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岁月中生活的艺术——读加缪的《鼠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缪论文,鼠疫论文,灾难论文,岁月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04)01-0008-05
一
“这本记事中所描写的异常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几年,地点在俄兰城……”这就是《鼠 疫》的开头。加缪以一种编年史家的笔调开始了他的这部作品。
隐现在叙事过程中的主要人物是李尔医生,他同时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的这一身份到 小说的最后才透露出来)。以他为线索,并通过他的记述,读者得知一场可怖的疫情从 春天到来年二月在“俄兰”的发生、肆虐和消退的过程,又看到一个个人物,每人在这 场灾难中出场,并显露出不同的态度,而他们或死或疯或良心发现或坚持下来的命运, 都给读者以某种触动,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震动。
显然,加缪通过一个见证人和“治疗者”的眼光(他的李尔医生),不仅记录下一场疫 情,而且对人类处境、对人类内在的冲突、危机和创伤,对人生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参与和探讨。换言之,这不仅是一份“记事”,还是一个寓言,一部具有某种史诗和 神话性质的艺术作品。正如加缪在小说卷首所引用的一句话:“通过一种囚禁来表示另 一种囚禁,通过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来表示任何确实存在的东西,这两者都是合乎情理的 ”。
二
处在一场疫情浓重的迷雾中,加缪对“鼠疫”、对人类“与黑死病天使的角斗”的讲 述首先吸引了我。从一只只死耗子无端暴露在人们脚下,到灾难不可阻止地发生;从黑 死病的神出鬼没(“像撒旦一样容光焕发”),到焚尸炉冒起浓烟,城市在一夜间变成一 个地狱;从旷日持久的封城,身心衰竭的隔离(“所有车辆都绕开城市离去了”),到瘟 神突兀而可疑的消退——“一边撤退一边抓住几个似乎命定的牺牲者”,这一切,真像 是一场恶梦。
然而问题在于,“鼠疫”是邪恶的化身吗?在小说之外,加缪本人似乎倾向于这样认为 ,他曾谈到“鼠疫”主要影射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和肆虐。我相信《鼠疫》在 它的时代语境中,会被赋予这样的寓意的。小说在1947年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很 可能是这样来读的。好在这样的意义在小说中从来没有直接地表露过。因为在小说中, 加缪主要依据的是李尔的视角,而李尔首先是一位医生。
李尔与潘尼洛神父的冲突颇耐人寻味。对于这场带来可怖的灾难和死亡的瘟疫,潘尼 洛神父完全是从“天谴”、“神的惩罚”来看的。在他狂热的布道中,人们为了某种不 可知的罪已被宣判,黑死病被比喻成“上帝之鞭”。人们要做的,是跪下来忍受它的抽 打,而拯救就在其中。
潘尼洛神父不是没有来由的。在美国作家梅维尔的《白鲸》中就有这样一个布道者, 告诉人们白鲸是上帝的可畏的使者,体现了冥冥中的神意。而在更早,索福克勒斯在《 俄狄浦斯王》中就写到流行瘟疫,这出古希腊最有名的命运悲剧把它和弑父娶母罪联系 起来,对凶手的追查变成了对自身罪恶(哪怕它是无意间犯下的)的追究。悲剧合唱队那 感叹人生盲目、命运无情的合唱,至今听来仍是那样震颤人心。
看来灾难总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当灾难突然无端地发生,即使在世俗的“ 无神论”者们那里,也往往涌起“天谴”、“报应”这类让他们浑身打颤的念头。这是 一种古老的恐惧,而它源自深不可测的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
然而李尔与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知道人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苦难,但他无法把鼠疫看 成是神的意志的神秘体现,他也不可能听天由命地接受它强加于人道的一切,因为这与 他个人的理性不容,而且使他深感屈辱。
