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阶段中美文化的碰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现阶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西文化，鸦片战争以来，学者们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广泛论争，并两度掀起全国范围的文化高潮：“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热。第一次高潮使一部分国人在理论上认识了中国文化的糟粕，结识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并使之势不两立。如陈独秀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①第二次高潮则使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明确了追赶的方向，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同时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文化基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些重要的文化问题仍未受到充分的关注或未得到深入的探究，如美国文化这一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碰撞及其焦点，中美文化的碰撞在中国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及其主客观成因等。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还不很明显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今天，则极有必要对这些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一）
中华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真正碰撞始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文化的碰撞基本上处于小面积思想意识的冲突和个别文明成果的较量。基督教思想的登陆、西洋历法的挑战和西方先进科技新产品的初露锋芒只是在中国这个既大又深的水潭中投入了一块巨石，石头虽不谓不大，但撞击的面积毕竟有限，所以真正被惊醒并感到疼痛的只是占庞大人口中一个很小比例的优患型知识分子以及个别比较清醒的帝王将相，其他国人要么鼾声依旧，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食而不管其味。鸦片战争对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当头棒喝，使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人数千年来第一次认识到不仅自己的国家大难当头，而且自己的文化也危机四伏，面临着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挑战。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华帝国的没落之日恰恰是美国的崛起之始。从此，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农业产量持续上升，工业化进展十分顺利，至19世纪末，美国在经济诸方面已经超过了其最强大的对手——英国，成为西方最强国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成为无可争议的霸方，美国文化随之一跃成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主流，在与中华文化的碰撞中也由配角迅速变成主角。
中美文化的碰撞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美文化碰撞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一直处于被掠夺、被威胁、被欺骗、被利用的地位。不论是1844年的“望厦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是1936年的“中美白银协定”，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一个不是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的铁证。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美建交。在这30年中，中美文化处于完全的敌对状态，不仅在社会制度上、军事上、外交上敌对，同时还表现在文化事业上的敌对。但是，中华文化已经走出了任人宰割的恶梦，进入了平等对抗的阶段。虽然在国力上有明显差距，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仍然在朝鲜战场上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外交上多次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1979年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虽然政治、外交、经济上的摩擦仍然不断，但是军事冲突没有了，文化上的交流越来越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大陆，从前那种美国文化的单向撞击，包括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围剿，变成了同一水平线上公平的正面较量。广大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心平气和地用没带有色眼镜的眼睛认识了美国文化和没有被贪婪和野心扭曲了本性的美国人。所以我们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文化真正意义上的碰撞始于改革开放。
讨论现阶段中美文化的碰撞，如果仍然采用老一套办法，重复那几对熟透了词语，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②或简单地妄论曲直，武断地评说优劣，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中华文化之于那些经济发达民族的文化，尤其之于美国文化的不同，要比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多得多，甚至比我们感觉到的也多得多，更要比我们学者们所总结归纳出来的条条复杂得多，深刻得多。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更是异常的多姿多彩、斑驳陆离。下关东、走西口、赴西洋、留东洋，千百万中华儿女各有困难遭遇、各怀壮志雄心，但人在天涯，魂系老家，乡土观念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强烈，对祖国总是一往情深。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卖国求荣的汉奸，也有不少在洋人脚下扮狗，在国人面前摆爷的败类，更有数目颇大的不忠不孝之流，但真正的中华儿女从来就以忠孝为做人之本，以牺牲个人促全整体为荣，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在中国人看来，个人只是国家民族这个总机器，家族这个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为了国家和家族的群体利益，作为其一个微小部件的个人可以而且应该随时奉献上自己的一切。“孤掌难鸣”、“独木易摧”是中国人世代深信不移的真理。个人是整体中的一小部分、沧海一粟，即使你再聪明、再伟大，离开了整体也会一事无成，甚至生命本身都会失去意义。因而才有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有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就是作为中华文化脊梁的群体本位意识。
