学力愈深，研物愈精，终至在学术上取得一系列惊人成就。1980年11月赴美国访问，沈氏于其文学创作往往数语掠过，对其文物研究倒是重点论说。其中谈及博物馆与其治学乃至馆藏材料与中国文物研究的关系，尤为点睛之笔：
那些有兴趣研究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与工艺史的朋友，都值得回去看看。任何部门都有大量的材料，存放在各省博物馆的库房里，等待有心人来整理和研究。这大多数都是过去文献上从没提到的，我们也只是进行初步的探索。但这工作明显需要大量的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朋友来共同努力。这种研究的深入进展，十分显明是可以充实、丰富、纠正《二十五史》不足与不确的地方，丰富充实以崭新内容。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仅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尚有一千万件历史档案有待整理和研究……光是这方面就需要有一百个历史研究员研究一百年。(105)
“我们地面上只有一部二十五史，地底下有一百部二十五史。”(106)这是沈氏从个人“小小储蓄”的“集古”出发到利用研究机构公藏进行“考古”的转折驱力，也是其文物研究不断扩大的疆域范围。1974年他致信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道及服饰史、绸缎史、家具史、漆工艺史、前期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艺术史、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发展史、乐舞杂伎演出发展资料等，已统统“拿下”，原因除“只是一个肯学而已”外，“经眼过手”馆藏数百万件实物资料实为重要的因素，“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107)。就此而言，沈从文先生重视“地下百部二十五史”的无量数材料，对其在特定部类或属“窄而深”的问题，而仍需进行“广而泛”的长期发掘整理研究的建言，对后来中国文物研究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提醒。
三、沈版“日知录”：从现实学习
对于自己的文学成就，沈从文先生常归因于体味生活的“大书”所致，以此移用于他的学术功业，同样可见出是从现实中逐步积累而成。1946年，在从新文学家向“用一个素朴态度守住自己，努力探寻学习的专家学人”靠拢的时期，他曾自道其“忠于求知敬重知识的观念”来自从书本以外所学到的东西(108)。沈氏的学术疆域在服饰陶瓷漆器及各种细碎民间工艺美术之间，虽位列史部，但其学术习得的过程，与在经史子集范围内沿袭授受的传统方式毕竟大不相同。其要点之一——套用“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篇》)——是出入于经籍而又与现实广泛接触，尤其是在书斋之外而行走于田野由渐悟寸累而得，这对他的学术认识、方向、范围、目的乃至方法的形成都可谓至关重要。本节依据有限史料，略举数例考察其从现实习得之学术体会，借斑窥豹于沈氏为学治学路径形成之原委。
(一)熏染于“社会百工技艺”
对于何谓“现实”，沈从文自道：“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109)这段夫子自道，是沈氏对其处世身份和为学方向独自性的一种刻意说明，表明与其文学创作持守“乡下人”立场一样，既与传统书斋学者的治学方式相异，也和挟工农自重以标示其意识先进的时尚知识分子不同，其“脱节”之处恰恰是他“特出”的地方。而这个特出之处，即是沈氏以“乡下人”眼光打量一切民间工艺美术，“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而且“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110)。这种有选择性的关注方式，成为沈氏圈定以“社会百工技艺”为中心的物质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基点。
早在军中读书生涯之先，沈氏即对民间工艺制作产生莫大兴趣。据1931年《从文自传》记载，他对“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均有深切的探究兴趣(111)；后在从湖南到四川的行军路上，复对途经古寺佛像和寺中白骨塔里人骨手中的麻花纹银镯子予以侧目留意(112)。这是迄今所见沈氏对物质文化的第一次书写，范围涉及制瓷(113)、绞绳、织簟、磨针、染布、打铁、雕刻、榨油、造船等民间工艺制作(114)，虽来自其少年经验的复现，却是与当时学术文化背景的变迁密切相关的。新文化运动以来，民间文化开始受到新学之士的重视，加之田野调查兴起，下层文化有逐步上扬之势，带动学术眼光向下位移，使传统经籍之外的一切文化创造均成为可供研究的对象和可资利用的材料。故沈氏道及“和大都市风雅人的鉴赏风花雪月是不大同的……童年中对于社会百工技艺……因之发生一种特别的关爱”，更申明“对于一般感性艺术的欣赏，也由于这个深而厚的底子奠的基础”(115)，恰显示其生命历程被学术新风照亮的一面。若与1925年起因受北大“歌谣会”影响，沈氏极力采辑故乡民间谣曲并加以详尽的学术化的笺释注解行动(116)——此时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吴歌甲集》也刚刚编定出版——相对照，则他早年在新学潮流中捕获的这种知识体会，不可不谓为含有新学术的底色。
“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于综合比较”(117)——少年时代接触社会百工技艺的经验，逐渐在其后沈氏的生命历程中堆积并放大，且对古代文物之美的价值判断大有超越现代文艺之上而认为应对新文艺创作具有启迪作用。在194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中，沈氏说道：“在过去，曾经产生过无数精美的绘画，形制完整的铜器或玉器，美丽温雅的瓷器，以及形色质料无不超卓的漆器。在当前或未来，若能用它到短篇小说写作上，用得其法，自然会有些珠玉作品，留到这个人间。”(118)在1948年发表的《〈曾景初木刻集〉题记》中，又以为现代木刻版画制作，若“从铜、石、玉、牙、漆、瓷上，从门扉窗棂上，从丝毛编织物绣染上，从佛道二藏宝卷弹词引首插图，从旧刻说部书插画，从带色本草纲目，从方志图录，从砚、墨、年画……扩大学习模仿改造，并供有心有手艺术家来重新配合”，必使“木刻画从插图地位而独立，于国际艺术独树一帜而有以自见”(119)。沈氏提醒的“百年后或千载后的读者，反而唯有从这种作品中，取得一点生命力量，或发现一点智慧之光”(120)，或可视为学者沈从文逐渐压倒作家沈从文的象征性语词。而在其后展露其学者姿态的第二个自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沈氏再次复写了前述的少年经验，说“再次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从此“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小市民层生产并供给一个较大市民层的工艺美术，色泽与形体，原料及目的，作用和音乐一样，是一种逐渐侵入寂寞生命中，娱乐我并教育我，和我生命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的”(121)。
如此复写类似的现实经验并强调、扩张其与自我生命发展的联系，表明沈从文在“纯知识”的获得及“爱智慧”的积累两方面，均出自民间工艺美术的熏染。这种“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122)，其后影响及于沈氏的学术，可谓在在皆是。长期接触、关注、思索社会百工技艺，使他不同于一般收藏家和艺术史学家经过间接方式才能掌握资料；通过这种近于现代学术的“田野调查”活动，他直接了解了在文化社会中地位低级的工匠，如何制作出文化史上可能的精品，并获得对这些工艺品制作的自然过程和本真性的认识。它的优越之处，是单纯依据文献而没有实地调查的书斋研究所不具备的。
循此道路，沈氏成为对出于普通匠人之手所制成的作品表现出深广兴趣并予以精心研究的“坚毅学者”(123)。他在1950年代之后坚定地立志为“中国文化史劳动人民成就部分作点基本功”，填补通史或文化史上关于普通人民成就的空白的学术旨趣(124)，便造端于此。如论“清初瓷器加工”，不仅及于上层制度设计，也注意到普通画师与工匠的才华和努力：
加之清政府重视瓷业，官窑一去明代强迫命令限额贡奉制度，每有烧造，多照顾到商业成本，不过分苛索窑户。御器厂重要烧造，仿古多由宫廷取真宋器作样子，彩绘多由如意馆画师设计出样，反复试烧，不惜费用。委派专官监督，如臧应选，郎廷极，刘伴阮，年希尧，唐英等，本人又具有较高艺术鉴赏水平，有的且躬亲其事，和工人一道，从生产实践上取得各种经验，所以在千万陶瓷工人、画师共同不断努力中，才创造出惊人奇迹，产生出万千件具有高度艺术产品，在世界上博得普遍佳誉。(125)
又论“中国瓷器史”，特别彰显制器者作为“沉默的无名英雄”，在人类经济关系和社会发达史上的巨大作用，并伸张其抗战期间即认定的制器者“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126)的观点：
