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民族文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文物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回顾过去，民族文物工作半喜半忧，留下不少遗憾，展望未来，民族文物肯定是下世纪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世纪之交，更感到抢救民族文物的迫切性。
什么是民族文物？目前争论较多。笔者认为，民族文物是文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民族文物是自民族产生以来，各民族所创造的、具有一定民族文化信息、又有一定历史阶段、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遗物。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态形象，看得见，摸得着，是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遗留下来的文物也具有多民族的内涵，这正是中国文物的重要特色。具体来说，民族文物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指自古而今的民族文物，后者指清代以来或近代民族文物，我所说的抢救民族文物，主要是指后者，因为这类民族文物处于几不管状态，是文物工作的薄弱环节，而古代民族文物早已列入考古文物工作的范畴。
民族文物也具有文物的一般特征，如不可再造、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等。但是近代民族文物有其独具的特点：第一，古代民族文物多埋藏于地下，有地层保护，近代民族文物多裸露于地上，最容易受到损坏；第二，古代民族文物多为无机物，近代民族文物则以有机物质为主，文物保护难度较大；第三，古代民族文物欠完整，近代民族文物较完整、信息量大，不但结构完整、功能明确，还有种种传说；第四，古代民族文物基本为国家所有，近代民族文物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私人所有，这给征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一、从三个实例谈起
1961年夏天，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承担史前史研究和陈列设计，但是再现史前史仅凭考古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于活生生的民族学资料，于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做了三次比较重要的调查，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
（一）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文物。
1961年夏天，几位著名的史学家赴内蒙古考察，认为民族文物极其珍贵，应该抢救。翦伯赞教授就提出：“将来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新馆时，陈列厅应该设中央走廊，两侧为对应展厅，一侧陈列地下的考古遗物，为‘死化石’，一侧陈列民族文物，为‘活化石’，互相印证，历史就说明白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对上述意见很重视，立刻派我们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族自治旗调查，我在托扎敏居民点生活了两个月，一边调查，一边征集文物。该族以渔猎为生，不知农作，住撮罗子，食肉衣皮，用桦树皮器皿，驾驶桦皮船，信奉萨满教，传统文化依旧，各种文物齐全，我们顺利地征集了一千多件文物（注：兆景：《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一套鄂伦春族文物》，《文物》1962年2期。）。 还随猎人在林海雪原中狩猎。事后又赴黑龙江十八站地区征集数百件鄂伦春文物。在北京举办了《鄂伦春族文物展览》，受到学术界好评。鄂伦春族文物的可贵处，有两点：一是该族为一个狩猎民族，对研究狩猎文化经济类型有重要价值；二是该族在五十年代初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以地缘组成的游牧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私有观念淡薄，这些对探讨文明时代前夜的历史有重要借鉴。三十年后，1991年初冬，我又二访鄂伦春自治旗，该族社会面貌大改，住砖瓦房，着汉装，种地养猪，连家具也汉化了。如果没人说他们是鄂伦春族，我肯定误认他们为汉族了。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由于汉族只准生一个孩子，鄂伦春族生育不限，不少汉族姑娘嫁给鄂伦春族小伙子，而汉族小伙子也喜欢娶鄂伦春族姑娘，这样有许多鄂伦春族家庭是由鄂、汉两个民族组成的，第二代又随鄂伦春族了。表面看，鄂伦春族人口剧增，其实汉族血统充斥其中。当时该旗建设了一座漂亮的民族博物馆，但文物奇缺，最后只能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借文物，复制展品，甚至有关狩猎生活的照片也都是从博物馆印制的。
