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岁月中生活的艺术——读加缪的《鼠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缪论文,鼠疫论文,灾难论文,岁月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04)01-0008-05
一
“这本记事中所描写的异常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几年，地点在俄兰城……”这就是《鼠 疫》的开头。加缪以一种编年史家的笔调开始了他的这部作品。
隐现在叙事过程中的主要人物是李尔医生，他同时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的这一身份到 小说的最后才透露出来)。以他为线索，并通过他的记述，读者得知一场可怖的疫情从 春天到来年二月在“俄兰”的发生、肆虐和消退的过程，又看到一个个人物，每人在这 场灾难中出场，并显露出不同的态度，而他们或死或疯或良心发现或坚持下来的命运， 都给读者以某种触动，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震动。
显然，加缪通过一个见证人和“治疗者”的眼光(他的李尔医生)，不仅记录下一场疫 情，而且对人类处境、对人类内在的冲突、危机和创伤，对人生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参与和探讨。换言之，这不仅是一份“记事”，还是一个寓言，一部具有某种史诗和 神话性质的艺术作品。正如加缪在小说卷首所引用的一句话：“通过一种囚禁来表示另 一种囚禁，通过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来表示任何确实存在的东西，这两者都是合乎情理的 ”。
二
处在一场疫情浓重的迷雾中，加缪对“鼠疫”、对人类“与黑死病天使的角斗”的讲 述首先吸引了我。从一只只死耗子无端暴露在人们脚下，到灾难不可阻止地发生；从黑 死病的神出鬼没(“像撒旦一样容光焕发”)，到焚尸炉冒起浓烟，城市在一夜间变成一 个地狱；从旷日持久的封城，身心衰竭的隔离(“所有车辆都绕开城市离去了”)，到瘟 神突兀而可疑的消退——“一边撤退一边抓住几个似乎命定的牺牲者”，这一切，真像 是一场恶梦。
然而问题在于，“鼠疫”是邪恶的化身吗?在小说之外，加缪本人似乎倾向于这样认为 ，他曾谈到“鼠疫”主要影射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和肆虐。我相信《鼠疫》在 它的时代语境中，会被赋予这样的寓意的。小说在1947年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很 可能是这样来读的。好在这样的意义在小说中从来没有直接地表露过。因为在小说中， 加缪主要依据的是李尔的视角，而李尔首先是一位医生。
李尔与潘尼洛神父的冲突颇耐人寻味。对于这场带来可怖的灾难和死亡的瘟疫，潘尼 洛神父完全是从“天谴”、“神的惩罚”来看的。在他狂热的布道中，人们为了某种不 可知的罪已被宣判，黑死病被比喻成“上帝之鞭”。人们要做的，是跪下来忍受它的抽 打，而拯救就在其中。
潘尼洛神父不是没有来由的。在美国作家梅维尔的《白鲸》中就有这样一个布道者， 告诉人们白鲸是上帝的可畏的使者，体现了冥冥中的神意。而在更早，索福克勒斯在《 俄狄浦斯王》中就写到流行瘟疫，这出古希腊最有名的命运悲剧把它和弑父娶母罪联系 起来，对凶手的追查变成了对自身罪恶(哪怕它是无意间犯下的)的追究。悲剧合唱队那 感叹人生盲目、命运无情的合唱，至今听来仍是那样震颤人心。
看来灾难总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当灾难突然无端地发生，即使在世俗的“ 无神论”者们那里，也往往涌起“天谴”、“报应”这类让他们浑身打颤的念头。这是 一种古老的恐惧，而它源自深不可测的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
然而李尔与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知道人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苦难，但他无法把鼠疫看 成是神的意志的神秘体现，他也不可能听天由命地接受它强加于人道的一切，因为这与 他个人的理性不容，而且使他深感屈辱。