美国人也有群体观念，有时还很明显，他们的国旗比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使用率都高，作为美国人，他们一直感到自豪，但这只是一种表层观念，绝不是美国文化的内核部分。如果有一天美国变穷了，变弱了，成了受人欺凌的第三世界，美国人是不是还会走到哪里把星条旗带到哪里，是不是还会有那种“天之骄子”的豪迈，这的确是个未知数。美国人乐善好施，对联合国和第三世界的经济支持和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文化事业的援助应该说是最多的，但这些慷慨解囊往往是为了保持世界盟主的地位，或者是出于“吃小亏沾大便宜”的动机，用美国人的话说，在美国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人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喜欢高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口号，但这些口号在美国没有一个不是以“个体”为出发点的。美国人一贯强调艰苦工作，公平竞争，首创精神和进取意识，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个人的成功，尤其是财富上的成功。可以说，在美国这个无论是军力、财力、科技实力还是人力、物力都堪称当今世界之最的国家里，每一个公民每天习惯性地忙于思考的，终日为之辛苦的是一个非常渺小的对象——自己。个人成功是从殖民时期到现在美国人始终不移的追求，个体本位意识是美国文化最深层的内核。
美国文化的个体本位意识还表现在立国大法之中：明确规定个人的权利来自上帝，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干脆利落地把教会与国家政权分开，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旗帜鲜明地宣布禁用贵族头衔，奠定了人人平等的基础。这一系列举措大大激发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并吸引了千百万在旧世界不得志的热血男儿到新世界来圆梦。更由于美国自然资源的异常丰富，新生国家的青春活力和杂交文化的生理优势及其它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只用了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就一跃成为西方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是群体本位意识支擎着中国这座巨厦耸立世界东方两千年之久，那么美国发展之神速除外层原因外主要应归功于以个人成功为核心的美国梦，是这种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的个体本位意识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建造了美国这栋雄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摩天大楼。
美国文化的个体本位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表现出两种新的倾向：内心的空虚和膨胀的贪婪。内心的空虚和苦闷在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笔下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生动的展现。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虽然表达的方式在不断变化，但空虚的程度一直在强烈化。膨胀的贪婪使一部分美国人不再满足于仅仅得到本国的财富，而且要瓜分甚至独吞世界财富。正是这种贪婪使美国不仅肆意掠夺邻国，而且加入了到远东蹂躏中国的行列，并逐渐成为在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诸方面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列强，正式揭开了中美文化碰撞的序幕。中美建交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内层的较量业已开始，并以现代化的速度趋于激烈，趋于尖锐，这就是群体本位意识与个体本位意识的碰撞。
（二）
中美文化这种群体本位意识与个体本位意识碰撞之结果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现象：
1.“私”从潜意识升入意识
中华民族历来强调群体意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直是“公”，而不是“私”。早在殷商、西周时期，“公”就是社会的基石，主要表现为：
第一，土地国有（“王有”、“官有”）。国家对土地有绝对的权力，虽分封给各级贵族，但贵族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而且土地不得自由买卖，私相授受，如《礼记·王制》所说“田里不鬻”。广大庶众则“上无通名，下无田宅”④。
第二，农业生产以集体耕作为主。殷墟甲骨文中的卜辞有“协田”二字，意即集体耕作。在《诗经》中也可以发现描写集体，甚至数千、数万人共同劳作的诗句。如“载芟载作，其耕泽泽，千耦其耘”⑤，“率时农夫，摇厥百谷。……亦服尔耕，十千维耦”⑥。
随着私有制的完善和封建制度的形成，虽然这种“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大有被“私”喧宾夺主之势，然而历朝历代的政府和仁人志士却一直在为“公”或者摇旗呐喊，或者身体力行。战国时期的“师古”和“师今”之争，汉朝初期的“无为而治”和之后的“独尊儒术”，王安石的变法，张居正的改革，以及从明末一直到当代的中外之辩无一不是以国家的进退、盛衰、治乱和存亡为着眼点的。《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孔子的“爱人”，蔺相如的大度，诸葛亮的事必躬亲，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范仲淹的“后天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是“公”为社会主流的绝好例证。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中，“公”更得到了空前的宏扬广大，“私”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