李尔与神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能接受“牺牲”和高高在上的“拯救”这类想法。当 检查官的孩子忍受黑死病的可怕折磨,神父居然这样祈祷“我的上帝,饶了这个孩子吧 ”时,李尔再也听不下去了。“至少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在后来他忍不住这样 对神父说。当神父转移话题,说李尔和他一样都是在从事“拯救”时,李尔这样回答: “对我来说,‘拯救’这两个字太重了些。我的目标没有定的那么高。我关怀的是人的 健康……”
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李尔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人道的救助者、治疗者而不是 审判者。加缪最认同的是这种态度,然而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由单一的视角来建构的 。正如人们已注意到的,在《鼠疫》中,加缪由他惯用的内心独白转向了不同声音的对 话。小说中的李尔是一个视角,神父是一个视角,李尔的朋友、助手塔霍同样是一个视 角。对这位替父负罪,不信神但却致力于自我拯救的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 疫”,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把“这种细菌喷在别人脸上”;因而他感叹“害了瘟疫是一件 让人疲倦的事,但拒绝害瘟疫却让人更疲倦。”李尔对此默然,他深知人心中的这种艰 难。甚至对神父后来的死(不是死于和别人一样的症状,而是死于某种更痛苦、更“形 而上”的“可疑症状”),小说中也有一种同情。《鼠疫》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一人李 尔不能替他说话,此人是罪犯,他希望局面更混乱(“地震!大地震——把一切毁灭!”) ,他便可逃脱惩处。但加缪有意没有说明他犯下了什么罪。也许,他犯下的正是逃避自 身的罪的罪?
这就是加缪的《鼠疫》:一种人类存在的隐喻,一个关于灾难和救治的神话。对于这 部作品,人们尽可以从不同视角去看它,然而,把纳粹的兴起比作一场致命的鼠疫是一 回事,把《鼠疫》简单理解成对纳粹主义的抵抗却又是另一回事。在今天看来,《鼠疫 》有着它不可简化的丰富性和启示性。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位人物,从一开始的自杀冲动 到最后从窗口射杀无辜,难道不是一种疯狂?这在欢庆解禁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事件 ,让李尔“觉得非常不真实,像是在梦里”。但这就是存在。《鼠疫》为我们保留了某 种超出理解之外的东西。
三
因而不必再问“鼠疫”是什么。它已不再只是历史上的黑色文献,也不再是一件遥远 的和我们无关的事情。“鼠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入的一种处境。我更认同加 缪在1942年《记事》中的一句话:“我想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曾遭受的压抑和我们生活 在其中的威胁和流亡的气氛。同时,我想使这层含义扩大到一般意义上讲的生存概念” 。
的确,重要的不是事件,而是对其描述所显露的存在本身的血肉本质,是一个作家对 这种人生境况的态度。据传记材料,写《鼠疫》时的加缪——这位《局外人》、《西西 弗的神话》的作者,已厌烦了“荒谬”这个词,它已由“可怖”所代替。然而对加缪来 说,无论是发现世界的荒谬、无意义,或是感到生活的可怖都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 起点。在《鼠疫》中,他更关注的是人对自身的拯救。他要创造“一种在灾难岁月生活 的艺术”。
这正是加缪最可贵、也最感动我的一点:“他由一种真诚的道德感所激励,将整个人 生奉献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之探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因为人要在苦难和沮丧中 活下去,就必须从自身中找到这活的勇气和意义;“白天和夜里,总是有那么一两个时 辰,人的勇气落到最低潮,而这是他唯一惧怕的时辰”,塔霍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加缪 总是这样洞悉人物的秘密,洞悉那些对人生来说最根本的问题。
