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论孙中山爱国革命思想的时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诞辰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意义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今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866.11.12—1925.3.12）诞辰130周年，本刊特发一组有关其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以志纪念。
本文从学术上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理论的时代意义，认为孙中山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他为中国近代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不倦的开拓性探索、吸收和融合，其思想和理论都是中西文化精华的结晶。孙中山由爱国而革命，以革命来救国的精神永远鼓舞着全中国人民为实现其理想而奋斗。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家，他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有完整的革命理论和建国方略、建国纲领。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教育，从伦理道德到济世救国救人，都有一套完整而又系统的看法。所以，人们把他誉为近代中国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是一点不为过的。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华”和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所创造的三民主义理论和制定的革命程序、五权宪法、权能区分、地方自治、建国方略等，不仅表现了他作为中国伟大民族民主革命政治家的英明、勇敢和爱国、爱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也是他留给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笔极为珍贵的共同精神遗产，体现了孙中山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基本精神。毫无疑问，孙中山是时代的骄子，民族的荣光，他的思想是中国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石，也是我们中华各族人民努力奋发前进的一种精神力量和精神财富。
一
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为中国之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孙中山为了救国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的产物。由于他为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所以他把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推上一个崭新的阶段。
孙中山出生在19世纪60年代。这是清朝大吏、封疆大臣以及一些地方督抚为维护风雨飘摇的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借助洋人的枪炮来镇压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运动，大兴洋务的时期。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被镇压后的第二年，即1866年孙中山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一个农民家庭，先生自述：“文之先人躬耕数代”[①a]。孙中山的父亲达成公（1813—1888年）勤劳忠厚，但生活极度艰难，为了养活妻儿，除高价租耕2.5亩祖偿田外，在村中每有空就替别人补鞋，收点工钱；晚上又为村中打更报时，每月赚取稻谷一石，以帮补家费。后来，达成公长子孙眉出洋到了檀香山做工，经过勤力劳动，稍有积蓄转做生意，后经营大型牧场而发迹。自此，侨汇源源不断地寄回家中，达成公的家境也由贫苦农民，上升为农村富裕人家，家境逐日好转。达成公妻子、孙中山的母亲杨氏，虽是缠足女子，但识大体，勤劳慈祥，懂得用道德教育儿女，孙中山的成长，尤其是在为人方面得益母亲的影响较大。[①b]
如同中国农村许多贫苦人家的小孩一样，孙中山自幼就参加劳动。由于家贫，孙中山一直到1876年，即十岁时才入塾读书。[②b]孙中山在塾中修习的功课，都是一些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以及教人为人做事的启蒙识字课本如《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选读等。这些书他虽读不懂，不明白书中的意思，但毕竟使他开始了识字，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为他“复三代之规”，了解中国“古先圣贤王教化文明”，奠下重要的基石。孙中山虽说：“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好三代两汉之文”[③b]，他的中学基础知识，无疑是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和香港、广州十余年求学期间奠定的。孙中山虽“生于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但他愤于“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明显地是接受儒家经典的春秋大义。“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对孙中山早年的影响非常深刻。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得益于幼读经籍和中外时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独立和自由思想的陶冶。由于孙中山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是在地主和农民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环境中度过的，这就使得他有机会亲身体验到劳动群众的贫穷痛苦和地主官吏的凶狠残暴，这一点对于成年的孙中山投身革命关系极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把他的反清思想看成是来自西方的启蒙，也是不真实的。人们知道，1896年11月，英国著名的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要为孙中山写传记，他写信给孙中山要他提供材料。孙中山在给翟氏复函中，谈到他为什么要起来反清革命，以及革命后准备实施的内外政策时作了如下解释：