（二）西双版纳傣族文物。
1962年，我们又转赴云南西双版纳，当地以傣族为主，还有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克木人和基诺族。五十年代初傣族尚处于封建领主社会，当地的“召片领”，相当于西双版纳的国王，他占有全部土地和农奴，为了进行有效地统治，下设议事厅和各级官吏，还有法律、军事组织，对山区少数民族也有一套统治方法。但贫富分化不严重，故有“穷不讨饭，富不过万”之谚。傣族稻作农业发达，有一套专门的灌溉制度，流行竹制干栏建筑，陶作、竹作、木作发达，还有树皮布、造纸等手工艺，服饰已礼制化，由于使用傣文，文书档案极其丰富。我们调查组，分散在各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共征集一万多件文物。此外，还在澜沧江两岸进行了考古调查，曾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注：宋兆麟：《景洪访古》，《云南日报》1962年11月10日。）。当时西双版纳有一个文物室，收藏大量文书。我们曾组织傣族知识分子复制了大批傣族历史档案和各种政令。后来在北京举办了《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文物展览》，由于当时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没开几天就把门关上了，至今未与广大观众见面。事过三十年，即1992年，我第二次到西双版纳采风，当地的民族文物已今非昔比，过去顺手可拾的传统工具、服饰、贝叶经已经不见了，连当地收藏甚丰的文物室也已空空如也，据说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四旧”焚烧了。1992 年该州举行自治州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也举办一个“傣族文物展览”， 居然寻找民族文物无门，其展品基本是从北京和昆明各单位借用的。
（三）泸沽湖摩梭人文物。
1963年，我们又转赴泸沽湖地区。先乘车抵达丽江，从丽江到泸沽湖是步行了11天，日出而行，日没而息，露宿野餐，辛苦异常。但是一踏上泸沽湖的土地就感到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湖周围有三十六个村落，基本为摩梭人，也有少量普米族和纳西族。摩梭人流行走婚，盛行母系家庭，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注：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关于泸沽湖地区母系制的存在，清代已有记载，道光《盐源县志》：“盐源恶习，女多不嫁。”盐源县属四川，位于泸沽湖东岸。1930年庄学本在《良友》“新西康专号”上以《么些》为题，发表摩梭人一组照片，并说明“婚姻尚自由，但一般女子多不嫁，不赘，两性交往极乱。家庭以母系为本位，财产之继承亦为女子，故有女儿国之称。”真正对当地母系制进行调查的，是从60年代初开始的，但当时只注意社会形态、家庭婚姻，对物质文化不够重视，其实，摩梭人在物质文化上也有特点，如以二牛三夫犁地，在湖区以弋射雁，还有井干式民居、独木舟、麻纺、信仰达巴教、喇嘛教。我们在调查摩梭人母系制过程中，也尽力搜集文物。除了美国人罗克外，我可能是第二个到当地搜集民族文物的人，当时文物很多，居民家有，乡政府也有。在开基乡政府的仓库里，堆积不少土司头人的衣服、档案、用品，乡政府正要当垃圾处理，我们一次就征集到几百件文物。又如我去金沙江边托甸乡，搜集到成驮的东巴经、汉规经（普米族巫师），其中的《图语书》、《路票》都是极其珍贵的民放文物。最后我们雇了四十头骡子，才把文物运出泸沽湖。按原计划，我们也想举办一个《泸沽湖摩梭人女儿国文物展览》，因种种原因也被搁浅了，只好把文物闲置起来， 转向案头工作， 先后出版了《永宁纳西族母系制》（文物出版社1983年）、《共妻制与共夫制》（上海三联1989年）等专著。又是30年后，我第四次采访泸沽湖时，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拖拉机取代了二牛抬杠，摩梭人穿上了化纤，传统的麻纺已经成了历史，本来寺院是保存传统文物的安全场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灭顶之灾。总的印象是：摩擦人走婚还在走，传统的文物已经消失了。
以上是我六十年代初征集民族文物的三个地点。当时民族地区生态完好，传统生活基本保留，民族文物丰富多彩，云南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民族博物馆，当时搜集文物应有尽有，不费举手之劳，三十年后再访其地，这些民族已接受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农机、汽车、卡拉OK，也应有尽有，传统生活正在改变，古老的文物制度面临土崩瓦解，征集文物难上加难。头两年昆明建设一座豪华的云南民族博物馆，硬件不错，陈列的文物却有许多新的复制品，这是令人悲哀的。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原因是很多的，有随着社会进步而出现的自然淘汰，有过去极“左”政治运动的摧残，有当前商品经济的冲击，还有缺乏一套抢救、保护民族文物的机制。如在文物管理机构中，人员众多，机构庞杂，就是没有一个民族民俗文物管理机构，甚至一个专职民族文物干部都没有，如此这般，怎么能有效地保护民族文物？其实应该有一套保护民族文物的法规，从法律角度加强民族文物的保护工作。文博界不重视，民族学界也不重视，他们在野外调查时，对民族文物视而不见，见而不识，热衷于研究社会形态，不重视物质文化研究，有少数民族学工作者，连民族文物的基本知识都没有，怎么能研究民族文物呢？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民族学界。当然，有些文博单位有志于征集民族文物，但没有经费，最后还是无法抢救民族文物。
