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隐通容《五灯严统》的毁板与日本重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费隐通容论文,五灯严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明末清初，临济宗天童派禅僧费隐通容(1593-1661)编集禅宗史书《五灯严统》，主张在慧能曹溪下二派中，应该首列南岳，次纪青原，并认为云门宗、法眼宗出自南岳派下；把曹洞宗无明慧经(1548-1618)列于未详法嗣，晦台元镜(1577-1630)、永觉元贤(1578-1657)归入未承嗣法；又指出湛然圆澄(1561-1626)与无明慧经一样都无师承，认为“二老杰出宗匠，何曾得法于本师。出世拈香，仅假名色，从上来源，全无可据。”①《严统》印行后，湛然圆澄的法嗣三宜明盂(1599-1665)、法孙远门净柱(1601-1654)等人著书驳斥，阻止流行，并向浙江省府提起诉讼。此案最后以费隐败诉，《严统》毁板了事。
《严统》诤讼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关于《严统》的内容结构、主要观点、诉讼结果，学界已有过一些论述。②而关于《严统》的成书、毁板、日本重刻及其流传影响，还缺乏详细分析。本稿主要通过综合考察费隐与其法嗣隐元隆琦(1592-1673)生平中涉及《严统》的相关事迹，拟对后列诸问题做粗浅的梳理。
二、费隐通容与《五灯严统》成书
费隐通容出身于明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何氏，14岁出家，崇祯三年(1630)七月在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受密云圆悟(1566-1642)付法，为临济宗第三十一代传人。费隐自崇祯六年(1633)于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开法，历迁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天童山景德禅寺、杭州府余杭县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虞山维摩院等十余处道场，晚年住持浙江省嘉兴府崇德县福严禅寺，并在此示寂。费隐培养以隐元隆琦为首的64位法嗣，在密云圆悟开创的临济宗天童派中法脉独盛。其著述颇多，保存至今。③
《五灯严统》的印行成书，是在费隐住持径山期内的顺治十年(1653)闰六月。《福严费隐禅师纪年录》顺治十年癸巳载：“闰六月，五灯严统成。”④在此之前，《严统》经历了编辑、刻板、印刷的一个长期过程。
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费隐当时住持金粟山广慧禅寺，准备撰修禅宗灯录，为此公开布贴启示，征求诸方意见。《严统》遭诉讼后，费隐辩解说：“容修此书，矢公矢慎，十易星霜”；⑤又说：“又谓严统皆窃彼续略所订，不想余徵修一启，已于壬午年出布，海内共见。”⑥清康熙年间释纪荫编纂《宗统编年》，也叙及费隐编修灯录：“费隐容和尚补住金粟。徵修传灯录。明三百年间，诸祖语录散行宇内，多所亡失。天童悟和尚遍求遗言，如破庵、无准、宝藏、东明、宝峰，本支祖录，皆无从考订。容住金粟，念从上法脉所系，失今弗图，后弥不易，乃启行徵辑。欲续《五灯会元》、《心灯录》后上下数百年间，成一家言。”⑦纪荫还提到：“迄今读金粟徵修灯录之启，不禁为之痛哭流涕，欷歔累日。”⑧