中国“自清虏入寇，明社丘墟，中国文明沦于蛮野，从来生民祸烈未有若斯之亟也。中华有志之士，无不握腕椎心！此仆所以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也。独恐志愿宏奢，力有不逮耳。故久欲访求贵国士大夫之谙敝邦文献者，以资教益；并欲罗致贵国贤才奇杰，以助宏图。足下目睹中国之疮痍，民生之困楚，揆之胞与仁人义士，岂不同情？兹叨雅眷，思切倾葵，热血满腔，敢为一吐。更有恳者，仆等今欲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揖睦邻国；通商惠工各等事端举措施行，尚无良策。”[④b]
孙中山这个陈述，不仅具体地说明了他由对于清朝政府统治不满而立志革命推翻清朝的过程，也说明他立志反清是为了“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真实地反映孙中山早年反对压迫和剥削的革命思想，当然这个复函也反映了他对自身力量不足的担忧。
由上述可知，孙中山救国思想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造成“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⑤b]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⑥b]反清（或称反满）即反封建；反对异族侵略，维护民族主权正是反帝，这就自觉地承担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使孙中山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
1840年以来一百多年的近代中国，是因落后而不断挨打，因不断挨打而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贫穷，越来越衰弱。旧中国，既然是因为落后而挨打，而落后的根本原因又是由于封建政权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掠夺，那么，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根除中国落后的两个根本原因，才能通过发展工业，发展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来改变中国的命运。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是逐步加深的，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
中国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及其后续各条约，以及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几个资本主义强国都开始进入了中国，并迫使中国与它们分别建立起有限度的国家关系，为它们在中国一定范围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开始把古老的中国纳入近代世界，并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及方向，使中国由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英、法、美、俄、日本及其他一些东西方列强国家，通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①c]割占领土、勒索赔款、强迫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公使干政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控制中国海关、划分势力范围、输入资本、控制经济命脉、进行广泛的文化侵略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经受种种屈辱，产生极大悲愤。鉴于当时的情况，孙中山同其他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保留封建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前提下改变不了旧中国的落后局面。旧中国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革命。
孙中山不愧是中国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看问题比起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深刻和广阔。他说：“我中国衰败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经年，全军几至覆没，丧师赔款，蒙耻启羞，割地求和，损威失体，外洋传播，编成谈笑之资，虽欲讳之而无可讳也。”作为一个爱国者，“今值国家多难，受侮强邻”，就应学习古人范文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②c]要有忧患意识，要有革命意识，更要有献身精神。1897年8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于日本横滨交谈，当他谈到他为什么要立志革命时，又作了如下说明。他说：由于清政府的残酷摧残，“致民间无一毫之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蹈，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滨于死亡。于斯时也，苟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之狱以与终古？”他说：不能。我们应该即时奋起“推翻逆胡，力图自主。”又说：“今举我国土之大，人民之众，而为俎上之肉，饿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蛮力，雄视世界。……余为世界之一平民，而人道之拥护者，犹且不可恝然于此，况身生于其国土之中，尝直接而受其苦痛者哉！……而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时势之要求。若天兴吾党，有豪杰之士慨来相援，余即让渠独步，而自服犬马之劳；不然，则唯有自奋以任大事而已。余固信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天必助之”，他并认为“惟有成就我国之革命”，才能实现“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③c]
由此可见，孙中山立志革命是由近代中国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当然也包括满汉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两对基本的矛盾激化而造成的。孙中山革命是为了昭雪中华民族遭受侵略之屈辱，是为了救贫救弱，振兴中华，使中国走上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近代化之路。所以，爱国主义思想是孙中山革命的基础，也是他立志革命，为中华民族献身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二