然而,苦难与救治同源。恰恰是灾难的到来,“将精神重新带回其冲突的渊源”,使 原本对生活淡漠的人因此而奋起;正是“生之绝望”,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对生活的爱。 李尔母亲的形象,在小说中着墨不多,然而却十分重要。在等待儿子归来的时候,“那 操劳的一生在她脸上所留下来的沉默的自我否定,这时候似乎突然发出了一点光辉”, 而已疲惫不堪的李尔,“突然感到一种已被遗忘的情感涌上来,那是他童年的爱”。
正是这些“被遗忘的情感”,恰恰在对灾难岁月的叙述的字里行间涌上来,它感动着 我们,也感动着书中的人们。它唤起的是对人类灵魂的赞颂,是对人性尊严的肯定,而 这正是激励人们承受苦难的力量。对于母亲这样一个形象,后来寄住在李尔家的塔霍也 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她自己是幽暗沉默的,却在任何光亮之前都不畏缩,甚至在那黑 死病的异光面前都是如此”。
感动我们的还有对疾病折磨、肉体痛苦和与死亡搏斗的讲述,这一直是《鼠疫》的重 要内容。塔霍的一直持续到天明的“与黑死病天使的狰狞摔角”,检察官儿子在病魔手 中的让人不忍目睹的无辜挣扎,甚至神父孤独痛苦的、备受身心折磨的死,都是让人难 忘的章节。在这些叙述中,加缪无疑融入了他本人多年来忍受肺结核折磨的痛苦经验( 因而他会这样评价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说这部伟大作品“体现了一位病人所 付出的努力”)。“发自内脏的咳嗽震撼病人的躯体”,也震撼着人们的灵魂。是的, 这些都不单是肉体上的磨难,在加缪笔下,它具有了所有悲剧艺术中那种深刻感人的净 化力量。对此,加缪自己在关于《鼠疫》的笔记中也这样写道:那些被隔离的人“再次 发现身体上的疾病从来不是单独而至,相反总是伴随着道德上的痛苦(如家庭、失落的 爱情等),正是这些痛苦使疾病有了深度”。
最出乎意料、最具有悲剧性质的是塔霍的死,这个最有希望坚持到最后的人就像他自 己死前所言——“输了”,就在李尔和李尔母亲彻夜的守候下。“就像一个儿子阵亡或 在战争期间埋葬朋友的人再不可能有停战一样”,塔霍的死去,对李尔来说,“使得随 之而来的和平成为一种永远无法治愈的疾病”。
然而,也正是这贯彻全身的悲痛,这“战败的沉默”,这些死去的不肯安息的魂灵, 在让人活下去——用加缪的一句话说,活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而这正是净化和复 活之源。塔霍最终“输”了,李尔也并没有“赢”,然而他却使我不时想起那穿行在地 狱中的但丁,正是他对俄兰城中男女老少的痛苦的分担和悲悯,将一切升华为感人的艺 术。
四
加缪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小说家”吗?加缪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不如说,我是一 个随着自身的激情和忧虑而创造神话的艺术家”。这句话道出了他写作的实质和内在本 源。这样的作家从来不多。这样的作家甚至会受到指责(昆德拉不是嘲笑帕斯捷尔纳克 不会写小说吗),但正是这样的作家让我感到了文学的真正意义。
发生在俄兰的这场“鼠疫”,就是加缪创造出的一个神话。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加缪 就在笔记中写道:“发生了鼠疫”。1940年底,巴黎被占领后,加缪被迫流亡到阿尔及 利亚的海滨城市俄兰。此后两年间,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方流行斑疹伤寒(从病理上看 ,它十分近似于鼠疫),这促成了《鼠疫》的写作。从构思到查找、研究历史上关于鼠 疫的各种文献,到创作和修改,加缪用了七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直到它于1947年出版 。
这样来看,貌似的编年史叙述,不过是一场“虚构”,它体现了加缪本人卓异的文学 想象力和创造力。只不过这样的虚构却出自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深切洞察和忧患。在谈到 他所推崇的《白鲸》的作者时,加缪这样说道:“梅维尔首先是一位神话创造者……像 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梅维尔是根据具体事物创造象征物,而不是在幻想中创造的。 ”