李尔与神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能接受“牺牲”和高高在上的“拯救”这类想法。当 检查官的孩子忍受黑死病的可怕折磨，神父居然这样祈祷“我的上帝，饶了这个孩子吧 ”时，李尔再也听不下去了。“至少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在后来他忍不住这样 对神父说。当神父转移话题，说李尔和他一样都是在从事“拯救”时，李尔这样回答： “对我来说，‘拯救’这两个字太重了些。我的目标没有定的那么高。我关怀的是人的 健康……”
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李尔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人道的救助者、治疗者而不是 审判者。加缪最认同的是这种态度，然而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由单一的视角来建构的 。正如人们已注意到的，在《鼠疫》中，加缪由他惯用的内心独白转向了不同声音的对 话。小说中的李尔是一个视角，神父是一个视角，李尔的朋友、助手塔霍同样是一个视 角。对这位替父负罪，不信神但却致力于自我拯救的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 疫”，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把“这种细菌喷在别人脸上”；因而他感叹“害了瘟疫是一件 让人疲倦的事，但拒绝害瘟疫却让人更疲倦。”李尔对此默然，他深知人心中的这种艰 难。甚至对神父后来的死(不是死于和别人一样的症状，而是死于某种更痛苦、更“形 而上”的“可疑症状”)，小说中也有一种同情。《鼠疫》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一人李 尔不能替他说话，此人是罪犯，他希望局面更混乱(“地震!大地震——把一切毁灭!”) ，他便可逃脱惩处。但加缪有意没有说明他犯下了什么罪。也许，他犯下的正是逃避自 身的罪的罪?
这就是加缪的《鼠疫》：一种人类存在的隐喻，一个关于灾难和救治的神话。对于这 部作品，人们尽可以从不同视角去看它，然而，把纳粹的兴起比作一场致命的鼠疫是一 回事，把《鼠疫》简单理解成对纳粹主义的抵抗却又是另一回事。在今天看来，《鼠疫 》有着它不可简化的丰富性和启示性。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位人物，从一开始的自杀冲动 到最后从窗口射杀无辜，难道不是一种疯狂?这在欢庆解禁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事件 ，让李尔“觉得非常不真实，像是在梦里”。但这就是存在。《鼠疫》为我们保留了某 种超出理解之外的东西。
三
因而不必再问“鼠疫”是什么。它已不再只是历史上的黑色文献，也不再是一件遥远 的和我们无关的事情。“鼠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入的一种处境。我更认同加 缪在1942年《记事》中的一句话：“我想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曾遭受的压抑和我们生活 在其中的威胁和流亡的气氛。同时，我想使这层含义扩大到一般意义上讲的生存概念” 。
的确，重要的不是事件，而是对其描述所显露的存在本身的血肉本质，是一个作家对 这种人生境况的态度。据传记材料，写《鼠疫》时的加缪——这位《局外人》、《西西 弗的神话》的作者，已厌烦了“荒谬”这个词，它已由“可怖”所代替。然而对加缪来 说，无论是发现世界的荒谬、无意义，或是感到生活的可怖都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 起点。在《鼠疫》中，他更关注的是人对自身的拯救。他要创造“一种在灾难岁月生活 的艺术”。
这正是加缪最可贵、也最感动我的一点：“他由一种真诚的道德感所激励，将整个人 生奉献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之探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因为人要在苦难和沮丧中 活下去，就必须从自身中找到这活的勇气和意义；“白天和夜里，总是有那么一两个时 辰，人的勇气落到最低潮，而这是他唯一惧怕的时辰”，塔霍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加缪 总是这样洞悉人物的秘密，洞悉那些对人生来说最根本的问题。