孙中山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这个时代就世界范围来看，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代，也是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从这方面来看，当时的西方是侵略的西方，是掠夺的西方。但从中国方面来看，西方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国则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专制主义农业国家，从这方面看，中国是落后的，西方则是先进的。因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先进中国人，都面临双重的挑战，即既要反对侵略的西方，又要学习先进西方；既要反对落后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又要维护中国的尊严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所以，这个时代中国先进的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必然都带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明显特征。
所谓民族性，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自觉地体认“我是中国人”，必须有我们的中国心。
众所周知，1896年10月23日，当孙中山走到伦敦清政府驻英使馆附近时遇到清使馆译员邓廷铿，邓问孙：“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孙说：“我是中国人”。正是这样，孙中山被拘于清驻英使馆差点被送回中国正法丧命。但孙中山无所畏惧地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广东人”，“姓孙名文，叫孙文”。孙的行为十分感动人。
在近代中国，从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维新志士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再到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中国非革命不兴”，“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汇聚成一股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历史潮流。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与时代的统一。在孙中山的时代，爱国主义就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国侵略，也不允许民族压迫，就是要维护祖国的统一，振兴中华，为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共和国而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的伟大精神和行动。
爱国与卖国，历来都是中国人区分良善与邪恶的标准之一。一切爱国者，不问来自国内或国外华侨中的哪一个民族、哪一个阶级，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首先针对卖国者的行径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怀的，表现在这个层面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产生于我爱我的国家，决不允许外族侵略，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民族的利益。孙中山属于这个层面的爱国者。比如，1907年孙中山在槟榔屿对侨胞发表演说，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观和革命观。他说：“兄弟是革命者，三句不离本行，自然还是革命的话。兄弟鼓吹革命，已有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间，历尽了艰难险阻，经过了好多次的失败，仍是勇往直前，百折不回，无非是要救我们的中国。”[①d]为什么要救中国？孙中山从两个方面去叙述。一个方面，是讲清政府实行民族压迫，使得民族不团结。他指出：“生杀予夺，都操在他们手里，他们为刀俎，我们为鱼肉；最惨酷者，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实为亘古未有浩劫。至一般知识阶级，偶然有因文字触犯当局之怒，便可以不分皂白地立刻置之死地，像戴名世等文字狱，不但个人要被斩头，还要抄家灭族。……这种惨祸及暴民虐政，真是举不胜举。又如诸君身为海外侨民辟草莱、披荆棘，筚路蓝缕，不避苦辛，自谋生计，自求发展，满清政府不但无力保护，且悬为厉禁，不准人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种苛例，直到最近数十年方才无形取消。诸君想到该禁令未取消以前，恍若无国之人，有家又归不得，怎能不感觉着切肤之痛呢？”另一方面，是讲清政府卖国，使中国“事事不能自立，总是受外国的箝制。”他指出：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日蹙，国本动摇，土地沦于异族者，几达三分之一，如英国之割香港；俄国之割黑龙江东北沿边地、吉林辽东沿边地，占乌梁海与科布多沿边地及布哈尔、浩罕、哈萨克、布鲁特、新疆西北沿边诸地；日本之割台湾及澎湖诸岛；葡萄牙之占澳门；等等。受兵力胁迫而偿外人之款者，如江宁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两，北京条约赔款一千六百万两，伊犁条约赔款九百万卢布，中日（台湾）和约赔款五十万两，芝罘条约赔款二十万两，马关条约赔款二万万两，还付辽东条约赔款三千万两，而辛丑条约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统计几达十余万万两。其余如德国的租胶州湾，俄国的租旅顺口、大连湾，英国的租九龙、威海卫，法国的租广州湾；军港要害，可以随便任人强行租去。关税不能自主，总税务司且要归英人充任。列强凭藉不平等条约，可在中国内地设立工厂，利用贱价的工值与原料，以牟取厚利。一国的经济权，可以任人操纵。又外国人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铁路敷设权等；既可以限制我国的司法，又可以管理我国的交通。孙中山认为，清政府这样丧权辱国，真是不一而足。中国处于这样极危险的地位，随时可以遭外国瓜分。为了洗刷这种民族的耻辱，免除亡国灭种的威胁，就要赶跑清朝的满族皇帝，推翻清朝专制政府，恢复祖国山河。而要这样，就必须实行革命，“满清不倒，中国终不得救。”[①e]