而加缪本人也正是这样来创造的。他借助于“史述”笔法和“鼠疫”这个在历史上一 再出现的“象征物”,深切地触动了一种集体经验,一个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噩梦。《鼠 疫》的巨大成功(该书出版后三个月,加缪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鼠疫》已出版960 00册。它的受害者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唤起和复活了人们的“ 历史记忆”;它触动了千百年来欧洲人对瘟疫古老的恐惧,还有纳粹时期被占领、囚禁 、剥夺和逃亡的创伤经验,还有战后对新一轮极权主义的忧虑(在加缪以古罗马为题材 写的剧本《卡利古拉》中,暴虐的皇帝叹息他的统治过于幸运,既无战争也无瘟疫的流 行,甚至连政变也没有,因此他决定:“那么,替代瘟疫的便是我”)。正因为这一切 ,《鼠疫》才成为一个具有充分的原型意义的“神话”。
这就使我想起了“奥斯维辛”。按照意大利学者恩佐·特拉弗索在《碎裂的历史》中 的说法,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之前,很多欧洲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奥斯维辛”是20世 纪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主要是因为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的著作出来 ,“奥斯维辛”才成为一个需要从哲学、历史、伦理、艺术等方面重新审视的话题,才 成为一种“原创性话语”。这就是说,纳粹德国制造了这一事件,而人们需要经由更深 刻、更有历史眼光的反省和追问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神话。
加缪的贡献也应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如果说生活和历史都有赖于一种独到的艺术表述 ,而艺术语言只有进入有效的象征秩序才能对公众讲话,加缪以他的《鼠疫》实现了这 一切。他提供了一种可被人们不断谈论的“原创性话语”。他笔下的“鼠疫”指向人类 生活的种种症状。更重要的是,他谈论的是“鼠疫”,但我们却从中感到:“他以明察 而热切的目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五
《鼠疫》的独特不凡,还在于它朝向“史诗”的努力。这不仅指它叙述的是一种包括 了所有人的集体经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在试图确立一种把现代社会的人们重新融 合在一起的那种史诗的情感。这大概是现代艺术中少有的一种冲动。这一切,与萨特《 禁闭》中的“他人即地狱”式的阴郁是多么地不同!
的确,如果说《局外人》写一种对世界不屑的冷漠,《鼠疫》则体现了一种重新确立 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冲动。李尔、塔霍等人物与故事的关系,就是个人与公众历史的关系 。他们当然对世界有着独特的个人视角,有时甚至是一种有意拉开距离的旁观者的观照 ,然而,正如小说中所说:“不幸的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属于这里了,像每一个人一样” 。个人既是历史的不由自主的参与者和承受者(“人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但又出自 他们自己的选择——不仅出自职责和道义,更深刻地看,是出自一种与人类休戚与共的 那种内在的情感。正是这些,使他们“站在牺牲者一边,而努力去分担市民唯一共同确 定的东西——爱,放逐和痛苦。”李尔是这样做的,塔霍也这样留下了,而另一个不愿 留在俄兰的外地新闻记者蓝伯,一次次发了狂地试图逃离这个“裹尸袋”里的围城,但 在成功之际却突然决定不走了。他在内心里经历了什么?是什么奇迹让他留下来和这个 灾难中的城市守在一起?
解禁后的火车站站台上的情景让人感动:“每个人都在返回他个人的生活,然而那休 戚与共之情仍旧坚持不去”。这虽然只是人们内心里的一阵情感涌动,但却是加缪要通 过整个作品努力去发现和确定的东西。正是这种“史诗的情感”的呈现,使作品中的一 切景象都在渐渐改观,也使我理解了为何有人用艾吕亚的诗句“苍天空无又何妨,我并 非独自一人”来形容李尔这个人物。的确,这是一种境界。而这,并非出自个人的孤傲 。
六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李尔这个人物。在1943年的日记中加缪写道:“对事件感到绝望 的是懦夫,可对人类境遇抱有希望的是疯子”。这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可见它不 仅体现了加缪本人的“两难”,也体现了那个时代某种相当普遍的精神状况。要真正理 解《鼠疫》的主角及整个作品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这个背景下来。