瓷器在中国文化史工艺美术上的普遍成就，虽无物可比拟，使这个三千年来老大帝国，于封建统治失效，全民族受异族困辱奴役三朝(辽金之侵宋、元入主中国、清入主中国)，犹仿佛从陶瓷上还可看出一种不甘屈辱、挣扎反抗的民族贞固品质和单纯信仰，表现于各自不同的进步上。然而这种器物的制作者，一切技术上的改进和品质提高，在历史上除二三人偶而知名，一个大大的群体，便照例永远是在沉默中的无名英雄。倘若说，中国的文化在陶瓷，一部陶瓷史也既是人类经济关系和社会发达史的一系，那么这种文化史上的光荣创造者，极明显应属于《天工开物》、《陶冶图说》所提及一个劳动群的集体创造，惟他们才应当享有这种光荣的。如能从这个观点和一个新的社会观，来作中国陶瓷的叙录，应当是新美术史教程一部分极有意义的工作。(127)
研究对象既确立在社会百工的工艺制作，所据材料又在于文物实物，所定目标复在于要对中国文化史有所“发覆”，就“必需有人能够带着一种新的探讨精神，来从文物方面下手，再联系文献，综合问题，分析问题，必可望得到许多新的知识，新的结论”(128)。由此导致沈从文先生专注于撰述“用物质文化发展作重心的中国文化史”，形成他最为特出的“以物证史”(129)的学术特色：
到如今，我们就还没有一本能够用物质文化发展作重心的中国文化史，更没有一部以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为正统主流的中国美术史或工艺发展史……读书人，不可免还存在于书本中研钻，从文字章句间找证据，以书证书。弄金石书画杂器物的，旧式的尚难摆脱玩古习惯，把握不到大处。新式的又常……概念地理解它和上层文化的结合十分紧密，可无从再进一步，理解它和生产劳动的关连——即一切出于劳动创造，而对之发生应有的敬重。(130)
从“读书人，不可免还存在于书本中研钻，从文字章句间找证据，以书证书”回溯到“我的知识大都是从书本外得来”，沈从文先生学术习得之特色和学术开拓之流向，是值得无穷回味的。今人，尤其是不少文学之士，仍对沈氏的转业抱有惋惜之词，认为多是时代政治压迫之下的无奈之举，这实在是出于对沈氏这一段人生轨迹和学术心史的陌生。1952年，辅仁大学一部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沈氏拒绝了邀其出任国文系教授的正式聘请(131)；1953年，又主动关闭了重返文坛的大门(132)。个中缘由，只有沈氏了然于心——不仅是他“日记”所记的“天启”般文字，以为有种冥冥之力在支配他：“在我生命中先是成为一种势力，随后即成为我生命向上向前一部分动力，而末后，还将转化到一组文字上，如同千百年前过去那些制瓷绘画的工人一样，充满柔情和热爱，转移到一个小碗上去。”(133)而且，自信于他从现实摸索出的学术新领域，证悟出来的研究新方法，必将具有“学术革命的意义”：
至于试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作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134)
在当时，受时代氛围影响，沈氏探讨学术不免常用到“唯物主义”、“实践论”、“为人民服务”等时尚习语，但多是学术层面的。他几乎是以“六经注我”的方式使用它们于学术问题，而殊少意识形态意涵和庸俗社会学取向。如说“实践论”是：“若一切学术研究工作，善于运用实践论求知识，反复求证的方法去进行，必可得到新的进展。”(135)又由服饰研究谈及“唯物”：“之所以我们研究服装不是为了好看搞，也不是为了演戏搞。意思是可以探索许多，互相来证它……可以解决许多一般的或是专家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也为提的都是证据，一切实事求是，唯物嘛！一方面可以补充历史文献所不够的，一方面可以丰富历史文献的内容。”(136)显而易见，“实践论”、“唯物”在这里变成了“实证主义”，体现着科学求实的精神，其移花接木也好，偷换概念也好，甚至是“狐假虎威”也好，总之成为沈氏厘清自己“考证派”治学方法的工具。这也可视为沈氏不以书证书，而是从实物出发，用实物结合文献进行综合研究的一个生动注脚。然也应该看到，共和国成立之初强调普通人民历史创造的时代精神，显然与沈氏一向重视“社会百工技艺”的生命经验及学术关怀是比较贴近的。沈氏由此获得以余生的全部心力进行学术研究的自信和动力，来填补“物质文化史”、“新美术史”、“‘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的种种空白(137)，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二)由“偶然触机”进而“大胆假定”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积累，由熟而巧；但也依靠触机而动，捕捉妙识。这都需要长久保持“有心人”状态。在沈从文先生早年流寓京华寻索作家梦的时候，他对物质文化遗存就时时关注，经常游览自名之为“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的琉璃厂及其近旁“满可以说是个明清两朝由十四世纪算起，到十九世纪为止的‘人文博物馆’”的挂货铺，其“就内容言，实在比三十年后午门历史博物馆中收藏品，还充实丰富得多”，遂成为他读书写作之外“安顿旺盛生命”的又一方式和“无从毕业的学校”(138)。其间收获有重要两点：一是发现存在着比博物馆所藏更为丰富的物质文化材料，在博物馆珍藏的经过反复汰选的精品之外，那些普通的工艺制作同样代表着人们生活的那个历史世界，值得研究考索，而这一点，是不逊于现代西方物质文化研究观念的(139)；二是为学术研究预想新领域，在“代表开明思想新一代学人，却极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居多只当成一份‘封建垃圾’看待”的当时，沈氏便“理会到这都是一种成于万千世代专业工匠手中的产物，很多原材料还来自万千里外，具有近古各国文化交流历史含义”(140)。这种在知识范围和学术视野两方面均蕴含超前性的新认识，无疑可视为沈氏学术人生的“一个大发现”。
回顾这段人生履历，沈氏是把它当作“为而不有”的“自我教育材料”的(141)；待到其坚定学术志向，便把它上升为善于抓住“偶然触机”的自觉，以为“科学的发现或发明，常有些‘偶然触机’记载。虽由于偶然触机，影响文化史却相当大”(142)。其经典案例，当属对西南漆器的发现和思考。抗战期间沈氏寓居云南八年，足迹不过昆明百里以外，却因市面收藏所见，即“由西南文物的残余，为历史所忽略，亦未曾为现代学人注意过的东西”，获得新印象，得到新启发，而其过程，就是因偶然发现而“由幻想，到假定，终于得到证实的”(143)。
如其发现“殷朱素漆奁”：
偶然间，在一个本地人家中，发现了个殷朱素漆奁，形制竟完全如《女史箴图》镜前地上那个东西，边缘上有一点简单彩饰，却近于铜鼓边缘纹案。当时我心中嘀咕：“如果这是漆奁，里面还应当可以放镜子和粉。”试一掀开，不出所料，原来还有两层套盒！这一来，真是又惊又喜！因为“镜奁”一词虽人所熟习，还少有人注意过当时收藏镜子的位置。故宫嵌铜镜如木框方式不古，北方漆系中的犀毗、剔红、填彩、堆朱、描金各式器物，却多方圆大小果盒、盘碗，不见旧式奁具。川广两湖两江漆器，器材处理即已大异，虽有用竹篾编胎加灰涂漆的提篮捧盒，还保留一点古代簠簋遗制，统少古意。闽中漆器又多受倭漆影响，由朱黑改五彩，由霏金彩绘转为浅淡色泽，失去了古典美，却把纤巧俏薄学到。特别器物较好的还秀巧玲珑，漂亮美观，应市货便不免日趋堕落。长沙、朝鲜、阳高出土晚周及汉代漆器，试从器材和形制处分上考查，即可知已精工十分，入成熟期。惟应当还有些比较早期东西，可作参证，应当有些和彩陶、石镞同时存在的东西，至今为止，从地下发掘还得不到。我因此推想，具边远区域性的工艺品制作，因种种限制，或有个传统形式图案，不易改变，由今亦可以会古。目下所见漆奁年代虽新，规范可相当旧。由于这点小发现触机，因此进一步，试向昆明旧货铺和文庙街夜市小地摊巡视，不多久即得到大小不同约十件器物。初步发现就证实了原来推测。(144)
文中所及，不乏“覃思妙想”，虽是因“小发现触机”，却由文物解决了“由今亦可以会古”的文化史大问题，不仅勾勒边陲地区工艺之特色，亦由此会通上古失传之制作，进而推及“有些陶器形制和商器相通”，有些漆奁“和韩非子叙述古漆器还完全相同”(145)，均是以今例古、以实物征询文献记载之真切的经典案例，不但见出沈氏结论之新颖，也显示其方法之独特。而在这一“今古条贯”的妙识之外，沈氏亦获取“中外打通”的心得。他从当地“耿马盒”(缅盒)的蛮人乐舞、王子出行、象车彩女、鱼龙百戏、兵阵行进等图纹彩饰推测其绝非单一文化的产物，进而大胆推定：“一、这种漆器从花纹形式上看，本来或比朝鲜发现蜀制漆器还早些。二、这种漆器或为西南边民特具器物(如绘蛮女乐舞及火烧藤甲兵)。仿汉式，而成熟于南诏以前。三、这种漆器系印缅产，或受佛教影响而成。因王子象车兵阵行列，与柬埔寨佛教遗迹作风相似。尤其是大型漆奁多如此。但形式还是出于汉式。”(146)断定出西南漆器制作受不同民族文化影响，经交流融合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文化空间中既有所交错，在成熟时间上亦有所迢递。沈氏并循此而由点及面，准备通过比证这些“惊人新发现”，提出、解决有关“西南文化史新问题”(147)。其后撰作《中国漆器工艺》，他仍不忘提及由偶然触机而进行大胆假设的重要性，以为从“空想到证实”，方可突入学术研究新领域，方能完成“举鼎绝膑”的艰难工作(148)。