二、抢救任务的繁重性
前面所举的例证，绝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有相当的代表性，也就是说，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类似现象。
应该指出，在社会发展与文物抢救的关系上，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社会发展是人类的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原来留下来的文物发生变异、消失，也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历史上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如此。不过，我们应该在这种变革中积极地把文物抢救下来，使上述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为子孙万代留下更多的文物遗产。尤其在当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抢救民族文物更是刻不容缓。
到底有多大抢救任务？这是应该明确的。首先应该肯定，由于我国过去搜集民族文物较少，底子差，现在又很急切，任务是很艰巨的（注：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紫金城出版社1999年。）。
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55个，还有几个未经识别的民族群体。这些少数民族有多少民族文物，应该说底数还不清楚，现在征集到手的民族文物有多少？也无精确的数据。据粗略统计，全国馆藏近代民族文物约20万件左右，而且多为工艺品，不成龙配套，可以说挂一漏万，尚有大量的民族文物没有搜集上来。
搜集近代民族文物，应该有一个目标，总的来说，应该为每个民族搜集几套文物，一套留在地方，一套留在省（区），一套留在中央。这就要有三套，如果加上外出展览的需要，则在三套以上。这是第一笔帐。不过，有许多民族内部又分若干支系，如藏族、蒙古族、台湾土著族、黎族、壮族、瑶族、苗族、布依族、傣族、哈尼族、彝族、纳西族、白族、景颇族等都有这种情况。各个支系不仅有自己的起源传说、风俗习惯，还有自己的文物制度。如果我拿一件苗族衣服请您鉴定，您回答说：“这是苗族衣服”，这只答对了一半，还要回答是什么地区什么支系什么人穿的衣服，因此，民族支系对文物工作极为重要，如同考古学讲究区系类型一样，这是民族文物的基本理论和工作方法。
以苗族而言，据我接触的十几部《百苗图》册页来说，贵州苗族多达数十种支系，该省对苗族服饰进行了普查，共有90种苗族服饰。如果把湖南、广西、海南、云南、四川和重庆等省市苗族统计在内，其服饰不下百种之多（注：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又如彝族的支系也不比苗族支系少，这一点在《滇南夷情汇集》中看得很清楚（注：宋兆麟：《云南民族生活画卷——滇南夷情汇集介绍》，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1期。），这是指云南的彝族，如果把四川、贵州、广西等地的彝族考虑进去，彝族支系也不下百种之多。事实告诉我们，征集民族文物不仅要注意族属，还要重视各支系的文物制度。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的抢救任务就不仅仅是55个少数民族的文物，还应该包括各民族各支系的文物，也就是说，我们的征集对象不是55个单元，可能是300或更多个单元。如每个单元一套文物为1000 件，三套则为300件，300个单元则为90万件。这是第二笔帐。这一估量是可观的，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抢救、收藏90万件民族文物并不为过，甚至应该抢救更多的民族文物。抢救民族文物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这一点已无疑义，问题是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应该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国家应该有专项拨款。在各类文物收购中，民族文物的花费是较低的，因此抢救民族文物未必花很多钱，但是必须当个事业来抓，有专项投入，专款专用，保证收购民族文物的基本经费。其来源可由中央出一部分，省（区）出一部分。云南省花一亿五千万元建一座云南民族博物馆，这是很大气的，也很有远见。常言说“牵牛要牵牛鼻子”。一个省区要牵住“牛”（民族文物），最好的办法是筹备民族博物馆，好象抓住了“牛鼻子”，省里的民族文物就有单位抓了，又有专门的展示和收藏场所，能有利地推动民族文物工作。所以云南民族文物工作开展较好。海南省也是这样的。那么其他民族省份为什么不积极效仿呢？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二是在全国要有一个规划，要有责任制，分片包干。落实到省区，必须为每个民族建一座博物馆，并落实民族文物抢救方案，全国做出抢救规划，分期分批加以完成。必须抓紧、抓紧，再抓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从事抢救还是可行的，还有不少文物可以征集，如果贻误战机，拖拖拉拉，抢救工作就被动了，必然再犯历史性错误，为后人所唾骂！