然而，苦难与救治同源。恰恰是灾难的到来，“将精神重新带回其冲突的渊源”，使 原本对生活淡漠的人因此而奋起；正是“生之绝望”，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对生活的爱。 李尔母亲的形象，在小说中着墨不多，然而却十分重要。在等待儿子归来的时候，“那 操劳的一生在她脸上所留下来的沉默的自我否定，这时候似乎突然发出了一点光辉”， 而已疲惫不堪的李尔，“突然感到一种已被遗忘的情感涌上来，那是他童年的爱”。
正是这些“被遗忘的情感”，恰恰在对灾难岁月的叙述的字里行间涌上来，它感动着 我们，也感动着书中的人们。它唤起的是对人类灵魂的赞颂，是对人性尊严的肯定，而 这正是激励人们承受苦难的力量。对于母亲这样一个形象，后来寄住在李尔家的塔霍也 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她自己是幽暗沉默的，却在任何光亮之前都不畏缩，甚至在那黑 死病的异光面前都是如此”。
感动我们的还有对疾病折磨、肉体痛苦和与死亡搏斗的讲述，这一直是《鼠疫》的重 要内容。塔霍的一直持续到天明的“与黑死病天使的狰狞摔角”，检察官儿子在病魔手 中的让人不忍目睹的无辜挣扎，甚至神父孤独痛苦的、备受身心折磨的死，都是让人难 忘的章节。在这些叙述中，加缪无疑融入了他本人多年来忍受肺结核折磨的痛苦经验( 因而他会这样评价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说这部伟大作品“体现了一位病人所 付出的努力”)。“发自内脏的咳嗽震撼病人的躯体”，也震撼着人们的灵魂。是的， 这些都不单是肉体上的磨难，在加缪笔下，它具有了所有悲剧艺术中那种深刻感人的净 化力量。对此，加缪自己在关于《鼠疫》的笔记中也这样写道：那些被隔离的人“再次 发现身体上的疾病从来不是单独而至，相反总是伴随着道德上的痛苦(如家庭、失落的 爱情等)，正是这些痛苦使疾病有了深度”。
最出乎意料、最具有悲剧性质的是塔霍的死，这个最有希望坚持到最后的人就像他自 己死前所言——“输了”，就在李尔和李尔母亲彻夜的守候下。“就像一个儿子阵亡或 在战争期间埋葬朋友的人再不可能有停战一样”，塔霍的死去，对李尔来说，“使得随 之而来的和平成为一种永远无法治愈的疾病”。
然而，也正是这贯彻全身的悲痛，这“战败的沉默”，这些死去的不肯安息的魂灵， 在让人活下去——用加缪的一句话说，活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而这正是净化和复 活之源。塔霍最终“输”了，李尔也并没有“赢”，然而他却使我不时想起那穿行在地 狱中的但丁，正是他对俄兰城中男女老少的痛苦的分担和悲悯，将一切升华为感人的艺 术。
四
加缪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小说家”吗?加缪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不如说，我是一 个随着自身的激情和忧虑而创造神话的艺术家”。这句话道出了他写作的实质和内在本 源。这样的作家从来不多。这样的作家甚至会受到指责(昆德拉不是嘲笑帕斯捷尔纳克 不会写小说吗)，但正是这样的作家让我感到了文学的真正意义。
发生在俄兰的这场“鼠疫”，就是加缪创造出的一个神话。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加缪 就在笔记中写道：“发生了鼠疫”。1940年底，巴黎被占领后，加缪被迫流亡到阿尔及 利亚的海滨城市俄兰。此后两年间，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方流行斑疹伤寒(从病理上看 ，它十分近似于鼠疫)，这促成了《鼠疫》的写作。从构思到查找、研究历史上关于鼠 疫的各种文献，到创作和修改，加缪用了七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直到它于1947年出版 。
这样来看，貌似的编年史叙述，不过是一场“虚构”，它体现了加缪本人卓异的文学 想象力和创造力。只不过这样的虚构却出自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深切洞察和忧患。在谈到 他所推崇的《白鲸》的作者时，加缪这样说道：“梅维尔首先是一位神话创造者……像 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梅维尔是根据具体事物创造象征物，而不是在幻想中创造的。 ”