(三)“游记”：学术的屐痕
在物质文化的描述方面，“游记”被视为与历史、人类学、技术和鉴赏力同等重要的文献(149)。对此，沈氏也多有体会和认同。居昆明时，人类学家陶云逵等在云南考察二年，所作游记和报告对西南文物有新发现，启发沈氏甚多，引起他的探索兴趣，获得文物研究若干新认识，致使沈氏认为“那些游记和报告，增加了世人对于这地方剩余潜伏文化的浓厚兴味，而我还分享了朋友发现西南的光荣”；他把这些学人称为“现代徐霞客”，是“西南文化唯一的开荒者……完成了一种庄严而艰苦工作”(150)。
沈从文本来就是游记散文的高手，1930年代所作《湘行书简》、《湘行散记》、《湘西》等，描摹风景，刻写风俗，表见古今更替，感叹历史兴废，堪称黄金文字。但他“也喜欢另外一种专家学者写成的游记，虽引古证今，可不落俗套，见解既好，文笔又明白畅达，当成史地辅助读物，对读者有实益”(151)。这些游记，一如“宋人作《洛阳名园记》，时代稍近，文体又平实易懂，记园林花木布置兼有对时人褒贬寓意，可算得一时佳作”；一如“《大唐西域记》、《岭外代答》和《高丽图经》诸书，或直叙旅途见闻，或分门别类介绍地方物产、制度、风俗人情，文笔条理清楚；千年来读者还可从书中学习得许多有用知识”(152)。
上述文字出于沈氏1957年6月所作《谈“写游记”》，发表于当年《旅行家》第7期，起因或为他在1956年《旅行家》第4期发表《春游颐和园》，应编辑部约请而写。然而此篇不应简单看作“作文法”介绍，盖因其中蕴含沈氏写作学者游记的自我体会及其类型。循此摸索，亦可侧面表见沈氏学术道路之轨辙。
其实从文人游记向学者游记转变之际，正暗示着沈氏从作家向学者的转型。1940年代，沈氏撰作游记已不多，查其《南北风景》、《霁清轩杂记》，学者笔墨渐为浓厚。如《霁清轩杂记》(1948)叙写颐和园风景文物：“迎面是霁清轩，廊柱楹桷全髹绿漆画上紫藤，别致得不免有一点儿俗气。如果是老款式，可能是新装潢，在油漆时把颜色配走了样子，所以给人印象是建筑与装饰不大调和。且不像是乾隆俗，很像慈禧时代的俗，如清末广东作风，和慈禧艺术鉴赏程度相近。”(153)又记“排云殿前大牌楼，是经改成钢骨水泥建筑，一切保存原来式样，只是油漆时彩绘不太好看，可能是材料不大合用……后山那一组毁废了的西藏式庙塔也重新打扫整顿，且开放了一座有铜罗汉的殿堂。工程还在进行，可能有些会被收拾以后，反而失去了游人到此本来应有的颓毁沧桑兴亡感慨，尤其是修补的材料大有问题”(154)。又看到无论是时髦士绅小姐还是旧式老派人物，游憩园中，恰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实有灌输一定专门知识的必要，不禁感叹：“要他们相信自己和科学可以重造这个世界，还要些时间！”(155)文章视角转换甚为频密，描写、批评、感慨交织进行，作者扮演着游人、专家和启蒙者等多重角色，其整体思考，在于国人要对文物有正确而真切的认识和处置。
《霁清轩杂记》出自沈氏对历史文化日趋衰退、渐不为国人熟悉而作，意在鼓动当局如文物托管会等妥善保存修复文物，以“文艺复兴”方式重建新文化(156)。类似观念也见于《北平的印象和感想》(1946)。此篇出于沈氏随北大复员回京后的所见(印象)所思(感想)，其要点之一，在于彰显文物保护对于将来国祚之意义。沈氏以为作为“文化中心”的北平，“必拥有文物才足以刺激后来者怀古感今而敢于寄托希望于未来”；假如以“老米”(美国，凤凰方言以“美”为“米”，沈氏如此表达实含揶揄讽刺之意)文化为中心，则祖国故都必为“权势和财富”的辐辏之地(157)，既失尽固有之国性，则国运必无将来。然沈氏又感叹道：
历史的伟大在北平文物上，即使不曾保留全部，至少还保留一部分。可是试追究追究保留下来的用处，能不能激发一个中国年青人的生命热忱，或一种感印、思索，引起他向过去和未来发生一点深刻的爱？由于爱，此后即活得更勇敢些，坚实些，也合理些？实在使人怀疑。若所保留下来的庄严伟大和美丽，既缺少对于活人的教育的能力，只不过供星期天或平常日子游人赏玩，或政要人宴客开会，游人之一部分，说不定还充满游猎兴趣，骑马牵狗到处奔窜，北平的文物即保留得再多，作用也就有限……在一个惟有历史却无从让许多人明白历史的情形下，北平的文化价值，如何能使中国人对之表示应有的尊敬，北平有知识的人，教育人的人，实值得思索，值得重新思索；北平的价值和意义，似乎方有希望让少数学生稍稍知道！(158)
沈氏言辞恳切之处，认为文物保护不应只在于实物的“保留”，更需通过研究和教育，以学术探索彰显其文化价值，方能使“惟有历史”的民族真正洞悉自己历史的密码，才能对“未来发生一点深刻的爱”，增进生命的力与美，否则“历史”将成为随意游憩之对象或政治操弄之工具；而负此责任者，非有知识的专家学人不可。
上述游记“记园林花木布置兼有对时人褒贬寓意”，恰是沈氏以学者思维取代文人思维的证据，其文体转换实包蕴作者身份意识的调整。然沈氏还有如《大唐西域记》、《岭外代答》和《高丽图经》那样的游记文章。1951年冬，沈氏赴川南内江参加“土改”，将沿途所见古物遗存、物产制度，或以长篇文字，或于文字不足之处用图画勾勒而形容之，均详细写入与家人所作书信中。其发掘地方文物遗存的兴趣，与1930年代所作《湘行书简》记述风景是大为不同的。其中所记多有新的文物发现，如样式还和汉代房子相似的花之寺、宋代石雕、明式石塔(159)，保存唐代石刻的卢音寺、乾隆时木造千手观音像(160)，以及各种民间金银木石制品、陶瓷漆器和藤竹编织物等等。由于四川毗邻西藏，还使他起意“到拉萨大庙去，别的不提，即从明代以来送到那里的各种绸缎和瓷器，也就可以长多少知识。还有西藏元明以来风俗画，世界上还少有人研究的”(161)。
往西藏一游的兴趣，恰是沈氏居昆明时“一点幻想的发展”的延续，使其设计出由云南—川黔(162)—西藏考察西南文物的“考古路线图”。此次西南之行虽带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目的，可对沈氏而言，也为他设想的利用边地文物遗存锻造现代新文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看到遗落民间的器物极丰富极有价值，沈氏乃想起抗战之初，力劝学校购藏文物以备教学研究的重要性，使新兴现代艺术接榫于古典和民间的活水源头：
二十年多前，我总提醒到他们，要为教育教员多作点准备工作，主持艺术教育的总不相信。一贯作风是从外边学一点东西，从国内拼凑几个画家，即把学校办下去。一个陶瓷系，劝他们为学生买一份古典陶瓷，收一份现代国内陶瓷作参考，就决不相信这种意见是如何具体的事情。一个雕刻系也是同样情形。他们迁沅陵时，我就劝他要从古典和民间木石雕刻掌握更多材料，学生才有益。他们不相信，也不明白民间还有多少好东西。(163)
又如在市井小铺发现新见老式器物，便欲收藏以贡献于革新现代工艺美术：
今天到这街上，又发现一个小酒坛，还是六朝时花样，加上了个宋代瓷常用的富贵双全一类吉庆语，一望而知是老式……是一千五百年前到一千年前花纹式样。这地方有许许多多东西都是这样，特别是瓷器……想为北大和历博各搜一份来，有用处甚多。有些设计即刻反映到新的景泰蓝器物上去，送到国外会为人看成伟大人民艺术的。在这里，不过是小饭铺小酒铺子里破烂罢了。我们糟蹋古代劳动人民遗产未免太多了，没有办法。一般说来都还只知道用年画学版画，从拙中学，学得好，很妩媚，泼辣，有生气。但除年画外，有万万千种造型美术都可以学，都不知道学，于是在时代过程中，就糟蹋了。(164)
于此，我们或可悬想作者的心事，大约是身在政治的江湖，而心在学术的魏阙吧。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字其实记录的是沈氏的“学术游记”，为我们揭示着他从1930年代便开始的学术思考。沈从文先生的两次西南之行，实是他学术人生的一大关键：前一次形成了他的学术的胚胎，后一次延展了他的学术的花枝，其后更以半生精力专事于文物的研究和著述。沈先生出生于邻近川贵滇的湘西边地，其文学创作也多以湘贵川结合部的人事作为背景，这与他的学术人生行旅具有重叠之处。这样的一种地域因缘，或可真算得上是传奇了。
四、学人影响：良师或兼益友
学有师承而不独学无友，向来是学人治学必备之资。以此反观沈从文先生，则线索甚为晦暗不明。究其原因，乃由于沈氏在求知阶段几乎不隶新旧学籍，少师门问学之凭借；复在其治学盛年遭逢浇漓乱世，学人间不存商讨辩难之空气。然沈氏治学，在如顾颉刚先生所主张的通过“冥行盲学”，“寻得一条路”，“寻得一块可耕的园地”(165)外，其在生命各阶段，利用点滴机会，或受环境影响，得到文化滋润；或因“转益多师”，规仿摹习，由取法乎上而获得学术真见识。
沈氏以军旅出身而为一生传奇的起点，然其“武生”身份实含有“学人”基因：一是其父系虽出于湘军军门，祖父沈洪富且因军功拔擢贵州提督，但母系黄氏一族却是书香门第，外祖父黄河清具前清贡生功名，担任凤凰文庙山长，编纂《凤凰厅续志》16卷(166)，为地方儒林之名流；二是沈氏所在“筸军”，实为前清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一部，曾氏提倡文人治军，以理学管束人心，军中亦多以读《曾文正公全集》为尚(167)，“武化”实与“文化”并进。沈氏于此发生“弃武从文”的汰变(168)，就因缘于军中的这种“文化”氛围。沈氏原名“岳焕”，其得名“从文”，即为军法长萧官麟据《论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说取“焕乎其有文章”)，改其名为“崇文”，再经他自改为“从文”(169)。可见即在此地军人眼中，“文功”的价值，在安身立命处，实高于“武略”。筸军统领陈渠珍(1882-1952，号玉鍪，有《艽野尘梦》行世)凭武力而号为“湘西王”，却以儒学大师王阳明、曾国藩自许(170)。陈氏常延其塾师、儒学学者也是沈氏姨父的聂仁德进士于军中讲谈“宋元哲学”、“大乘”、“因明”及“进化论”(171)；又允许其部属阅读书籍，聚谈学问，一些留日背景的军官，且从域外带来世界新知识(172)，使这支小小地方部队，也处于清末民初新旧杂处、姿态纷呈的文化氛围里。沈氏旧学新知的孳乳，也受益于这种讲学论道的空气。后沈氏称其为“一本大书”和“学历史的地方”，且认识到“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173)，不能不说是根植于此。