顺治七年(1650)九月，《严统》在云间小昆山房基本定稿，接着开始刻板，到顺治八年(1651)春在海盐县完成。参与其事的除了费隐，还有费隐法嗣百痴行元(1610-1662)，檀越徐昌治、李士材。《严统》卷首题记：“重订五灯严统衘氏：徐昌治，字觐周，孝廉，浙江海盐人。李中梓，字士材，明经，江南华亭人。详定五灯严统名氏：释通容，字费隐，现住径山。辑续五灯严统名氏：释行元，字百痴，现住金粟。”其中徐昌治除了参与编辑，还主持刻板并支付费用。在顺治八年(1651)六月为《严统》所作序中，详述开版经过：“余三人矢公矢慎，遡源析流，采集五卷，皆百禅师，苦心遍索，手录成帙者。比时深忧任事无人，募赀乏力。余目击时艰，慨焉担荷，束卷南还，输金购棃，鸠工写劂。旋到金粟与百师，又加厘剔，亲为较雠，朝催暮逼。至春初竣业，而后喜可知也。共前翻刻，计二十五卷，总颜曰《五灯严统》。茲秋孟径山老人寄士材序文至，阅之，朗朗揭日，足令售膺鼎者缄口。”⑨徐序中“共前翻刻”指《严统》前二十卷，内容基本沿袭南宋《五灯会元》⑩，“采集五卷”指《严统》后五卷，是南宋至明末的僧传。《严统》刻板完成后，不断修订。顺治十年(1653)春，费隐为《严统》作序。(11)至此，《严统》算是最终定稿。当年闰六月，《严统》印刷流通。
三、《五灯严统》编修
继承本师密云遗志，续修禅宗灯史，以纠正禅林混乱，明确嗣法统系，是费隐向来志愿。他自言：“今也弥漫遍地，乱统莫稽，如稻麻竹苇，到处混扰。致满世间人皆不知觉，恬不为怪。不意禅宗一事，重如单丝系鼎，延到于今，如此浊恶，莫可掬其渊源。于戏惜哉！教外别传直指之道，将安寄焉？容也自机契密云先师以来，主盟此事，已二十余春。览此历来讹伪，并见斯世混淆，每扪臆痛心，不能自安。故始一知有宗门中事，便发愿欲一展笔。”(12)在编修《严统》同时，费隐还于顺治九年(1652)八月著作《禅宗渔樵集》，批评当时禅林师资泛滥，提倡应该效法古德，真造实践，避世修行。他写道：“慨夫丛林秋晚，法道凋伤，多见诸方不择材器，滥觞接受，致斯等人才出禅社，便欲应世为人。全无操践行持，随处依草附木。神宇路廊，都作开堂之地，以建宗立旨。自古风范较之，甚玷先觉。吾知教外具瞻，出此一变，不知何时而得底止。……是以向渔樵中采集高流，蒐罗僧宝，辄一评赞，以劝乎四海禅徒，不必将刚肠之志，没汩于浮名之上。……”(13)
与《渔樵集》一样，《严统》编修的根本意图也在于纠正禅林混乱。另一方面，在实际编修中，《严统》成书和定名受到远门净柱《五灯会元续略》的直接刺激。(14)南明弘光元年(1645)，远门净柱《五灯会元续略》编成。其中许多内容令费隐不满，而把青原系放在南岳系之前的叙述手法，更让费隐难以接受。他说：“曹溪下二派，首列南岳，次纪青原，载在《会元》，炳若日星。近见续略，所以续《会元》者，反首青原而次南岳。岂私尊其所自之祖，而颠倒其所续之书乎？且西天震旦，马驹两谶，俱主南岳，而青原无闻焉。即此亦可以定后先之序矣。”(15)费隐认为，《续略》先青原后南岳的叙述，从根本上颠覆了禅宗五家从《五灯会元》以来临济在前曹洞在后的传统序列。这在当时以提倡棒喝机用、标榜真参实悟而认为临济宗优胜于曹洞宗的他看来，是不可容忍的。他质问：“《夫五灯会元》一书，乃佛祖慧命。五家宗统，从来师师授受，昭若日星。近因《续略》书出，以素所推定之临济，忽然抑之于后。大公编载之曹洞，一旦抬之于前。大翻前案，殊属乖张。所以然者，迩来洞宗之内，多属提唱传帕。以口耳诵习之人，加于真参实悟尊宿之上，夺统乎？不夺乎？翻案乎？不翻乎？”(16)
为了阻止《续略》的影响，捍卫自身所属临济宗的正统地位，费隐加紧编修《严统》。他说：“亦谓余修集《严统》，乃管他家宗派是非短长，咸责余为多事。不知此书之修，固余素志。因时势多故，未遑卒业。兹因远门《续略》书出，多颠倒从上圣贤，以累及我宗，故不得已，亟为清楚，岂好为多事欤？”(17)费隐虽然在崇祯十五年(1642)就准备编史，当时并没有明确以“严统”命名。而此时他以“严统”命名所修灯史，明显带有针对《续略》的用意。他自言：“以及今时，堕车覆辙，如《续略》之书，著谬集讹，肆出当世，悉皆按栽。唯取今昔正宗的派，而当机契悟亲承者，汇辑成帙，题曰《五灯严统》。葢亦不离一灯，燃出五灯之意。抑亦严加勘较，从前相传道统，不涉紊乱而已。联旧续新，共二十五卷。”(18)