三是将搜集文物与民族调查结合起来，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这是有形的，比较好抓，可以通过文物认识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但是，伴随民族文物还有许多无形的文化，也应该同时抢救、调查。因此，不能以搜集到文物为满足，还要以民族文物为切入点，进一步调查与文物有关的民族历史文化，征集者应该是调研员，不作采购员。只有这样，民族文物才能得到抢救，为将来研究文物奠定基础。可以说，抢救民族文物，不仅能搜集一大批民族文物，还会造就一大批民族文物专家。
三、目前需要抓好三件事
为了有效地抢救民族文物，有以下问题必须认真研究：
（一）做好民族文物鉴定。
当前，除积极征集民族文物，还应该把现有的馆藏民族文物进行鉴定，否则无法使用，也不知其真正的价值。1995年笔者去三峡考察民族文物，在巴东县文管所看到一大包水陆画，外边贴一张封条，书曰：“迷信文物”，打开一看，画技高超，皆为清代绘制，可列入民族文物，但已经长霉、虫蛀，我问为什么眼巴巴地让这些文物毁坏了呢？管理人员说：“一般文物我们还注意，一听说是迷信文物我们就避而远之了。”事后，我在山西阎锡山老家——河边民俗博物馆也看到一大箱子道教绘画，画技更好，也没有当回事，令人痛心。人类所经历的古代社会，就是一个迷信的时代，很多文物都打上了宗教烙印，包括远古岩画、三大石窟、天坛等建筑，不能因有迷信色彩就打入另册。问题就在于没有进行鉴定。有些专家否认民族文物为文物。个别博物馆曾尝试鉴定民族文物，但因为缺乏明确的鉴定标准，多将民族文物列为等外品或参考品，对民族文物的真正价值把握不住。根据上述情况，应该解决三个问题：
1、民族文物鉴定标准。我们根据一般文物标准鉴定， 还是另外拟订一个民族文物标准，这是可以争论的问题。笔者倾向不另外制定民族文物鉴定标准，但要解决一些具体操作问题，如一片有刻画符号的彩陶片，定为一级文物，而且类似陶片出土数以百计，那么台湾土著民族的鹿皮画，不过只有几件被保留下来，定为几级？藏族的唐卡、佛像、经典，具有多种社会价值，在世界艺术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不比汉族的明清文物逊色，又怎么定级？对此应该认真探索，求得共识。
2、积极探索民族文物研究的理论框架，这是至关重要的。 过去过分用一种理论模式，使民族学研究趋于僵化，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理论探索是每个学者的责任。以民族文物鉴定来说，仅仅根据56个民族的文物特征去鉴定是不够的。严格的说，中国民族的划分，是政治性的，科学意义上说，还应该重视民族支系的研究，事实上，中国有许多民族，内部有很多支系，所以民族文物鉴定应按地区、按支系进行，因为民族文物有明显的地域性、族系性差异，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制度，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支系也有不同的文物制度。因而民族文物鉴定操作起来相当困难，能鉴定藏族文物的，未必能鉴定东北民族文物，能鉴定云南民族文物的，到新疆不一定行得通。所以民族文物鉴定专家都有一定局限性，难以成为通才。鉴定时按地区、按支系进行较为适宜，这是民族文物鉴定工作的特殊性。
3、尽快设立民族文物鉴定机构。 国家文物局下设一个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其中设有许多鉴定组，如青铜器、书画、玉器、钱币、陶瓷、杂项等，只有民族文物鉴定未被列入，连“杂项”都不够格。这是一大漏洞，也是很不公平的。其实，民族文物数量大，鉴定难度不小，任务急，应该尽快设立有关鉴定机构，集中专家，把这项工作抓上去，进一步推动民族文物的抢救工作。
（二）民族文物的应用问题。
抢救民族文物，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保护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也就是说要充分应用民族文物。
第一、要积极妥善地发展民族博物馆，这是应用民族文物的最基本渠道。因为民族博物馆不仅是民族文物的收藏场所，也是研究和展示民族文物的中心。七十年代前只有几所民族学院设有民族文物陈列室，没有一座民族博物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博物馆象雨后春笋迅速地发展起来。目前全国已有民族（含民俗）博物馆五六十座，多为州县级的，也有省区级的。说明民族博物馆发展很快。但是问题不少，有的仅挂牌，有名无实，个别省区号称有几十座民族博物馆，伸着巴掌建馆，缺乏拳头式的博物馆，水分大，既缺乏管理人才，也没有业务骨干。笔者认为，应该努力为每个民族建设一座象样的博物馆，重点放在省区、地州两级，有些小民族的博物馆也可建在县上，这些就是重点，决不能遍地开花，县县建博物馆。不要以数量取胜，要集中人才、物力和财力建好重点博物馆，布点一定要合理。