而加缪本人也正是这样来创造的。他借助于“史述”笔法和“鼠疫”这个在历史上一 再出现的“象征物”，深切地触动了一种集体经验，一个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噩梦。《鼠 疫》的巨大成功(该书出版后三个月，加缪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鼠疫》已出版960 00册。它的受害者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唤起和复活了人们的“ 历史记忆”；它触动了千百年来欧洲人对瘟疫古老的恐惧，还有纳粹时期被占领、囚禁 、剥夺和逃亡的创伤经验，还有战后对新一轮极权主义的忧虑(在加缪以古罗马为题材 写的剧本《卡利古拉》中，暴虐的皇帝叹息他的统治过于幸运，既无战争也无瘟疫的流 行，甚至连政变也没有，因此他决定：“那么，替代瘟疫的便是我”)。正因为这一切 ，《鼠疫》才成为一个具有充分的原型意义的“神话”。
这就使我想起了“奥斯维辛”。按照意大利学者恩佐·特拉弗索在《碎裂的历史》中 的说法，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之前，很多欧洲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奥斯维辛”是20世 纪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主要是因为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的著作出来 ，“奥斯维辛”才成为一个需要从哲学、历史、伦理、艺术等方面重新审视的话题，才 成为一种“原创性话语”。这就是说，纳粹德国制造了这一事件，而人们需要经由更深 刻、更有历史眼光的反省和追问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神话。
加缪的贡献也应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如果说生活和历史都有赖于一种独到的艺术表述 ，而艺术语言只有进入有效的象征秩序才能对公众讲话，加缪以他的《鼠疫》实现了这 一切。他提供了一种可被人们不断谈论的“原创性话语”。他笔下的“鼠疫”指向人类 生活的种种症状。更重要的是，他谈论的是“鼠疫”，但我们却从中感到：“他以明察 而热切的目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五
《鼠疫》的独特不凡，还在于它朝向“史诗”的努力。这不仅指它叙述的是一种包括 了所有人的集体经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在试图确立一种把现代社会的人们重新融 合在一起的那种史诗的情感。这大概是现代艺术中少有的一种冲动。这一切，与萨特《 禁闭》中的“他人即地狱”式的阴郁是多么地不同!
的确，如果说《局外人》写一种对世界不屑的冷漠，《鼠疫》则体现了一种重新确立 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冲动。李尔、塔霍等人物与故事的关系，就是个人与公众历史的关系 。他们当然对世界有着独特的个人视角，有时甚至是一种有意拉开距离的旁观者的观照 ，然而，正如小说中所说：“不幸的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属于这里了，像每一个人一样” 。个人既是历史的不由自主的参与者和承受者(“人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但又出自 他们自己的选择——不仅出自职责和道义，更深刻地看，是出自一种与人类休戚与共的 那种内在的情感。正是这些，使他们“站在牺牲者一边，而努力去分担市民唯一共同确 定的东西——爱，放逐和痛苦。”李尔是这样做的，塔霍也这样留下了，而另一个不愿 留在俄兰的外地新闻记者蓝伯，一次次发了狂地试图逃离这个“裹尸袋”里的围城，但 在成功之际却突然决定不走了。他在内心里经历了什么?是什么奇迹让他留下来和这个 灾难中的城市守在一起?
解禁后的火车站站台上的情景让人感动：“每个人都在返回他个人的生活，然而那休 戚与共之情仍旧坚持不去”。这虽然只是人们内心里的一阵情感涌动，但却是加缪要通 过整个作品努力去发现和确定的东西。正是这种“史诗的情感”的呈现，使作品中的一 切景象都在渐渐改观，也使我理解了为何有人用艾吕亚的诗句“苍天空无又何妨，我并 非独自一人”来形容李尔这个人物。的确，这是一种境界。而这，并非出自个人的孤傲 。
六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李尔这个人物。在1943年的日记中加缪写道：“对事件感到绝望 的是懦夫，可对人类境遇抱有希望的是疯子”。这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可见它不 仅体现了加缪本人的“两难”，也体现了那个时代某种相当普遍的精神状况。要真正理 解《鼠疫》的主角及整个作品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这个背景下来。