《严统》带着针砭《续略》的明确意图而修成，引发争议是可以想象的。费隐他们对于《严统》被诉讼并遭受毁板禁止的严厉处分，却是始料不及。顺治八年(1651)春《严统》刻板完成之后，接着开始印刷。当年八月，在给法嗣亘信行弥(1603-1659)信中，费隐写道：“《五灯严统》板已刻完，费至千金。此书普天衲子悉欲请阅，其奈无银买纸，不能遂吾初志，甚为不了公案。朝夕在心，苦不可言。本欲寄一部送汝，未有鸿便，而知志怕重，不肯带归，并闻。八月廿八日，径山费隐容老僧字与亘信徒知之。”(19)从“本欲寄一部送汝”句，可知此时《严统》已经少量印刷成书。
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费隐给福清黄檗山隐元作信。《纪年录》顺治九年壬辰载：“师慨末法混滥，著《禅宗渔樵集》。黄檗隐元琦欲赴扶桑请，师念重溟深阻，作书止之。”他反对隐元东渡，同时催促隐元筹备《严统》印刷用纸，说：“严统大部书将完，不知纸事何如。亦当与南山商之为望。”(20)“南山”指亘信，当时住持福建漳州南山寺。可以推测，隐元和亘信应满足了本师要求，促成《严统》在次年六月公开印刷。
四、《五灯严统》诤讼
1、《五灯严统》毁板
《严统》印行后，引发三宜明盂、远门净柱等人强烈反对，导致诉讼。争议问题和当时情形，在费隐《五灯严统解惑篇》等文中有着详细反映。然而，关于当时浙江省府对《严统》的毁板处分，诉讼双方却都语焉不详。原告三宜的语录，没有提到《严统》。(21)而曹洞宗另一重要人物觉浪道盛(1592-1659)的语录，也仅叙及：“因睹费隐容公《严统》，复还天界修传灯正宗，以卫大法。”(22)
在费隐方面，《纪年录》顺治十一年甲午载：“十月，师过武林，杭绍绅衿因严统纷纷各有所袒。师惟将天王天皇两派所载书二十余种，随出以示，且云：‘立义不当，板从公劈；考核无凭，书从损益，何必以有司势力相倾夺耶？’众默然。独方伯梓木赵公赞叹之，道信姜公、仲嘉张公斡旋之。遂送《严统》板于灵岩，而存与废，师不复加意矣。”从“存与废，师不复加意”的婉转表达，可知此时已经是费隐败诉，《严统》被判毁板。
《严统》毁板于费隐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现在已经难以发现《严统》初刻版的印本，这似乎可以说明《严统》在刻板被毁的同时，流通印本也受到严格查禁。《严统》毁板的判决，主要是因为三宜等曹洞宗僧人得到当时浙江省府官员偏袒，即费隐所说的“以有司势力相倾夺”。后来江苏吴江人潘耒(1646-1708)也提及当时情形。
康熙三十八年(1699)九月，潘耒刊行《救狂砭语》，随后又刊行《救狂后语》，抨击当时广州长寿院僧人石濂的种种乖谬，其中也斥责石濂对费隐的诽谤。(23)潘耒提到：“其时浙中当事主先入之言，竟将《严统》毁板。然据当日萧抚军、吕臬司详文之语，不过云：‘费隐师心自用，法律难宽；《严统》追板火灭，并追原书，严行禁饬。费隐逃遁，候获日重究’而已。请问大清律上，何曾有师心自用之罪名？费隐现坐道场，何须追缉？此亦应酬情面，聊以结案而已。”(24)潘耒后来更直接点明当时官员与曹洞宗僧人素有交情，指出：“《严统》一出，洞宗三宜、远门辈各出书争论，费和尚亦出《解惑篇》辨之，彼此各有所据。其时洞宗人适与当事素厚，当事主先入之言，遂将《严统》毁板，只在抚院结案，未尝上闻也。……《严统》一案，止是缁流涉案，无关政体，内无科道之劾，外无督抚之参。洞宗人又未叩阍，臬详抚批，便尔结案。”(25)
如潘耒所言，《严统》一案实际上无关当时政体。浙江省府的毁板判决只是为了“应酬情面”，即照顾曹洞宗僧人的面子和感情，因而没有进一步拘押费隐。