沈氏得益于地方名流的，还有蒙师田名瑜。田名瑜(1890-1981)，字个石，自号苦学老人，早年为南社社员及同盟会会员，长期从事民国革命活动，建国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田氏是知名诗人、学者，钱仲联先生《南社吟坛点将录》“于1100余人之社员中，选择108员入录”，列田氏为“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174)，并有《忍冬斋诗文集》、《思庐诗集》、《思庐文集》、《庸言》、《楚游屑录》、《湘西献徵初稿》、《湘西献徵续编》等著述行世(175)。作为沈氏凤凰文昌阁小学的开蒙老师，虽授受时间不长，二人情谊却延续七十余年。1936年春，师生重逢于湘西，契阔谈讌之余，田氏曾仿韩愈孟东野故事，写《送沈从文序》云：
庚申春，以事适黔，道梗镇远，旋晤从文芷江。从文方促刺为人佣书，而益自骋于学。迄是，思且未见者十年。间自沪津报纸，睹从文有作，辄怿怿以喜。而从文值乡人，又靡不余之询也。尝致书其兄，云余曩任县校讲师时，衣一布衫澹泊状，喟然无繇聚首。今从文自北平归觐，余罢官，为陈公畀以职事栖沅上，不期而邂逅之。噫，幸矣！从文既归旬日，重过余北去。开襟谈日夕，穷天下乐莫逾。因复进之曰：“学术今隳悖极矣，非卓桀不徇于俗者，乌能障之！明顾宁人有言：‘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大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救之。故不学则已，学必志其大者！’穷居深念吾国脊脊大乱，乱自学术。苟欲救之，亦必自正学术以正人心始。”从文才峻而气清，怀虚而志亢，所著书已翔有闻，然非余徯于从文者。而从文或亦不以自画，愿以宁人之言为鹄，益闳其学而致其知，不负其志与才，则与弋一时之名者异已！从文在北都时，从绩溪胡适之游，往见胡氏哲学史，无大类，虽似与吾不同趣，顾不得谓为不知言者。至北时，遇胡氏，试以吾言质之。(176)
田氏此序，或甚不以沈氏所著小说为然，相反力劝学生“益自骋于学”，以顾炎武“经世之学”相标榜，进行勘正学术以正人心、救隳世的功业(177)。而从“从文或亦不以自画”来看，则此次相遇，学生亦曾向老师表露为学心迹，故引来田氏“愿以宁人之言为鹄，益闳其学而致其知，不负其志与才，则与弋一时之名者异已”的点拨和劝勉。可以一提的是，田氏提到的顾炎武又是开有清一代朴学的先锋人物，胡适则被例称为现代以西法规划中国学术的领军者，田序明显褒顾贬胡，表明了他们治学路数的不同，显示出当时中西新旧学术的分歧，或也可视为对沈氏为学治学的一种建议吧。1951年田氏入中央文史馆，居京师北海静心斋，曾作《北海寄庑图》一轴。沈氏为其题记，言及田氏“每一接谈，总能给人一种亲切感印，深一层体会到古代学人所谓‘反朴存真’意思”，并追忆童蒙时期受田氏导引由“‘拼命逃学’转而为‘一心向学’”的过程(178)，则师生之间师谊与学缘的关系无疑是非常深切的。
同时在学术上影响沈氏的，具体可捉笔者还有王国维(1877-1927)、林宰平(1879-1960)和胡适(1891-1962)诸先生等。如前文所述，沈氏读王国维先生书甚早，在1930年前即阅览王氏所著考证古代史地书籍，《从文自传》所示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互证的读书方法，显然就是来自王氏“二重证据法”的启导(179)。而王国维《古史新证》的“二重证据法”，尤成为沈氏揣摩学问的深刻烙印，直到1950年代他还不忘指出：“王静安先生对于古史问题的探索，所得到的较大成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工作指标。证明对于古代文献历史叙述的肯定或否定，都必需把眼光放开，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作新史学和文化各部门深入一层认识，才会有新发现。”(180)而1978年复出之际，他还谈到：“研究古代文化，除了我们现有的文献资料，还有大量出土和传世的图像资料。传世的不比出土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如出土的那样可信，对待这些资料也要和出土的资料相比较，去伪存真……把出土的图像资料和传世的文献相结合，文献可以得到通释，图像可以得到确解。”(181)可见王氏治学方法对于沈氏发生的深刻影响实贯穿其整个的学术过程，成为他“以物证史”学术功业的重要凭借。
林宰平先生是著名哲学家、文学家，通晓中国旧学各个方面，诗文书画造诣尤深，以《北云集》、《北云文集》等行世。孟心史序《北云集》“深人既无浅语，学力足以达之”(182)，沈氏则为《北云文集》作跋。林宰平是沈氏文学作品的第一个评论者，二人以此订为忘年交并保持终生的密切交谊，被沈氏称为“一生影响最大良师”(183)。沈从文评林宰平“生平爱艺术，好朋友，精书法，能诗文”，早年“留学日本，习法政，却喜爱文学、艺术和中西哲学。回国后曾讲学于清华北大。解放后任职于国务院参事室。积学聚德，至老不衰。”(184)林宰平工章草，“变觚棱为浑厚”(185)，精于书画鉴定，著《帖考》，对沈氏章草书法和中国书画鉴定深有影响(186)。林先生“交游虽广，却能取予谨严有分寸”，“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作用于沈氏者有二端：一是“从事学术研究和言行践履素朴笃实的态度，能给人鼓舞启发”；二是“重在新旧文化遗产研究介绍，传播推广”，其“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尤为沈氏治学所宗风(187)。作为沈氏文学才华的发现者，林宰平还是其步入学林的引路人。他把沈氏引荐给徐志摩等，沈氏由此与胡适结识，终于不像处境相似的好友胡也频、丁玲那样投身左翼，反是“入伙”新月派文人集团并趋近于胡适派自由主义学人圈子。这样的一种因缘，其“偶然”之处，实为沈氏人生得以不断跃进的一个大关键。
至于胡适先生对沈氏治学的影响，就更为广泛深入；二人关系也久为人知，故此处不拟复述。仅就以下三点作一简单勾勒。一是沈氏作为胡适的“第二部《尝试集》”入职大学，本意是胡适为纠北大、复旦等国文系偏重古学，皆不看重新文艺之偏(188)，欲在大学推广新文学教学研究新事业；不料沈氏受其整理国故之熏染，终至在治学范围上由新而旧，开辟学术新领域。二是沈氏曾追踪胡适考证学风，作《〈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1955)、《“
爮斝”和“点犀
”——关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1961)、《杏犀质疑》(1961)，注疏实密，言必有据，考释精审，实事求是，解决《红楼梦》中服饰、名物多种问题。然据周汝昌先生回忆，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红楼梦》，版本校勘之外还需加上新注，负责其事的启功先生在当时批判胡适“繁琐考证”学风压力下，只能“一条注释尽量字少话活，竭力避免一个‘落实’的具体详实的讲解，亦即采取‘繁琐’的另一极端的‘策略’”，虚以委蛇，“用意甚苦”；沈氏不满于此而出示自注“红楼梦注稿”，引起启功先生的大惊恐(189)。即以此例而论，则沈氏受胡适影响并持守其考证精神的学术立场是强固而不受世风左右的。三是胡适提倡学术研究要“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指出：“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到日本的学术界了……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190)也为沈氏所服膺落实。如战后部分中国学人持狭隘民族立场，排斥日本汉学，宣称“材料既为中国所自有，岛夷就地取材研究楚弓楚得，重作处分，何预他人事，更何容战败者置喙”，沈氏对此并不完全赞同(191)，反转认为东洋学者“涉及文化史诸问题的讨论”，“排比材料客观认真的态度，罗列材料巨细不遗的方法，总能给人一种条理贯穿的印象”(192)，故“对于东邻学人近三十年的研究热忱，不能不深致深刻敬意”(193)。就以上三点而论，则沈氏治学受胡适影响是由人生选择进而学术境界的。至于胡适等自由派学人欲以建设“学术社会”来重构中国社会重心的设计和举措，对于沈氏身份转型发生的作用，则是又一个值得探索的研究课题，需要专文进行钩沉和论述。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人才辈出的世纪，产生了许多超拔特卓的人物，沈从文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以其起点之低而能从大作家到大学者，从而预世纪之风流，得生命之完型，使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虽从大端来说，“学者而兼文人”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传统，但儒林和文苑、治学与创作，又有所差等，大抵是以学术为中军，而以文学为副翼的。然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文学地位上升，作家趋于独立，文人和学者渐至两分，可值此时代潮流之下，传统的回力依然强大，推动不少作家复归位于学术，经历从新潮文学到古史研究的转变。即以沈氏周边同人而论，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林徽因、林庚、施蛰存等，也略相仿佛，为这一传统留下了或许是最后的一道风景吧。然而沈氏的特殊之处在于，和这些同人相比，他没有经历中西新旧的体制化学术训练，治学领域不取热点而逆向于冷门，人生轨迹又非常纵横曲折，其从文人向学者的转身，资人兴味而又话题纷纷。故本篇不烦赘言，草撰于此，以敬示于方家和读者。