第二，民族文物要开放，更要广泛地为社会服务。现在馆藏民族文物利用率很低，不仅展览少，向社会提供也不积极，有的馆宁可使民族文物不见天日，也不向社会提供，有少数人自己不研究，也不让人家研究，垄断文物资料的现象严重。我年轻时搜集的文物都移交给库房了，这是正常的，但我再进库研究自己搜集的文物就难以上青天，自己只好做其他研究，反正案头工作忙不完。其实，在民族文物保护和使用上，应该解放思想，向社会开门。某些保管制度应该改进，决不允许个人霸占，把活文物变成死文物。
第三，应该关注民族文化村的建设。目前文物部门虽然没钱搜集民族文物，但许多企业家却视民族文化为宝，一窝蜂似的建设民族文化村，作为民族文化的景点，以适应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有成功的，如深圳民族文化村，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很好。有些是失败的，还有些是不死不活。其中有不少问题：首先，有些民族文化村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忽视软件设计，凭一时想象建园，许多设计人员文化素质太低，以想象代替民族文化事实，景点缺乏文化品味，生搬硬套，简陋粗俗，令人看了乏味。其次，不考虑时间、地点和条件，这样难免不出问题。认为深圳民俗文化村成功了，自己也会成功，重复建设，追大求全。北京南口搞了一个“老北京微缩景观”，游客到北京真景都看不完，怎么会到远郊去参观老北京的模型呢？结果是门庭冷落，最后关门了事。第三，单位追求经济效益，有些主持人为了门票效益，歪曲民族文化，假造“民族文物”，如什么图腾柱、生殖崇拜以及令人生畏的人头架，这种做法虽然能有一时的效应，赚到一些门票钱，但他是以低级趣味迎合某种社会需要，因而它是缺乏生命力的，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声誉，伤害了观众，其负面作用不小，产生误导，歪曲了民族的形象，对此我们不能放任不管，应该在软件设计上加以指导，同时在民族文化宣传上进行打假（注：宋兆麟：《民俗博物馆发展的新动向》，《民俗博物馆学刊》1995年1 期。）。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是人造旅游景点必须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二是文化含量要高，追求高品位；三是充分利用高科技；四是要注意综合效益，力争在经济效益、娱乐、教育诸方面都获得成功。
此外，应该从民族文物中吸取营养，进行积极的开发，如旅游产品的制作、服饰艺术的展示和表演等等，都大有文章可做。
（三）民族文物干部的培养。
为了抢救文物，发展民族博物馆事业，开展民族文化旅游，我国需要一大批民族文物专业干部，但是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一方面缺乏有水平的管理人才。从全面形势看，民族文物、博物馆管理人才少，素质相对较低。有些民族博物馆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馆长水平低，不懂业务，使这些单位死气沉沉，缺乏活力。馆长自己不懂业务，也不放手让业务人员从事研究，于是出现不少业务人员从事第二职业。因此必须迅速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管理人员，不应该把其他单位不称职的干部摊给博物馆，否则民族博物馆难以办好。
另一方面缺乏专业干部。现在民族博物馆不少，但很多博物馆缺乏独挡一面的业务骨干，更缺乏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象藏族文物丰富多彩，内涵博大精深，但我国缺乏唐卡专家， 缺乏藏佛鉴定专家。 笔者1984年在罗马参观东方艺术博物馆，该馆有许多唐卡，但他们也没有进行认真鉴定。该馆馆长请我从中国找几位唐卡鉴定专家，整理鉴定唐卡，但是回国后多方联系，也无人敢于问津，说明国内民族文物专家乏人，反之，西方倒有不少这方面的专家和专著。所以我国急需培养民族文物人才（注：宋兆麟：《加快抢救民族文物的步伐》，《中国博物馆》1998年1期。）。
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已招收民族文物研究生，北京大学也成立了考古文博学院，在高校培养民族文物本科生、研究生，这是一条主要途径，应该加大力度，抓早抓好，但目前高校也缺乏民族文物方面的师资，严重限制了专业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力同文博部门合作，并抓紧民族文物师资的培养。
还有一种方式也很重要，即短期训练班。五十年代初期，基建繁忙，考古人才奇缺，现培养又来不及，当时从在职文物干部中抽调一大批人员，由北京大学举办短期考古培训班。强化考古专业训练，然后分赴各省考古工地。这批学员后来绝大部分都成为各省区考古队伍的骨干，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民族文物专业人才培养也可采取上述方式，每年举办一些民族文物培训班，可按民族分布地区举办，如南方、西南、西北、东北等，分期分批进行。课程要突出民族文物，既要有足够的讲授，又有一定时间的田野实习，操作动手能力要强。这一点与考古学一样，光上课不实习是不行的。民族文物专业也不例外，田野调查是根本的学习和工作方式，是民族文物学的基本功。中外学术史告诉我们，一位有作为的民族学者或民族文物专家，都是从调查找到学术切入点的，必有深厚的田野作业功底。根深才能叶茂。我们应当丢开浮躁，深入到边疆去，认真做好田野调查，为抢救民族文物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