另一方面，虽然《严统》毁板，费隐也被迫离开径山，但三宜等人把法门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议诉之于官府、借助官府力量打击对方的做法，也受到当时人批评。纪荫《宗统编年》载：“径山容和尚辑祖灯《严统》成，愚庵盂和尚闻之官。南涧问和尚、灵岩储和尚解之。(发明：法门大段，自应公论。至闻之官，则过矣。故直书之，而是非曲直自见也)”。《宗统编年》接着录有《磬山和尚与灵岩和尚书》，写道：“径山《严统》，有当严不严之弊，遂开不当严而严之衅。天皇天王其说已久，阙疑成信，著书立言之慎，固应如是。《会元》以南岳青原，俱称大鉴第一世，足见古人之公。而南岳居青原之首，亦岂有人我生灭心乎？寿昌云门，真不忝为曹洞中兴之祖。有统系，无统系，而洞宗的旨，敢不尊崇？东苑隐德深潜，得栖霞而大阐，车溪一段公案，去世不远，见闻当有公评，法眼自应洞照也。是是非非，法门关系，宁免纷争？独至藉力有司，世谛流布，此实下策，不得不为洞上诸公扼腕。栖霞显圣，久系相知，径山复同法嫡血，自无坐视之理。昨至吴门，审知专遣座元往还两间，周旋微密。在今之世，宁复有秉为法无私之公，如吾老侄禅师者乎？敬为前佛后佛，额手称庆。”(26)
磬山和尚指箬庵通问(1604-1655)，又称南涧通问，为天隐圆修(1575-1635)法嗣。(27)灵岩和尚指继起弘储(1605-1672)，为汉月法藏(1573-1635)法嗣。(28)《严统》一案发生后，两人充当调人，从中斡旋。箬庵认为费隐著书不够谨慎，同时也批评曹洞宗僧人借助官府势力的做法是下策。
在清初禅林中，三宜也是一位出色禅僧，戒行高洁，颇有人望。三宜事后可能也有所反省，所以在其语录中，没有编入与《严统》相关的记事。而后来他主动跟费隐取得和解，又可说明他对《严统》诤讼的胜负已经不再执着。
2、《五灯严统》处分的翻案
顺治十一年(1654)年底，败诉的费隐被迫离开浙江省，到江苏省避难。此后他于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住持江苏虞山维摩院、十三年(1656)九月住持吴江县尧峰院，所到之处，还是备受信徒欢迎。在这期间，《严统》诉讼的原告三宜与费隐逐步走向和解。
《纪年录》顺治十三年丙申载：“师六十四岁。正月，净慈寺无生公来述：‘三宜和尚为严统事托某备申其意，愿与和尚而陈忏悔。’师示答语，存别录。……九月朔，师进尧峰院，万指绕座，荐绅顾松文、姚文初、赵明远、沈匡来、周子佩、文孙符及琴川檀信，帆樯交映，缁素骈阗。初八日，三宜和尚造诣盘桓，自陈忏悔之意。灵岩继起禅师同张司农有誉到寺躬贺。次日入城中，舆公请瑞光上堂，听法者凡数千指，并答候三宜和尚暨剖石禅师。”三宜与费隐取得相互谅解，反映临济和曹洞两宗逐步恢复了和气。稍后潘耒也认为：“初因费隐禅师秉笔过刻，觉浪三宜诸师不得已而有言，至于涉讼。虽伤法门大体，然事过即休，其后并化一方，不相妨碍，亦已消融久矣。”(29)
顺治十四年(1657)五月，新任浙江省府官员发出批文，准许费隐重新回到径山住持。这实际上为当年费隐所受处分做了翻案。当时费隐在福严禅寺，为此上堂说法，设斋庆贺。其欣慰心情，溢于言表。
顺治丁酉仲夏，师在福严寺，径山僧同众护法请师再住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即日设斋请升座。…….。乃云：“有往必有复，有去必有来。此是世间寻常之理。山僧昔年于径山开法四载，山门庶务，悉有头绪。曾修《五灯严统》一书，因诸方有异同之见，乃风吹出山，迄今又觉三载矣。兹蒙抚台陈大檀越批文，准合寺众僧及各护法乡绅重复修其书启，敦请山僧依旧到彼弘扬法化，此虽转折之事，其实亦为美举，合山境物多赖光新。抚台功德高大如天，博厚似地，朝持暮诵，无能报其万一。