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及其异同：马克思和凯恩斯（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异同论文,之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马克思与凯恩斯：总量关系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在货币经济背景下探讨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问题，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分析范式异于新古典理论的共同特点。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并体现了另一个与新古典理论完全不同的地方，即对宏观经济体系或总量分析方法的探讨。这一研究方法的采用，不仅使凯恩斯开创了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新的体系，同时也使得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能够联系到现实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体系的计量，从而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
提到马克思的宏观理论，很多人会想到社会再生产理论，其实这只是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揭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马克思将对宏观总量的研究贯穿于整个《资本论》始终，如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理论、有效需求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经济周期与危机理论等，无不渗透着古典传统剩余总量的分析方法。不过，随着新古典主流地位的确立，很多学者都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总量关系的探讨。从1896年庞巴维克按照时间偏好的技术分析对马克思利润理论提出批评，以及1907年博特基维茨对马克思转形逻辑一致性提出质疑，到萨缪尔森和森岛通夫在20世纪70年代对马克思经济学提出批评等，都是从新古典相对价格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并将其置于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下。然而，马克思的总量关系与新古典理论对相对价格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以《资本论》三卷为例，马克思强调的是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只为积累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种总量关系不取决于任何技术上的变动。相比之下，马克思对相对价格的论述在《资本论》全文结构中所占比例却是很小的，除了第3卷有关生产价格的解释外，只有第1卷第1章讨论相对价格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时有所涉及，但这一章的重点显然不在相对价格决定上，而在于表明价值和价值形式所表示的社会关系，如对商品拜物教问题的讨论；在第2章转向交换价值形式时讨论过交换价格，从“20码麻布=1件上衣”的成立取决于它们的劳动时间，然后过渡到货币，并在货币的买卖中得到资本主义的货币增值。可以看到，马克思只是以相对价格为引子，其目的是要说明货币的产生以及产生于货币关系中的资本主义总量经济关系。正如罗宾逊夫人所说：“区别马克思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完全不在于商品的相对价格问题，而在于资本的总供给量与作为整体的资本的利润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凯恩斯以前的学院派有着截然分歧。”（注：罗宾逊：《马克思与马歇尔和凯恩斯》，中文版，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其实，总量关系与相对价格的区分也可联系到新古典学者对生产函数所作的解释，关键在于价值的计量是由偏好和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决定，还是取决于社会关系，同时也联系到凯恩斯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微观基础。实际上，就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言，无论是宏观经济的有效需求、货币与资本市场问题，还是企业组织和市场结构问题，都与经济制度有关或本身就是经济制度问题，即使是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这些看似接近新古典技术分析的领域也不能排除经济制度。一个突出例子是目前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新古典学者把这些统计变量作为技术关系中投入-产出的实物量值，但这些货币量值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实物量值是无关的，只是表示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的运行。比如，马克思的价值公式W=c+v+m，完全可以把它与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作一个对比。其中，（v+m）是国民收入，并表示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比例；总产出（c+v+m）则与GDP稍有不同，因为马克思的总产出包括全部资本存量的价值，而GDP包括的只是资本存量中折旧的部分。比如，现代的国民总收入通常指（v+m）以及c里面代表固定资本折旧的那一部分，而把c的其余部分剔除在外；所谓国民纯收入则仅指（v+m）部分，它包括所有对个人的支付、再加上工商业公积金。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按照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来说明马克思的公式。在马克思的价值领域，收入（v+m）作为全部劳动时间是可以加总的，对于其中的不变资本c，马克思采用“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这种定义由于排除了资本的异质性，从而能够和可变资本v加总在一起，得到一个按价值计算的统一的利润率。通过这个一般利润率，所有的异质品被加总为一组总量，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关系，而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如GDP、总资本、工资与利润等，作为一种价值形式，同时也就构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竞争的形式或工具。