注释：
①孟晖：《沈从文“服饰研究”开创新的学术方向》，《北京青年报》2002年12月27日。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董志翘教授曾为《学术集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名物训诂方面的价值》，因该刊停刊而加“纪念沈从文先生百年诞辰”为副题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是为笔者仅见之关于沈氏学术成果的严谨深入的研究性论文。
②见黄裳《也说汪曾祺》(《读书》2009年第3期)及《宿诺》(《珠还记幸》，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336页)。黄先生书评《沈从文和他的新书——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读书》1982年第11期)在欣赏之余，亦称沈著为“札记”，“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历代服装史，不是先有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精细的大纲，再来搜集资料，论证成书的”。而据徐城北《记沈从文先生》，当时有人认为沈著“只有资料，没有观点”，然徐为之辨正，指出：“沈并没有高兴地大声疾呼，宣布自己取得了如何重大的科研成就。我觉得，沈的这种态度，就丝毫不低于他的发见价值。沈做学问是有观点的，但内涵在简短的说明中。或许他认为，把问题搞明白、说清楚了，就是有了学问。”(徐城北：《直上三楼》，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此处反差，或关涉前辈学人与今时学者研治史学的差异：前辈学人董理史料，倾向于实事求是，逢佛杀佛，逢祖灭祖，以期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更显同情古人古事；今时学者擅用理论体系条贯往时事例，所谓结构完整理论精密，也可能去古人古事较远。
③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
④沈从文：《沈从文自传·书本的影响》，《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39页。此传作于1956年3月，为有关部门布置的交代材料。
⑤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43页。
⑥沈从文：《书赠张香还条幅跋》，《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515页。
⑦沈从文：《芷江县的熊公馆》，《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94、292页。
⑧⑨(13)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16—317，355—356、357，356页。
⑩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3—24页。“京师图书馆”为1909年张之洞长学部时奏请成立的藏清宫内阁宋元明清四朝图书所在(王国维：《库书楼记》，《王国维集》第2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34页)，旨在“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见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9页)；1928年改名“北平图书馆”。则沈氏为其长期的读者。
(11)张之洞：《增订輶轩语·语学·读书宜有门径》，光绪乙未夏陕西学署刻。
(12)《北京故宫馆藏藏书赏析》，http://bbs.imobile.com.cn/thread-tid-3278981.html。
(14)李青果：《文人乎？学者乎？——沈从文的三次出国计划》，《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1期。
(15)致张兆和，1930年7月12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93页。丁玲带有不满情绪回忆此一时期沈从文的话也可资证明：“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丁玲：《一个人真实的一生——记胡也频》，《胡也频选集》，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序言”第17页。
(16)沈从文：《题〈月下小景〉》，《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68页。
(17)致胡适，1930年9月28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07页。
(18)致王际真，1931年11月19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52、151页。
(19)与孙俍工合著，上海暨南大学出版社1930年出版。
(20)沈从文：《中国小说史》，《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68页。
(21)沈从文：《中国小说史·绪论》，《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页。
(22)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86页。此为沈氏1950年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束时所作“总结”。
(23)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文集(散文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沈从文：《交代社会关系》，《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32页。
(24)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收获》2009年第3期。1938年秋沈氏初抵昆明，有“重建书房”之举，其中书籍包括随身携带之书、暂停武汉时在武汉大学图书馆书库所抄各书、妻子张兆和从北平陆续邮寄或从北平家中携来图书以及在昆明旧书店所购书籍，林林总总，蔚为可观，以致向人夸示“书房很像样子了”。见“复沈云麓”(1937年11月26日)、“张兆和复沈从文”(1938年8月25日)、“致沈云麓”(1938年11月5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270、335、336页。
(25)沈从文：《见微斋杂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83—236页。
(26)沈从文：《应声虫》，《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213页。
(27)致彭子冈，1946年12月上旬，《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43页。
(28)沈从文：《沈从文自传·书本的影响》，《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39页。
(29)沈从文：《试谈艺术与文化——北平通讯之四》，《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83页。