唯祝官星长耀，禄位弥坚，佛光有灵，必不虚照。但山僧望七之年，精神不逮，常住事业，不敢承领，一切契券，山场庶务，仍凭监院及众耆旧掌管。山僧虽然允其再请归山，唯一心一意与十方衲子主盟斯道，以圆昔日旧时公案。除此之外，更无他志。况此福严寺基业亦大，不能释手。谚云：‘有头必定有尾，有始岂复无终。’在寺衲僧，凡发心出力相助者，切勿懈怠，只如有感必应一句，又作么生道？幸得天台垂雨露，山川草木尽敷荣。……且昔年秦抚台公断，而今陈中丞批文，不妨两彩一赛。更说小偈以表明之：‘一手抬兮一手搦，十分佳话播皇州，衲僧一任传消息，凤舞鹏腾两径游。”’卓拄杖下座。(30)
可知，费隐虽因《严统》诉讼离开径山三年，却并未辞去住持一职，在此期间径山也没有进新住持。这种情况也说明《严统》诉讼在当年只是草草结案而已。可以推察的是，应该是拥护费隐的缙绅们从中斡旋，促使新任官员为《严统》处分做出翻案。而更令费隐感到高兴的是，在《严统》处分翻案的同时，隐元隆琦在日本重刻了《严统》。
五、《五灯严统》重刻
1、隐元隆琦与《五灯严统》重刻
隐元隆琦与费隐同乡，出身福清林氏，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出家于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崇祯七年(1634)一月在黄檗山嗣法费隐通容。隐元两次住持黄檗山，累计达十七年，复兴黄檗山为东南一大丛林。南明永历八年(1654)六月，隐元东渡长崎，此后弘法日本，直至逝世。隐元开辟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创立日本黄檗宗，被尊为黄檗宗开祖，在生前受日本皇室赐号“大光普照国师”。其语录丰富，广为流传。(31)
隐元始终支持本师费隐，曾经为《严统》筹备用纸。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隐元派遣回国的专使古石到达虞山维摩院，省觐费隐。这时费隐让古石带走一部《严统》转交隐元。在给隐元信中，费隐写道：
旧岁孟夏为法门担忧，不安一年，及季冬葛藤悉断，遂出径山以应琴川。众乡绅将虞山维摩古刹相延栖锡。……老僧仓卒，无所置办以复吾徒。唯《五灯》一部，四家字帖一套，银如意一握，名画一幅，老僧全录一部，略伴片笺之寄，当以收用。二专使尽心诚意，亦无一可赠，吾徒当以厚遇之，庶致老僧心安也。法门事大，笔不尽意，更祈谅焉。六月初一日，费隐容老僧书复首座隐元琦公照之。《严统》计十七册。(32)
“旧岁孟夏”指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季冬葛藤悉断”指十一月《严统》诉讼了结。“《严统》计十七册”在费隐墨迹中字体略小，是补充说明“五灯一部”。
隐元理解费隐的处境。日本明历二年(1656)七月，在给法嗣无得海宁(1606-1659)信中，隐元表示对本师的同情，也为《严统》毁板感到愤慨，写道：
“中华法道，此时极盛，此时极滥。吾知其沙汰必矣。是故径山老汉力救斯弊，著《严统》以正之，述《渔樵》以节之。滥嚣之徒，不悔其非，反诳当道，截断正路，毁其正言。当道不能激浊扬清，反扶邪摧正，则中华文物，眼目何在？而当事识见可知。血气衲僧，主盟斯道，宁无慨焉？嗟嗟，吾老矣，远水不济，惟愿汝等弘深于中，节操其外。”(33)
明历三年(1657)三月至七月间，隐元住在摄州普门福元禅寺(今大阪府高槻市普门寺)，让会下徒众重刻《严统》。今日可见的《严统》，就是这种日本覆刻版本。在跋中，隐元提及覆刻过程：