爱国是没有时间先后的，忠诚的爱国者要永远忠诚于自己的国家，谁卖国就反对谁。辛亥武昌起义后，特别是1912年4月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即开始酝酿和准备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他开始集权和废除政党政治、取消议会和废除约法。袁世凯于1913年3月20日指使凶手在上海沪宁车站暗杀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热诚鼓吹者宋教仁，公开与民主共和政制为敌。时孙中山在日本访问，闻耗即中止访日，于25日从日本返抵上海，随至黄兴寓所商讨对策。孙中山对黄兴说：宋教仁被刺，我们“失此良友，万分悲痛”，教仁“为党为国，血泪皆枯。”[②e]7月，孙中山即发动“二次革命”，在7月22日发布的讨袁通电中敦促袁世凯辞职，否则“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③e]由于敌强我弱等因素，“二次革命”不二月而失败，但孙中山表示“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他分析当时形势指出，袁世凯政权必不能久，革命党人“不特应聚精会神，以去乱根之袁氏，更应计及袁氏倒后，如何对内、如何对外之方策。”[④e]此后，孙中山正积极策划组建中华革命党和讨袁事宜。1915年5月，袁世凯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约”并准备复辟帝制，孙中山认为“今日救国，舍倒去恶劣政府，更无他术。”[⑤e]孙中山掀起讨袁斗争，要求取消帝制，严惩祸首。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通电各省、宣布云南独立，掀起护国战争。起义爆发当天，孙中山即致电美洲林森、马尼拉薛汉英。26—30日又接连致电旧金山、上海、火奴鲁鲁、香港等地的革命党人和胡汉民等人，对云南起义极表欢欣，望海外各地速筹款应急。在发给上海革命党人电函中，指出：“既有首难，则袁之信用已破。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①f]1916年5月1日，孙中山由日本返抵上海。9日他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回溯袁世凯的窃国行径和几年来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强调“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又说：“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最后表示：“惟忠于所信之主义，……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国内。”[②f]宣言发表后，上海《民国日报》、《民信报》、《中华新报》，以及外报《上海日日新闻》等纷纷发表社论或文章，盛赞孙中山“凡此诸说，堂堂正正，意为人人心中尽有之意，言为人人口中欲发之言。”[③f]“是诚共和国家之原则，而为解决时局之要图也。”[④f]亦称：“中山先生在沪宣言，豁然大公，无任钦仰。”[⑤f]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段祺瑞卖国，引起北京学生首先掀起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孙中山在上海即对学生的爱国运动给予支持。1919年5月8日有陈汉明者上书孙中山报告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决议电请各方争回青岛，维护国权，请予赞助。孙中山批陈汉明来函云：“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也”。[⑥f]5月12日，又复函陈汉明指出：“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表示：“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幸诸君勉力图之。”[⑦f]这期间，孙中山在上海除了撰写和出版《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书，从事唤醒国民努力参加救国外，他还利用一切机会接见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发表救国和重行革命的言论，指导社会各界人士认清形势，合力救国。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举行纪念辛亥武昌起义八周年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救国有各种方案，“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方案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是第一步的方法。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方法“只有革命”。他认为：“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地底的陈土是什么？便是前清遗毒的官僚。”而“政客”和“武人”，“也是陈土的一种”。所以如此，则是由于推翻清廷以后，革命党人“相率下野，将政权交与官僚，八年来造成官僚与武人政治的原因，就在这一点。”最后指出：“我们要改造中国，必须建造一个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为此，“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那就是要掀掉地上的三种陈土（官僚、政客和武人）。[⑧f]，同日，孙中山又在上海寰球中学学生会发表关于“救国之急务”的演说，指出：“现在中华民国实处于最危险的地位，内忧外患交迫而来，八年以来那般腐败官僚、跋扈武人、无耻政客，天天阴谋、捣乱、作恶、卖国，把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利权不晓得送掉多少，我们国家危亡的景象就没有如今之甚了。”认为救国有两种办法：一是“维持现状”；二是“根本解决”。所谓“维持现状的法子就是南北议和，赶快把这个国会恢复起来，令他自由行使职权”。而根本解决的办法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还好得多。”[①g]
此后，孙中山便南下广州，组织第二次护法和国民革命运动，发动农民、工人及学生投身革命运动，决心扫除官僚、政客、武人这三种“陈土”，彻底打垮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势力，统一中国，重新建立国民政府，彻底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民主和富强。孙中山的理想虽未及生前而成，但他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他由爱国而革命，以革命来救国的精神，则永远在鼓舞着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忘我奋斗。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全国各族人民都应该努力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爱国精神遗产。
三
所谓时代性，就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将中国与世界结合起来使中国能够适存于世界，超越世界。
孙中山不仅适应时代潮流，而且追随时代潮流。面对世界和近代中国的变革洪流，孙中山“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②g]，“以天下为己任，不视天下为私产”[③g]，担负改造中国的重任。他不仅关顾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各个领域，而且还注意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并将其求得的西学知识主动地消化和融会于自己改造中国的理论、学说之中。孙中山自己曾经说过：“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④g]孙中山熟悉世情（世界情况），又了解国情，这就使他的革命救国思想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又具有时代特性。
