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叙述方式的改变——兼答文兴吾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传统论文,方式论文,兼答文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了拙文《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拙文提出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必须加以坚持，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方式必须随时代的变化而加以改变。“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该获得与当今时代条件相匹配的、新的叙述方式。”①
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多年中，不但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人类面对的生态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毋庸置疑，西方生态学家、未来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思索启发我们，在当代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方式，尤其是它蕴含的三个理论前设已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必须对它的当代叙述方式进行改变。这里，拙文所倡导的“改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当代叙述方式必须认可并指涉生态学的语境”。也就是说，必须在当代生态学所昭示的资源、生产、增长和发展的有限性和生态危机的现实性基础上来叙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关系。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方式必须对生产力，包括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历史作用做出合理的叙述”。所谓“合理的叙述”就是既要看到现代科学技术(在其实践形态上)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又要看到现代科学技术(在其理论的形态上)已成为意识形态，从而应该对当代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其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新的阐释。
拙文发表8年来，理论界的研究状况进一步证明了拙文探讨的主题是有意义的，引申出来的结论是合理的。一方面，当代生态学已经成了理论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而且对生态社会主义，尤其是对以詹姆斯·奥康纳、本·阿格尔、戴维·佩珀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另一方面，在科技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研究领域，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和社会功能的探讨已经成了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的否定性作用的论述、哈贝马斯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其实践形态作为第一生产力，其理论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学说，成了各种形式的理论讨论会的主题。
然而，遗憾的是，国内理论界依然存在着完全无视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新发展和新挑战，以抱残守缺的心态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方式的理论倾向，文兴吾先生的商榷文章《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批判的批判》(以下简称“兴文”)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文中充满了理论错误和逻辑混乱。下面就“兴文”批评拙文时提出的主要观点进行回应。
拙文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方式缺乏一个生态学的语境。“兴文”并不同意这一观点，指责拙文“囿于对生态学研究过分狭隘的理解”，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已经蕴含着一个生态学的语境，甚至根据理论界个别人的观点，认定马克思是“第一个生态哲学家”或“第一个社会生态学家”。
首先，“兴文”告诉我们：“‘生态学’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866年首先提出的，定义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目前，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其实，以如此宽泛方式谈论生态学的概念，并不切合拙文中指涉的生态学概念或生态学语境。
其次，“兴文”的这段文字不知不觉间陷入了如下逻辑矛盾：既然“生态学”一词不是马克思率先提出，在马克思的全部文本中也从未出现过这个词，那么马克思怎么可能像“兴文”所认定的，会“主张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下去解决生态问题”呢？马克思怎么可能成为“第一个生态哲学家”或“第一个社会生态学家”呢？
再次，“兴文”的上述文字完全混淆了生态学研究的出发点与人类生态环境实际上所处的状态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在马克思和海克尔生活的时期，人类实际生活中资源和生产的有限性及生态危机问题均未出现。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资源和生产的限度及生态危机问题却出现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而且被当代生态学家们清晰地意识到了。然而，对于上述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说，生态学研究的出发点始终是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生态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不可能改变的，可变的是实际上的生态环境以及生态学家们对环境的意识。如果像“兴文”那样，只按照生态学的不变的出发点去理解生态学，那就把生态学概念的外延无限地扩大了。按照这样的理解方式，不但马克思的著作，而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的由来》(1871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1798年)、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也早已在思考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了，岂不都成了生态学发展史上的经典作品？
由此可见，“兴文”通过泛化生态学概念的外延，试图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方式中已蕴含着完整的生态学语境的做法，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状况。本·阿格尔客观地指出：“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②事实上，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生态危机、资源和生产的界限问题等都还没有上升为全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下由生产过剩而引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毋庸置疑，我们对生态学语境的界定是从当代生态环境的实际状况——生态危机的存在和地球上资源与生产的限度——这一客观事实出发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某些论述中关注到了劳动者与环境、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由于受时代条件的制约，他们在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并未把资源和生产的限度、生态危机的紧迫性置于自己论述的核心，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假如像“兴文”所设想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已超前地拥有了当代生态意识，又怎么可能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颇有影响力的当代社会思潮呢？
拙文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方式只看到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和人类历史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却忽略了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负面作用。“兴文”就拙文的上述观点提出了种种驳难，但没有一点是站得住脚的。