余小子遨游海外，不知吾师担荷法门之忧，其歉何如。一日过知浴寮，偶阅老人示逸然偈，有“流通法脉腾今古，无限风光令远思”之句，彻见师心片片。谓逸然曰：“子知之乎？”然少顷感悟密嘱之意，欢然承领，可谓见义而为，知恩有地。更有甚兵卫者，与数信士，共乐其事。启板于季春，不满百日，其工已竣，真猛于三军，迅如瀑流矣。大凡世出世间之事，至公至正，至明至当者，自有默默呵护存焉。故一谈吐顷，即成莫大之功勋，而启天下万世之正眼，岂小补也哉？是书老人怀之有年，稽古核今，的的相承，历历可据，无党无偏，明如杲日，照耀天下，禅林一时一刻不可无也。……旹丁酉仲夏念有四日，寓摄州普门福元禅寺，嗣法弟子隆琦谨跋。(34)
再刊的《严统》通过来往于长崎与大陆的贸易船，传回中国本土。在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信中，费隐嘱咐隐元大量寄回《严统》，写道：“幸得今上隆重济宗，自古以来无比。屡召善知识、如报恩玉公、天童木公及法孙憨璞公，相闻亦欲召老僧。不知法契之缘何似，一听之龙天也。庚子六月初七日径山费隐容老僧寓福严合十，复首座隐元公知之。……《严统》每年得寄数十部此土流行，吾徒德莫大焉。外补遗数章，当依此刻入。切嘱。此土皇上亦己御览，但未见批行。并闻。”(35)
从“外补遗数章，当依此刻入”，可知费隐还在不断修订《严统》。同时，费隐提到《严统》已经传进宫廷，并得到顺治皇帝阅览。这是由于入宫说法的憨璞性聪(1610-1666)的推荐。憨璞嗣法于百痴行元，为费隐法孙。在憨璞语录中，有《进五灯严统表》，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36)。憨璞又在《复福严费老人书》中说：“先密老人语录，并《五灯严统》，奏进皇上，谓此书盛益于世，敕御书房装成四套，以俟入藏。”(37)
2、《五灯严统》的流传
《严统》在清初禅林重新流传并产生影响。当时费隐派下僧徒以得到《严统》为幸。隐元弟子良冶性乐曾给隐元作信，请求寄赠《严统》，写道：“仍闻上旨初建太和，法道东兴，其在斯时。……严统并和尚全录求赐二部，至感至感。”(38)
《严统》传入日本，隐元法嗣即非如一(1616-1671)称扬道：“统上纲宗，联芳佛祖，严正法眼，照耀古今，直得虚空点首，万象扬眉。吾祖之功，盖有不可思议者矣。书至扶桑，如日东明，大地众生藉是而醒觉耳。”(39)当时日本佛教界也存在戒律松弛、师承混乱的问题。《严统》所强调的明确宗统、严格师承的主张，吸引了许多有志修行的禅僧。比如，原京都南禅寺僧人潮音道海(1628-1695)，在宽文元年(1661)读到《严统》后，向往隐元继承的临济法脉，到京都黄檗山隐元会下参学。潮音传记载：“辛丑秋始阅《五灯严统》，正知老和尚是临济正宗，天童嫡孙，自以谓‘昔时他岂昧我乎，我不识破他耳’。深悔前非，再登黄檗，诸师拒之。值独湛和尚崎阳旧好，而知师有见识，乃白老和尚，许参堂。”(40)潮音后来接受隐元法嗣木庵性瑫(1611-1684)付法，成为黄檗宗早期发展中的重要人物。
《严统》对日本佛教界的影响，还应该联想到日本曹洞宗僧人卍山道白(1636-1715)的宗统复古运动。卍山年青参学时，正当隐元黄檗宗日益壮大。卍山接触到《严统》并受其影响是自然的事情。卍山又曾到京都黄檗山参学，“见隐元、木庵二禅师黄檗。暨访江湖诸知识，皆以高宾待焉。”(41)
当时日本曹洞宗师承因按伽蓝相续而导致混乱，“代付作佣，将院换嗣，习久谓法，系紊统乱”。卍山认为：“佛祖传法，要在一师印证，面禀手授。”他为此发起了宗统复古运动。这个运动，在元禄十六年(1703)得到江户幕府下令实行，“八月七日钧旨，特命永平、总持，严立一师印证，师资面授，佛祖弘范不可滥条目。”(42)卍山的活动深刻影响了此后曹洞宗的发展。卍山的提倡曾经也是费隐的主张，使人想起费隐说过的：“从上佛祖相传，靡不面禀亲承，必有源流表信”，“唯是当机契证，亲承记莂者，方谱传灯。”(43)
六、结语