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进化发展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是不断深化和发展。他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文明的进步、发展是自然所致，是不能逃避的，只能顺其自然，尤其是世界政治进化的潮流，更不是人力所能抵抗的。他所说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便是这个意思。可见，孙中山是用世事皆变的观点来审视世界的潮流，构造他的时代观和社会观，展示他的改革思想，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左右着他的行为取向。
早在1890年，孙中山还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就致书曾任清朝驻外大臣病休居乡的郑藻如，他说；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⑤g]。说明孙中山从青少年起就把中国看作是世界的中国，把世界看作是各国的总体。主动地将世界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作为孙中山思想的有机构成。事实上，孙中山的政治学说与治国理论、方略，除了继承中国固有文化与他的创见外，有一些明显是采撷自外国的学说事迹，参酌欧美国家的学理。
从孙中山留下的遗著，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革命之前，孙中山考察西方的社会、政治历史和礼俗等，主要是为了改革中国社会，使中国能够独立富强。在革命期间，孙中山的注意点在于考察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来构造自己的政治学说。他的政治思想是以变革观作为基点，以实现“主权在民”作为目标，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革命程序、政党政治、权能区分、地方自治等等都只是他的政治思想包涵的具体内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则将重点放在借鉴西方“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建国理念，强调学习西方在于学习科学技术，不在于学习政治哲学，带有将西方科学与中国固有的政治学说有机结合起来治理国家的倾向，使他的建国思想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年轻的孙中山志在四方，但知识和经验毕竟不足，他承认自己“所学虽有师承，而见闻半资典籍；运筹纵悉于胸中，而决策未尝施诸实事；则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①h]这是他的弱点，但也是他的优点，知不足而虚心向各方求教并敢于向清政府各级官员上书建议，说明孙中山很自信，也表明他从青年起就把改造家、国作为己任。比如他在致郑藻如书中，就根据家乡广东“五邑东南一带之山，颓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的情况，建议郑藻如劝戒当局应学习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并借鉴英、印等国，立会劝戒种植、吸食鸦片，设立机构兴学育才。随后，在《农功》篇中，孙中山又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实际，强调应从农村着手改良社会。他进一步地明确提出中国要学习泰西设立农部，总揽农政，派人出国考察、留学，参仿西法撰写专书，推广科学种田，改革旧式落后的农业和农村。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又坦诚地说：他“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②h]说明他对西方社会已经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并希望李鸿章能参酌他的意见实施有效的办法，对中国社会实行改良。尽管李鸿章不接纳孙中山的意见，但孙中山此举则为自己奠定了治国大计的大致框架。而且，根据他实践总结出的经验便形成了孙中山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和建设国家的方略。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后，即于次年在广州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事败，孙中山流亡海外。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抵英国伦敦。11月11日孙被清吏骗入清驻英使馆被监禁。当孙与清驻英使馆译员邓廷铿谈话时，他虽讲到“我之误处，误在专讲西学，即以西国之规行于中国，所有中国忌禁概不得知，故有今日之祸。”[③h]但这不是实话，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只是一种搪塞之言。此后，孙中山被康德黎等人营救出使馆，他便利用留英期间，经常到大英博物馆阅览西方政治、社会及科学技术方面书籍，并认真地观察欧洲政治风俗，思想进一步飞跃。正如他在1896年10月24日致伦敦各报主笔函中所透露：“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④h]1897年3月1日，孙中山在伦敦《双周论坛》发表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文。他揭露中国官场“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的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的大量事实，指出“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而决不能把中国积弱和人民受苦难归咎于自然条件不好，“人口过多”或所谓“群众懒惰和无知”。他强调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于贪污腐化“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他批评说在英国有人以为只要说服李鸿章清官相信西方文明和输入机器就能使中国新生，“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银制餐具，想借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他表示确信中国具有“潜在的恢复力量”和“自力更生的各种可能性”，指出“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有大多数的诚实的人们准备着而且决心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①i]同年8月2日，孙中山离加拿大到日本，16日抵横滨，旋结识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晤谈革命主张。他认为“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只有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才能避免重蹈历史上“割据”、“纷扰”的覆辙。鉴于西方列强环伺，“今举我土地之大，民众之多，而为俎上肉，饿虎爪而食之，以长养其蛮力而雄视世界”，故决心“自进而为革命之前驱，……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尽力。”[②i]可见，到这时为止，孙中山初步形成他的民权主义思想，以民主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思想已经确立，这是他学西方的结果，也是他适应时代的要求。从此他改变以往中国一切变革“以暴易暴”最终又以保护旧制度而告败的思路，把中国的进步同世界的潮流和进步统一起来，以共和和民主为建国目标，从而使他的思想带有世界普遍的意义。