(30)给一论文作者，1947年1月19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0—462页。全集编者在信末注记：“这封信是作者保留的废邮存底，在文化革命中被抄去，专案人员附加的纸条上写有‘专门谈画，无大用’等批注文字。”
(31)沈从文：《彩陶的衍化》，《沈从文全集》第28卷，第55—56页。
(32)以上见《从文用书题识选》，《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78—480页。
(33)致凌叔华，1948年10月16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512页。
(34)复吴学义，1948年1月27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89页。
(35)林蒲：《投岩麝退香》，《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55页。
(36)沈从文：《试谈艺术与文化——北平通讯之四》，《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87页。
(37)这些书册沈氏原即有藏，但在被迫让出旧居房子时散失毁去。见“致史树青”，1971年11月14日，《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561—562页。
(38)沈从文：《告示选·1974年秋、冬贴于住处兼工作室》，《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505页。
(39)沈从文：《告示选·1974年夏贴于住处兼工作室》，《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504页。
(40)沈从文：《交代社会关系》，《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36页。
(41)沈从文：《写于赔书单上》，《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501—502页。
(42)沈从文：《写于赔书单上》，《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502—503页。
(43)(48)(50)《文物研究资料草目·说明》，《沈从文全集》第29卷，第316，316，316页。
(44)以上见《沈从文全集》第29卷，第317—372页。
(45)致王家树，《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261—262页。
(46)(47)《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172—173，174—177页。
(49)沈从文：《马和马具的应用及其发展》，《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174页。
(51)《六一居士传》，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册，第44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34—635页。
(52)郦国义等主编：《雅玩：文人与收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引自衣若芬：《“好古”思想之审美文化心态试论》，《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53)衣若芬：《“好古”思想之审美文化心态试论》，《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54)沈从文受此影响明显，如其例说：“文化史或美术史参考图录的编印……宜由普通商人和专家个人，转而成为集团工作，不待说明也应当为国人所承认。这种工作求接近理想，应当由博协个人会员取得团体单位特别帮助，共同来进行编撰……相互衔接会通，不至于各自游离。”见沈从文：《收拾残破——文物保卫一种看法》，《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297页。
(55)沈从文：《收拾残破——文物保卫一种看法》，《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295页。
(56)复王际真，1930年1月3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5页。
(57)复王际真，1930年8月14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98页。
(58)致王际真，1931年2月27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35页。
(59)致沈云麓，1933年8月24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83页。
(60)(61)复沈云麓，1933年10月2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88页。
(62)复沈云麓，1933年11月13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95页。
(63)复沈云麓，1933年10月2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88页。沈从文对传统家具的宝爱终其一生。据徐城北回忆，“文革”中沈氏下放湖北咸宁双溪乡下：“沈已把北京家中大量硬木家具运到双溪，因为领导曾嘱告‘多带生活用品，除了煤球’。而这许多硬木家具，是抗战后从地摊所购。沈购此类东西与众不同，别人求新、求完整(由此取得经济价值)，沈则仅仅注意式样、花纹，至于有无磕碰反倒不大注意——他追求的，仅仅是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见徐城北：《直上三楼》，第28页。
(64)致沈云麓，1933年10月4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90、191页。
(65)致沈云麓，1937年10月29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257页。
(66)复沈云麓，1937年11月6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266页。
(67)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8页。
(68)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第50—51页。
(69)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王路编：《沈从文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70)复张兆和，1938年8月2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21—322页。
(7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沈从文全集》第32卷，第10页。
(72)沈从文：《清初瓷器加工》，《沈从文全集》第28卷，第102页。
(73)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第51页。
(74)(75)(76)(77)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30，33，36，36—37页。
(78)沈从文：《沉默》，《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04页。
(79)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给一个中年作家的信》，《我的老师沈从文》，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80)周北汜：《执拗的拓荒者》，《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第173页。
(81)沈从文：《沉默》，《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05页。
(82)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文集(散文卷)》，第133页。
(83)十一人为胡适、汤用彤、向达、裴文中、杨忠建、韩寿萱、殷宏章、芮逸夫、唐兰、杨振声、冯兰洲，由胡适任召集人。见《北大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977；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1946-194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88页。