与此相反，在美国，“私”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土地私有是美国建国初到西部开发时期最有吸引力的口号。现在，美国的土地只有39%属于国有，主要是荒漠、道路、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58%以上的土地在私人手中，而且地下资源也属于土地所有者⑦。早期到美洲大陆的欧洲人主要有三类：其一，不得志者。由于宗教、出身、财产等方面的原因，不少欧洲人深感在旧世界个性受到压抑，才智难以发挥，理想无法实现，甚至遭受到种种迫害，因此来到了这个可以自由发展的新世界。美国先民中大多数属于此类。其二，冒险家。这些人在旧世界大多有一定的地位和财富，但远远难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在旧世界，社会结构稳定，阶级差别分明，要想在短时间内暴发起来，难度很大，因而来到美国“淘金”。其三，军人。这些人起初作为殖民主义的工具被派到美洲大陆，发现美洲的优越性后，或者直接留了下来，或者去而复返。上述三种人到美洲的初因虽然不尽相同，但最后留下来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即为了“私”，或称之为个人主义。因此，在美国“个人主义”绝不是一个贬义词，正如美国学者康马杰所说，“个人主义最终变成了美国主义的同义词”⑧。这是很精辟的概括和总结。
有着深远历史渊源的个人主义在美国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也不可避免地随着科技产品、影视产品、文艺作品和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走进了中国，走进了中国人的意识，并把在中国人意识中一直受到压抑的“私欲”调动了起来。虽然“公”在中国人意识中的信息较强，但却从未经历过现代经济浪潮的冲击。当意识形态方面对它强调的不足时，“私”便乘虚而入，由潜意识升堂入室，进入了意识，并且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这种“私”已不同于传统文化中的所谓“私欲”，而是与美式个人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混合物。
第一，这种“私”可以在法律、政策和情理中找到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使人们感到，它虽然无益于国家和集体，但却是一种人之常情，是目前难以避免的一种“出格”。而且很多事实告诉人们，没有这种“出格”就无法在短期内取得个人奋斗的成功，赶上“社会大潮。”
第二，这种“私”的目的仍然具有小农经济社会的显著特征：积累钱财、广置房屋、蓄妾养妓、耀祖荫孙。它使人们不关心国家和公共事事，而把全部精力和注意力聚焦在个人的占有、享乐和炫耀上，把私欲的满足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
2.价值观向个体得失倾斜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应该是家国主义，与现代汉语中的“爱国主义”基本上是同义词。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中，家国主义一直是中国人价值准则的基石。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只是家族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家族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只是国家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生的价值不是以个人得失或财富多寡为据，而是看他是否给家族带来了荣耀；同样家族的声望以是否为国家培育过忠臣、良将、贤达为标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另一鲜明特征是，重奉献轻成败。对中国人来说，个人价值的实现不是表现在个人事业的成败上，而是表现在对家族、国家的奉献上。只要你奉献了，成功与否都是光荣的，失败了甚至更加可歌可泣，令人敬仰。屈原、诸葛亮、文天祥等没有一个是成功者，却赢得了令无数成功者嫉妒的不朽。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
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处于价值坐标的另一端，其核心在于个体的得失和财产的多寡。按照这种价值观，财富是价值衡量的最根本标准，一个人事业上是否成功关键看他的财产有几位数，一个人能否得到尊敬第一要看他在富翁榜上的位置，第二要看他怎样使用他的财富。美国历史上的数十位总统中至今受人敬仰的只有不多的几位，那些伟大的失败者更无资格在后人脑海里占有一席之地，但洛克菲尔、摩根等诸多富翁却一直被大多数的美国人视为偶像，或者自我奋斗的榜样。在美国开国领袖中，最受人怀念的不是华盛顿、杰弗逊，而是富兰克林，这并不是因为他发明了避雷针，而是因为他把怎样由穷变富的密诀传给了后人。当美国人谈论一个人的价值时，他肯定是指物质价值，除开这个标准外，他没有别的标准。本应宣扬“财主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的神职人员对此也深信不疑，著名的麻省主教劳伦斯经过反复论证，终于得出了“上帝与财富同在”的结论⑨。
这种以财富为度量单位的价值观进入中国后，与以奉献大小为尺度的中华文化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前者所展示的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所带来的是物质世界的成功，财富的积累，私欲的满足和感官的享受；后者则属于不可见的精神世界，所需要的是忘我的献身和无私的公心，但对个人来说，得到的只是人格的升华和公众的敬仰，无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前者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物质上的绝对优势，易于利用现代化手段使之渗入千家万户，短期内造成巨大的影响；而后者与经济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物质基础，靠的只是思想品德的提高和文化遗传因子的惯性，需要长期的，多方面的，细致入微的工作才能奏效。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原因，美国文化以个人得失为标准的价值观已经产生了不可轻视的影响，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近几年，金钱的“升值”，人们对实用科学的重视，高学历者的下海乃至“清贫＝无能”的公式等社会现象似与价值观的倾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权利观念从淡薄到模糊