这里强调的是，研究总量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异质品的加总，即如何将不同质的物质产品加总成一个单一的价值总量。在新古典“两分法”的实物分析中，不仅异质资本品不能加总，异质消费品也不能加总为一个同质总量来表明实物产出的变动，这一点正是“剑桥资本争论”揭示的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逻辑悖论的根源。比如目前人们熟知的反映实物产出变动的实际GDP指标，不过是新古典理论创造的神话；因为实际上它们都像马克思和凯恩斯分析的那样是用货币量值表示的，由此计算的GDP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将与生产函数无关，只是表示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统一的利润率，使得各种异质资本品或各部门的不同资本构成能够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同时，产出也作为一个同质的总量而比例于投入总量，并与利润率相联系。这样，经由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能够实现加总，如马克思指出的产品同一性即在于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是劳动的凝结；而加总之所以有意义，也正是在于它们都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的劳动的产物，从而必须为资本家带来利润。这表明，经济总量的计算只有在一定经济关系基础上通过货币的计量才能获得加总的意义。
另外，联系到对GDP等现实国民收入统计的核算，马克思用统一利润率价值表示的各种总量及其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也是比新古典实物计量更适合的GDP统计依据。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体系了，不过却没有人真正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在这里，可以将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生产劳动这个定义就被看作是包含劳动力与资本相交换及生产剩余价值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样，劳动转化为资本，并由“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转化为资本的劳动量，也就是一个比以前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劳动量大得多的一个量值。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工人受雇于资本家或社会主义企业，相互之间进行的是市场交换，如工人在生产中消耗劳动力获得生活资料，资本家用货币资本以预付工资形式购买劳动力，并在生产中使用或消耗它来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在交换前后生产力创造的财富之间必定有一个差额，即增殖。所以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凡是与资本相交换，并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而只要由生产劳动所得的国民收入经由了货币交易，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价值增殖，那么国民生产总值核算都是要计量的。其实，只要仔细考虑GDP统计即可发现，现实中以货币价值计量的GDP总量与实物的具体形式并无关系，因为GDP的定义并不是产品和劳务的总和，而是货币交易值的总和。所以，当把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作为不依赖于实物生产函数的价值系统时，马克思用价值概念表述的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问题，将直接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换句话说，马克思的价值和生产价格概念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宏观经济体系，恰恰适合于以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与波动的分析，它完全不同于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实物经济的新古典相对价格理论。
同样，试图推翻传统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凯恩斯，在其1936年的巨著《通论》中建立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正是在货币经济框架下使用总量方法剖析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次大胆尝试。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凯恩斯的“尝试”取得了极大成功，可以说“凯恩斯革命”几乎改写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它所建立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曾一度取代新古典理论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直至萨缪尔森1948年《经济学》首版问世的“新古典综合”。其间，经济学家们在凯恩斯范式的指引下开始了“常规科学”的研究，由此确立的宏观经济学作为与微观经济学并行的一门学科开始发展并繁荣起来。当然，如果说“凯恩斯革命”在研究内容上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那么凯恩斯在这一体系中将其确立的一系列总量概念与实际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紧密相连的做法显然是更有价值的。
实际上，在《通论》一开篇，凯恩斯就指出了他与新古典理论在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上的差异。“大多数论述价值论和生产论的著作主要既研究定量的资源如何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进行配置，也研究在使用这一定量资源的前提下，各种资源的相对报酬及其产品的相对价值如何得以决定。”（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7、7、37～38、366、305、109、220～221、8、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在这里，凯恩斯精辟地指出，新古典理论只是一个研究既定资源有效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相反，他的研究正是要突破这种“既定资源”，而深入到如何提高国民收入来解决诸如资本主义失业和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在凯恩斯看来，一个社会的总产量、国民收入和就业量在短期中是大致等价的。这不仅因为短期内社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资料数量可以大致保持不变，重要的是凯恩斯认识到，当涉及总量时必须要面对加总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则是新古典理论一直试图回避的。凯恩斯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产量具有不同的物质单位，为了表示由不同单位组成的总量（如一匹马加两只鸡蛋），就必须采用表示其价值的货币总量加以描述。比如他用价值的多少表示产量，这样产量的货币价值即是国民收入；而国民收入除以社会的平均工资（即凯恩斯著名的“工资单位”）就成为就业量。在短期中，如果假设工资和价格大体保持不变，则上述三个概念就会保持相同比例的变化，从而统一于凯恩斯的宏观总量分析。其中，国民收入的概念和性质是凯恩斯整个总量分析的基础。