孙中山在晚年作《民权主义》演讲时，他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区分为“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的依次递进。他认为，“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③i]从这个带根本性的时代观出发，孙中山认定，要中国强盛非实行革命不可，而要革命，又非提倡民权不可。
在《民生主义》讲演中，孙中山又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果实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和“工商时代”。[④i]他认为，人类欲望无穷，“愈有则愈求，愈得则愈欲”，但农业时代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达有限，只有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跨进，才能满足人们对生活的渴求，也只有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发展，才能改变国家贫弱的局面。从孙中山献身革命开始，他便追求“民权时代”，向往“工商时代”，主张“开放主义”，并把这些看作世界潮流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从他主张对西方科学采取“取法乎上”，以社会革命促进时代发展，以流血牺牲换取“真立宪”，以科学知识建设“最文明”的国家，到晚年以阶级合作建立国民政府，都是他对西方共和国的认知。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是主动地去适应潮流，他的政治思想是他“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结果。正如人们所正确指出的，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因他“亲身的接触及目睹政治权威人物的腐败产生恶劣的评价，继之拒绝承认权威当局的合法性，甚至严厉批判整个政治结构与制度；中山先生虽对政治权威具疏离感，但是强烈的政治功效意识又促使他欲积极参与改革，但既无正常的参与管道，加上其急切的个性，终走向革命一途。”[⑤i]可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产生于他自觉对革命道路的选择，他的民主共和思想，也是出自于他对西方共和制国家的自觉认知。
四
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内容丰硕，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建设，从内政外交，到文化教育，从伦理道德到济世救人，都有他系统的和较为完整的观点和主张。“我们从他传诸于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相关的宣言、文告、讲词中观察，他以宏观的见识拟具了一套解救中国与处理人类问题的理论体系，其中尤其是以三民主义为纲要。”[⑥i]在整个革命民主派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孙中山这样比较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既是孙中山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而提出的革命纲领，又是他解决中国独立统一与民主富强的理论基础。
三民主义中的核心是民权主义，无疑它是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高峰。作为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革命政纲——民权主义的出现，“显然是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划时代的变革。”[①j]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孙中山领导的伟大辛亥革命达到的成果，不仅是清朝政府的覆灭，也是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孙中山还依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结合中国的历史情况，指出在三权之外再加上考选、纠察二权，创立“五权分立”学说，从而丰富了他的“民权主义”内容。[②j]
民族主义，承接过广泛存在于农民和下层社会中间的种族主义思想，受到中国士大夫传统“夷夏之辨”春秋大义观念的影响，但它淘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他因袭了维新派把民族独立与资本主义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但却抛弃了妥协的倾向；同时又吸收了欧美国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期间掀起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所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其形成之初，就具有其崭新的内容，它以反满作为反封建的手段，通过打击帝国主义的走狗，结束封建帝制实现其民族独立，又通过反对清廷的民族压迫，实现“五族共和”，建立民族平等合作、共同参政的共和政体，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又集中了人民群众要求摆脱民族压迫的意愿，它概括了民族斗争的任务，把民族斗争有机地同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把当时我国的民族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其具体措施是采取“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的手段和步骤，实施“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方案，从而，达到预防资本主义的“祸患”、“解放农民自身问题”和造福社会的目的。这些措施，实际上不是经过农民革命来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采取由国家核定地价征收土地税的办法来限制地主对于土地的垄断，同时通过国家收购政策来实现“土地国有”。在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条件下，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要求根本消灭封建剥削的愿望，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创造条件，并为后人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