《严统》在故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却在日本获得了新生。它的命运反映着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围绕《严统》所体现出来的费隐与隐元之间的师徒情谊，是令人感动的。在重刻《严统》的同时，隐元也重刻了师祖密云和本师费隐的语录。《普照国师年谱》明历三年丁酉载：“二月，逸然监院请刻《五灯严统》，以酬径山老人素愿。师嘉其志，为跋其后。……重刻天童径山容二老人全录。”(44)隐元赞同费隐的思想，注重保存其语录，此后重刻了费隐的几乎所有著述。正因为如此，费隐著述能够完整流传至今，这种情况在同时代禅僧中是不多见的。日本宽文十年(1670)清明日，年届八十的隐元在京都黄檗山遥祭故国福清黄檗山的费隐舍利塔，此时他还念念不忘本师编修《五灯严统》的艰辛，说道：“挺身卫法，不顾倾危，为严宗统，命若悬丝。幸皇天之密相，虽万险而平夷。”(45)
在费隐生平，《严统》编修无疑是一项重要事业。费隐以发扬光大临济宗天童派为己任，志在振兴禅宗。他尊崇正统而追求纯粹，卫道心切且性格刚烈。从费隐著述可知，在法门内外，他与同门师兄弟、曹洞宗僧人，与天主教徒等展开过许多论争。在这些论争中，《严统》诉讼是突出的一件。
在禅宗史上，《严统》掀起的波澜，已成历史陈迹；关于其功过得失，古人许多评论，足供来者吟味。本稿仅粗浅考察了《严统》的成书与毁板、重刻与流传，以期再现当时事实。而关于《严统》在中日两国佛教中产生的具体影响，也很有必耍从佛教思想史的视角出发来进行深入分析。这将有待于后续的探讨。
注释：
①《五灯严统》凡例。《五灯严统》，二十五卷，费隐通容编。顺治十年(1653)编成，附费隐《五灯严统解惑篇》。日本藏经书院版，新编卍续藏经第13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7月。
②陈垣：《清初僧诤记》，卷一《济洞之诤》一·《五灯严统》诤，中华书局，1962年9月。永井政之‘明末に生きた禅者逹—費隐通容による五灯厳统の成立—’，“駒澤大学宗教学論集9”，駒澤大学宗教学研究会，1979年12月。鳥越文邦“費隐禅帥と其の著·五燈厳统”，“黄檗文華”88号，京都黄檗山万福寺文華殿，1986年7月。
③费隐著述可见十一种，本稿引用的有：1、《五灯严统》。2、《费隐禅师语录》，十六卷，崇祯十六年(1643)编成。日本明历三年(1657)刻本。原长崎博物馆藏，编号951。3、《费隐禅师语录》，十四卷，附《福严费隐禅师纪年录》二卷。门人隆琦等编。影印明版嘉兴大藏经第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4月。4、《禅宗渔樵集》，顺治九年(1652)编成。日本宽文五年(1665)刻本，爱知县黄檗堂文库藏。
④《福严费隐禅师纪年录》，以下略称《纪年录》。
⑤《复武林越州诸缙绅书》，《五灯严统》附录。
⑥《又复武林诸缙绅书》，《五灯严统》附录。
⑦《宗统编年》卷三一《诸方略纪·上》崇祯十一年。《宗统编年》，三二卷，清释纪荫编纂。光绪年间覆刻本。卷首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纪荫《宗统编年进呈奏疏》。卍续藏147册。
⑧《宗统编年》卷三十二《诸方略纪·下》顺治甲午十一年。
⑨徐昌治序，《五灯严统》卷首。
⑩《五灯会元》，二十卷，南宋大川普济著，卍续藏137册。
(11)费隐序，《五灯严统》卷首。
(12)同上。
(13)《禅宗渔樵集》序。
(14)《五灯会元续略》，八卷，远门净柱辑，卷首载南明弘光元年(1645)马嘉植序。卍续藏138册。
(15)《五灯严统》凡例。
(16)《复武林越州诸缙绅书》。
(17)同上。
(18)费隐序，《五灯严统》卷首。
(19)日本吉川信泰藏费隐墨迹，《世界宗教研究》总第22期封三载。参考周铮《费隐禅师手扎考释》，《世界宗教研究》总第22期，北京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1985年12月。