如前所述，凯恩斯反对新古典将现实经济割裂为货币与实物的“两分法”，因而他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投资、储蓄等一系列宏观概念都是与货币经济相统一的货币量值。显然，这种以货币量值进行的国民收入核算与实物统计完全不同。它首先是一种货币交易值的统计，即GDP是一个经济中全部货币交易量的增加值。如果用货币数量论的交易方程式表示，则全部货币交易量为MV=PT，其中M为货币数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T表示交易的实物量，P表示价格；而名义GDP的计算只是所有交易量的增加值，或从企业会计帐户上考虑的增加值。那么，当假设全部交易值与企业增加值之间保持一个固定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稳定时，再假设货币流通速度V不变，则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或名义GDP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将保持固定的比例，即MV=GDP。在这里，名义GDP的重要性在于，如果假设企业成本不变，则名义GDP的增加就意味着企业赢利的增加，而赢利的增加正是每一个企业经营的目的。就企业的成本-收益核算来讲，企业正是以货币价值的投入和产出进行计算的，而不涉及任何实物的考虑，显然这与凯恩斯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或GDP计量是一致的。在现实经济中，这种货币交易和获取利润的GDP统计对于讨论宏观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表明的，其收入与支出之所以相等，是因为它从不同角度看待双方交易，卖出者得到收入，购买者获得支出，同一笔交易必然使收入和支出相等；而其中的关键一点，则是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或获取利润。如果扩展到整个国民收入核算体系，那么除了物价指数所区分的名义GDP和实际GDP、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其他所有统计变量如资本、折旧等实际上都是与实物无关的货币量值。由此，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来讲，重要的就是名义GDP，而不是反映实物产出的实际GDP，因为真正决定GDP的因素并不是生产函数和实物统计，而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在这里，凯恩斯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工资单位，他认为现实货币经济中对GDP的决定必然要联系到货币工资单位。比如在经济学中，要确切表示由不同单位加总的总量就要用表示价值的货币总量来描述，但如果出现价格波动，就必须对货币总量进行调整。调整的办法一般有两种，如用价格指数的办法使原有货币总量调整为以不变价格表示的货币量，或者用（货币）工资单位的办法使其调整为以不变货币工资单位表示的劳动量（或工作量）。这样，一件东西的真实价格就是它对所有其他东西的购买力；而名义价格则是纠正了货币价值变动后的价格。显然，凯恩斯采用了后一种做法，如他在《通论》第4章“单位的选择”中使用就业而非实物产出来界定真实收入，就表述了一种类似于古典学者斯密以“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表示的工资单位作为价值计量标准进行加总的方法。凯恩斯指出，为便利起见，“当我们论及总产量的增加时，我们所必须依赖的假设条件是：在一既定量的资本设备下的就业量是一个合适的指标来表示由此而造成的总产量。”（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7、7、37～38、366、305、109、220～221、8、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在这一前提下，凯恩斯认为要研究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这种总量问题，就必须使用工资单位作为价值计量标准，以根据特殊劳动者的报酬换算劳动时间。通过使用一个工资单位，即对一小时普通劳动支付的货币工资率作为平减指数，凯恩斯获得了一种在总收入中事先给定一个不变工资份额条件下的收入与就业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E代表工资（和薪金）总额，w代表工资单位，N代表就业量，即：
E=Nw
可以看到，这里的E是用货币数值表示的国民收入，工资单位w作为一种货币工资率而联系到货币对劳动的支配力，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货币化的表示。这样，通过把货币价值的量与就业量这两个基本数量单位联系在一起，凯恩斯用加总计量的办法表明了资本主义总量经济关系的货币性质。同时，也正是在这种总量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凯恩斯确立了其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相对价格理论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开创了现代宏观总量分析的研究范式。
1958年，新剑桥学派著名学者卡尔多依据多年统计资料，提出了著名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式化事实”，即：（1）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稳定的；（2）每个工人所使用的资本量，即资本-劳动比率是稳定增长的；（3）资本的利润率在长期是稳定的；（4）资本-产出比率在长期是稳定的；（5）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或收入分配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比率是稳定的；（6）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显著不同。（注：Kaldor,N.,1961.“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in F.A.Lutz and D.C.Hague,eds.,The Theory of Capital.St.Martin's Press,New York,pp.177-222.）可以看到，这些由统计资料显示的经验事实具有相当的规则性。以美国为例，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平均为3.4％。（注：参见《经济参考报》，2003-06-27，第2版。）显然，这与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使用技术余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的问题出在价值计算上。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物品之所以能够被加总为一个价值量，并与程式化事实相一致，其原因就在于所有产品生产的经济计算都是按照货币价值进行的，即所有劳动都是由资本家雇用的、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这样结论也是明显的，即这些统计事实根本不能用新古典的实物分析来解释。显然，上述程式化事实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一旦给定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将与收入流量的增长率保持一致，而收入分配中利润的份额将保持不变，正是这些“事实”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或货币经济的稳定状态模型。然而，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原理作为一般性技术分析，并不能表明这种特定经济制度下的经济问题；相反，马克思和凯恩斯利用总量的货币价值或GDP概念所讨论的宏观经济问题，正是为了说明这种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经济波动和运行规律。