中华文化历来多讲义务，鲜谈权利。义务是指个体为了整体的利益应该做什么，权利则是指个体的整体中能够做什么。中国的先哲圣贤们尽毕生心血研究，不遗余力教诲的只是“个人应该怎样”，并且把这种“应该”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天理的高度。每一个有着内容不同的诸多“应该”；作为臣民，应该“忠”；作为儿女，应该“孝”。这两个“应该”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并行不悖的，正如《礼记·祭统》所说“忠君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大丈夫应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妾妇应该“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⑩；而读书人则应该以“八目”为追求，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之，中华文化总是站在整体的立场上告诫个体应该怎样，从不谈及个体有权怎样。所以，直到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的口号时，虽然仅指“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选举权”，国人中几乎无人意识到其重要性，如柳亚子先生后来回忆说“大家对民生主义都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11)。
美国文化与重义务的中华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一直是以个体为立足点，明确无误地规定个人有权这样或那样。虽然这种对个体权利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文艺复兴之后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深化，但只有在美国，个体权利被正式写进了立国大法《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之中，作为最基本的准则加以实施，并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法案之一。在社会生活中，个体权利的表现随处可见，连大多数人所不齿的同性恋也被视为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个人权利观念赋予了美国文化许多我们感到颇为新鲜的社会现象，如每个公民都可以购买和备带武器，父母进儿女的房间要先征得允许等。这种种在美国被视为正常的社会现象之所以使中国人感到新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权利观念的极端淡薄。随着美国文化的全方位进入中国，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作为整体之组成部分的个体应该具有某些权利。但个体到底该有哪些权利，美国文化中那些个人权利的含义等问题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却是模糊的。这种模糊导致了对美国文化的盲目向往，导致了诸多错误的认识和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4.俗文化升堂入室
从一般意义上讲，一种文化的“雅”或“俗”主要在于这种文化所表现出的基调和情趣以及文化中人总的审美品位。由于历史的悠久和世世代代的不懈努力，中华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一直是“阳春白雪”性质的高雅文化。不论是先秦散文，还是汉唐歌舞，不论是诗词曲艺，还是建筑服饰，所追求的要么是一种气势、风骨，要么是一种意境、韵味。即使是抒发个人的情思柔肠，描绘自己的“断桥”、“长亭”，也总是尽量深沉含蓄，刻意温文尔雅。这表现了一种资深文化的修养，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但这种“雅”的专利权往往只属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能做为一种欣赏的对象，一门陶冶情操的课程，只能有拍案叫绝的激动，叹为观止的感慨，而无身体力行的权利，亲身参与的机会。这正是高雅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其致命弱点。随着“平等”、“民主”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不愿意仅仅作为被动的旁观者和受益者，而是迫切地要扮演角色，要参与进去。高雅的诗歌逐渐让位于通俗的小说，文艺作品中那些出身高贵、才智过人的英雄被凡夫俗子所取代，卡拉OK受到普遍欢迎都是这种社会心理需求的结果。
雅文化高于生活，俗文化等于或低于生活。中国文化属于前者，而美国文化无疑属于后者。正如康马杰所说“美国看来从一开始就注定文化上是平庸的”。(12)美国文化的平庸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资本主义的文化必须是俗文化；其二，个体本位为核心的社会需要俗文化。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俗文化首先俗化了西半球，继而俗化了港台（港台文化的某些部分已经低于生活），目前，正在俗化大陆。文学描写从“高大全”转向“篱笆、女人和狗”，音乐从“黄河大合唱”转向“一封家书”，建筑从追求雄伟壮观到潜心于整齐实用，在举止言谈上，一改文雅含蓄，开始欣赏泼辣外露。美国俗文化对中华雅文化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又一次大融合的契机。
（三）
上述现象足以说明，中美文化的碰撞正在向纵深发展，其激烈之程度，其影响之大不容忽视。概而观之，其焦点在于中华文化的群体本位意识与美国文化的个体本位意识的异质相斥。从目前的形势看，美国文化的优势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1.在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这场碰撞中，实力因素是美国文化取得优势的根本原因之一。一般来说，文化结构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制度层——意识层，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低层，介乎两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13)。由于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原因，美国文化在物质层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经济之落后，国力之衰竭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1841年，中国人口约为4.13亿，农商业总产值只有3.9亿两白银(14)。此时，美国人口近两千万，仅北方制造业产值就达4.8亿美元(15)。之后，中国一直是内忧外患，江河日下，到清政府垮台前，仅对外赔款一项就高达13亿两白银(16)。而美国却迅速腾飞，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至1900年梁启超游历美国时，美国制造业总产值已达130亿美元(17)，仅摩根一家的资产就相当“中国政府二十年之岁入”(18)。