总而言之，孙中山是中国人，他虽接受中西文化的教育，成年后又长期生活在国外，在外国寻求救国真理，又在外国组织革命团体，研究革命的理论和战术战略，但他的思想既没有完全西化，也不是顽冥地保守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态度是努力地“集合中外的精神，防止一切的流弊。”[③j]所以，孙中山为了中国近代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不倦的开拓性探索、吸收和融合。他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以及其他理论都是中西文化精华的结晶。他不仅以其光辉的革命业绩名垂史册，而且还以其卓越的思想建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理论、学说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宝库，也是他留给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遗产。
注释：
①a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
①b转引李伯新撰：《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政协广东省中山市文史委员会1993年出版的《中山文史》第27辑第1—2页。
②b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283页。
③c ④c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6—48、47页。
⑤c ⑥c孙中山：《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页。
①d近代中国同列强一共签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中国学术界说法不一，据梁为楫、郑则民主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一书统计，清政府统治时期签订了五百多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签订了三百多个，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签订二百多个，总计签订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见本书，第9页）。另据张振昆先生在《论不平等条约——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一文对不平等条约作了非常清楚的解析，他认为其总数大约有三四百个（见北京《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19页）。
②d孙中山：《拟创立农学会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25页。
③d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174页。
①d孙中山：《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①e孙中山：《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②e《中山先生之痛言》，《民立报》（上海）1913年3月26日。
③e《孙中山先生致袁世凯电》，《民立报》（上海）1913年7月22日。
④e邓泽如辑：《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2。
⑤e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0页。
①f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69—970页。
②f ③f ④f《民国日报》（上海）1916年5月9日、10日、11日。
⑤f黄兴：《复谭人凤电》，《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3页。
⑥f《国父全集》第4册，台北1973年版第353页。
⑦f孙中山：《致上海陈汉明》，《中央党务月刊》第12期。
⑧f《民国日报》（上海）1919年10月9日。
①g《孙中山先生在寰球学生会的演说词》，《民国日报》（上海），1919年10月21日、22日。
②g李大钊：《挽孙中山联》，载《挽孙中山先生联选》，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665页。
③g吴忠信1925年3月北京追悼孙中山大会联。见《挽孙中山先生联选》，第179页。
④g《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4页。
⑤g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
①h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
②h ③h ④h《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27—28、36页。
①i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第35页。
②i〔日〕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群学社1905年版第55—57页。
③i ④i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6、808页。
⑤i华中兴著：《中山先生政治人格的解析》，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7月印行第180—181页。
⑥i高崇云：《中山先生与美国》，《国父史迹书画巡回展实录暨中山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1994年6月编印。
①j张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又见《孙中山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②j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9页。
③j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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