(20)京都黄檗山藏费隐墨迹，《书信集》43页载。《旅日高僧隐元中土往来书信集》，陈智超，韦祖辉，何龄修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3月。
(21)《三宜明盂禅师语录》，十一卷，门人净范等编。嘉兴藏27册。
(22)刘余谟撰《传洞上正宗三十三世摄山栖霞觉浪大禅师塔铭并序》，《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卷十二。《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十二卷，门人大成大奇等编。嘉兴藏25册。觉浪为晦台元镜法嗣。
(23)《救狂砭语》一卷，《救狂后语》一卷，清潘耒撰，康熙三十八年(1699)自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85册，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北京出版社，2005年。
(24)《救狂砭语·与长寿石濂书》。
(25)《救狂后语·再与石濂书》。
(26)《宗统编年》卷三十二《诸方略纪·下》顺治十一年甲午。
(27)《五灯全书》卷六十八《杭州府南涧理安箬庵问禅师》。《五灯全书》，百二十卷，清超永编，卍续藏140册。
(28)《五灯全书》卷六十九《苏州灵岩退翁弘储禅师》。
(29)《救狂后语·答鼓山为霖和尚书》，作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以后。
(30)《费隐禅师语录》卷九《上堂》。又，本段语录中费隐提到“昔年秦抚台”，而后来潘耒在《救狂砭语·与长寿石濂书》文中提到当年浙江抚台是“当日萧抚军”。应该一方有误。
(31)现存可见的江户时代刻本，隐元语录达43种，年谱4种。平久保章氏根据这些语录年谱，编辑影印而成《新纂校订隐元全集》，十二卷，共5486页，日本东京开明书院，1979年10月。
(32)京都黄檗山藏费隐墨迹，《书信集》49页载。
(33)《复栖林无得首座》，《隐元全集》2234页。另，《普照国师年谱》日本明历二年丙申条载：“七月…复…嗣法无得宁、慧门沛、虚白愿等书”，《隐元全集》5228页。
(34)隐元：《重刊五灯严统跋并赞》，《五灯严统》卷末。
(35)京都黄檗山存费隐墨迹，《书信集》64页载。
(36)《明觉聪禅师语录》卷十四。《明觉聪禅师语录》，十六卷，门人寂空等编。嘉兴藏32册。另，关于憨璞向顺治皇帝推荐费隐，可参考陈垣《语录与顺治宫廷》文中“一憨璞语录三部·丁费隐不遇”，《陈垣集—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收，黄夏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37)《明觉聪禅师语录》卷十四。
(38)京都黄檗山存良冶性乐墨迹，《书信集》360页载。
(39)《题严统后》，《新纂校订即非全集》1357页。《新纂校订即非全集》，平久保章编，四卷，共1502页。京都思文阁，1993年12月。
(40)凤山元瑞撰《黑泷潮音禅师行业记》，《潮音禅师语录》附录。《潮音禅师语录》，日本元禄九年(1696)刊，京都黄檗山存。
(41)《鹰峰和尚年谱》宽文九年，《鹰峰卍山和尚广录》卷四十九。《鹰峰卍山和尚广录》，门人白龙编。《曹洞宗全书语录二》收，日本曹洞宗全书刊行会，1931年12月。
(42)《鹰峰和尚年谱》元禄十六年。
(43)《五灯严统》凡例。
(44)《隐元全集》5230页。
(45)《祭本师费老和尚塔》，《隐元全集》3477页。