首先，“兴文”指责拙文“对科学、技术不作区分，简单地把‘科学技术’等同于‘科学’”，这是毫无道理的。如果拙文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那就只要用“科学”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用“科学技术”呢？拙文之所以运用“科学技术”这一术语，是因为拙文认定，技术是实践形态的科学，而科学则是理论形态的技术，在现代生活的语境中，科学与技术总是不可分离地关联在一起的。此外，运用这个术语也是为了更清晰地揭示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即作为实践形态的“第一生产力”和作为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有趣的是，“兴文”在指责我混淆概念时，却未能对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和关系做出明确的界定。
其次，“兴文”强调，“早在1988年，邓小平就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试图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即这个论断是邓小平率先提出的。其实，哈贝马斯在此前的20年，即1968年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已经提出了“技术和科学成了第一生产力”③的著名论断。显而易见，邓小平的论断是在哈贝马斯之后做出的。“兴文”故意撇开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的首要贡献，表明他完全以拒斥的态度对待国外学者的新思想、新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找到他固守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方式的理由。
再次，“兴文”指责拙文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观点，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做出“科学是始终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论断，他们只是表明，通过对以往历史的考察，发现科学在历史上起着推动性的、革命性的作用，但并没有向我们担保，科学在未来社会中也会一如既往地发挥同样的作用。事实上，1936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早已告诫我们：“19世纪的下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都受到实证科学的规定，并使自己受到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的迷惑。”④在现代科学的统治下，人们丧失了对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意义的关注，因而胡塞尔主张哲学应该深入研究前科学的“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海德格尔也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科学正在蜕变为控制论，它只关注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如何控制自然界，二是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如何控制另一部分人。与此相应的是，自改革开放以降，国内理论界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弘扬人文精神，遏制科学主义的蔓延”等口号也表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现代科学所蕴含的负面价值。对此，“兴文”故意采取“鸵鸟政策”，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科学的高度发展及国内外有识之士对科学的批评性反思视而不见，固守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方式，名义上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实际上却把它的观点教条化，变成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
拙文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体系讨论到“意识形态”概念时，通常只包括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意识形式，而从未把科学或科学技术视为意识形式。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意识形态是以扭曲的、颠倒的方式反映外部世界，相反，科学则以正确的方式反映外部世界，因而他们不但不把科学理解为意识形式，反而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兴文”不同意拙文的观点，竭力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体系的权威性进行辩护。
首先，“兴文”主张“‘科学技术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不是‘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观点，更不是其理论前设。如果否认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又何以理解‘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论断呢？”在这里，“兴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体系已经承认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显然是闭门造车的结论。如前所述，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不认为科学是意识形式，怎么可能谈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呢？此外，即使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叙述体系的书写者们普遍认可科学知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重要意义，并影响到一切社会实践领域，也不可能由此而证明他们已把科学知识视为意识形式。举例来说，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语言学知识、逻辑学知识都有重要意义，但谁会说这两门科学也是意识形式呢？
其次，“兴文”申辩道：“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辩护，这并不能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只有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才有决定性的影响。”显然，“兴文”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方面，历史和实践早已证明，不管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下，科学技术蜕变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不应该遮蔽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在我们称之为‘座架’(enframing)的东西中显现出来。”⑤这里，“座架”的含义就是统治、支配和控制。海氏甚至认为，正是现代技术本身把人连根拔起，使人的生存面临深渊，因而必须对现代技术本身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最后，“兴文”故作姿态地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没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是难以进行的。”事实上，拙文从未否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拙文同时强调，“认同这一点，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对蕴含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某些负面的因素失去警惕性”。⑥
综上所述，拙文的核心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必须被坚持，但其叙述方式却应该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并没有被“兴文”所驳倒，真正被驳倒的却是“兴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叙述方式所做的种种辩护。这种情形不禁使我们想起了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无责任能力来自自大狂。”⑦
注释：
①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39页。
②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86页。
③J.Habermas,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0,S.79.
④E.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
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inomenologie,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82,S.4.
⑤M.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trans.W.Lovitt,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1977,p.23.
⑥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4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