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的工农业发展迅速，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但也不可能用几十年（确切地说，20年）的时间走完人家走了200年的路。差距毕竟太大了，我们在物质层的劣势决非是短期内可以扭转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理论，物质层的优劣必然影响到文化的最内层——意识层。美国文化在物质层的巨大成功不仅为其意识层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为意识层的可信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使人们在承认其经济发达、国家强盛的同时，很容易接受其意识层的诸多信息，如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思维方式等。美国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够迅速走向世界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是在与中华文化的碰撞中能够短时间内取得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2.在中美文化的碰撞中，中华文化之所以暂时处于劣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占一定比例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认识片面，对异质的美国文化缺乏全国了解。从客观上讲，中华文化自宋朝以降，一直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而且在一步步向着僵化的方向滑坡。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发现其薄弱有余，认识其长处不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批评其糟粕远多于宏扬其精华，也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完善和倡导宣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文化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毁灭性围剿。其结果是多数年长者虽然对她依然感情深厚、难以忘怀，对其价值深信不疑，但他们中大多数已经年老体弱，去承担发展宏扬中华文化的重任实在有些力不从心。而相当数量精力、体力俱佳的中青代或者由于上述历史原因对中华文化有一种先天的偏见，或者认为中华文化在经济战场上“无能”而不屑一顾。相当数量的人把文化与经济混为一谈，认为我们的经济落后，文化当然落后，或者说经济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文化的落后，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其文化必定先进。我们的经济要赶上他们，不仅要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更要把他们的先进文化整个拿来。这种肤浅的认识在个人是一种纯粹的无知，一种愚味的武断，对于整个民族则是一种可怕的自杀。其结果只会使我们的民族处于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地。
由于地理的和历史的诸多原因，美国文化在大多数中国人面前犹如云雾中的龙，只展示了其壮观的尾，未露出其狰狞的头。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刚刚接触到美国文化的一个方面，或仅仅看到了一些表象，就象那几个被讥笑了千百年的盲人一样，深信自己已经了解了其整体，并且宣称那就是国家发展的方向，个人奋斗的目标。孰不知，他们只看到了摩天大楼、豪华住宅，却没有看到贫民窟和露宿街头的乞丐；只听说美国人家里都有汽车、电话等现代化设施，却不了解美国今天的繁荣是多少代美国人民战天半地，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只羡慕一些美国旅游者在中国的挥霍和大方，却不知道他们在工作时的紧张和辛苦。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甚至把美国帝国主义发家致富的行径——掠夺邻国领土，强占他人资源，欺诈弱小民族——也视为一种先进的“竞争”，而把中华文化中的爱好和平、大度慷慨、扶贫助弱看作一种落后的“劣根性”。
3.“文革”的恶劣影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建国之后，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群体意识，甚至使其发展到了颇为极端的程度。到60年代，中华文化的群体本位意识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顶峰，个体本位意识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然而，“文化大革命”却使这种可贵的群体意识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扭曲和亵渎。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是一种更加科学、更加系统的群体意识，这是中华民族先其他经济发达民族接受并付诸实践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但是，不少人却把“文革”的罪过加在了中国文化的头上，加在了群体本位意识的头上。8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使人们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看法。
同时，美国文化所展示的以个人成功为幻影的西方式现代化进一步加快一部分人向个人本位意识滑行的速度。他们未作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就武断地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群体本位意识；而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所以发展得比我们快，是由于强调人们固有的个体本位意识，激发了先天的个人私欲，并过分简单化地以此来解释台湾与大陆、韩国与朝鲜、西德与东德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他们没有看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多数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其发展神速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充分调动了民族忧患心理、民族保护主义、民族凝聚力等不同形式的群体本位意识。群体本位意识不是导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个体本位意识更不是一个国家走上富强的必由之路。目前，虽然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中美文化的碰撞中，个体本位处于优势，但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只是这两种意识长期斗争过程中的一个回合，绝对不是“最后得分”。