(84)韩寿萱：《筹办北京大学博物馆的一点意见》，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卷宗号977；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1946-1948)》，第687页。
(85)北大博物馆筹备处：《博物馆谢启》，《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37期，1948年2月15日，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1946-1948)》，第691页。
(86)北大博物馆筹备处：《博物馆谢启》，《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40期，1948年3月14日，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1946-1948)》，第691页。
(87)北大博物馆筹备处：《博物馆谢启》，《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41期，1948年3月21日，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1946-1948)》，第691页。
(88)北大博物馆筹备处：《博物馆谢启》，《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53期，1948年6月13日，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1946-1948)》，第694页。
(89)北大博物馆筹备处：《博物馆筹备处谢启》，《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54期，1948年6月20日，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1946-1948)》，第694页。
(90)北大博物馆筹备处：《博物馆筹备处谢启》，《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62期，1948年8月15日，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1946-1948)》，第695页。
(91)北大博物馆筹备处：《博物馆筹备处谢启》，《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73期，1948年10月31日，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1946-1948)》，第696页。
(92)《漆器及螺甸工艺研究·说明》，《沈从文全集》第28卷，第166页。
(93)《北大前校长蒋梦麟赠送博物馆珍品》，《益世报》1948年4月23日；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1946-1948)，第692页。
(94)《北大两专科已正式上课》，《益世报》1947年10月4日；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1946-1948)，第689页。
(95)袁翰青致沈从文，1949年5月3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5页。
(96)致凌叔华，1948年10月16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512—513页。
(97)(103)沈从文：《收拾残破——文物保卫一种看法》，《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294—298，295页。
(98)沈从文：《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303页。
(99)沈从文：《我为什么研究杂文物》，《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90页。
(100)沈从文：《我的检查》，《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01页。
(101)沈从文：《上交家中破瓷器的报告》，《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82页；《我为什么研究杂文物》，《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90—191页。
(102)宋伯胤：《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第247页。
(104)沈从文：《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314、313页。
(105)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388页。
(106)沈从文：《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01页。
(107)此信全集未收，引自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读书》1998年第10期。
(108)(109)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96，373页。
(110)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3，22—23页。
(111)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260页。
(112)(113)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44，274页。
(114)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凤凰之子·沈从文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第44页。
(115)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78—79页。
(116)见沈从文：《筸人谣曲》，《沈从文全集》第15卷，第3—60页。
(117)(121)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3，22—23页。
(118)(120)(122)沈从文：《短篇小说(五月二日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讲)》，《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04，504，505页。
(119)沈从文：《〈曾景初木刻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64页。
(123)如布莱恩·斯波纳所说：“织工本身不能写作，而他们所属的文化与时代中那些有文化教养的人，即使到了现在，也对凭借穷人的技巧所制成的作品没表现出多少兴趣，即使是在皇家投资的地方也是如此……对于坚毅的学者，这迟早会使他意识到只要这个问题被定义为物质文化的问题，或即使在狭隘的意义上算作设计史的问题，那么对于可以知道的内容就会有很多限制，且这些限制往往不能被专家意识到。”见[美]布莱恩·斯波纳著，郑秀才译，黄小谊校：《织者与售者：一张东方地毯的本真性》，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124)(128)沈从文：《文学创作方面检查》，《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13、212，212页。
(125)沈从文：《清初瓷器加工》，《沈从文全集》第28卷，第113页。
(126)沈从文：《短篇小说(五月二日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讲)》，《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04页。1948年还撰文《〈曾景初木刻集〉题记》，道及长沙工艺美术“无名工匠作品中，还可依稀见出二千年前楚民族的幻想”。《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65页。
(127)沈从文：《中国陶瓷史·题记》，《沈从文全集》第28卷，第52页。