比起《局外人》的主角来说,李尔医生看上去要“英雄”多了。但加缪显然并没有把 他作为一个英雄来“塑造”,相反,他从英雄主义后撤。既然瘟疫已蔓延到自己的城市 ,李尔所做的一切便是尽自己所能来治疗,这是他的职责。即使在最沮丧的时刻,李尔 也从未放弃,纵然他看到的并不是“胜利”。因为他无法接受那把一切变成痴呆的死亡 的气味,更无法接受那有失于身份的懦弱。当一些人被送到浓烟滚滚的焚尸炉,而另一 部分人相互躲避、惊恐万状,他仅仅凭的是“人之常情”、人应有的尊严和良知来对抗 历史的荒谬和可怖。
只不过他更冷静,更为克制,更有耐性。他从不许诺,也不习惯于对事物作绝对的判 断,他只是尽力去做。对于那些愤世嫉俗或四大皆空的人物,也只是“听听而已”。这 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批判者、充满激情的反抗者,而是一个更有耐性的承担者、治疗者 和观察者。对于这个人物,加缪曾这样写道:“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有罪。如何从中摆脱 出来?李尔(我)想说的,就是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是观察。 这是一种等待的姿态,李尔说:‘我不知道。’”
李尔的“我不知道”可谓意味深长。可以说,它体现了一代人在乌托邦幻梦破灭后的 一种理性的退守和选择。面对历史的混乱和变幻莫测,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呢?但我们 读者知道: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推诿。在5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加缪曾这样说:“我们 力所能及的,只是在别人从事毁灭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去创造。正是这种漫长、耐心、默 默无闻的努力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这正是对《鼠疫》主角的一种总结。朴实无华 ,但富有内在的力量,他抛弃绝对的幻想,选择了理性、耐力和等待,以古希腊的明智 来对抗历史的疯狂和人性的脆弱。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加缪寄托了克服他那一代人的 精神危机、重新确立其人生哲学、在艰难岁月中生活的希望。这样的人物不是高大的橡 树,更像是加缪用诗一般的语言所赞美过的海边的杏树林:
“我住在阿尔及尔的时候,等待冬天的过去,总是非常耐心。我知道某一个夜晚,仅 仅一个清冷的夜晚,康素尔山谷中的杏树林就会覆盖上雪白的杏花。一觉醒来,我就看 到这片柔弱的白雪经受着海边狂风暴雨的肆虐。然而,年复一年,它都在坚持,准备着 果实。”
七
因而,当欢庆的焰火在解禁的俄兰升空,李尔医生决心整理出他的这个记事,以便他 自己不成为那保持沉默的人,却成为证人,不仅是纪念那些死者,记住人们忍受的不公 和暴虐,而且记着:“人类里值得赞美的事情比值得卑视的事情更多”。赞美原本对生 活已经淡漠或颓丧的人,由于一场致命的灾难而奋起,他们“不能够成为圣徒”,但“ 致力于成为治疗者”,以此重新赢得人生的希望。
这是一群世俗的圣徒,他们不是反抗者。他们无非是在一场从没想到过的可怖考验中 坚持了作为人的底线。即使那些在灾难中死去或崩溃的人,在一种挽歌般的叙述中,也 都闪现出某种人性的尊严和光辉。这是加缪在他所不屈服的上帝面前为人类所作出的辩 护。
随着作品由开始的平缓持重,到最后的激情充溢,李尔与加缪、作者与叙述者也在渐 渐接近。此时的李尔,在“深深释然”之后,虽然不能认同那些即使疫情过去还是要坚 持“按照黑死病的标准来生活”的人们,但他作为一个医生,知道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 战争。他知道什么将与人类共存。他也永远有一只警觉的耳朵,在听着木头后面“那熟 悉的悉嗦声和啃噬声”。而作者加缪,也深知文明的深重症状和精神的艰难,深知在灾 难过去之后,也许正是对苦难的可怕遗忘,是旧秩序的全面恢复。因而他的李尔医生知 道从俄兰城中升起的欢呼声是“朝不保夕”的,因而在这欢呼声中,李尔为他所热爱的 人们敲响了警钟:
“黑死病的病菌不会死灭或永远消失;它们可以经年累月潜伏在家具和衣橱里;在卧 室里,地窖,箱子和书架里等待着;而有一天,为了给人类带来苦难和启发,它可能再 把耗子轰起来,让它们死在一座快乐城市的光天化日之下”。
就这样,加缪以此结束了他的这部作品,或者说,完成了一个寓言的自我循环,一个 神话的永恒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