4.对美国文化中一些重要概念的曲解导致了认识上的误区和行为上的偏差。在部分中国人看来，美国文化中最具魅力、最有影响的概念莫过于“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但事实上真正明白这几个概念的人却为数很少。对美国人来说，“自由”是指不受政府、贵族阶级、教会的随意干扰（如在封建社会的欧洲），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愿望和能力；是不依赖他人，包括父母、政府、或任何组织，不欠任何人的任何东西，也不希望从任何人那儿获得任何东西的一种独立或自立。而美国文化的平等概念是指：在竞争中的机会均等，平等竞争。然而要想获得均等的机会就需要付出代价——竞争。人生就是一场竞争，为了成功，人人都必须参加竞争，参加体力、精力和智力的竞争。善于竞争并且在竞争中取得了成功的人被推崇为“获胜者”，反之则一律被轻视为“失败者”。“民主”作为美国人民的一种权利主要表现为每个美国公民，不论贫富黑白都有权投票选举自己的总统、州长，决定地方事务；有权公开发表个人意见，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人权”概念主要来自“天赋人权”观点和《美国独立宣言》及《人权法案》，是指“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即每个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权利”(19)；公民有宗教信仰、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自由；人民有保障其身体、住宅和财产不受侵犯以及法律方面的一些权利。
从以上定义和描述，我们不难看出，“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概念的真正意义与我们某些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理解有多么大的不同；自由与随心所欲，平等与“大锅饭”，民主与各行其事，人权与不要法规纪律可以说差之千里。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即使是在这几个口号喊得最响亮的美国，富人和乞丐，白人和印第安人，高级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在“自由”、“民主”和“人权”面前也绝对不是完全“平等”的。更需注意的是，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每个民族各有其独具特点的传统和现状，如果硬要把一个国家习惯了几百年的东西强塞给另一个历史和现实都大相径庭的国家，并要它马上毫不改变地接受，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
5.中国哲学处于“休整期”。以儒、道为精髓的中国哲学之着眼点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即研究在一个共生共存的群体中，人们怎样才能相处得更和谐、更融洽，使社会更安定，国家更稳固、生活更太平。为此，孔子提出了“仁”，老子提出了“无为”，之后逐渐发展为愈来愈僵化了的“三纲五常”和谦、卑、忍、让等处世原则。中国哲学在本体论上认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在认识论上强调“知行合一”、“心物交融”；在方法论上重视了悟和直观。总之，是一种重整一、重协调的内向哲学。而美国文化的基础——西方哲学是一种外向哲学，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贯坚持的是“天人相分”、“主客对立”等观点，其表现在科学上的特点是重分析、重论证、重实践。如果说重人际关系的中国哲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相对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西方哲学的重分析、重实践的确导致了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协调为宗旨的中国哲学所提倡的是一种群体意识，以对立为基点的西方哲学所助长的是一种个人精神。西方哲学使近现代西方科学一直沿着分析性路线发展，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西方科学后来者居上的根本原因之一。而美国文化的外层优势——先进的自然科学正是个体精神的充分发挥与分析性科学成功结合的果实。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只保守地专注于社会的稳定和制度的守成，在“治国”的独木桥上逐渐衰老，却没有以发挥“平天下”的作用为契机获得新生。
从中西历史上无数事实和现象分析，以“化大为小”、“化整正零”为基本方法，以分析性科学为外化形式的西方哲学似乎已经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历史的下一选择应该是“大处着眼”、“整体入手”的中国科学及其基础——中国哲学。统而言之，目前中美文化碰撞的现状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原因的，但据此我们可以预测到，正是由于中国哲学现在处于“休整期”，处于再生前的“涅磐”，其重返“战场”之日，必将是中华文化的转机之时，并且必将为未来科学展示出一个崭新的天地。
注释：
①陈独秀《本志罪之答辩书》，《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②严复《论世变之亟》
③《诗经·小雅·北山》
④《商君书·徕民篇》
⑤《周颂·载芟》
⑥《周颂·噫嘻》
⑦Frank R.Scarpitti"Social Problems",P116,Holt,Rinehartand Winston,Inc.U.S.A.1974.
⑧⑨(12)H.S.康马杰著，南木译《美国精神》，第38、68、64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⑩《孟子·滕文公下》
(11)柳亚子：《自传》，《珊瑚》第13期。
(13)庞朴：《要研究“文化”的三个层次》，《光明日报》1986年1月7日。
(14)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上卷），第2、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17)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第155、34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乔还田：《绳索的羁绊——不平等条约给近代中国带来的灾难》，《光明日报》1992年3月11日。
(18)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转引自锺叔河：《从东方到西方》第511页，上海上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美国独立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