五、结语
经过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性质、有效需求问题以及宏观经济总量的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和凯恩斯对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描述，正是基于市场经济或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必然存在的“竞争”博弈规则而实现的。如果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消费；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产生了货币价值形态的成本-收益计算和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宏观统计变量。在实际经济中，这些统计变量只是为了特定的竞争关系存在，而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无关，因为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假设已从根本上排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或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但现实中显然正是这一市场竞争关系体现了人们行为的最基本特征。比如市场经济运行中经常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但在主流新古典理论中却看不到这些现象，因为其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性、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市场竞争的相互博弈。既然把这些现实经济的基本特征都排除在外，那么新古典理论也就不可能在解释现实问题时保持其逻辑上的一致性了。
按照著名学者布劳格的说法，主流新古典理论并不含有真正符合实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经验内容”。比如，在经典著作《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后一章“结论”里，布劳格通过列举多数学者对新古典理论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而遭遇尴尬境况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担忧。他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的10年里，经济学曾深受公众尊敬，经济学工作者春风得意，这一切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危机”、“革命”与“反革命”就已经充斥了街谈巷议，甚至远远超出了经济学专业中一些主要代言人的自我批评。比如德鲁克教授也曾不无忧虑地指出，“当前的‘经济学危机’乃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注：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见贝尔、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中文版，1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从而点出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范式作为一个体系所面临的危机。所以，在引用了一些主流学者对其新古典理论自身的检讨之后，布劳格总结道，“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地能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注：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第15章，“结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也就是说，新古典的理论体系总是不可证伪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著名“剑桥资本争论”，将新古典的一系列逻辑悖论公布于众，由此引起的对斯拉法理论的讨论复兴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将古典学者强调的社会关系直接联系到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核算，从而用以解决新古典异质品模型中无法克服的加总问题。综上，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与主流新古典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基于竞争的博弈规则，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而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来自于资本作为一种预付、是对劳动的支配这种特殊的资本性质。通过对货币经济背景下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关注，马克思和凯恩斯强调了资本主义总量货币经济的本质，并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根源。相比之下，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只是将货币作为“面纱”加入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从而在“两分法”的实物经济中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同时，对资本主义竞争关系分析框架的远离，更使得新古典理论根本不能表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因此从范式意义上讲，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都是对主流经济理论的一次思维范式的革命，其后各自确立的经济学体系都通过对新古典理论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显然这正是其经济学革命之共同意义所在。
标签：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论文; 生产函数论文; 国民收入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工资核算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