比起《局外人》的主角来说，李尔医生看上去要“英雄”多了。但加缪显然并没有把 他作为一个英雄来“塑造”，相反，他从英雄主义后撤。既然瘟疫已蔓延到自己的城市 ，李尔所做的一切便是尽自己所能来治疗，这是他的职责。即使在最沮丧的时刻，李尔 也从未放弃，纵然他看到的并不是“胜利”。因为他无法接受那把一切变成痴呆的死亡 的气味，更无法接受那有失于身份的懦弱。当一些人被送到浓烟滚滚的焚尸炉，而另一 部分人相互躲避、惊恐万状，他仅仅凭的是“人之常情”、人应有的尊严和良知来对抗 历史的荒谬和可怖。
只不过他更冷静，更为克制，更有耐性。他从不许诺，也不习惯于对事物作绝对的判 断，他只是尽力去做。对于那些愤世嫉俗或四大皆空的人物，也只是“听听而已”。这 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批判者、充满激情的反抗者，而是一个更有耐性的承担者、治疗者 和观察者。对于这个人物，加缪曾这样写道：“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有罪。如何从中摆脱 出来?李尔(我)想说的，就是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是观察。 这是一种等待的姿态，李尔说：‘我不知道。’”
李尔的“我不知道”可谓意味深长。可以说，它体现了一代人在乌托邦幻梦破灭后的 一种理性的退守和选择。面对历史的混乱和变幻莫测，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呢?但我们 读者知道：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推诿。在5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加缪曾这样说：“我们 力所能及的，只是在别人从事毁灭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去创造。正是这种漫长、耐心、默 默无闻的努力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这正是对《鼠疫》主角的一种总结。朴实无华 ，但富有内在的力量，他抛弃绝对的幻想，选择了理性、耐力和等待，以古希腊的明智 来对抗历史的疯狂和人性的脆弱。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加缪寄托了克服他那一代人的 精神危机、重新确立其人生哲学、在艰难岁月中生活的希望。这样的人物不是高大的橡 树，更像是加缪用诗一般的语言所赞美过的海边的杏树林：
“我住在阿尔及尔的时候，等待冬天的过去，总是非常耐心。我知道某一个夜晚，仅 仅一个清冷的夜晚，康素尔山谷中的杏树林就会覆盖上雪白的杏花。一觉醒来，我就看 到这片柔弱的白雪经受着海边狂风暴雨的肆虐。然而，年复一年，它都在坚持，准备着 果实。”
七
因而，当欢庆的焰火在解禁的俄兰升空，李尔医生决心整理出他的这个记事，以便他 自己不成为那保持沉默的人，却成为证人，不仅是纪念那些死者，记住人们忍受的不公 和暴虐，而且记着：“人类里值得赞美的事情比值得卑视的事情更多”。赞美原本对生 活已经淡漠或颓丧的人，由于一场致命的灾难而奋起，他们“不能够成为圣徒”，但“ 致力于成为治疗者”，以此重新赢得人生的希望。
这是一群世俗的圣徒，他们不是反抗者。他们无非是在一场从没想到过的可怖考验中 坚持了作为人的底线。即使那些在灾难中死去或崩溃的人，在一种挽歌般的叙述中，也 都闪现出某种人性的尊严和光辉。这是加缪在他所不屈服的上帝面前为人类所作出的辩 护。
随着作品由开始的平缓持重，到最后的激情充溢，李尔与加缪、作者与叙述者也在渐 渐接近。此时的李尔，在“深深释然”之后，虽然不能认同那些即使疫情过去还是要坚 持“按照黑死病的标准来生活”的人们，但他作为一个医生，知道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 战争。他知道什么将与人类共存。他也永远有一只警觉的耳朵，在听着木头后面“那熟 悉的悉嗦声和啃噬声”。而作者加缪，也深知文明的深重症状和精神的艰难，深知在灾 难过去之后，也许正是对苦难的可怕遗忘，是旧秩序的全面恢复。因而他的李尔医生知 道从俄兰城中升起的欢呼声是“朝不保夕”的，因而在这欢呼声中，李尔为他所热爱的 人们敲响了警钟：
“黑死病的病菌不会死灭或永远消失；它们可以经年累月潜伏在家具和衣橱里；在卧 室里，地窖，箱子和书架里等待着；而有一天，为了给人类带来苦难和启发，它可能再 把耗子轰起来，让它们死在一座快乐城市的光天化日之下”。
就这样，加缪以此结束了他的这部作品，或者说，完成了一个寓言的自我循环，一个 神话的永恒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