(129)蔡鸿生：《中国学术三名著》，陈春声主编：《学理与方法——蔡鸿生教授执教中山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7年，第53页。蔡先生认为中国当代学术，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是“中西打通”，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是“知人论世”，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以物证史”。
(130)沈从文：《敦煌文物展览感想》，《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307页。
(131)(132)(134)(135)(137)沈从文：《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45，248—250，245—246，243，245页。
(133)日记，1950年8月8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76页。
(136)沈从文：《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在湖南省博物馆的演讲》，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138)沈从文：《无从毕业的学校》，《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411—412页。
(139)[美]詹姆斯·迪兹著，郑秀才译，黄小谊校：《唤回被遗忘之物——考古学和美国的人工制品》，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第96页。
(140)(141)沈从文：《无从毕业的学校》，《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413页。
(142)(143)(144)(145)(146)(147)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0，29，32—33，30、34，33—34，36页。
(148)沈从文：《中国漆器工艺》，《沈从文全集》第28卷，第174页。
(149)[美]布莱恩·斯波纳著，郑秀才译，黄小谊校：《织者与售者：一张东方地毯的本真性》，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第240页。
(150)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31页。
(151)(152)沈从文：《谈“写游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19，517页。
(153)(154)(155)沈从文：《霁清轩杂记》，《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07，313—314，315页。
(156)沈从文：《收拾残破——文物保卫一种看法》，《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298页。
(157)(158)沈从文：《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281，281—282页。
(159)(161)致沈龙朱、沈虎雏，1951年12月6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11，209—210页。
(160)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1951年12月12—16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20页。
(162)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36—37页。
(163)致张兆和，1952年1月11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74页。
(164)致张兆和，1951年12月3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01页。
(165)顾颉刚：《致中山大学文史两系同学书》，《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0年11月1日。
(166)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第39页。
(167)(170)(171)(172)(173)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58，355，357，309，362页。
(168)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第138页。
(169)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第138页；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
(174)钱仲联：《南社吟坛点将录》，《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175)金建陵：《田名瑜和沈从文的师生情谊》，《钟山风雨》2005年第2期。
(176)田名瑜：《送沈从文序》，《南社湘集》第6期，1936年3月。
(177)钱世明《读田名瑜〈送沈从文序〉》云：“张兆和先生亦尝谓吾：个石先生于从文影响甚大。而个石师所期冀从文先生者不在作小说，而在治学，故有‘所著书’以下数语。”见《光明日报》2004年3月10日。
(178)沈从文：《题〈寄庑图〉后》，《沈从文全集》第15卷，第425、424页。原文发表于《光明日报》1962年5月26日。
(179)若从叙事学角度考察《从文自传》叙述沈氏阅读古书古器过程，或应有模仿学习王国维先生的地方。如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记述王国维尽弃前学、归于古学时的读书状况：“公居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之书。复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9页)《从文自传》所述读书状况与此大体类似。
(180)沈从文：《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312页。
(181)王晓强：《记学艺沈从文大师门下》，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第231—232页。
(182)(184)(187)引自沈从文：《〈北云文集〉跋》，《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79，378，378—379页。
(183)沈从文：《〈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草目旁注》，《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96页。
(185)张中行：《林宰平》，《负暄琐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186)吴小如：《沈从文先生的章草》，《世纪》2003年第4期。
(188)胡适日记，1934年2月14日：“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胡适全集》第3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0页。
(189)周汝昌：《沈从文详注〈红楼梦〉》，《文汇报》2000年8月15日。
(190)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全集》第2卷，第16—17页。
(191)沈氏其实认同这种自家学问需自家研究的立场，但不取排斥外人研究的态度，对于前人研究不论中外都宜放眼度量，认真对待。如其所言：“余之言此真实故事，实具深意，措词虽不软和，用心实比随和凑趣帮场者严正。世不乏解人，宜有会于心，有关此等工作，值得谨慎从事，各方咨询，尽可能求教于各方面专家通人，并处处不忘前人努力开路之功，表示谢意，免落人笑话。”见沈从文：《试谈艺术与文化——北平通讯之四》，《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88—389页。
(192)沈从文：《敦煌文物展览感想》，《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307页。
(193)沈从文：《青瓷之认识》，《沈从文全集》第28卷，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